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朗：情感书写需要一种非常冷静的方式︱冻土层访谈①
《父亲1941年9月18日的纪念照片》，黎朗，艺术微喷、铅笔书写，106.6cm×108cm，2010-2013年
2020年12月的一天，我在去往年代美术馆参加物象第二回展开幕式和研讨会，翻越南塘河上那座最为雄伟的拱桥的时候，萌生给艺术家做访谈的想法。
站在那座桥上可以看到温州的两座地标建筑：世贸大厦和置信大楼，像两根高低的筷子。我想何不给难得来温州的艺术家朋友做个访谈。
访谈的前提一定是我有感兴趣的话题要向他们请教，和他们交流。那访谈和对话何尝不是一条桥。
于是说干就干，利用研讨会前后的时间就在作品展位前和艺术家快速地聊了几分钟。我的问题是有备而来的，而艺术家的回答是完全即兴的。
陈有为：我看了你的作品特别有感触，在过去的2016年到2017年，2016年我的爷爷去世，87岁，2017年我妈妈去世，60岁。像你拍摄的这些东西，我爷爷的遗物，眼镜、手串、假牙，我都留着，包括我母亲治疗期间的那些影像我也都拍了，包括母亲的遗容，但是我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
黎 朗：转换。
陈有为：怎么转换？你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这个作品。
黎 朗：这个只是我整个系列中间关于物的部分，实际上我还有父亲最后的肖像，我父亲的身体和我父亲一些其他的东西。整个来源是来源于我计算我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日期，就30219天，每个人大概也差不多这个数字。但是我父亲去世以后，实际上我面临的问题和你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我特别想做一个关于纪念我父亲的作品，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陈列，如果仅仅是拍这些静物，我觉得完全是不够的，而且是非常平常的东西。
我思考了很久，那一次我父亲下葬，到墓地的时候，我看见每个人的墓碑上面永远是他出生的日期和去世的日期，用简单的破折号连接就把整个人的一生给概括了，我觉得我的父亲不能让他这样，我要用一个作品让他整个一生完整呈现出来，当时我就想到这个日期是有文章可做的。
我又翻我家的家庭照相簿，我找到我父亲最早的影像，1941年9月18日。我对着这张照片，因为有这个日期，有他的形象，我就对我父亲这一天产生了一个想象，实际上背后还有他的一些字，包括他在成都某相馆照相，他送给他哥哥。我觉得这天非常具体，可能他今天早上穿着新的白衬衫去到离他家不远的照相馆，很具体的一种叙事就产生了。
一个照片有日期就能固定他的一天，我如果在这个照片上书写他一生是不是就可以有他活过的痕迹、活过的过程，他的一生是不是可以完整的呈现出来。我就用这两个切入点开始试，就开始不停地一次一次书写他生活过的这些日期，就是30219天。实际上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是我对我父亲每一天的想象，想象有一个基础了，然后到我出生以后就越来越具体，一直到他临终前十多天，实际上就是历历在目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开始书写。我刚刚在座谈会谈到的就是这个物的在场和不在场实际上是和我父亲的在场和不在场是有关系的。
陈有为：起止的时间是一样的，但是每一次重写都是你对父亲的一次怀念
黎 朗：对，不停地书写。如果我这套是26张，我就书写26次。
陈有为：你在哪里的展览上在墙上写过一次是吧？
黎 朗：对，在成都千高原的展览上我重新在一个公共空间上又把我父亲的日期书写了一次，书写完以后，又用刀给它剐掉，就成了一个斑驳的墙面。因为我觉得在家里面或者工作室书写这些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当这样的书写行为在公共空间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和公众的对话，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当它在墙上成形了以后，它变成了一个人一生的一种形状在上面。
陈有为：我在处理我爷爷留下来的遗物、我妈的影像的时候，我也在考虑，我的爷爷、我的妈妈对我的个人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我把它做成一个作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我个人情感的这种表达它对公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它的价值在哪？
黎 朗：实际上我书写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这个问题，这套作品好或不好我是考虑过，但是我就觉得外界对这个作品持否定态度对我一定都不重要，这套作品的重要性是在于我自己。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我在后面才想这个东西，它在和公众产生……
这些作品在公共场合展览已经成了一个抽象概念的父亲，实际上和每个人的一生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像我们到这个年龄有亲人去世更能产生共鸣，而且这种东西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因为我这个作品标题叫《30219天》，很多人都问这是什么意思。
陈有为：一个人一生的历程。
黎 朗：就像前段时间有个朋友看我这个作品，他说了一个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以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起码可以有二三十万天吧，从来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在我的经历中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觉得是应该和公众产生共鸣的，而且这一套作品对父亲的怀念是有普世的这种对话可能性在里面。
黎 朗：比如我还有两张作品是拍我父亲身体的，是在夏天给他从卫生间搀扶出来的时候，我接触我父亲身体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极其的陌生。
陈有为：对，我从来没有抱过我妈妈，我妈妈原来很胖，我妈妈生病之后，很瘦，皮包骨的感觉。我有一次扶她上洗手间的时候我眼泪都快流下来。
黎 朗：对。包括现在我过街拉我母亲手的时候，肯定你是有这种感受的。当你讲起这个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这种共鸣在里面。
陈有为：这个照片是父亲留给你一叠的钱吗？
黎 朗：抚恤金。拿在我手里面就这么厚一叠。三万多块钱，我想一个人的一生平均下来抚恤金就一块来钱，我觉得是一个极其荒谬的事情，但是这种荒谬我想给它放大，我把它拍成一个纪念碑一样，就动脑筋用微距不停给它放大。
陈有为：父亲走了，你就把他留下来的遗物当做肖像去拍。
黎 朗：对。刚才我说了，实际上这个就是在场和不在场的一个东西。我几乎没给我父亲像创作一样去拍过任何照片，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陈有为：那个是父亲写的字吗？
黎 朗：是这样，因为我父亲是呼吸道疾病，他到后期几乎没有力气跟你说话，我们所有交流都是通过书写，我说，他能听见，他回答问题和对我的提问都是通过这个小本本写下来。因为我当时是在广州工作，每个月工作放假以后都会回成都。有一天我必须要离开了，要回广州，但我又不能跟我爸说我走了，我回广州了，我觉得对他太残忍了。我就跟他说，我走了，实际上我跟他说我回我住的那边去了，他就问我，你走了哪个时候再回来。当时我觉得还没什么，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是非常……你看下面是后天请你早点过来。
陈有为：对，老人到那个时候需要陪伴。
黎 朗：对，他需要一种力量跟随他。
陈有为：这个呢？这是你父亲戴的一个手串。
黎 朗：他的手环。实际上我家里面不信佛教，也不信什么宗教，但我父亲的病很长时间这里求医、那里求医都没做了，我妈妈就到一个寺庙里面请了一个手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让他戴着，实际上就是一个安慰。
陈有为：从情感可能还是很混沌的状态，这个作品让这种情感稍微有一些秩序但也还是很有限的表达。现在回头去看，你怎么看待比较个人情感化的作品？
黎 朗：当你这个话题具有普世价值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仅仅是自我的伤痛的话，我觉得要谨慎。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把自己的……
陈有为：沉浸在自己内心里面。
黎 朗：那个东西我觉得是只有你有，或者这种传达没有效果的时候，就是很尴尬的一个事情。
陈有为：就是说它要具备普世价值，要更能够打动更多人。
黎 朗：我觉得通过书写实际上是把那种情感不停在压，通过一种非常冷静、非常消耗时间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通过去细看这个，因为还有一个现场感，远看的时候就是一些很简单的物件，但是你会看到这个照片很奇怪，有一层灰度在里面，或者有密密麻麻的东西，当你凑近看的时候，就从什么都不知道到你知道上面有什么，这种现场感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这组作品你如果在手机上看那个传递是很有限的，所以我很多作品就是你必须要到现场去看。
插 话：你刚才没有讲这些的时候也觉得很平淡，但是一讲，马上把你的感情接进去。
陈有为：生活一辈子的重量感。这个是跟你的家族、你的情感有关系，你整个创作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作品，比如说跟你的家庭有关系？
黎 朗：可能更多是和我个人有关系。
陈有为：你好像对时间特别敏感。
黎 朗：对，实际上我做这些东西都是关于时间的。
陈有为：《父亲》也是，《1974》也是。
黎 朗：《某年某月某日》在现场也是会感觉到时间的流失，因为它是一个装置，有图片的流动、运动以后带来时间的概念在里面。
插 话：一个小时一张。
黎 朗：它还是时间。
插 话：去年你在吗？
陈有为：我去年没去（连州），所以我跟黎朗是第一次见。
黎朗的生命书写
陈有为
2020年12月曾拍摄《彝人》的成都艺术家黎朗以一组记载他的父亲遗物的作品参展温州年代美术馆发起的物象摄影第二回展。这是一组父亲的遗物照片融合他的书写的作品，黎朗以书写来追忆和缅怀父亲的一生，他以书写来实现从个人情感到公共艺术作品的艺术转换。
黎朗铺开相纸，用手轻轻拂过，如同抚平父亲一生走过的世界，他开始书写，从父亲出生的那一天，一直到父亲死去的那一天，想象一个生命的生发，强盛到枯败。我们可以想象黎朗一定沉浸在对父亲的追忆和怀念这种强烈的情感里面。这30219串数字是父亲活过的每一天，可以想象这过程的艰难，不仅仅是书写本身的艰难，更是一次跌宕起伏的情感历险。这种书写难免会陷于疲乏、枯燥和乏味，但这就是生命行经的过程。与其说他是在书写父亲的一生，不如说是对生命的热力、荣耀、悲怆和脆弱的反复演绎。
黎朗在书写的过程中不仅在回忆父亲，实际上也是在确认在父亲历程中的自己，也因此由这件作品延伸出了他对于自己记忆元年的追溯，后来有了《1974》。
艺术是一种形式，而黎朗将艺术实践为一种行为的过程。黎朗说，这是父亲以另外一种方式陪伴我度过这起起伏伏的十年，黎朗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次艺术转换。
黎朗的这组作品不仅仅是26张充满生命灰度的照片，也是把它呈现为一种行为的过程。黎朗更像一个时空穿行者，在这漫长的时空穿行中走完了父亲的一生，父亲、时间以及时间中的父亲、时间中的我交织在一起。他用书写的行为来确认父亲活过的这一生，也完成了对父亲的再认识。
影像不仅仅表现为图片内容的信息，更有它的物质性，就是纸张的属性。这是很多艺术家在拍摄和制作影像作品的时候所忽视的，而黎朗恰恰是在书写中将现成影像融入了书写者的信息。多年前我还在纸上写小说、短文的时候，特别在雨天，笔尖划过发潮的纸张，物所散发的那种温润、质朴而动人的质感，只有写作着的人可以接收到。
人这一辈子能活多少天，很多人对自己的生命的长度是缺乏精确的数字概念的。我记得看过一个触目惊心的视频，实验者将一个人可能活的天数写在纸上，受访者根据年龄划去已活过的天数，然后按每周或每月能够和父母见面的天数，如此删除下来，我们真正能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很多人在看到这个视频的实验结果之后纷纷落泪。这个实验和黎朗所做的区别是，黎朗在纸上建构一个人的一生，而这个视频所做的是将人的过去慢慢撤销，逼入绝境。
反观自身，以黎朗父亲作为参照，我的未来已经比过去短很多，这也是我近年来越来越愿意谈论死亡话题的原因，生命的紧迫仓促感是扑面而来的。
在过去的2016年到2017年，我有两位亲人相继离世，爷爷因老迈在87岁去世，而母亲因为无法治愈的疾病于花甲之年离世。那两年是极端焦虑的两年，是悲伤的汪洋随时泛滥的两年。爷爷去世之后我也保存了爷爷的遗物，母亲在治疗期间我也拍了照片，甚至保留了母亲的遗容。这些东西深锁在我的柜子里、我的电脑里，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将亲人离世的这种情感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在温州，我问黎朗，黎朗说，我们碰到过相同的遭遇，那就是转换，通过十年的时间黎朗用书写的方式进行了情感的转换。
我似乎用质疑的口吻在问黎朗，一个人个人情感的作品化为走向公众的艺术品，这种个人情感对于他者又有什么意义？黎朗坦陈只是在作品做完之后才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他认为个人的情感作品具备公众的价值，那一定是要触碰到或者揭示人类共同的情感，或者说普世的情感，具有生命的普遍性。
《30219》，黎朗祭奠父亲的作品，当它呈现在公众空间的时候，父亲实际上泛化为一个抽象的父亲。黎朗的作品迅速地揭示艺术必须指向人，它必须关乎人的生命、记忆、时间、情感和价值，艺术必须碰触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它才具有它的价值。现在过分宣泄个性和铺排个人情感的作品可谓多如牛毛，但大都陷入内心的深渊不可自拔，成为只属于个体自我陶醉的玩意。按诗人俞心樵在谈论诗歌的《碎片集》中说的，“因为这样的个性与特殊性还不具备走向共性与普遍性的能力。而良好的共性与普遍性必然反过来提高个性的质量与容量。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个性都值得尊重的。在生命的更深刻的层面，个性是多余的。”艺术家在创作时必须逃避个性、超越个性，去试探、抵达普遍人性。
生命的书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艺术家的生命肯定要参与艺术的进程，并作为极端重要的价值元素融入到作品。
2021.3.18
2020年12月温州，我和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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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为
作家，摄影师，摄影评论人
《中国摄影报》专栏作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