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中华儿女》1998年第8期

曾志，湖南省宜章县人。1911年4月出生。1923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8月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20名女生只有她一人在严格的军训和斗争中坚持下来，同年入党。参加过湘南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曾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闽南特委组织部长、沈阳市委常委兼职工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市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广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83年离职，任中顾委委员。1998年逝世。

当我对恋爱毫无准备之际，夏明震和衣躺在了我的床边，可畏的人言使我感到屈辱；夏明震跪在我面前说“我是真心爱你的”，我的心一软，形成了我的第一次婚姻

常言道，物以稀为贵。农民运动讲习所只有我一个女生，还没等毕业，就有许多单位来联系要我。

因为我是党员，我服从组织的决定，首先是到农民协会做专职的妇女干事；其次是接受警察大队的聘请，做政治助理员，算是正式的军官，每月有50块大洋的薪水。

当然，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衡阳农民协会。作为专职的妇女干事，我就住在妇女部机关的房子里。

正是这座房子造就了我的第一次婚姻。

说来话长。尽管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外还是保密的。为了便于工作，衡阳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只有3位同志。一是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同志，化名王达山。二是负责妇女工作的朱石君同志。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后成为我丈夫的夏明震同志。我与他的结合并不是自愿的，完全是舆论所迫。

那时我才16岁，刚从讲习所毕业，满脑子都想着工作和事业，根本没考虑那事，甚至连找对象谈恋爱的意识都没有。

我所办公、居住的那所房子，表面上挂农民协会妇女部的牌子，但实际上是湘南特委的一个秘密聚会地点，特委的几个领导经常在此开会、研究工作。夏明震是组织部长，经常找人来谈话。夜深了，我便先睡。他们开他们的会，开完了就走，那是常有的事。

那时，正是大革命的鼎盛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广大农民在乡间打土豪、分田地，吓得地主都逃到城里藏身。他们恨透了农民运动、恨透了共产党。他们网罗地痞、流氓、土匪，在衡阳郊外建立反动武装，扬言要攻打衡阳城，杀害工会、农会负责人，放共产党人的血。因此，衡阳决定戒严宵禁。

有一天夜里，夏明震召集会议，一直开得很晚。像往常一样，困了，我就先睡了。半夜里，醒来一翻身，发现有个人靠在我的床边躺着呢，原来是夏明震。我把他推醒，问他：“他们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我的住地远，外面戒严我回不去了。他们有的住得近，有的另外找到了地方，我没处去，只好在你这里靠一靠，天一亮就走。”

我见他是合衣睡，连被子都没盖，且无恶意，也就没理会，翻个身又睡了。第二天一早，他没叫醒我就走了。

早上起床我也没在意这事。吃早饭时住在我隔壁间的总务处长宾利用见到我笑嘻嘻地问：“昨晚过得一定很高兴、很愉快吧？”

我一下子意识到他指的是什么，顿时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和耻辱。下午夏明震来找我解释，我不听，把他赶了出去。

后来，他找了妇女主任龙淑同志来做我的工作。她说，现在这事已有很多议论，你怎么解释人家也不会相信，这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夏明震原来也没什么准备，但他对你的印象很好，现在革命者讲自由恋爱，他愿意同你结合，我看你们俩就结婚算了，我给你们做介绍人。不然你怎么办，舆论对你不利。

她还告诉我，夏明震出生书香门第，祖父是做官的，母亲是大地主家的小姐，读过不少书，懂诗文。夏家兄妹5人都投身革命（后来都为革命英勇捐躯，夏明震有个哥哥，便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著名的就义诗的作者）。夏明震曾由母亲作主订过一门亲，女方大他好几岁，念过一些书，当时正在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夏明震对她并不满意，正和三女师范的一个女生自由恋爱，那女的追他追得很紧。

说实话，当时我对夏明震并没有太多的好感。虽说他年轻英俊、才华横溢，但讲话老是慷慨激昂，像个演说家。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锋芒毕露，所以印象并不是很好。相比之下，我对总队长赵伯诚印象更好些。赵队长为人稳重、含蓄。那时他30多岁，已经成家，妻子是三女师范的学生，他们是自由恋爱。来往信件很多，双方感情很好，我对他很尊重。

一天早上，我刚起床开门，夏明震就冲了进来，抓住我的双手动情地说：“我是真心爱你的，你就不要拒绝了，同我结婚吧！”

说着说着就在我面前跪下了。

看着他那样苦苦地哀求，我的心也软了。

婚礼是那样的简单，没有仪式，没有酒宴，也没有鞭炮。当时正处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衡阳的斗争形势相当紧张。夏明震在组织部机关住，那是一个很秘密的地方，能到组织部去的大概也只有几个人。我们订好一个日子，就悄悄地搬到他那儿去住了。那天晚上，我们买了一些喜糖、花生、瓜子、糕点放在小桌上，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就算是结婚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婚姻，它是那样的偶然，又是如此的简单。

……

工农革命军攻占宜章、郴州的消息迅速传遍湘南。永兴、耒阳、资兴、汝城等县，在地下党组织和原农会骨干的领导下，奋起响应，在不到20天里，形成了湘南全区性农民武装暴动的新局面。湘南暴动波及整个湘南地区的十余个县，威震湘、粤、赣三省。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我热血沸腾，再也坐不住了。我从一个深居简出的不为人知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知名人物。我还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长的头发又剪短了，脱下旗袍，换上了男学生装，扎着红腰带，有时头上裹着块红头巾，背个红缨大片刀，看起来十分威武神气，人称红姑娘。

我经常带领一批农民自卫军去抄地主豪绅的家，分掉他们的浮财，打开粮仓救济贫苦的农民，群众拍手叫好，人心大快！

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动摇了国民党在湖南的统治基础，给地方反动势力以有力的打击，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他们急忙调兵遣将，大肆“围剿”湘南工农革命军，企图把新生的郴州红色政权扼杀于襁褓之中。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极“左”的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至耒阳一线400多里长的沿途两侧各5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

这一政策的执行，无疑会遇到重重阻力甚至反对。

干部群众的情绪和意见，以及反动分子在暗地里活动的复杂而严峻的情况，曾经多次反映上来。而包括夏明震在内的最高决策层，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听不进干部群众的反对意见，最后终于导致了历史的悲剧。

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群众动员大会在郴州城隍庙广场召开。

整个会场上弥漫着一种恐怖紧张的气氛。我和他们解释，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你一言我一语反驳我。

“你们烧了房子，国民党部队就吃不成饭啦？就能把他们饿死？”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住，要我们烧了房子到乡下投靠亲友，我们的亲戚都很穷，让我们投靠谁去呀？”

这时，我在南乡搞土改认识的那个支部书记也来了。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反动分子秘密部署，可能会利用农民的抵触情绪发动叛乱，他们扬言今天谁要是叫我们烧房子，就给他点颜色看看。看来今天要出大事，怎么办？”

我来不及多想就急忙溜出会场，向苏维埃政府机关跑去，想找苏维埃主席汇报。政府机关此时已搬到县对面的清源山的一座寺庙里。可是等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已晚了一步，夏明震和政府的几个主要领导都已下山到会场去了，他们和我走的不是一条道。

正着急，看到有个赤卫队员急匆匆地过河上了山，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们，反动派叛乱了，大会刚开始，叛乱分子就冲上主席台抓人。夏明震等一批领导都被人从台上拖到台下，用梭标扎……不得了了，整个会场一片混乱。

正在这时，我们看到山下人声鼎沸，有好几千叛乱分子和不明真相的农民过了河，从四面八方向山上冲来。

……

位于郴州城外的南塔岭下，有一座书院。朱德工农革命军的教导队就驻扎在这座书院里。

到了教导队驻地，我紧张了一天的神经才算松弛下来，感到有了安全感。但我老想着上午的那场群众大会，预测着城隍庙里发生的一切。我想念那些同事，特别想念夏明震。他被人拖下戏台，结果会是怎样？我默默地祈祷着，但愿他们只是受了伤，可千万不能死啊！

吃晚饭时，我端起饭碗，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掉下来了。但看到有人来了我就急忙抹去，装作没事一样。我不愿意让人看到我哭鼻子。

我感到郴州地区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向上级党组织湘南特委汇报。我就跟随教导队向永兴撤退。

到了晚上天黑时，教导队才抵达永兴县城。我很快找到了湘南特委负责人周鲁同志，把实行“焦土政策”、开会动员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向他作了汇报。我强烈要求，快派队伍打回郴州去！

周鲁同志听完汇报，觉得问题严重，连夜就去找工农革命军的负责同志请求派兵。

工农革命军当即作出决定，派出一营兵力，急行军打回郴州去，平息反革命叛乱。

第二天一早，我跟随部队返回郴州。

我四下打听夏明震等的下落，有人告诉我被杀死的干部都在河边。我和战士们急忙赶到河边，最不愿意看到的惨烈景象还是出现了。

河滩上摆着9具尸体。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着，一只脚光着……我眼睛都看呆了，心直往下沉，也说不出当时是什么心情？！

特别是那个妇联主任，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两个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个碗口大的洞，肠子暴露着，外阴也被挖掉了……

真是惨不忍睹呀！

那时天气还很冷，尸体还没有腐烂发臭，我们找来棺材，把他们逐一收敛好。我强忍着失去丈夫和战友的巨大悲痛，全身心地投入到收复郴州后的各项工作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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