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都在等待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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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会舞蹈,当《第二圆舞曲》响起,你的身体也将不由自主地律动。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1937年,列宁格勒的一处公寓楼里,一位30岁出头戴着眼镜的男子,腿边靠着一个行李箱,总是在深夜的电梯门前等待着。
他觉得,与其穿着睡衣从公寓里被拽出来,他宁愿收拾妥当,一夜又一夜的守在电梯门前,等着被捕。这个人就是《第二圆舞曲》的作者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Shostakovich),20世纪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一个终其一生都在等待被枪决的人。
肖斯塔科维奇是个绝对的天才。
在母亲的影响下,他9岁开始学习钢琴,接受音乐教育,11岁就创作了《自由颂》和《纪念革命烈士的葬礼进行曲》。童年时期的这些作品,已经显露出他一生创作的趋向:力求通过音乐反映现实生活,并满怀激情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态度。
1919年,肖斯塔科维奇考入彼得格勒音乐学院,经过6年学习,先后取得钢琴和作曲专业的学位,他的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一经问世就获得了巨大成功。那时,他才19岁。由于才华出众,他理所当然的被学校选去参加比赛,在正式开赛之前,所有人必须要通过一个有关政治的考试,而年轻的肖斯塔科维奇竟哈哈大笑。
然而,他当时并不知道,政治不是闹着玩的。
1936年初,肖斯塔科维奇未满30岁,此时的他已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是苏联最闪耀的新星。这一年,他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莫斯科首演,斯大林在观看这部剧时,第一幕还没结束便愤然离场。
几天后,一篇题为《不是音乐是混乱》的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对这部歌剧及其作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紧接着,各大报纸纷纷对这位年轻人口诛笔伐,甚至各省的工人与农民也聚集在广场上扬声抗议,转眼之间,肖斯塔科维奇从“人民的作曲家”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身边的朋友,昨天还是笑脸相迎,今天已是形同陌路,肖斯塔科维奇愤怒至极,但愤怒过后,恐惧慢慢袭来,因为这正是苏联“大清洗”时期。据后来统计,苏联在此期间有130万人被判刑,68.2万人遭枪杀,除了军界和政界,经济、科学和艺术界人士也同样遭到了清肃。
也就是在此期间,肖斯塔科维奇夜夜穿戴整齐来到电梯门前,等待被带走。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
在这样的环境下,肖斯塔科维奇只能忐忑的活着,但他并没有停止对音符的抒写。
在希特勒的部队跨越苏联边境时,肖斯塔科维奇参了志愿军,为国家开沟挖渠。期间,他写下的《第七交响曲》把被围攻的局势和自己的焦虑全部倾泻在里面。这首曲子传到了战争的各个角落,在列宁格勒轰炸前线,它用大喇叭播放;1942年,数百万美国人在电台里也听到了这首气势恢弘的音乐。
《时代》杂志更是将这位作曲家身着消防制服、头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音乐介入了战争,它对军民士气的提升不可估量,肖斯塔科维奇成了战争英雄。
战争结束后的40年代末期,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依然受到斯大林的干预,恐惧也依然存在,那些所谓的“形式主义危害”被禁止出现在曲调中。
这个音乐上聪明绝顶的天才,在政治上并不敏感,为此,中央特意为他请了家庭教师。老师进门后就开始批评他家里没有斯大林像,他像犯错误的学生一样做检讨,表示一定改正。
当他们谈论起斯大林安排自己去纽约的那个电话时,老师两眼发光说:“想想吧,你在和谁说话?半个世界的主人!虽然你也很有名,可和他比起来,你算什么?”
“虫子。”“完全正确!虫子。”老师没有听懂肖斯塔克维奇鼻子里哼出的嘲讽。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后如是说。
友人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1975年,肖斯塔科维奇病逝于莫斯科。
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他共创作了100多部作品,绝大多数至今被奉为经典。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蔑视强权的人,但他无心成为极权之下的殉道士,于是只有与当局保持表面的妥协与合作。在他去世后,苏联称他为共产主义者,西方称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有的人认为他为政治压力牺牲了艺术,另一些人在他的音乐里苦苦搜寻反斯大林的主题。但事实是,在特殊环境下,非黑即白的分类毫无意义。
正如他的音乐,“多是墓碑”,也是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