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下载应用
提交文章
关于我们
🔥 热搜 🔥
1
1
2
1'"
3
@纽约时间
4
百度
5
bxss.me
6
1'
7
@诉说趣闻
8
习近平
9
http:bxss.me/
10
//bxss.me
分类
社会
娱乐
国际
人权
科技
经济
其它
首页
下载应用
提交文章
关于我们
🔥
热搜
🔥
1
1
2
1'"
3
@纽约时间
4
百度
5
bxss.me
6
1'
7
@诉说趣闻
8
习近平
9
http:bxss.me/
10
//bxss.me
分类
社会
娱乐
国际
人权
科技
经济
其它
二湘:朱令去世一周年,清华学子控诉清华在朱令案中的冷血和无耻
“四川大学姜涛与爱人程月玲”,你们现在还好吗?
为了这部描述从“反右”到“文革”的禁片,田壮壮付出了十年不能拍片的代价
关于字节基建
李宜雪的良知卖了2万元,真正需要声援的是罗灿宏啊
生成图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查看原文
其他
走出未知领域,需全面、理性评价“四万亿”
Original
李宗光
经济机器
2023-02-13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专栏,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入原文页面
年初以来,疫情迅速暴发,蔓延至全球,形成了百年难遇的全球大流行,经济活动因隔离而“冻结”。我国1-2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大幅下降,增速多创改革开放以来新低。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再次正在进入未知领域,形势严峻程度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呼吁决策层采取果断行动,避免出现经济硬着陆和大规模失业;但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因完全否定“四万亿”,视宽松为走老路,自缚手脚,放任经济跌落悬崖。值此破立时刻,笔者认为,全面、理性评价“四万亿” 功过,破除偏见、禁区和枷锁,对于正确应对全球大流行病冲击、走出未知领域,至关重要。
目前各方公认的看法是,2008年金融危机是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期间,雷曼兄弟等大型金融机构破产,美国经济深陷衰退,最高约950万人失去就业岗位。金融危机也对我国造成了严重冲击,月度出口同比增速从2008年3月份的30.4%,骤降至2009年5月份的-26.5%,降幅高达56.9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收入和利润等经济指标同比增速大幅下降,众多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图1)。中央审时度势果断推出一系列被称为“四万亿”的刺激计划,迅速扭转了经济下滑局面。
前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提及“四万亿”政策出台细节:“我记得在6月底,我陪总理到江苏无锡国棉一厂视察。这次视察前,不断有简报和信息反映纺织行业全行业亏损,出口出不去,导致出口型企业停产、关门、倒闭、工人下岗失业。在现场的小型座谈会上,总理就问无锡国棉一厂的老总:‘你讲讲纺织工业怎么了,出现了什么问题?’老总是一个‘老纺织’,他说:‘总理你让我讲真话还是让我讲假话?’总理说:‘当然讲真话,怎么能讲假话。’老总就说,现在的纺织行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年。我们当时一听都一震。改革开放三十年形势大好,你怎么说最困难。这位‘老纺织’详细讲了从2007年年底出现的国际经济低迷,出口出不去,纺织占了中国当时出口量的接近三分之一,这是纺织行业的状况。他说,‘我们无锡国棉一厂是全国纺织行业的排头兵,我现在都是这么个状况,整个行业可想而知了。’”
2008年金融危机来势之猛、扩散之快、影响之深,百年罕见。2009年一季度,实际GDP从危机前15%的高点,迅速下降至6.4%。CPI和 PPI均降至负值区间,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形势异常严重。
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调查,中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当时全社会信心严重受损,预期普遍悲观。
身处未知领域和崩溃边缘,刺激和宽松是唯一合理当方向,力度也必须超越传统和常规。决策者们展现出了勇气和担当,迅速启动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避免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崩盘。
果断有力的刺激方案使我国率先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在后危机复苏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追赶进程大幅加速。2008年金融危机中,全球货币和财政当局均推出史无前例的刺激方案,包括大幅降息、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等。
从投入规模看,中国财政刺激规模最大,但货币政策力度小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整体规模并没有特别“出格”(图2)。
但由于我国政策执行效果较强,经济率先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后危机时代,相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优势异常突出。以中国GDP占美国GDP比例为例,2000-2007年,这一比例每年平均提高1.7个百分点;2008-2013年,年均提高幅度迅速提高至5.4个百点,速度提高了两倍(图3)。
中国GDP占美国的比例,从2007年底的24.6%,大幅提升至57%,追赶进程提前了5-8年。
其他发达经济体复苏力度更弱,迅速被中国甩到后面。中国2009年GDP超过日本,到2014年已经达到日本的2倍。
“四万亿”计划对于全球经济迅速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奠定了我国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核心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美两国通力合作,在全球经济迅速对抗危机中,发挥了“稳定之锚”作用。美国积极推出近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大幅降息、量化宽松,通过一系列货币流动性便利,向全球提供美元,为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发挥了核心作用。中国则通过四万亿刺激计划,向全球提供需求,为稳定全球经济发挥了关键作用。2008-2013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三者之和(图4)。
经济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展现的领导力和贡献要显著大于美国。凭借迅速增强的实力和危机中巨大贡献,中国在后危机国际经济秩序中地位上升,在经济影响力方面,成为和美国可媲美的“核心国家”。
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度”的问题至关重要,政策执行应避免“搞运动”。
“四万亿”刺激计划确实存在用力过猛问题,由此衍生出房价暴涨、地方政府债务暴增、影子银行膨胀、产能过剩等问题,这些问题部分至今仍在困扰我国经济。
一个政策,即便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但如果“度”没有把握好,也会产生问题。
我国行政动员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把握不好,就会出现过“度”的问题。2008年危机期间,中央推出的刺激方案,无论是和国际比,还是和当时的经济衰退严重程度相比,都是合适的。
与其他经济体为刺激效果“不足”而苦恼相比,由于中国自身体制机制特色,出现了刺激效果“过强”等问题。
当稳增长成为压倒一切任务时,整个行政系统动员起来,“层层加码”,最后落地的刺激规模远超政策初衷。避免类似等“用力过猛”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提高宏观政策制定和执行水平;另一方面,要相信专业,加强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对“无形之手”保持更多尊重。
不应因为“度”的问题,完全否定“四万亿”的正面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倡导看问题要抓主流、主要矛盾。2008年金融危机百年难遇,当时经济下滑的幅度、速度,在三十几年改革开放历史上从未出现。身处未知领域,确实存在经验不足、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但
我们也应看到,当时情景下,囿于传统框架,刺激力度过小、不作为的风险远大于刺激力度过大的风险。
在重大时刻,展现的担当和作为以及方向上的正确把握,是主流、关键;而“度”的把握不当,只是支流、次要矛盾。我们既应看到刺激力度过大产生的负面问题,不避讳、不推诿;也要避免以上帝视角,吹毛求疵,甚至以偏概全,因噎废食。经济学家中流行的完全否定四万亿、将其简单地打上“走老路”标签,违反了实事求是精神。
如果我们求全责备,苛求完全不能出错,那么当再次来到未知领域时,决策者就会投鼠忌器、行动迟缓,从“反应过度”的一个极端走向“反应不足”的另一个极端。
另一方面,应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四万亿衍生出来的问题。
这些问题虽然当时严重,但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巨大潜力相比,大部分仍属于周期性问题,完全可以在发展过程中消化掉。
比如产能过剩问题。
2009年前后,我国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出现一时的产能过剩,但大多数行业远未达到绝对过剩水平,完全有潜力消化掉这些过剩产能。以汽车行业为例,2009年和2010年我国汽车销量分别增长了43.8%和34.9%,显著高于危机前增速,2010年销量达到1800万辆。但当时我国汽车千人保有量仅有67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至少十倍的潜在空间。2017年,我国汽车销量接近2900万辆,远超四万亿刺激峰值水平。
比如房价过高问题。
2010
年底经过暴涨后,一线城市房价均价在3万左右,少数强二线城市多在1-2万元,大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在万元以下。以发展的眼光回头看,房价相对水平当时可能存在一定高估,但完全可以通过收入增长使之回归至合理。后四万亿时代,房价也出现了几轮上涨,表明高房价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将其简单归结于“四万亿”,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实际上,宽松、紧缩只是逆周期宏观政策的一种手段或取向,政策倾向选择仅取决于经济周期走势和实际需要。经济衰退、通货紧缩时,宜采取宽松、放水措施;经济过热阶段,应采取紧缩和降温措施。在2008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情况下,宽松并无问题,力度超越常规也可以理解;当2010年后,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时,政策逐渐转向紧缩也是合理的。
我们应该避免的是,给政策工具贴上“道德”标签,进行舆论绑架,从而偏离实事求是的初心。宽松并不庸俗,紧缩并不高尚。过度的紧缩,会使经济各主体预期悲观,经济增速螺旋式下降,陷入持久的通缩现象,整个经济机器的运转会产生极大问题。
当前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宽松是一种目光短视的表现,会拖延改革,削弱改革意志;而紧缩是一种勇敢,是实现改革必须经历的短痛。这种将改革和宽松对立起来的观点,在道德上具有一定诱惑力,但违背了经济规律。
适度的宽松和较高的经济增速,将为改革提供有利的环境,能够承担改革的成本和降低改革的短期冲击;反之,过度的紧缩和不断放缓的经济增速,将压缩改革空间,使改革效果事倍功半,甚至被迫推迟。以去杠杆为例,
中外无数历史经验表明,过度紧缩和持续衰退阶段,杠杆比率会持续上升;而在适度宽松和经济扩张阶段,杠杆比率会稳定甚至下降(图 5)。
因此,去杠杆需要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确保杠杆有序下降。
再比如,由于经济增速近年持续下滑,稳增长压力持续存在,客观上使房地产税等房地产长效机制推出时点被一再推迟。
过去十余年来,少数经济学家完全否定“四万亿”,将“宽松”等打上“放水”、“印钞”、“洗劫百姓财富”甚至是“吸食毒品”等夸张标签,将改革与增长对立起来。持续的污名化,使决策层在进行政策决策时刻意与“宽松”保持距离,每一次采取宽松措施宣布后,立即强调“稳健”倾向。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说过,“政策在于98%的讲话和2%的行动”。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引导预期,产生杠杆效应。行动方向与政策表态持续背离,大幅降低政策效果,浪费了宝贵的政策空间。
对“四万亿”的完全否定,已经限制了政策空间,对宏观政策制定产生了不利影响。
当前,我们再次来到破立时刻。作为全球增长引擎,我国政策选择将攸关未来数十年中国和全球经济走势。应对的好,我们将会化危为机,在下一个十年再次脱颖而出,平稳渡过“修昔底德”陷阱,顺利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笔者认为,既要认真总结“四万亿”政策经验教训,又要破除偏见、禁区和枷锁,无惧无畏、实事求是,对于正确应对全球大流行病冲击,对于走出未知领域,至关重要。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title}}}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