即兴对白｜50岁才当导演，但我有看过世界的眼睛
2020年10月25日，第一届IM影展见证了一位新导演的诞生以及一部佳作的登顶。四年后，我们与这位老朋友再次相聚，聊一聊她这些年的创作。
在所有的解读开始之前，目光先投向主角，隋淑芬导演。
台湾腔，干练的短发，远视＋近视的黑框眼镜，眼角有一些皱纹，看起来好像和大多数参赛者不太一样——她初出茅庐，却不青涩，她是谦逊的学生，却有看过世界的双眼。
隋淑芬导演
她来自高雄凤山，在平面媒体行业工作了二十余年后，遇到报社结束营业，毅然转换跑道考学，进入专业学府台艺大，投身最爱的电影。
2022年硕士毕业后，她继续攻读博士，读博期间，她同时进行短片和长片创作，每天面对学业、创作、家庭等多重压力，几乎都要忙到晚上九、十点才能空闲下来。如此高强度的学习与工作，让人佩服她的毅力与坚持。
她特别的人生经历令人好奇，“大龄从影”意味着什么？在不同的创作环境里做导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这篇文章，给出答案。
01
隋淑芬：年龄不是电影梦的阻碍
IM: 您曾聊过自己是在知天命之年时，选择遵从心中的电影梦报考台湾艺术大学。在台湾地区的教育体系里，您报考的过程是什么？
隋淑芬：台艺大作为台湾学习电影的龙头学校，主要分三个阶段来考核。
首先要准备备审资料，第一阶段要交作品集、企划书。作品集可以是影片、剧本、小说、新诗、绘画、摄影……企划书内容包括自我介绍、学历、经历、报考动机目的、未来的学习规划等。
审核通过后进入第二个阶段——笔试。当时笔试的内容分为中文、英文与电影。因为我是门外汉，在电影方面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于是我把全部精力放在电影。在这中间我也上网找了历年的“考古题”（相当于大陆的“真题”）模拟作答，通过苦读加上练习“考古题”来备考。
最后，当备审资料与笔试都达到绩优标准后，就会通知你去面试。口试加笔试加备审资料，三项分数平均后成绩取前几名录取。
《带妈妈出去玩》（2019）拍摄花絮
IM: 在这个年纪入学、入行，会不会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隋淑芬：压力肯定是有的，而且比同侪大很多，包括体力不足、耐力减弱等。总觉得落后起跑，又非科班生，一定要比别人加倍努力学习。
年龄偏大可能会导致创作者对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产生怀疑，觉得自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创作时机。社会上也存在一些关于年龄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例如认为创作者应该是年轻人，年龄偏大的人可能会被认为缺乏创造力和创新性。这种外界观念和期待可能会对创作者产生一定的压力和影响。年龄偏大的新导演可能会面临行业认可和机会限制的挑战。
《五花肉》拍摄现场
IM：读博士似乎不是当导演的必然选项。
隋淑芬：我读的是“影音创作与数位媒体产业”博士班，它的“影音创作”特色吸引了我。拍片需要大量资金，而相关部门的补助竞争非常激烈。再加上我年纪偏大，半路出家，质疑的声音相对较多，如果拿不到钱，就拍不了片，久而久之，热情就会被消磨掉。
所以博士班的理论学习和拍片实务课程，对我来说都可以学到很多。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拿到补助，我依然可以通过学校的实拍课保持创作。我认为这样可以让我一直保持在创作的状态里。
02
隋淑芬：我会持续关注人性与社会
IM：这几年台湾地区整体的创作都在偏向现实主义和社会批判，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您后续的创作会考虑往这方面深入吗？
隋淑芬：我一向的创作风格都偏向写实主义，毕制《带妈妈出去玩》影片中也有社会批判，聚焦“长照悲歌”的现象，从照顾者的角度看人性的挣扎、两难。结局大逆不道遗弃妈妈，让人批判儿子不孝之余，也希望带给观众更多的反思。
我觉得这种风潮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趋势会让创作者，包括我自己更加关注社会现象与人性纠结的议题。
当然，我也不会盲目跟着风潮走，我会保持一贯的创作方向与风格，持续关注人性、家庭与社会，并且不断丰富自己创作的多样性。
《带妈妈出去玩》（2019）剧照
IM：《带妈妈出去玩》之外，您在实验短片、纪录片等类型中也有涉猎，有意无意的，镜头都对准了女性。所以您会刻意关注女性吗？能不能谈谈作品中的女性表达。
隋淑芬：有人说过，我的影片中都有着浓厚的女性关怀意识，但其实我并没有要刻意去走这样的路。
我觉得这种关怀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我身为女性，自然而然会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去看问题，看世界。以致作品中经常出现关注女性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中的权利、挑战和机遇。试图通过影像展现女性的多样性、力量和韧性。
《带妈妈出去玩》以及我现在正在后制的《五花肉》，都透过妈妈这个角色来呈现女性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我觉得身为女性，能在个体的经历和情感的需求层面上，更加深刻地展现一名女性内心的痛苦与情感纠结的面貌。
《带妈妈出去玩》表现一个失智老人的无助以及被边缘化的现状，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家庭对老年女性的漠视。
《带妈妈出去玩》（2019）剧照
好希望你们有机会能看到我的新作品《五花肉》。它是从孩子的视角看大人世界的不堪，特别是其中母亲的角色。影片探讨了这位母亲的痛苦、无奈、挫折、被嘲笑和身不由己的挣扎，还透过与先生的互动，呈现她在家庭中的地位。
这是一部年代戏，从一位作家分享童年挨饿经验发想，反映台湾早期普遍贫穷的社会现象。以女性为了糊口扮演“交易”的角色，男性被迫害后的无作为，凸显男性的缺席与女性的求全、韧性，也呈现夫妻关系中社会期待角色功能失衡的问题。
一直以来，父权主义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中普遍存在，女性是被宰制的，没有话语权，地位较低下。我的原生家庭和婚姻家庭中，也都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比如遗产分配、子嗣继承以及起名辈分等。
《五花肉》剧照
03
隋淑芬：在台湾地区拍短片可以请到一线演员
IM：据说在您拍摄《带妈妈出去玩》时面临着资金问题，而新作《五花肉》似乎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透露一下您的资金来源？您认为如何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发挥创作空间？
隋淑芬：拍摄《带妈妈出去玩》确实遇到了资金问题。那时我拿到了公视学生剧展的补助，共计约14万人民币（下同），扣除学校行政管理费一成，只剩下约合11万。我们找的演员是陈以文、刘引商等一线明星，工作人员各组Leader也都是专业的，所以预算非常吃紧，拍完我自己亏损了约6万。
《带妈妈出去玩》（2019）剧组合照
《五花肉》是年代戏，资金需求更大了，我找了专业制片估预算至少需要56万才不会赔。我拿了辅导金约合人民币27万，预算严重不足。心想如果每次拍片要赔这么多，这绝对不是一个良性的拍片方式。这样也许拍到后来负债累累，拍片的热情就消蚀掉了。
后来我就当机立断更换制片，更仔细的规划分配预算，设定亏损上限。
为了节省经费，前期也大幅删减剧本、场景，精简人事组织，团队以“母鸡带小鸡”的方式以学生为主一起“玩”，并减少搭景，尽量寻求资源找免费的二手衣、免费的场地等。
IM：既然花费高，为什么还要请陈以文这样著名的演员？学生作品就能和知名演员合作，这在台湾地区是一件普遍的事情吗？
隋淑芬：申请补助提案时如果有专业演员担纲演出，个人觉得在说服评委时是有加分的，除了“明星吸睛效应”以外，有经验的专业演员还能够诠释情绪到位，不让观众出戏。
当时能和陈以文和刘引商两位演员合作，我也特别开心激动，他们其实并不缺片子，学生短片也没办法给他们丰厚的报酬。
《带妈妈出去玩》（2019）剧照
我认为能够达成合作，最重要的是剧本，剧本要能吸引他们，角色要有挑战性，其次是考量这个企划案有没有潜力。有没有机会在重要的影展入围、获奖，以提升关注度和声誉。刘引商就跟我说过她当时从没有在大银幕演过失智老人，对她来说是一项新的尝试。
在台湾地区，有许多学生剧组都会邀请专业演员出演短片。《五花肉》就请到了小薰（黄瀞怡）和庹宗华，监制请到廖庆松，声音制作请到了杜笃之。
《五花肉》剧照，黄瀞怡（左一），代表作《哈勇家》《翻滚吧！蛋炒饭》
《五花肉》剧照，庹宗华（右一），代表作《苍天有泪》《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尾声
在IM两岸青年影展的首次线下颁奖中，隋淑芬导演说：希望能够“地久天长”地拍下去，带着下一部作品回到IM。
为此，这次我们问了她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导演是您确定选择的终身职业了吗？
她这样回答：是的。我觉得拍电影是一个很迷人的职业，虽然它让你赔钱、爆肝、受尽折磨，但当你写的故事被全世界的人看到，大家看完后情绪被打到、深受感动，给你反馈，这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影像如同文字是有力量的，而且是有改变的力量。透过影像，我们仿佛“照镜子”一般，在解谜的路上，透过镜射反观，有人透过对话被疗愈，有人泪流满面咀嚼反思，这是何等神奇美妙的事啊，这让人无所畏惧、只想一直拍下去。
当我考上电影研究所的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要拍到地久天长，拍到老，拍到在摄像机前的最后一刻，那是最幸福的事。
《带妈妈出去玩》（2019）拍摄花絮
第4届IM两岸青年影展
主竞赛单元和生生不息成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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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主竞赛单元】征片截止时间从2024年5月20日延期至2024年6月20日！征片公告《第四届IM两岸青年影展征片开启丨风再起时》，延期公告《主竞赛单元征片延期公告》
【生生不息成长计划】征案截止2024年6月30日！征案公告《生生不息成长计划征案开启 | 从项目到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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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IM两岸青年影展
IM两岸青年影展（In Moments Film Festival，缩写：IMFF）是以扶持全球高校华人青年影视创作力量为目标，集短片评比、论坛、展映等于一体的专业影像节展。
IM是“In Moments”简称，意为“从这一刻起”。作为高校青年影视创作人成长路上的支持与见证者，IM倡导青年创作人以影像为手段，呈现多元时代下社会发展的真诚表达。
文 | 自在生
编辑 | 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