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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周灭商之战惊心动魄超乎想象（图文精编版，建议收藏）
2022年10月，青年历史学家李硕所撰写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引发国内社科界高度关注。2023年3月15日下午李硕在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则自己已罹患重病的消息。
李硕在朋友圈透露，“从2月18日，在巴基斯坦的巴瓦小城首次发病倒下，我在当地医院躺了四天被抢救回来。之后，在全球通学弟等帮助下，于2月25日回国，之后近半个月里我被隐瞒了病情，不然处理后事的时间可能更从容一些。相比人各种死法，目前应该算是最好的结局，不需要开大刀受大罪，一切医学手段都已经失去作用。我最满意。大块劳生，息我以死，我活着也很少能享受生活，总忙忙乱乱操心下面写个什么，现在总算能休息了。”
李硕说：“我会授权一个实体接手我死后的著作权事务，及幼儿老人的扶养。如果能多活一两周，我会把部分文章收拢一下，弄个自选集。这东西唯一的特点就是跨度太大，有些单篇文章后面是写成一本书的想法。所以我活几辈子也忙不完，赶紧死了算了。生平还有些小秘密，从未想写成文字也许再活三四十年、时过境迁之后才会想写。现在就带到火化炉子里去了。也许后世会有史家来扒吧。我考证的历史，总有人骂脑洞太大，其实现实这东西真比文书脑洞更大，虚构作家的想象力都是很有限的。老友们聊起我时，应该都是开心的吧。李硕这破人，不长的一辈子，趣事还不算太少。开心就好，不必伤悼。当下的期望，请朋友们别问候我，甚至不必评论，因为我已经没有心力回复。”
最后，李硕还表示“目前有大学旧友们帮我料理生前身后事，一切完满具足，无劳挂念。”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一书是“李硕中国史”开篇之作，主要讲述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从距今四千年前夏朝（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到三千年前商朝的灭亡、西周建立，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本文摘自《读库1205》，新星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标题为《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作者：李硕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
这是一篇奇文，细节描绘生动，观点新颖但不乏根据，像一篇抽丝剥茧的探秘小说，对古代殷商和周朝的历史进行了推演剖析。
上篇：文王八卦
公元前一千余年，《旧约》中以色列大卫王之世，《封神演义》的传说时代。正当壮年的商纣王君临“天下”，统治着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华北平原。
此时的周文王，只是一个远在西陲（今天陕西）的小小部族酋长。好几代人以来，周族都臣服于商朝。文王周昌已经年过五旬，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十足的老人，且又痴迷于怪异的八卦占卜，更给这个撮尔小邦笼罩了沉沉暮气。
一支商军突然开到西部，逮捕了周昌，将他押解往商朝都城——朝歌。这是商人一次惯常的惩戒征讨。数百年来，商王对于他征服之下的数百个邦国、部族，都是这样维持统治的。
这次的结果却迥然不同。
尘封梦魇
三千年后的今天，河南安阳殷墟，黄土掩埋着殷商王朝最后的都城：朝歌。
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被残杀的尸骸，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人血腥的祭祀典礼。累累骸骨告诉世人：这里掩埋了被忘却的血腥文明，梦魇般恐怖而悠长的岁月。
在殷墟一座宫殿旁边，发掘出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被杀人骨近六百具。这些尸骨大都身、首分离，是砍头之后被乱扔到坑里。两个坑内还埋着十七具惨死的幼童。这座宫殿奠基时也伴随着杀人祭祀：所有的柱子下面都夯筑了一具尸骨；大门则建造在十五个人的遗骨之上，其中三人只有头颅。
商王陵墓区有一座人祭场，比操场大两倍以上，出土近3500具人骨，分别埋在九百多个祭祀坑中。尸骸很多身首异处，有些坑中只埋头骨，或者只埋身躯，甚至是在挣扎中被掩埋的活人。王陵区之外也有人祭现场。比如后岗一座坑内，埋着73具被杀者的骨骸，大都是20岁以下的男性青少年，甚至有十多具幼儿的尸骨。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郑州的商代早期遗址，甚至东南到江苏铜山，也都有大型人祭场的遗址。
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常态。
但在被考古学家的铲子揭露之前，中国古史文献从来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习俗。
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之后，朝歌城被废弃、掩埋，商人的这种风俗也消散如云烟。但周朝人又为什么删除了对那个血腥时代的记忆？这和他们的兴起、灭商、建立周朝又有什么关系？
甲骨文和考古发掘向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如果尝试解答它，还必须从上古的儒家经书、古史文献中，搜罗吉光片羽般珍稀飘渺的信息，将它们和考古材料拼合，还原那湮没三千年的恶梦——不，事实。
商朝和它的臣虏：羌、周
商纣王之前二百年，一位商王的王后“妇好”率军征讨西方，把商朝的势力扩张到羌人地区。那次远征在甲骨文献中的规模最大，全军有一万三千人。和西部蛮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他们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高度分工的文明。这都是蛮荒部族无法想象的。
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商王习惯带着军队巡游边疆，用武力威慑周边小邦，让他们保持臣服，必要时则进行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战争。商朝的本土并不比今天的一个河南省大太多。
对于“周”这个西方部族，商人有点说不清它的来历，因为它太渺小了。周人史诗讲述了自己的早期历史，也混杂了大量神话。传说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在荒野里踩到了巨人的足迹，怀孕生子后稷，繁衍出了周人氏族。商周语言中，姜就是羌，所以周人也属于广义的羌人，他们形成部族后，才给自己冠以“姬”姓，而把周围其他部族称为“姜”姓。这标志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可以相互通婚。按照西方的风俗，同姓、同族的人不能通婚。
到文王周昌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人，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记载。周人原来生活在深山之中，和野蛮民族（其实就是他们的近亲羌人）没什么区别。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出深山，沿着一条小河来到渭河平原的边缘，开始进行农业垦殖，从此脱离野蛮，进入了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些史诗掺入了周人的自我夸耀，只是部分可靠。从考古发掘看，这个时期关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态都差不多，各族邦都不过几千或万余人，过着种植谷子、高粱，饲养牛羊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农具是磨制石器，居家使用粗糙的灰陶，上层族长才有一点外地输入的奢侈品，比如玉器和铜器。周人并不比羌人邻居们“文明”多少。在商人眼里，他们都同样落后，根本不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古公亶父带给周族的最大变化，是他投靠了强大的商王朝，成为商人在远西地区的统治代理人。
正如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商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祸福，而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礼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奉献于祭台。他们祭祀用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羌人。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杀者的一大半。他们被称作“人牲”。
周族自己没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对杀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在商人看来，“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
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
从血缘关系讲，古公亶父和周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家乡族人的无耻背叛。靠着捕猎羌人，周族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锋利的铜兵器可以帮助他们捕获猎物；商人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可能也在这个时候输入了周族。
亶父以来三代人、近百年时间里，周人都在努力趋附商朝。按照传统婚俗，周族首领应当隔代迎娶姜姓的夫人。亶父的夫人就来自羌人，说明在他当年结婚时还没有背弃西方盟族。但他的儿子季历、孙子周昌（文王），两代人都是从东方迎娶夫人，这表明了他们投靠商朝的姿态。
周人宣称这两位夫人都是商人，甚至是商王之女。这只是他们对周边羌人的吹嘘。商人实行族内婚，严密保护着自己高贵血统的纯洁性，绝对不会将王室之女嫁给远方蛮夷。商人的姓是“子”，而季历和周昌的两位夫人，分别姓“任”和“姒”，她们只是来自臣服于商的外围小国而已。不过任、姒两位夫人的母国，还是比周人先进的多。在周人眼里，她们俨然是从天界下凡的女神一般，后世史诗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歌颂声，甚至称她们为“大任”、“大姒”（《诗经·大雅·思齐》、《史记·周本纪》）。
两代东方新娘给周族上层带来了巨大变化。丈夫可以不懂妻子家族的语言，但母亲必然会全面影响儿子一代。东方文化随她们来到西部，最神秘、“先进”的当属甲骨占卜之术，它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被商人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对卜骨纹路进行解读和运算的部分属于“八卦”。到文王周昌老年时，开始痴迷于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运算技术。由此，周人和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文王野心：八卦
掌握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技术的，都是巫师家族，他们世代传承此职，将其作为家传绝技秘不示人。后世人传说，周文王在被商纣囚禁期间，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来历，但周昌接触和演算八卦的开端肯定更早。可以想象，当老年周昌对“八卦”发生兴趣后，肯定对占卜师软硬兼施，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迫使他们交待出了卦象运算原理。
商、周时代，偶或有沉迷占卜之术的上层人士，但老年周昌的惊人之举，就是从中获得了背叛商朝、取而代之的启示。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作为商人臣属的本分，而且背离了自祖父亶父以来的立国之本。
周昌究竟是如何推衍、论证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现存《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
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河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商都朝歌，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
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完全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网传向朝歌，而商朝首席祭司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
《史记》等文献完全没说这是一场战事。也许商军像以往征收羌族人牲一样来到周族，顺便带走了周昌。从当时的实力对比看，老周昌的造反念头实为异想天开。所有周族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后来的武王发、周公旦等等，显然都被这个想法吓坏了。商人军队执法般轻而易举地带走周昌，足以说明周人被震慑之深：他们根本没有追随首领、对抗商人的实力和勇气。
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朝歌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
《史记》记载，几个从商朝叛逃到周的臣子（闳夭、散宜生等），带着礼物到商都祈求纣王。这显然不是全部实情：见到叛臣只会增加商纣王的愤怒，何况此时周族也难以吸引到商朝的投诚者。商纣是异常聪明的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周昌的儿子们不出面，他肯定不会宽恕周人（《史记·殷本纪》）。
文王诸子这次去朝歌的屈辱经历，只是在他们灭商、夺取天下之后，才被隐讳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朝歌经历的远不止是委屈羞辱，更是如梦魇一般的血腥惨剧。
天邑商：朝歌鬼神世界
旧史的零星记载说，周昌长子伯邑考到朝歌之后，被商纣王处死且做成了肉酱。周昌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获得释放（皇甫谧《帝王世纪》）。这确实显得过于荒唐，似乎只能流于野史。但有了今天殷墟的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献，我们才知道，这种行为对于商人再也正常不过。
以往数十年里，周人一直在向商朝提供羌人俘虏。对于这些人在朝歌的命运，周人可能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却不会有太具体的观感，因为西部并没有商人的人牲祭祀场。只有在老周昌和儿子们相继到达朝歌之后，才亲眼目睹了那些经自己之手送给商人的俘虏的下场。
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
其他献祭方式包括奉献人牲的内脏、鲜血、头颅。加工人牲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等，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奉献给神灵的饮食。按照习俗，神明享用祭品时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礼结束之后，献祭者将分享祭品。
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另一位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
按商人观念，异族的酋长、贵人是最高级的人牲，他们给这种酋长叫“方伯”，再多的普通人牲也抵不上一位方伯。周昌或者他的继承人，正是商人眼里的一位“羌方伯”。
但这次被“用”的为什么是伯邑考，而不是他的弟弟武王发、周公旦，或者惹出这场风波的老周昌自己？
在犹太《旧约》里的上古时代，上帝最喜欢接受长子作为祭礼。商人未必有这种礼俗，但他们确实喜欢用青壮年男子或儿童献祭，极少用老年人（对某些特定的神则用青年女子）。而且，商人习惯用占卜选择祭品，他们应当对伯邑考、周发、周旦等兄弟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占算，来确定谁最适合做成肉酱。毕竟，用来祭祀的牛、羊事先也要认真检查，看它们的毛色、肥瘦，以及有没有疤痕、暗病，这种记载在《春秋》中屡见不鲜。老周昌的儿子们如何经历过这一关，他们的感受如何？旁人将永远无法得知。
无论如何，老周昌重获自由。而且，他和儿子们还有了意外收获。
还有，在这次朝歌之旅中，周昌父子获得了面对面观察商人高层的机会。除了那些足以让人疯狂的血腥祭祀，他们还发现，商朝远不是他们在西陲时想象的“天邑商”——如同仙界般悬浮在天空的神圣都市。这里虽然富丽堂皇，但所有的人，从商纣王到他的兄弟子女亲人，都和周人一样普通，没有任何神圣之处。
最关键的是，商人世界并非一个团结的整体。和任何一位族长、首领一样（甚至更加严重），纣王身边充斥着心怀不满的兄弟和宗族成员，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继承权明争暗斗。闳夭、散宜生等向周人暗送秋波的商朝臣子，应当是在这时和周昌父子们建立联系的。周武王灭商之后扶植的傀儡、商纣之子武庚，此时肯定也对周人进行了试探拉拢，更不用说商纣那些早已心怀不满的叔伯兄弟们，比如稍后被处死的比干。在这些人看来，周族人和他们那些西方亲属羌人部族，也许是可以利用的潜在力量。如果商纣王一意孤行、不尊重这些贵族的利益，就有必要联络异族，里应外合发动政变。
商纣王和他身边的觊觎者们，都没有想到扶植周族可能带来的危险。
商人称霸中原已长达六百年，从没有外来威胁可以动摇它的统治。而且，商人一致认为，天界的上帝、诸神主宰着人间一切祸福命运。已经死去的历代商王、贵族，也都进入天界成为神灵，拥有大小不一的神力。那些神灵非常“现实”，只保佑向他们献祭的人。奉献的人牲、牛羊越多，诸神就越高兴，会保证献祭者享受人间的一切。
商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献祭，祭祀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如同营养师的菜单。在甲骨文记载中，商王会一次宰杀、奉献三千名人牲，以及一千头牛。能够保存到现在的甲骨文只是九牛一毛，这肯定不是商人规模最大的祭祀。
由于商王垄断了向诸神祭祀的权力，也就独享了诸神的福佑，理所当然要征服、统治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当然，这也是为了给诸神提供更多的祭品。
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商人自然成为了一个以纵欲著称的民族。向神明献祭的人和民族就可得到天佑，于是不必顾及什么道德戒律，更不必担心未来的忧患。《史记》记载了纣王建造酒池肉林、男女裸体集体淫乱等种种荒唐行为。其实，这和他敲骨看髓的故事一样，都是将整个商族的丑恶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种种酷刑、血腥的杀祭，都是商人集体而非纣王一人的娱乐方式。
他们还从上到下沉溺在酗酒恶习之中，终日少有清醒的人。纣王在位以来，来自西方的人牲数量在减少，但作为酿酒原料的粮食在不断增加（周昌怠工以后，纣王正试图在东南方开辟新的人牲来源）。
商王之下的贵族们死后成为小神，但他们也必须保佑后世商王，不能只顾及自己的子孙。在纣王之前二百多年，商王盘庚刚刚把都城迁到朝歌，他身边的贵族们大都不满。盘庚将他们召集起来训话，公然威胁说：不要以为你们死去的祖先会帮助你们，因为他们都在我先王的身边，跟着享受了我奉献的祭品，所以会优先保佑我盘庚，不会纵容你们！
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
据说商人早期是经营畜牧和商业的民族，所以他们把被统治的人视同牲畜，并且用生意人的思维和诸神打交道（《山海经·大荒东经》，《世本·作篇》）。商纣王觉得天下是他一人的产业，其他商人贵族也认为王位只能在商人内部传承。周人只是他们的工具而已，永远没有爬到主人位子上的可能。
太公阴谋
在周昌父子们周旋活动于朝歌时，他们也许还遇见了一位后来共同参与改写历史的人物，就是太公吕尚——后世所谓的“姜太公”。他族姓为姜，属于周人的传统盟族，羌人。
《史记》说太公吕尚是“东海上人”，在渭水边垂钓遇到文王而被重用。这种叙事模式来自《战国策》的说客故事，不足采信。更晚的野史小说《封神演义》，则有姜太公曾在朝歌城里卖面粉、当屠户的故事。在商周之际，世袭阶级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根本不会有出身平民的暴发户。太公必然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是一位典型“羌方伯”之子。
但这并不排除太公曾有在朝歌生活的经历。《史记》中记载确凿的，是姜太公在后来周人的灭商事业里作用巨大，特别是提供了许多阴谋秘计，“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种阴谋算计，和羌人、周人在西陲山地的简单淳朴生活格格不入。只有“文明”世界才能塑造出如此阴沉工于心计的人。
那么，出身羌人上层的太公吕尚，为何有着如此复杂难以捉摸的经历，并最终和周人走到了一起？
结合周人以往为商朝所作的工作，可以推测，太公作为羌人吕氏部族的首领之子，可能是被周人俘获或者诱捕，然后作为人牲送到了朝歌。那时的太公和文王都还年轻。但某些变故使他侥幸保住了性命（比如占卜结果并不适合作祭品等），便在朝歌城内作为一名贱民生活下来，直到见到了被押解来的老周昌和追随而来的儿子们。
如此的话，老年太公和周昌在朝歌城内的再次会面，一定极富戏剧性，特别是在老周昌父子们经历了作为“羌方伯”的种种遭遇、伯邑考被“用”之后。这次相见的细节已混淆在种种传说中无法复原，但结局很清晰：这些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达成共识，太公谅解了周族人以往的暴行，认可了老周昌的灭商梦想——虽然动机来自他未必理解的八卦推算。他悄悄和周昌父子们一起回到了西部，共同投身到灭商大业中。
带着在朝歌的惊悚、悲哀、新知和收获，老周昌和剩余的儿子们回到了故乡。他们离开时只有忧虑绝望，归来时却已经团结一致，带领全族投入了这桩豪赌事业：翦商。这个事业已经裹挟了包括周人在内、从东方商都到西部远山的各种政治势力，一旦开启就不可能中止，如同置身深山峡谷中的漂流之舟，或者苦撑到辽阔富饶的新家园，或者在激流乱石中撞得粉身碎骨。
这桩事业中，新加盟的太公吕尚为周人提供了极大帮助。司马迁《史记》记载，太公给文王周昌、武王周发父子策划的，都是阴谋诡计、密室之谋，大多没有记载下来。但他能给周人的教益不止于此。
和周人、羌人相比，商人的文明更加发达，分工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以太公可能在朝歌城内从事过的屠宰业为例（倒不仅是来自《封神演义》的戏说，在很多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确实与贱民身份密切相关），商都的这个产业早已脱离了小作坊经营阶段。屠宰完的人牲肉、骨利用很充分，不同部位、器官被分拣归类，进入下一轮生产环节。在1930年代发掘的殷墟手工工场区内，有专门加工人腿骨的作坊，经过初步拣选的成年人腿骨被捆扎在一起，等待下一步精细加工，可能是制作束头发的骨簪。在其他的商代作坊区中，还有专门用人头盖骨制作碗的遗迹。周人不会这样利用人骨，但这种分工、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则是太公能够带来的真正进步。
此外，年轻的周发（武王）还娶了太公的女儿，周公旦可能也娶了另一位姊妹。由此，周人重续了和羌人的世代婚姻，两个亲缘部族终于在灭商大业之下团结起来。
下篇
朝歌城的经历、长兄的惨死，显然给武王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他的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周命维新
周昌甚至按照朝歌的排场给自己加了王位。从此，他才成了和商纣王平等的王、历史上的“周文王”。当然，这只是在周人的小范围内，悄悄瞒着商纣王的耳目。
从朝歌回来之后，文王的身体还算康健，记忆力却迅速下降。后来周人史诗说他“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其实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状（《诗经·大雅·文王》）。
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有限的时间和智力，都已投入了将八卦演算为六十四卦的工作，这也许是他解除丧子之痛的唯一方式。后世卦师们的衣食之源——《周易》由此产生。
但这对于翦商事业没有任何助益，具体工作都由儿子们进行。除了丧命商都的伯邑考，现在成年的只有周发和周旦。对于老周昌一意孤行开创的这桩事业，他们依旧视为畏途。
和庞大、发达的商王朝相比，周族力量毕竟太弱小了。周旦（周公）性情柔弱，从不敢质疑父亲的决策，但也无法胜任太多建设性工作。周发则努力担负起这桩事业，这应当是他被文王指定为继承人的重要原因。
周昌父子的翦商事业，已经被古代经学家、现代历史学者讲述过无数遍。他们举族迁往更适合农业种植的平原地区，借着商纣王授予的“西伯”头衔，拉拢、团结周边羌人等部族，对不愿服从的部族、方国则进行武力征服。
周人扩张非常迅速，他们的势力甚至开始伸展到关中之外。被征服者提供了衣食资财，使周族男子得以从生计劳碌中解脱出来，组建全民皆兵的武装。周人传统的氏族、家支都被打散，青壮年在军事单位中重新编组。
在扩张过程中，周人还创立了“大学”，也叫辟雍或明堂。这个最早的大学的事业，不是学习研究文化，而是对所有周人男子进行军事训练，最基本的必修课是射箭，最先进、难度最高的则是驾驶战车作战。
在经典文献的描述中，辟雍是一座环水的高大建筑，其实就是护城河环绕的武装堡垒。周王和儿子们都居住在堡垒中。这座辟雍成为周人征服南北西东的力量之源：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从朝歌返回之后，文王周昌又活了九年。他去世后，周发即位自称武王，但仍然继续文王的纪年。按照他的解释，父亲的在天之灵依旧指导着翦商大业。
周公解梦
但武王周发始终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
朝歌城的经历，特别是长兄伯邑考的惨死，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再加上翦商事业的压力，担心失败的恐惧，使他的后半生都无法逃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逸周书》中以多个以“寤”为题的篇章，都记载了武王的恶梦之痛（《寤儆》《和寤》《武寤》《武儆》）。他常常辗转终夜无法入眠，黎明时分恍然睡去，却又梦到翦商之谋泄露、商纣王震怒，联络好的盟友们都不敢反抗，整个周族旋即遭受灭顶之灾：
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逸周书·寤儆》
每次他从恐惧中醒来，都要派身边的小臣去请弟弟周公，向他讲述梦里的惨状，以及对谋商事业能否成功的忧虑。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献祭，他们肯定能得到上天的保佑，试图翦商是否是逆天悖伦之举？
对于这种恶梦，周公也只能尝试用梦来缓解。他宽慰说，他们的母亲大姒曾梦到商都朝歌生满了荆棘，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商人将亡之兆。虽然上帝享受了历代商王的祭祀奉献，但他不应该因为这种小小的实惠而偏袒商王。
为了使自己的解释圆满，周公一次次进行发挥和阐释：王的使命，应当是使天下所有的人生活在和平、公正之中，这就是所谓“德”。上帝应该只保佑有“德”之人，替换掉没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替之。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战胜商王（《太平御览》引《周书·程寤》，《逸周书·大开武、小开武》）。
武王从未能真心信服这种解释，恶梦一直陪伴他到成功灭商以至去世。如果真有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长兄伯邑考为什么还会惨死在朝歌？
他宁可相信实力决定一切。只有在战场上彻底消灭商朝军队，周人才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所以武王真正信赖重用的是岳父太公。每天晚上，他都在和岳父密谋富国强兵的种种方案，拉拢周边小邦、分化商人高层的种种策略。
但密谋结束之后，他依旧会辗转反复无法入眠，朝歌人祭场的一幕幕在眼前挥之不去，惨死兄长的魂灵随时会降临他的卧室。每次从恶梦中挣扎而醒时，窗外已开始泛白，弟弟周公正守候在榻边。
周公名“旦”，字形是半轮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意为清晨。他确实是武王在每个恶梦之晨看到的第一个人。武王的侍卫亲随——“小子御”早已习惯，看到他失眠和恶梦，不待指令也会向周公求助。
于是，武王在周公的宽慰鼓励中稍稍振作，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史书没有记载，周公自己是否逃脱了噩梦的纠缠，以及他自己是否相信那些关于“德”的说教。但每个黎明前被兄长召唤的时刻，他都从容清醒如白日。周公显然已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定位：他无力承担父亲开启的正义而疯狂的事业，也无法给死去的长兄报仇。但这个使命和它带来的压力，注定要由他们兄弟二人一起承受。
他对“德”的阐释，只是作为普通人的美好愿望：他们不想无故被杀或者杀人，只渴望生活在一位圣明君王统治下的安定中。但和所有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的兄长周发必须成为那位有“德“君王。不然整个周族将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说武王的使命是成为帝王、翦商和建设人间秩序，那么他周公旦的使命，就是做这位帝王的心理辅导师，塑造和维护他的伟人形象，如此便于愿足矣
牧野鹰扬
但是，当他们到达黄河边后，忽然又停止进军，班师撤退。第一次出征草草结束。
周人和盟友都不理解武王的想法。其实，武王曾多次和太公、周公秘密讨论：以周人现有的兵力，完全无法对抗商军，要征集更多的部族做同盟军，则势必泄露翦商之谋，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处境：
“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逸周书·大开武》）
在两者间权衡取舍许久之后，武王终于决心发起这个冒险之举：公开与商朝决裂，并发动一次有限的试探进攻。这是他向所有被商朝统治的部族发出的振臂一呼：已经有人率先揭竿而起，亮出你们立场的时候到了！
当独夫暴君得意之时，似乎所有人都屈服于他的淫威。但只要第一个、第二个反对者站出来，他们身后会立即涌现一支追随者大军。被血腥人祭摧残已久的部族们纷纷赶来投靠周人。沿途加入周军的“诸侯”——部族和小国，其实多数不过是新石器水平的农业聚落——多达八百个。
这些未经统一训练的乌合之众是无法作战的。所以武王及时退回了关中。他需要时间把这些新盟友们锻造成一支更大的军队。
商纣王本该用雷霆之怒来惩戒周人的叛逆，如同十二年前逮捕文王一样。但他立刻发现，哪怕在商朝内部，他的权威也在迅速下降。对他公开表示不满的高官和亲人越来越多，推翻他的阴谋正在宫廷中酝酿。他忙于扑灭朝歌城内的反对派，处死了叔父比干，关押囚禁了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商朝臣僚叛逃入周，带来了朝歌反对派们求援的呼声。
又经历了几百个不眠之夜后，周武王发动了真正的远征。西部联军沿着当年文王被捉入朝歌之路前进。
刚刚压平国内反对派的商纣王也集结起了大军，准备一举荡平周人和所有的叛逆民族。双方在朝歌城外的原野——牧野集结，即将发起决战。
这个彻底改变中国历史、再造华夏文明的日子，在文王周昌被抓到朝歌的十三年之后，公元前1046年二月一日的凌晨。双方军队连夜集结备战。连绵篝火映红了旷远夜空，人和牲畜的走动喧哗声终夜不休。
严冬即将过去，淡淡晨雾飘散在原野间，枯草上凝结着闪亮霜露。当天空现出幽深的蓝色——这个武王每每从恶梦中惊醒的时刻，双方军队列阵完毕。
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总共四万五千人；至于商纣王集结的军队，则像树林一样多的无法计算，“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诗经·大雅·大明》），后来的说法是共有七十万人。而且新的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开来。
据说，商人内部的反对者已经约定，在两军接战之前倒戈，向纣王发起攻击。但随着两军距离越来越近，他们迟迟没有动静。或许他们也被商人自己的庞大兵力吓坏了。
周人联军列成方阵，向殷商的矛戟丛林走去。他们因为紧张而越来越拥挤，盾牌互相碰撞挤压，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重整队列。前排敌人的面貌越来越清晰，紧张气氛陡然加剧，联军将士终于再也无法挪动脚步。
一方是统治中原六百年的主人，一方世世代代为主人提供人牲祭品，这将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屠杀。弱势一方随时都会在恐惧中崩溃奔逃。
武王最后的阵前动员：
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史记·周本纪》、《尚书·牧誓》
就在这短暂而沉寂的对峙之间，一小群联军战士挤出队列，向殷商军阵走去。带领这百十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过七旬的的权术家、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太公吕尚。没人知道，他何以忽然抛弃了所有阴谋、诈术、诡计，像一介武夫般怒发冲冠直向敌阵。
也许他只想改变羌人作为人牲悬挂风干的命运，他在朝歌已经看得太多。
在后世周人的史诗中，太公在那个清晨变成了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他面前的敌军阵列瞬间解体，变成了互相砍杀混战的人群。武王的部队旋即启动，三百五十辆战车冲向商纣的中军王旗之处……
当淡淡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时，六百年商王朝已经终结。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经·大雅·大明》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史记·周本纪》
新商人
商纣王已经在绝望中自焚而死。除了纣王亲党，所有势力都在他的倒台中获得了满足。王宫的仓库都已空空如也，据说纣王将所有宝物堆在身边点燃殉葬，但从灰烬中只寻找出几块“天智玉”。太公建议武王不要追查宝物的去向：投诚的商人显贵多是些唯利是图之辈，应当犒劳一下他们。周军继续向各地进发，征讨顽抗的商军，倒戈的商朝贵族则充当向导。
平定商朝全境不是问题，周武王和周公、太公焦虑的，是让商朝上层接受被征服的事实。之前双方的秘密联络中，商人上层只是把这次战争看做一次联合铲除商纣的权宜之举，之后的商人仍旧将保有自己的王朝。局势至此，周人显然不会承认这点。
在熟悉商人典礼的太公主持下，武王在朝歌举行了向上帝献祭的仪式，如同商人以往的所有仪式一样，被砍下的头颅是敬献给上帝的礼物，只是这次的头颅换成了烧焦的商纣王、以及他的妃嫔和亲信们，而奉献祈福者换成了周武王，十三年前的人牲伯邑考的弟弟。
之后，武王向商朝臣工训话，宣布商王朝从此被周王朝取代，享用过祭礼的上帝也转而成为周族的保护神。
武王用了商人最熟悉的交易逻辑来论证：上帝此举并非心血来潮的冲动，以往虽然是历代商王献祭，但祭品中的谷物是由周人先祖——姜嫄之子后稷培育的，所以上帝心中早已对周族青睐有加，将商人的天下转托给周人：
在商先哲王，明祀上帝，亦维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逸周书·商誓》
商纣的儿子武庚被任命为新商王。几个月后，商地逐渐稳定，武王留下三位刚成年的少弟——管叔、蔡叔、霍叔等驻扎商都、监视武庚朝廷，自己带主力班师西归。
纣王的脑袋、还有他曾重用的所有臣子都被押解到了关中。武王在自己的都城镐京再次举行祭天典礼，宣告他正式平定了中土，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
武王要抚慰父亲的屈辱、长兄的惨死。实际上，在向商人复仇的过程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商人。
这个典礼仪式也完全按照商人的惯例进行：纣王的一百名幸臣被押解到祭台下，用斧钺砍断手脚，任由他们在血水里翻滚挣扎。他们喊叫的声音越大，挣扎翻滚的越剧烈，就说明奉献给上帝的祭礼越丰盛。
还有在牧野战场上顽抗的武将、商人核心氏族的四十名族长，他们被剥光衣服，投入到沸水翻滚的大鼎中（《逸周书·世俘》）。
然后，武王身穿天子之服，在音乐声中走上祭坛，向上帝和祖先之灵汇报灭商过程。生的、熟的人牲躯体被抬上祭坛，正式奉献给上帝和周人列祖列宗。纣王和妻妾们的头颅、战争中斩获敌军的耳朵，都被堆放在巨大的柴堆之上焚烧，焦香的烟火气是上帝最喜欢的食物——这是商人的说法。
除了这些惊悚的祭品，山川天地诸神还要享用一些稍为正常的食物：宰杀了五百零四头牛奉献给上帝和周先祖；还有二千七百零一只猪、羊、狗，作为奉献给山川、土地诸小神的祭品。
按照商人的仪轨举行完所有典礼，武王周发合理合法地成为了人间的新统治者。
但他仍旧不能摆脱失眠和恶梦的困扰。
他再次巡游新占领的疆域，试图找到上帝转而福佑自己的迹象，却始终未能如愿。当武王登上西山、俯瞰朝歌城，发现自己还生活在昔日恐惧的回忆中。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灭商当年的年底终于一病不起。
当武王再次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失眠之夜后，小子御陪着周公旦出现在卧榻前。武王说起了自己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事业：
那些曾追随纣王作恶的商臣和部族，至今尚未全部铲除，随时可能发起反攻；自己的长子周诵还不到十岁，其余的尚在襁褓之中，根本无法治理新兴的王朝；除了周公之外，诸位弟弟都还年轻，只有周公能够接手治理这个新王朝。此事没有其他选择，所以连占卜都没必要了。
而且，在周公即位之后，朝歌城必须毁灭，那里是罪恶的大本营；父兄们在那里遭受的患难血泪要随之一起埋葬。武王已经为周公选好了新都城基址：在位居天下之中的河南平原上、一个小山环抱、三水汇流的盆地内。武王甚至给这座还在脑海中的新城起了名字：“度邑”，周人由尘世升入天堂的过渡之城。
以往宽慰从噩梦中惊醒的武王时，周公总是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这次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跪坐在榻前俯身哭泣，任泪水打湿衣裾（《逸周书·度邑》）。
二人商谈的具体过程已经湮灭。但当武王去世时，继位的仍是少年成王，周诵。周公以叔父身份辅政，宣布了营建度邑的决定，只是改名为洛邑——他意识到了天界与人世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朝歌城中所有的居民，从贵族到工匠、贫民，都要迁徙到这座尘世新都（今洛阳市）。
周公制度
三人是文王朝歌之难后长大的一代新人，没有当年惊弓之鸟的凄惶经历，视周人的天下为理所当然。朝歌繁华富丽，生活比周人旧地舒适得多，商王的宫阙和种种排场，正应由他们享用，怎能轻易付之一炬？他们联合新商王武庚起兵，要保住这块商人的最后天堂。
周公和关中故地的周人已经预计到了商人的反抗，但没有想到自己的青年们被东方世界同化得如此迅速。军队再次向东方开去。腐化的军队不堪一击，管叔战败身死，蔡叔、霍叔被俘，武庚逃亡到了北方戎狄之中。
朝歌城被夷平为废墟。文王、伯邑考、武王和周公的所有梦魇都永远埋葬于斯。
周公开始颁布他的新政令。所有新政的出发点，就是往昔那些清晨他开导兄长的关于“德”的说法。这些说法对武王从未发挥药效，但周公如今有了全面推行它的机会。
杀人祭祀的风习被严令禁止，甚至宰杀牛羊也不能超过十二头。周公开始营建新洛阳，奠基时的祭礼只有两头牛；次日拜祭土地之神，用了牛、羊、猪各一头。
不仅如此，周公还要消灭有关朝歌的一切，自己和兄长遭受过的梦魇都要永远深埋。既然不能斩杀尽所有的殷商遗民，就只能修改他们的记忆，让他们自以为和别的民族没有任何区别。商王的甲骨档案库早已随着朝歌焚烧一尽；其他各种文献记载也被秘密审查、销毁。
周公还开始重新编纂历史。新的周公版历史说：商人和其他民族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王朝也是禀受天命所建，历代商王和宰辅们都仁慈智慧、兢兢业业。只是末世的纣王丧心病狂，才导致了商王朝的终结。至于周族，也自然没有了为商朝充当帮凶的污点。
商人几百年的血腥暴行都归于纣王一人，他负荷着千百万人的罪恶，被涂抹成了完全丧失理性的疯子，以至孔子的学生子贡怀疑：关于商纣暴虐的很多说法都是后世人的虚构：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周公五百年后的孔子就是商人后代，他和子贡等弟子们传承的，却是被周公修改过的知识。人们或许能感到，纣王恶行的传说过于虚妄，但不知道这后面隐去的事实是何等恐怖。
这正是周公的目的，他不想后人也生活在恐惧和仇恨中，虽然他和兄长已终生无法摆脱。
还有，民族的隔阂必须打破。商人的族内婚被严厉禁止，所有贵族都不得在本族内结婚，而应当与其他部族、方国的上层联姻。为了巩固新的周王朝，周公还把周人、羌人分封到新占领的东方，让他们在各地建立新诸侯国。商人也都被拆散分配到这些新邦国中，他们将和各地的土著民族通婚混血，互相同化，形成新的世袭统治阶级。
混血、统一、开放的新华夏民族由此诞生。周人、商人、羌人的划分永远成为历史。
周公继续完善着他的道德理想。他制定了种种礼节，希望让人们学会控制欲望，把社会规训得和善、节制、长幼有序。这些说教和规范形成了种种儒家经书，被统称为“周礼”。
当初激发父亲翦商灵感的八卦、六十四卦，也要重新进行阐释，消除那些野心和投机的成分。据说《周易》的《爻辞》是周公所写，它与文王名下的《彖辞》区别极大，不再鼓励任何投机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一位君子应当如何朝乾夕惕、完成社会角色的励志说教。周公兄弟们从未能理解父亲对八卦的狂热。那个冒失之举虽然最终收获巨大，但毕竟给他们的家庭和国族带来了太多磨难和风险。如果再次面临这个选择，他们恐怕没有勇气投身于斯。
商人和神灵做交易的理论，也要做彻底修改。给神灵、祖先的献祭只是表达虔诚敬意，不需要、也不允许无限丰厚。神灵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嗜血饿鬼，而是保佑有德者、惩戒无德者的最高仲裁，维系着周公倡导的人间道德体系。
在商人的功利、血腥、残暴已然登峰造极之后，周公创建了一套全新文化：节制欲望、善待他人、克己复礼、勤勉拘谨。这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周公还以身作则，每次面见年少的侄子成王时，他都战战兢兢如对严父，虽然他是成王事实上的监护人。每向成王表达完自己的意见，或者听成王说出每句话，周公都要以头触地、长跪稽首许久。
至于逐渐长大的成王，和所有青年们一样，开始萌生叛逆心理，对这些繁缛礼节和道德说教渐渐不满。而且周公一直掌握大权，在反对者看来，这无疑是虚伪和言行不一的表现。据说在数年间，成王曾命令周公居住在洛阳，不得到关中朝觐。最后，可能是周公奉还大政、交出所有权力之后，他才与侄子和解，回自己封邑度过晚年。
他委实无法向侄子解释自己这种对道德的近乎病态的依赖：这是他和父亲、兄长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痛，已无从向年轻一代谈起，就像伯邑考的死因不能触及一样。
周公在归政后不久死去，埋葬在文王和武王的陵墓之旁。最后岁月里，他和侄子成王关系如何，史书完全没有记载，但从他死时的寂寥来看，侄子显然还对这位道德楷模心存芥蒂。
周公的道德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恐怕言人人殊。但他彻底埋葬商都记忆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至少在考古学家的铲子掘开殷墟之前是如此。
尾声
但他仍按照天子之仪轨，挣扎着梳洗、穿戴起最庄重的冕服，端坐到朝堂之上，对臣工们发表了临终训话。他历数祖父文王、父亲武王以来的功业和教诲，告诫太子和臣工永保勤勉，不要丧失先辈们的翦商大业。
在臣僚们看来，这番景象恍然周公重生。
显然，在独自为政之后，成王渐渐理解了叔叔的某些用心：
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尚书·顾命》
临终训话结束之后，臣僚退去。成王挣扎着脱下了礼服，回到病榻上。次日，成王去世，太子康王继位。
华夏历史沿着武王和周公修改后的轨迹继续前行，直至今日。
作者附言：两位大学同窗为本文提供了帮助，首先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林鹄师兄，他在本文酝酿阶段贡献了许多有见地的想法，本文第一节殷墟考古部分的文字，就直接来自他的著作；北大历史系的韩巍教授审读了全文，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