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李零：大学不是养鸡场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
是做学问的地方
千变万化，说破天，它也不是养鸡场
文 | 李零
前不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请我演讲。演讲前，我说过几句题外话。我说，我对学校还是老看法，非常简单。我理解，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做学问的地方，千变万化，说破天，它也不是养鸡场。现代建筑朝养鸡场发展，我们无可奈何；办公室朝养鸡场发展，我们也无可奈何；但一流大学办成养鸡场，我是坚决反对。
过去，吃鸡是奢侈，要起早摸黑到西单排长龙，那是因为货源奇缺。现在有了养鸡场，从无到有，从少变多，当然是好事。但多了以后，大家才会怀念土鸡。谁都说土鸡好吃，这是吃鸡人讲的道理。对他们来说，一流的鸡，肯定不是养鸡场的鸡。但养鸡场的道理不是这样，它要的不是口感，而是效率。因为你养一年的土鸡，下一年的土蛋，也顶不上它一天的产量。它的老板说，我的可行性，我的优越性，那是被事实证明了的。
第一它已全面占领市场，我的鸡蛋一上市，其他鸡蛋，全给我滚蛋；第二，你说土鸡好，现在要吃，得多付钱，边缘化的结果，是抬高了土鸡的身价（将来的人文关怀，下场必然如此），这是慈善之举，挽救土鸡，你得感谢我。这就是老板的逻辑，句句都是硬道理。
然而我想，如果我们的老板，他们真的一意孤行，非把大学当养鸡场来办，以为只要手上有定人去留的生杀之权，囊中有驱鬼推磨的足够资金，只要精挑细选，把剩下的人，张课题大网，一个不拉，全都收编在内；只要用“二桃杀三士”的竞争机制（人跟人斗，其乐无穷；校跟校斗，其乐无穷），让所有雇员互相激励（掐吧），再辅以量化管理的学术泰勒制（为便于管理，便于监督，也便于汇报，学校何不制造一种“人才卡”，把各种报表，连格式带记录，还有工资奖金，全都输入其中，每次只要输几个数字就行，省得我们成天填表，也累坏了学校的办事人员），随时观察母鸡下蛋。这样，我们就会有所谓“一流大学”。
目前学校中的“弊政”，早已是有目共睹，很多问题没曝光，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峰是按“成绩”发钱，这是关键所在。大家不能不靠“成绩”吃饭。比如说，各大学的申报博士点，申报基地，申报项目，申报优秀博士论文，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项，都是所谓“成绩”。
各个学校，所有教员，都是围着这些“成绩”团团转，整天评这评那，花样多得不得了。谁都知道这是上下欺哄，虚假成风，但谁都乐此不疲，趋之若鹜，即便有一二洁身自好者，也是想躲都躲不了（学校早就不是净土，哪有桃源可避秦）。当今，虚糜国帑，浪费人才，糟蹋品牌与传统，谁都不心疼。文革的说法是“与其他篡党，不如我篡党”。现在的说法是，钱不能全叫王八蛋（别的同行，别的院系，别的学校）花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翻成现在的话，就是只有懂得可行性者，方为当今最杰出的人物。抗战时期叫“曲线救国”，时下讲法叫“求生存”（当系领导的最爱说这句话）。这和文革时期大家使用的逻辑是完全一样。我听过很多人抱怨，包括身为校长的领导抱怨，名气很大的学者抱怨，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没有胆量说。或者找点客观原因吧，是问题山积，凭个人的力量搬不动。况且，我们都深陷其中，谁也不干净，这和文革的困境也一样。
现在的学校，同从前相比，有很大改观，但主要都是外装修，样子货（上面的检查，专看这些）。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但是资源浪费，而且是谁浪费，谁致富，致富方为先进。不是坏人不出头，不是好人不发愁。
从前，大家哭穷，想钱都想疯了，但可悲的是，现在我们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土地。人和人的宝贵时间，全都用来堵钱眼（像黄继光那么英勇）。钱越给越多，活也越干越大（现在的学术都是订制的学术，就像过生日的蛋糕一样）。为钱写书，为钱开会，为钱制造虚假学术，最后牺牲的是大家的学术生命。四海无闲田，农夫都忙死，所失并不让于所得。
话说回来，我想讲一句话，现在高校中的事情绝不只是高校本身的问题，许多前提就值得怀疑。比如，我们的老板，什么都拿外国说事，什么都拿改革说事，这正是最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想把学校搞好，真的想把国家搞好，就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切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其实这话，过去的理解太笼统，我说的人民，是要落实到人，因为没有人，哪来的人民呢）。我有几条建议：
第一，学校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就是学校领导本身，包括他们的办事机构，包括他们的办事方法，张文康式（他只是个符号）不说人话的人，应该下台。
第二，学校的领导应深入实际，一切从学校的教学实际和科研实际出发，不是教学研究为金钱（或上级部门）服务，而是金钱（或上级部门）为教学研究服务，不是大家为学校的政绩服务，而是学校为大家的工作服务，整个关系应颠倒过来。
第三，现在中国的很多做法，好的坏的，确实都是从外国进口。但我们不能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切都好（现在出去的人很多，没有必要神秘化），总得有点进口检疫，不能把疯牛病和口蹄疫也给咱们招进来。外国的东西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好也有坏。我们不应一切照搬外国，特别是经变态心理放大，连外国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国，或只听他们的老板（我们老板打交道的人主要就是这些人）介绍，把完全迫于商业压力，连外国教授也深恶痛绝，嗤之以鼻，然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当我们的样板。
第四，学校是广大师生的学校，不是少数人的私产，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应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特别是像裁人这样敏感的问题。任何方案的出台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学校还不是私立大学，校方动手裁人，要有法律依据。
第五，改革不能目中无人，人不是数字，不是金钱定购的物品，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利益（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且绝对没有第二次）。我们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理科就该牺牲文科，为了效率就该牺牲安全，为了锅里就该牺牲碗里（更何况，有人是拿大家的锅当他们家的碗），为了没柴烧，就连门坎都给剁了。
第六，改革要有具体内容，不是为了机构而机构，为了数字而数字，什么成绩都有，就是没有学问，光点钞票了。
另外，我想说一句，人才流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原则上讲，现在很多教授借口学科建设，借口事业传承，借口部门利益（专业、院系和学校的利益），精心培养子弟兵，确实有打散的必要，他们哭闹的人材流失问题确实不能一味姑息（这是我和很多先生不太一样的看法）。但这件事做起来很难，我吃不准。
外国的办法也是各有利弊，英国制度有英国制度的好处，位子少，不利晋升，但花在钻营上的心思也比较少，这对学问有好处。美国制度是足球转会制，商机无限，发展机会比较多，但它也有它的弊病，每年的search和教授上市，里面有太多的哄抬身价，当学者的，到处演讲，到处面试，牵扯精力太多（教授没有经纪人），对学问有破坏。
总之，我想说的是，在当今的社会变革中，改革的道理不止一种，不是只有老板的道理才是改革的道理。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社会的所有进步，并不只是生产力的进步，他们可以称为文明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非主流社会反抗和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
他们有各种工会组织、左翼团体，有社会制衡，有社会保障，其实是发展的“车闸”（虽然这个车闸也不太灵）。我们把西方文明中这些最先进的部分抽掉，把我们过去还明白的道理抛弃，那只能是向历史上最野蛮落后的资本主义看齐，只能是向当今西方正在重新抬头而且甚嚣尘上的恶势力看齐。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今世界上的有识之士，所有有社会道德和起码良心的人，谁都承认，发展是个很大的潮流，谁都难以抗拒和躲避。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同意，发展的利益可以高于一切。
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历史文化，它们没有一样是低于它的价值，没有一样是可以为之牺牲（老子讲的“天”、“地”、“人”、“道”和“自然”，哪样都比它更大）。反对战争，反对污染，抢救和保护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遭受歧视和排斥的弱势群体，这是当今最大的道义所在。
中国的法家有一句名言，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商君书·更法》引当时成语），这与他们对人性的洞察直接有关，应该说是很坦诚也很聪明的想法。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孙子兵法》乃有“愚兵投险”的御兵之术。他说，一个真正高明的将军，他的高明之处就在“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不告诉他们作战意图，不告诉他们行军路线，好像登高而去梯，“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
这是现在还被许多“改革家”祭为法宝的东西。但在一个有高度民意监督的社会里，在一个事情涉及广泛公共利益的领域里（学校在目前还是国家财产），这样的管理模式，是绝对不允许。
一个只要速度而没有车闸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他摔死的不止是驾驶员，也包括所有乘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