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董功：不可替代的真实

董功 DONG Gong

董功于2008年在北京创立直向建筑事务所，于2019年被授予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同年被聘为美国伊利诺大学杰出教授，自2014年起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担任设计导师。他曾多次受邀于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马德里理工大学、伊利诺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法国建筑师协会、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和Casabella Formazione等国内外高校、学术机构发表演讲和教学评图。

采访：徐抒文

访谈全文刊载于《建筑实践》2020年6月刊

购买请点击阅读原文或扫描文末二维码

直向建筑事务所在十二年的设计实践过程中，面对复杂多元的设计线索，“场地”“光” 和 “建造”是其持续的关注点。

直向认为，没有一个建筑可以脱离“场地”而存在，每一块场地都一定有它已存在的某种能量。建筑要做的是通过精准的空间动作把这种能量揭示出来，转化成人的感知和生活。

自然光在显现空间中固定、有形的物质和边界的同时，也在消融着它们的物理局限，它是一种能量，赋予空间弥漫着的情绪和氛围。光对于建筑，既是一种视觉意义上的“观看”，又是一种身体意义上的“沉浸”。

而建筑最终是一门“建造”的艺术。建造行业中的很多“滞后”“混沌”和“缺陷”成为事务所借用和转化的力量。直向也坚持“和工人在一起”的策略，派驻建筑师到工地参与施工全过程，汲取当地和现场工人的建造智慧，不断修正设计的局限和偏差。

阳朔糖舍酒店主楼南立面 © 陈颢

AP：您之前的访谈提到“建筑作为一种介入的动作”，这一点我很赞同,这也是我们这期“营造；建造”想要展现的方向，即建筑生成、诞生的全过程——从一个地方，到材料、构造、结构的建造，到物质与空间的共生，再到建成后的实际使用中与使用者达成的微妙状态，甚至是在时间上与过去和未来形成的微妙共振。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您如何看待建筑的落地这一件事？落地的这一刻是作品的完结或是开始？

董功：首先，从设计到落地的这一过程，对于建筑师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是专业本分内的事。但当建筑落成之后会开始另一个阶段——这是它真正进入到设计所赋予它的意义的阶段。

设计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用。我们会持续关注项目在建成3年或5年后被使用的状态，这是建筑生命感的体现。当真正有人出现在设计建成的物理空间中时，这个空间会和随机出现的使用者产生出许多建筑师未预料的场景，这往往是非常动人的；另一方面，建筑在落成后将真正地成为地球上的某个地点，几年后，因为其它因素参与其整个使用状态，它会逐渐脱离最开始设计时的清晰形象。比如我们在南方的项目，无论是植物生长，还是经过几年雨水冲刷被改变的材料，或是人的使用磨砺，都会改变某些最初的设计细节。这几年，经过几个项目的切身体会后，这个阶段对我来说尤为奇妙。

阿丽拉阳朔糖舍酒店连廊及山墙 © 陈颢

AP：回访是直向建筑一直坚持的制度吗？回访中您最在意的是什么？

董功：定期回访并不是我们的规定程序，但大部分项目经过几年的合作，我们都会和业主从陌生人变成朋友，所以去这些房子参加一些活动聚会是很自然的事情。有几个项目我回去较多，像是阿那亚海边图书馆和海边教堂，因为我们还有持续性的合作，另外像阳朔糖舍酒店，在那边不时会有朋友聚会——这也都不算是职业行为。

其实，在房子建成不久时回到那个空间，是很难让自己真正放松下来的，因为在整个建造过程中，我们是需要不断发现施工中的问题的。这种紧张的惯性会持续大概一年左右，这之后我才能和大家一样放松下来从使用者的角度去感受自己的作品，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更客观地体会到设计赋予物理空间的那种能量，以及经过时间、不同使用者、不同事件和其他因素产生的改变。

我近期有回我们的烟台所城里社区图书馆项目，它建成大概两三年了。那个设计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在尺度相当有限的老院子里修复旧物，并置入一套用耐候钢做的新连廊系统，使空间的流线组织更为方便。同时，连廊的置入将院子分割，从而增加了空间的层次。刚竣工时，我们在一些院子里种了些植物，这次去时，它们真正地生长起来，并开始和建筑“咬合”在一起——植物绕开建筑生长，而建筑投下的阴影也会影响植物的姿态。所以经过这两三年，可以感受到这个空间已不再只是院落形态和最初设计的廊道系统的物理叠加，而是多了一层无法言喻的“生命”状态。这种生命不仅是植物的生命，还有它们和空间发生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动人的结合。

所城里社区图书馆从阅览空间看庭院 © 苏圣亮

AP：驻场建筑师对项目完成度有怎样的作用？

董功：我们每个项目确实都有驻场建筑师，并且是天天和施工队在一起工作。在中国现在的阶段，如果没有驻场建筑师每天守着，是很难要求施工队按照图纸完成施工的。对于“完成度”，我自己并不是特别关心一种材料，例如清水混凝土，能达到多高的工业标准。我关心的是空间的交代、材料间的逻辑关系是否按照设计被执行，我的底线是按图施工。所以我对“完成度”的理解，在于一个建筑、一个空间是否有按建筑师对各个层次及关系的控制被准确表现出来。

我们基本上试图在设计阶段就把结构、构造、材料的表达方式考虑清楚,但到了真正施工的时候，总会遇到在设计阶段没能预料的事情，比如说施工队的能力，当地存在更简单的建造方法，或者说有些设计本身就是难以落地的。正是因为驻场设计师，我们与施工合作者的互动是相当密切的，建造过程中也会修改很多地方，但都是在建筑师的引导下进行的。

海边y餐厅檐下空间 © 苏圣亮

海边y餐厅井字梁特写 © 苏圣亮

AP：你们一般是找当地施工队还是会选择自己配合较好的施工方？您提到国内的施工质量有局限，那你们有机会与国外施工队合作吗？

董功：在国内，施工队是招投标选择的，很难去指定。除非是很小的私人项目，一般一定规模以上的项目都是经过正规的遴选程序的。

因为我在美国工作过8年，所以与那边的施工队也打过交道。直向建筑前年参加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在军械库主展厅做的一个装置，是和意大利当地的施工队和结构团队配合的。另外，我们大概从今年开始会接触到一些国外的项目，过两三年可能会有一些呈现。

AP：你们作品的主体感非常强烈，同时也很强调图像的表现，您对项目的摄影有怎样的标准？会担心图像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超过实际的建筑体验吗？

董功：对我来说，摄影是对设计的记录。这么多年我们基本就和两三个摄影师合作过，我个人在这方面是比较挑剔的。比起“图像表现”，我更倾向于用“记录”这个词——这是建筑摄影的两种不同态度。

我自认为我们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建筑师，不会为了某一角度或者特定的图像表现去设计建筑，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但我很重视对建筑的记录，现在的时代里，接纳信息的系统已和20年前完全不同，所以我并不排斥对建筑的忠实记录和高标准的图像或视频对建筑的呈现——但空间质量是这一切的基础和前提。

直白点说，摄影师的选择很重要。我偏好的摄影师往往不会用广角去拍摄建筑和空间，哪怕在一个较小的空间内无法捕捉到空间的整体；他也不会特意选取最绚烂的光线状态——摄影对建筑的表现不应是去夸张它最完美的瞬间，而是相对日常的场景。假如你去到直向设计的这些房子里，很容易就能判断出建筑师的设计重点或者价值取向。我也去到过现在流行的一些房子，它们跟网路图像呈现出来的完全不在一个状态。所以除了认认真真做建筑，我认为摄影应该是对建筑的忠实表达。有了这两点，后面的媒体传播不是建筑师能去控制的，也不用过分担心。

南开大学海冰楼从回马廊向西看 © 陈颢

南开大学海冰楼三层走廊 © 陈颢

AP：您提到过对“船长之家”的场地印象很好，您对场地的“好印象”包括哪些？

董功：场地和周边条件是我选择项目很重要的考虑因素。直向建筑刚成立头五年时，还没有太多余地挑选项目，会被动接触到一些令人有点尴尬的场地条件。比如在开发区，周边全被抹平了，没有任何可以借助的线索和条件；或者设计已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又变了，旁边的楼盖得更快。这是中国当下时代的客观发展使然。

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在我看来特别珍贵的项目条件往往是真实的场地——在场地上存在着真实的历史信息，无论是人的生活，还是建造的痕迹、地形或是树木。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场地，这对我来说特别宝贵。这么多年我们收到过非常多的项目邀请，但要在其中找到一片真实的山水、村庄或城市都是极难的。大部分情况都是在自己设计时，周边也在设计，这对我就缺少点吸引力。同时，对直向来说，场地对建筑的生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当这个线索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时，就会给设计带来很多难题。

“船长之家”在福建北茭村，村子较为偏远，发展相对滞后。同时，因为山地一旦到了某一高度就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拆除和重建，所以很有意思，村子平地上的部分都是千篇一律开发商盖的房子，但到了山坡上，就还都是明清时候的老房子，这算是一种自然的地形制约。而当时这个村子是个渔村，打渔相对于农业来讲收入还算不错，所以村子并不穷，年轻人也没有离开很多。这个村子还保有着完整的人口代际组成，健康而有活力——这一系列条件都让我感到很有意思。不像大量的快速生产的地产项目，设计师都不知道住进去的会是谁，而“船长之家”的家庭构成、每个家庭成员的性格特点都很具体，所以我们可以做出很有针对性的空间安排。同时我们也有机会和使用者交流，这在我看来都是设计中很有价值的条件。

船长之家改造鸟瞰 © 夏至

船长之家改造街景 © 陈颢

AP：“船长之家”使用者的要求十分细致，但船长本人好像对成果有些许怀疑，反而是之后的媒体曝光、外界称赞还有女儿的认可才让他真正接受了新家。您是否会觉得在这一点上建筑师的介入强过了业主自身的取舍判断？

董功：在这个项目中船长主要怀疑的一点就是混凝土被用在了室内。就事论事来说，“船长之家”是一个媒体节目带来的作品，这种节目的设定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建筑师的角色。换句话说，在正常情况下我很难想象会有一个村子里的一位船长请我去改造他的家。这个项目也是一种机缘。另外，其实当时与我直接沟通更多的是船长的女儿，她作为这个家庭的代表，在建筑师和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协调。所以对这个建筑的设想不能说完全是船长本人的心愿，它更是一个家庭的综合意见。

当然我自己也会做一些判断，从我所了解的这家人和他们各自的习惯去判断一些设计是否会合适。建筑这个行业之所以这么难被归纳总结就是因为建筑师个人的判断力和能力大相径庭，同样的条件，换另一个建筑师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建筑既是一个产业，又很社会化，同时建筑师本人也会带有个人因素，这一系列因素都导致这个行业很难被界定。但我还是相信这个行业是很依赖建筑师的个人素养的，甚至这种依赖程度已经大于行业管理的能力了。

船长之家改造多功能生活空间 © 陈颢

AP：曾与我们进行交谈的一些建筑师认为，设计的过程中，建筑师有责任对业主进行“教育”，以促进建筑设计行业整体水准的提升。您对此怎样看？

董功：首先，沟通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不应该使用“教育”这个词。在大部分项目里面，我遇到的业主虽不是建筑专业的，但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其人生积累和阅历都是有相当水准的。尤其是当今中国大部分能够做投资建设的人，一定是在其行业很优秀的，大家只不过是在不同行业揣摩一些共同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超越行业边界的。对的人在一起做对的事——不是说这个对的人要很懂建筑，而是能感到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并在具体的事情上彼此信任，遇到问题沟通解决，而不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基本上一个好建筑就是这样出现的。

建筑师其实处在一个很纠结的状态上，一方面希望能主导建筑的调性，另一方面建筑的所有者又不是建筑师，在行政上可以说是没有主导性的。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建筑师，要能综合考虑诸多条件然后做出相对准确的拿捏判断，最后盖出一个适宜的建筑。所以建筑师这个职业，要有坚定信念的同时也很脆弱，他需要在各方关系中找到平衡点，但这恰恰也是我很喜欢这个专业的原因——理想和现实的冲撞很吸引我，如果当你知道做什么都行的时候，设计就缺乏了在思考过程中反复被判断的部分。

海边y餐厅入口门厅 © 苏圣亮

AP：我其实很好奇您对建筑的热爱是怎样形成的？一般来说，坚定信念和脆弱现实的碰撞往往对建筑师是挫败、消减激情的。

董功：我似乎从没琢磨过要不要干另一件事，我觉得这不是有意识的选择，这个专业其实也是父母帮我选的。但一路走来，我并没有在这方面纠结过。

当然，这个职业在局部的时间里会产生挫败感，每个项目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也会头疼。但总体来讲，我对逐步解决这种无力感，到最后看到社会对项目产生积极反馈是抱有兴趣的。所以我总体是在一个相对积极的状态，而那些所谓负面、挫败的部分让我感到没有脱离真实的生活状态，这对设计非常重要——那些微妙的东西是不断去理解社会、人和生活的重要渠道。我在纽约时的老板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后期的作品，尤其在中国的项目，设计成什么样甲方都同意，然后就盖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更放任自己作为创造者的一面。但当他过度相信自己、放任自己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他的设计不如他在揣摩、走钢丝，想要极力注入自己想法又得收着时的作品。即使从纯建筑专业的角度判断，我也觉得这种脆弱状态下设计出的作品水准更高，可以感受到思维的密集性、逻辑的咬合性。大笔一挥盖出来的建筑，会让人感到太简单、太放纵了。

长江美术馆庭院 © 陈颢

AP：您的作品似乎大多都与繁杂的社会隔着一层，社会性议题、剧烈的城市变化似乎没有很强烈地在您的作品中被展现出来，这个是您有意或无意的选择吗？ 

董功：这里面有个价值观的问题。当你说到“强烈的展现”时，我脑子里出现了像库哈斯这些荷兰派的建筑师，他们的作品里多是社会性影响了建筑语言。但在我对建筑的核心理解中，建筑里有很多恒定不变、非常重要的价值，它们形成了建筑学的内核，比如气氛、材料、光线等等；此外建筑学还有其外延部分，这个部分就是不同的社会条件、技术条件、历史时代条件、地区条件等等。每一个好的建筑在我看来都是其内核质量和外延因素的化学反应，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具体时间、具体地点下的优秀建筑。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的一大争论就是所谓“建筑学到底还有没有意义”，我认为是必然的。无论是从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或者我们有据可考的唐宋开始，建筑学核心的意义就是联系每个人和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空间。这个空间或它携带的物质和人发生关系，让人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受到了空间的保护，同时这个空间又启发人精神上向外的思考。

长江美术馆南立面 © 陈颢

长江美术馆光塔内景 © 陈颢

长江美术馆室外平台 © 陈颢

人类存在建筑史的两三千年相对人类进化史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我认为人的基因没有变，空间和人的一些基本关系就不会变，但每个时代的条件、政治话语体系等建筑学的外延部分在发生变化，它们的确会影响建筑，但并不是说先进技术、开放空间或者民主社会这些概念就能简单地把建筑解释了。建筑中有很多永恒的价值是需要被回应和面对的，可能建筑师回应的方式会受到具体时代和条件的影响，但那个价值仍需被体现出来。我相信外延对建筑的影响在建筑的表现中是需要被转化的，最后的呈现或许不是一个直白的表达。

长江美术馆北立面近景 © 陈颢

AP：建筑学的内核和外延共同影响着建筑的表达，但影响的程度也与建筑类型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高密度环境下的城市综合体，做出来可能不得不与外延关系更加密切。您这方面的作品比较少，您是会避免这类项目吗？

董功：我其实非常想在城市高密度区做一个购物中心，但前提是有一个我能够对话的投资方或业主。目前的机制导致我们身边所有的商场无一能够体现这个时代的购物空间，它们都被模式化、地产化、教条化的东西约束住了。但也没人敢冒风险，往往营销团队在一开始就会选择已有充分此类经验的团队来做，所以最后做出的东西都差不多。我并不是在挑项目时排斥这类空间，而是还没遇到过一个真正让我认可的条件——大家真的想去探索当今城市高密度环境下购物空间该有的空间特征。假如大家真的能够触碰到最真实的生活需求，然后去呈现对应的空间状态，那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没有具体系统思考过这个时代的购物空间或模式，因为我的确没做过，但肯定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一个由面积比和销售面积简单算出的固定模式。我们现在有这么发达的电商，到底什么能吸引人去购物中心？这是建筑师可以作贡献的地方，数字系统再发达也取代不了人在真实光线和环境条件下去参与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赋予“人存在于这个世界”或者“活在一个城市里”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去考虑商场，那些传统的设计手法是否还是必须，商场是否需要考虑某种特殊的空间让人放松、交流，体验到和网上购物完全不同的状态，如何和别人共处，和城市共处，这些话题都值得被思考。我相信未来会有有见识的投资商看到这件事，当眼前众多问题暴露出来，而又没有一个模范方法去解决问题时，往往正是机会产生的时候。

AP：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恰恰因为现在是一个资本与消费的时代，那么那些得房率的考虑不也正是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东西吗？

董功：是，但现在所做的只是一个最简单的得房率计算。赚钱的方式不都那么简单，比如中国住宅小区的开发商在15年前基本都是在算公摊面积、销售面积和配套公共活动面积，一般来说房子盖完能赶快卖掉就卖掉，赚了钱后雇一个物业公司来管理，然后再去开发下一家，这到现在也是大多数的开发模式。这个模式的确赚钱，但在我看来并不是最高明的。这样的开发商往往得不到太多的尊重，甚至在各地方政府对这类开发商的态度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做的基本就是把资源转化成商业模式，赚快钱然后走人，过程中还会激发许多矛盾，比如与当地居民的矛盾、拆迁的矛盾、后期使用维护的矛盾等等。

但像阿那亚的海边图书馆，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开发商不是在简单地做楼盘，而是去做一个长期生活方式的品牌。其实那一大片住宅的销售阶段已经结束了，但还有新的餐饮零售生态，甚至剧场、博物馆被引入。投资方希望把那里真正变成一种带有公共生活质量的城市片区，而不是一个简单地被围住的住宅区——这是一个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别。它背后肯定也有商业动机，但不再是简单按每平方米赚钱，而是产生了品牌价值的积累，这将是一个长期、巨大的回报。另外它很大一部分的收入都是在经营这些公共空间。活动可能不收钱，但是不同地方人员的到来会带动资金流动。在这个时代，销售、出租只是赚钱的一种低维思路，更高维的状态是把人的生活方式、审美和品牌揉在一起，呈现出一个更立体的状态，会得到多重的回报。

我说的购物中心也是这个概念——简单地按照最高得房率和出租率进行设计，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陈旧的体验模式怎样不被电商取代。而通过设计去创造一种全新的购物体验，从而发酵成一个话题，这其中的空间也许没法通过简单的经济效益去计算，但带来的巨大社会效应会转化出很多其它的东西。这里面的复杂度值得去探讨。

AP：在中国不同时代的语境下，您对“营造”这个词的理解是否在不断变化？

董功：“营造”比较复杂，它包含了许多已被定义的、特殊的内容，比建造的概念大很多。它首先有一层意识层面的构思，然后再去建造。在这个时代，对于建筑本身，我们面对的机会和困难基本是由同一件事形成的。我们处在一个巨变的年代，世界格局的变化、技术的革新或许真的会碰撞出有史以来非常有意义、甚至革命性的变化。

我也想反问一个问题——建筑在这种巨大变革中往往有两种极端的声音：一个是建筑要适应变革，比如参数化和计算机的运用，那么建筑怎样去包容这些技术，从而产生出属于下一个时代的建筑？另一个声音是，建筑需要去抵抗这种飘渺的巨变，坚持核心，以不变应万变。这两个声音好像在每个变革年代都会同时存在，并进行博弈，最终达成某种结论。我能感到这件事正在发生。

目前阶段我的内心有某种抵抗，但这种抵抗不是对新东西的排斥，而是对建筑学核心价值的坚持。

南开大学海冰楼从回马廊看向通高大厅 © 陈颢

AP：相比于“做”，您会觉得中国当代建筑师通过“说”的表达太多了吗？

董功：应该是，毕竟说更容易。客观来讲，中国建筑师也在面对很多无力的条件，在纯纸面的状态是一个水准，但由于行业普遍还缺乏高质量实际操作的能力，建成的质量会下降很多。有个有意思的现象，你看现在还在世的那些欧洲老牌的建筑师，越是做东西棒的，说得越简单、越节制，其实有点“狡猾”。我们这边好多建筑师往往做到三分会说到八九分，而欧洲那些老辣的建筑师则是做到八九分，但说时只说三分，留有很大空间的神秘感，让外人去猜、去解释。他永远不会把心中最内核的东西直接告诉你——这好像是个有趣的对比。

海边y餐厅鸟瞰 © 苏圣亮

海边y餐厅井字梁及天窗特写 © 苏圣亮

本文图片由直向建筑事务所提供

编辑 / 徐抒文

© 建筑实践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