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中沉默的大多数

青年群体中的新型城乡分割及其社会影响

作者：李春玲

原文出处：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户口制度改革的推进，使得原来的城乡社会分割有所淡化，但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城乡分割，这种分割导致青年人口的社会经济分化，而且原来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城乡分割，被移入城市社会之中，在生活于城市的人们中建立起新的社会壁垒。这表明城乡的不平等没有随着户口制度的弱化而消除，相反，存在于老一代人中的城乡不平等传递到了青年一代身上，而且通过这种代际传递，城乡不平等固化为阶级的不平等。

关键词：青年群体/户口制度/城乡分割/阶层分化

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是当今中国社会最突出的不平等现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长期存在的户口制度，这一制度导致了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分割，城乡社会分割使得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存在持续的、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1-3]。户口制度在1950年代开始实施，每个人都有一个户口身份。户口制度区分出2种户口身份的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也称之为城镇户口)。城镇户口的人可以享有更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同时，户口身份也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享有以及就业、住房、购房等机会相关。这种制度安排导致了城市人与农村人的社会分割[4]。

1970年代末期经济改革开始以来，户口制度逐步放松[5]，劳动力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农村人可以进城就业，在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2016年农民工数量达到2.74亿[6]。与此同时，城市的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和福利保障等逐步向农民工开放。另一方面，最近10年，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部分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也获得了城镇户口。尤其是最近3年政府推进户口制度改革，在一些中小城市城乡户口区分变得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不过，大城市户口与其他户口的差异仍然十分重要，外来人口想要获得大城市本地城镇户口十分困难[7-8]。

户口制度的放松和城镇化的推进，使得原来的城乡社会分割有所淡化，城乡之间的地理边界变得交错模糊。城乡分割界限的淡化对青年人产生什么影响？出身农村家庭的孩子是否可以享有与城市家庭出身孩子一样的发展机会？在青年一代中城乡分割界限是否还存在？本文基于调查数据显示：虽然从全社会范围看，城乡社会分割界限有所淡化，但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城乡分割，这种分割导致青年人口的社会经济分化。原来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城乡分割，被移入城市社会之中，在生活于城市的人们中建立起新的社会壁垒。当今约70％的青年人生活于城市，而这些青年人被新型城乡壁垒区分为两大群体：大学生及毕业生与新生代农民工。这2个群体虽然都生活在城市之中，但生活境遇、行为方式、价值诉求差异鲜明，来自农村的青年人的上升社会流动仍然存在多重障碍。

一、青年人口中的两大群体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青年人口总数约为4.03亿，约占总人口的1/3。其中，80后人口总数约为2.28亿，占总人口的17％；90后人口总数约为1.75亿，占总人口的13％[9]。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90后人口数量大大少于80后。图1列出了历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不同年龄组人群的比例，自1990年代以来，15～34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幅下降，从1990年的38.41％下降到2010年的31.92％，这主要是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图1 青年人口与其他年龄人口所占比例的历史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次人口普查数据，http://www.stats.gov.cn.

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导致青年人口数量的下降，同时还导致了青年人口中来自农村家庭的青年人比例的上升。1980年代初期政府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在城市与农村地区是不同的，多数城市家庭只生育1个孩子，但多数农村家庭有2～3个孩子。表1比较了80后和90后独生子女比例的城乡差异。农村家庭出身的80后只有大约1/10是独生子女，农村家庭出身的90后独生子女比例也很低。而城镇家庭出身的80后和90后的独生子女比例则远高于来自农村的青年，接近3/4的城镇家庭出身的90后和大约半数的城镇家庭出身的80后都是独生子女。总体而言，独生子女现象主要存在于城市，在农村只能说是少子化现象。由于80后和90后的父母一代绝大多数是农村人，他们生育的子女数量又多于城市人，所以绝大多数的80后和90后青年出身于农村家庭，76.9％的80后和69％的90后来自农村家庭，而且多数80后和90后不是独生子女，只有27.5％的青年人口是独生子女。

青年人口中出身农村家庭的青年比例上升，也导致青年人口中持有农业户口青年的比例上升，这是因为子女的户口身份由其父母的户口身份决定。青年一代中出身农村家庭的比例以及持有农业户口的比例甚至高于他们的父辈的比例。这种现象使一些学者声称，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人口逆淘汰”，农村家庭、贫困家庭、低文化水平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使得青年人口总体素质下降。同时，这也进一步强化了青年一代的城乡差异，经济条件较好并且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父母集中整个家庭的经济社会资源培养他们唯一的孩子，而较为贫困、低文化水平的农村父母只能把他们有限的资源分摊到多个子女身上。这实际上导致了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的成长经历和社会化过程的两极分化，当城市孩子被大众媒体称之为“被宠坏的小皇帝”时，大多数的农村孩子不得不过早辍学分担父母的经济负担。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在80后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大众媒体讨论的“80后现象”主要是指城市家庭出身的80后青少年。19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的80后都是都市青少年，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受到主流媒体大加颂扬的80后仍然主要是指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青少年，而到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注意到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与大众媒体宣扬的完全不同的80后群体，他们似乎是80后中的那个“沉默的大多数”。这个“沉默的大多数”是来自乡村的青年人，他们在80后中占有3/4的比例，在90后中占2/3。90后青少年的成长时期，农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农村家庭出身的90后与城市孩子的生活环境差距相对于80后来说有所缩小，但城乡差异在90后身上仍然表现突出。当大多数城市家庭出身的90后都在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时，大约半数的农村家庭出身的90后在初中毕业后就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打工谋生。

虽然超过70％的青年人来自农村家庭，但现今他们大多数生活在城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超过2/3的青年人就业和居住在城市，仅有31.3％的青年居住在农村，但他们大多数生活于工业化或半工业化的农村地区，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工厂工作，而不是从事农业生产。201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仅有8.4％的青年从事农业生产，居住于真正的农村地区。这意味着这些农村家庭出身的青年人现今多数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农村青年，而是由农村移居城市进城打工的人。进城打工的人被称之为农民工，80后和90后农民工因其行为方式和价值诉求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所不同，被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当代青年人口中数量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而与之相对应的、差异十分明显的另一个群体是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多数成员来自城市家庭，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来自农村家庭，通过上大学，他们可以把农业户口身份改变为城市户口，成为新一代的城市人。在青年人口中，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数量远远少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但是这个群体数量增长很快。1990年代末期，中国青年人只有1/10能上大学，1999年政府开始实施大学扩招政策，随后大学招生人数迅猛增长，大约20％的80后青年人接受了大学教育，而达到上大学年龄的90后接近40％能进入大学学习。据教育部发布的《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40％，比10年前增长了20多个百分点，在校学生人数达到3647万人[10]。从而，在当今青年一代中，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生及大学毕业生构成了2个主要的、差异鲜明的社会群体。根据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在整个青年人口中，大约30％是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大约45％是新生代农民工，另外的25％是一些人数较少、处于边缘状态的小群体。其中约10％是生活在农村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村青年，他们零星分布于广大的农村地区，很难让人们发现这个群体的存在。还有约百分之十几的青年人是出身于城市家庭而没有上大学的青年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仰仗城市父母的社会关系和经济资助，可以获得与大学毕业生类似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另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与新生代农民工类似。总之，人们印象中的中国青年一代，有2种差异鲜明的形象：以都市青年为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和来自农村的，在工厂、工地和各类服务行业打工的青年人。当讨论当代中国青年特征时，首先要搞清楚说的是哪个青年群体。

二、青年群体中的新型城乡分割

随着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而成为城市里的农民工，城市人与农村人的鲜明差异被带入城市之中，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差异同样显而易见。现今居住在城市的青年人中，大约42％是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44％是新生代农民工，另外14％是处于两大群体之间的人群。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里的青年人一半是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另一半是新生代农民工。虽然都生活在城市，但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态度行为十分不同。

表2列出了2个青年群体的生活状态差异。88.2％的新生代农民工持有农业户口，只有略超过1/10的新生代农民工持有城镇户口。作为户口制度改革的一部分，一些地方城市政府为了留住某些稀缺技术人才，允许少量的、长期在本市工作(通常10多年甚至20多年)并拥有特殊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改变户口身份，获得本地城市户口。在一些中小城市，当地政府为了促进本地住房销售，给予在本地购房的人本地城镇户口，一些农民工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了户口身份。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群体持有农业户口的比例远低于新生代农民工，只有33.6％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是农业户口。按照国家政策的规定，考上大学的人都可以获得城镇户口，长期以来，上大学是农村人改变户口身份的最主要的途径。不过，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民办大学，不能给学生办理户口变更，使其学生继续保留原有的农业户口，而且这类大学由于教学质量差，其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竞争力，毕业生只能在中、小型私营企业或非正规就业领域中找到工作，而这类雇佣企业也不可能帮助毕业生改变户口身份。在持有农业户口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中，也有一些人可以把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却自愿保留农业户口，这类人大多来自大城市郊区农村。由于房地产开发，大城市周边农村土地价格上涨，当地农村居民常常获得极高的拆迁补偿或其他经济收益，拥有这里的农业户口的人是不愿意改变他们的户口的。

近十几年中国房地产价格高涨，低收入人群被挤出城市中心地带，迁往城市远郊，在许多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形成了大量的流动人口集聚的居住社区。这类社区环境脏、乱、差，房屋大多是农舍或老旧低层楼房。53.4％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于这类地区，而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居住于这类地区的比例仅为10.8％。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环境通常也不好。在广州，城市市区中保留了一些拥挤脏乱的“城中村”，许多农民工居住于此。在北京，城市中心地区较少保留有贫民社区，许多农民工居住于高层建筑的地下室。

在就业方面，大约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是非正规就业，大学毕业生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只有12.5％。新生代农民工的失业风险也明显高于大学毕业生。不过，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机会还是比较多的。许多制造业工厂因不能招到足够的青年农民工而面临“招工难”问题，城市里发展迅速的低端服务业也给青年农民工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大学毕业生。约6/1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接近9/10的没有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超过8/10的没有工伤保险。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和就业是缺乏保障的。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多数就业于非正规部门、私营中小企业和低端服务业或自雇经营，这些领域的就业常常不能提供社会保障，大学毕业生的社会保障也没有普及，但他们享有社会保障的比例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

近年来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城乡青年的数字鸿沟有所缩小，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手机上网。尽管如此，大学毕业生与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生活和信息交流方面的差异仍然十分突出。大约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不用email，不用微博，也基本上不阅读书籍报刊。

随着80后青年逐渐步入成家立业的年纪，大学毕业生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已经固化为阶级的分化，这2个社会经济差异鲜明的群体正在成为城市社会中的2个主要社会阶级的核心成员，即未来的中产阶级与新工人阶级，他们的社会特征和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大学毕业生大多从事白领职业，是未来的中产阶层成员。他们常常是互联网上的活跃分子，引领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的潮流。新生代农民工是新工人阶级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成为近年来频繁爆发的劳工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今的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国梦”的口号，承诺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梦想。对于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来说，他们的一个重要梦想是早日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能有一份收入稳定、受人尊敬的工作，买得起房子和汽车，负担得起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比如丰富的休闲娱乐生活、能出国旅游、子女能享有优质的教育，等等)。他们还希望能有自由宽松的社会氛围，能自由表达他们的个性理念，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主要梦想是能像城市人一样在城市里生活：能在城市里有份工作，维持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获得城市市民身份，受到当地人的尊重(如所谓的“新上海人”“新北京人”等)；他们还希望打工挣钱后开创自己的小生意。然而，不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还存在许多障碍：激烈的就业竞争，高涨的房价，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上升社会流动渠道狭窄(“拼爹”现象、“寒门难出贵子”)。这些障碍导致年轻人出现焦虑心态。互联网成为年轻人宣泄情绪、分享焦虑心态的平台。

三、“蚁族”青年：拥有大学文凭的底层人群

考上大学是许多农村子弟改变其命运的主要方式，是他们越过城乡分割门槛的重要途径。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后，高等教育机会大幅提升，农村子弟上大学的机会也在增长。然而，在大学生数量增长的同时，也导致大学文凭在劳动力市场的含金量下降。大学扩招之前，农村子弟只要考上大学就能改变户口身份，有了大学文凭就能保证他们获得稳定的白领职业，从而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但现今，有了大学文凭的农村子弟能否真正摆脱农村人身份，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员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表2数据显示：有大约1/10的大学毕业生居住于城市边缘地区，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随时有失业风险，基本没有社会保障，这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和生活状态与新生代农民工类似。这是一个农民工化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媒体把他们称之为“蚁族”。2007年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廉思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叫唐家岭的居住社区里最早发现了这个特殊的群体。他这样描述这个群体的状态：“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他们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九成属于80后一代，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11]廉思把这个群体称为“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个群体低收入，缺乏就业稳定性，生活和居住条件恶劣，工作环境农民工化。同时他还发现这个群体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经常在网络上发表极端言论。根据廉思对北京“蚁族”的调查，这些青年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普遍不高，对政府处理社会群体事件极其不满，对于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反腐倡廉”政策、“调控房价”政策也表现出不信任[12]8。

这一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来自农村，还有少部分来自小县城和小镇。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毕业于二、三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有2种大学文凭区分：一种是4～5年制的本科文凭(本科大学)，另一种是3年制的大专文凭(高等职业学校)。本科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被认为是正规的大学文凭，而大专文凭经常被认为是不太正规的大学文凭。同时，本科大学又可分类为重点本科大学和普通本科大学。重点本科大学大多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并且受到国家特别巨大的经费支持(所谓“985工程”或“211工程”)，其中的48所“985高校”是全国最好的大学，113所“211高校”也基本上是全国大学排名前100名的学校。“985高校”和“211高校”的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比普通本科大学文凭更有竞争力，许多大公司、政府机构和大学的招聘广告都注明“应聘者必须是985或211高校毕业生”。大学文凭的等级分类决定了不同类型学校的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同境遇，高职院校毕业生和部分普通本科大学毕业生不得不接受低收入、缺乏社会保障和就业不稳定的工作。在房租和其他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大城市，这些毕业生落入生活窘迫境遇。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往往能获得父母的经济资助，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但是，大多数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不能得到父母的帮助，从而容易落入“蚁族”群体。按照廉思的说法，“蚁族”是典型的“穷二代”和“农二代”[12]30。

高职院校毕业生最可能成为“蚁族”，而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自农村家庭。表3列出了不同等级学校学生城乡来源比例，显示出本科大学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来源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大约80％的高职院校学生出生于农村家庭，多数的普通本科大学学生来自农村家庭，而多数的重点本科大学学生来自城市家庭。北京集中了最多的重点大学(9所985大学和25所211大学)，而北京的重点大学学生来自城市家庭的比例更高。精英本科大学(即全国大学排名前10的名校)的学生大约2/3来自城市家庭。农村家庭子弟由于家庭资源匮乏和农村学校教育质量较差，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即使能考上大学，大多只能进入高职院校或二、三流的本科大学，而这批人是成为“蚁族”的主要来源。

四、结论

快速的社会经济变迁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突出的代际差异现象，80后现象和90后现象使人们的关注点集中于青年一代与老一代人的差异，并且常常强调青年一代的共性而忽视青年一代的内部差异。然而，青年群体内部的差异也许并不比代际差异小。青年群体中存在着鲜明的社会分化，户口制度和教育分层是导致分化的重要机制，这2种机制有着叠加效应。那些来自农村家庭又未能获得高等教育的农民工构成了青年一代中的社会下层，未来他们会像其父母一样落入社会的下层。那些拥有较好社会经济背景的城市家庭子女绝大多数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成为青年一代中的中上层，未来他们将加入中产阶级，其中的一部分还将成为社会精英。这表明，城乡的不平等没有随着户口制度的弱化而消除，相反，存在于老一代人中的城乡不平等传递到了青年一代身上，而且通过这种代际传递，城乡不平等固化为阶级的不平等。当今的青年一代是打上代际与阶级双重烙印的一代。从代际文化的表象来说，这代人的共性很明显，但这些共性无法弥合农民工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之间的差异，因此，代际差异的共性未能打破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模式，跨阶级代际文化无法突破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阶级分割，当然，也未能突破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

青年一代的城乡分割在城市，尤其在大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随着农民工进城，原有的城乡分割进入城市内部，在新生代农民工与大学生及毕业生之间竖起了一道社会经济壁垒，导致青年一代分化为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鲜明的两大群体。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怀揣梦想而来，他们不满足于“打工挣钱，回乡盖房娶老婆”(老一代农民工的梦想)，他们期望能在城市里过上体面的生活，拥有体面的工作，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然而，户口身份的制约和缺乏学历文凭阻碍了他们上升社会流动的渠道，同时还使他们在获得市民身份上障碍重重，这种境遇状况使他们感受到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现今，具有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并且善于表达利益诉求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构成部分，一些学者把他们称之为新工人阶级，之所以说他们是“新”工人阶级，是因为他们在价值态度和行为取向方面与传统的“老”工人阶级极为不同，主导他们行为的不仅是经济理性而且也有价值理性，他们的诉求超越了一般的经济需求，而展现出一些自我价值追求，而这将会导致劳资冲突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严重。

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一代(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是新中产阶级的后备力量，但目前他们在成为新中产阶级的道路上遇到很大障碍，他们对国家理念和国家的成就及未来持有认同，但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巨大的就业压力和购房压力，导致这一群人存在着集体焦虑——未能达到中产阶级状态的焦虑心态。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在这群人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尤其是毕业于名牌大学并就业于大城市的青年，有机会接触较多的西方社会文化信息，易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对西方政治制度有或多或少的认同。他们的社会参与意识较高，对政府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有较高要求。

新型城乡分割不仅导致了2类青年群体的生活境遇之分化，更为重要的是还引发了文化价值的冲突。最近2年，在大众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带有相当情绪化的观点争论。互相攻击的双方带有明显的阶层分化的印记，一方是来自大中城市，生活境遇较好，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青年人；另一方则是来自农村或小城镇，文化水平较低，生活境遇较差的青年。大城市的青年精英把那些在网络上发表极端言论的中下层青年人称为“五毛党”、民粹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反智主义者，而数量庞大的中下阶层青年或小城镇和农村青年则攻击那些青年精英们是“汉奸”“卖国贼”和被西方国家收买的“走狗”或腐败分子。这些互联网上的争论，显示出了精英和中产阶层上层与中产阶层下层和工农群体之间的文化价值的分化，这种分化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3]。如何满足不同青年群体的需求，消除2个群体之间的社会隔阂，缩小2个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消弭文化价值冲突，帮助青年人实现梦想，是政府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原文参考文献

• [1]李培林.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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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李培林，李强，马戎.社会学与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7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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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国家统计局.2016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6-08-05)[2016-09-30].国家统计局网站.

• [7]郭秀云.大城市户籍改革的困境及未来政策走向：以上海为例[J].人口与发展，2010(6)：20-28.

• [8]郭秀云.户籍制度功能异化与渐进回归——兼论“后户籍时代”政策议题[J].社会科学，2016(2)：64-76.

• [9]李春玲，施芸卿.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5.

• [10]教育部.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6-05-23)[2016-09-30].教育部网站.

• [11]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封面夹页.

• [12]廉思.2013年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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