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2008年，人类迎来了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超长繁荣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和满足。2008年金融危机被越来越多的人拿来与1929年大萧条相提并论，但我认为前者比后者要更为严重。虽然它表面上的破坏力不及大萧条，但是却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范式已经达到了瓶颈，下一步除非进行社会经济范式变革才能实现突破。2008年到2022年，虽然世界仍然没有找到经济发展的引擎，但是发达国家依靠以美联储量化宽松扩表为代表的金融刺激手段，以进一步破坏自身的经济生态为代价，制造出经济还在发展的“假象”。2022年之后，全球疲态尽显，无论是经济生态还是自然生态都难以为继，这意味着不仅是六十年一循环的康波周期的结束，恐怕也将迎来已经持续了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周期的消亡期。在新的发展范式确立之前，如何让人类已经被解放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适应整体螺旋下行的生产力水平（整体生产力水平下行似乎令人费解，以后将专门阐述），人类必将会迎来一段非常痛苦的挣扎。在这段时期，将会出现种种以往匪夷所思的怪相。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各种貌似自圆其说的理论层出不穷，社会思想变得空前混乱，丧失舆论话语权的zf，会陷入极大的被动局面，甚至产生各种color革命的隐患。更严重的情况是，各种宗教势力以及准宗教势力将会复苏，甚至在部分国家和地区掌握zz话语权。比如泛滥的“躺平式共存派”，几乎快成了一种准宗教。官方做什么，他们就反对什么。正如三年前疫情刚爆发时攻击抗疫不力的声音铺天盖地。反对的具体内容不重要，也可以千变万化，背后的目的是不变的，就是反zf。本文将带大家回到两千年前宗教滥觞的源头，看看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
公元元年前后，全球又迎来了一个明显的降温周期，自然灾害与瘟疫流行，加剧了人民痛苦，激化社会矛盾。于是，东西方都迎来了社会的剧烈动荡期。从降温幅度上看，这一轮气候变化并不算突出，但这一轮气候变化对人类精神世界造成的影响，却比任何一次都来得深远。典型的标志是，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为独特的宗教孕育期。这段时期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西方都经历了一轮农业革命以来生产力提升最为迅速的时期，以及被称为“轴心时代”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相对活跃的时期，人类的思想空间和欲望都被放大了。在供给短缺的灾难和动荡面前，人类不得不进行痛苦地调整，压制已被释放的欲望，束缚活跃籽油的思想，东西方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宗教来进行思想的禁锢。这就是为什么，除了伊斯兰教这个后起之秀，当今世界的主要世界性宗教：基督教和佛教，以及在中国影响深远的儒教和道教，都是在这个阶段几乎同步发展起来的。也许有读者会说，你这是胡说八道，佛教的起源明明要比基督教早得多。
原始佛教虽然创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恒河流域（起源时间与犹太教非常接近），但是原始佛教跟犹太教类似，有很大的局限性，专注于自身个体拯救（犹太教只是针对本民族），流传并不广。公元一世纪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犍陀罗地区（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佛教吸收了希腊、波斯文化元素形成了带有普世性的大乘佛教。所谓“大乘”，就是大的交通工具，即“获得真知、达到解脱的大的途径与方法”。在大乘佛教兴起后，大乘修行者将以前的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中的一些流派贬称为“小乘”，意思是小的交通工具，小的途径与方法。你如果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是具有相同来源的两种不同的宗教，那么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关系也是如此。而大乘佛教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宗教。同理，起源于黄河流域的道家思想虽然历史悠久，尧舜时代之前已经存在，连老子也只是道家思想的整理和归纳者。直到公元一世纪才完成宗教化转型，形成原始道教。道教原本也带有世界性宗教的pushi性特征，但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即黄巾教）但刚一冒头就遭到残酷打压，没有沿着这条路径继续发展下去，变成了一种宣扬出世的本土宗教。儒教的形成由于有官方参与，其脉络更加清晰。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思想成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中央JI权统治的指导思想。董仲舒是儒家思想从一种政治学说向儒教转型的关键人物，相当于儒教的创教祖师。他以儒家思想中的三纲秩序、宗法伦理、尊卑等级等要素为核心，揉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众多学派中有利于君权巩固、社会稳定的主张，建立了内儒外法、刑德并用的社会控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儒家思想已不再完全等同于先秦时期的孔孟学说，成为一种为中央ji权统治服务的官方宗教。换句话说，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轴心时代的人类思想瑰宝，到了公元元年前后不约而同地受到了宗教化改造。这样一来，即使中国人由于文化背景的隔阂很难深刻理解基督教的起源，但是可以通过对照儒教的起源过程进行理解。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盛行，贫富差距悬殊，再加上气候变化天灾横行，社会矛盾尖锐。由于当时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央ji权体制，为了应对这样的社会矛盾，逐渐形成了改朝换代，改天换命的思潮。与此对应形成了一股明显的思想潮流，就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民间诸子百家之书销毁一空。项羽火烧咸阳，又把官府所藏之书付诸一炬。这就导致董仲舒时代推崇的儒家经典，都是儒生根据记忆重新撰写形成所谓的今文经学。这也是西汉时期的官方正统思想，政府各项大政方针，对政治得失的评判依据皆来源于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汉借助建立在今文经学基础上的儒教，建立了一种“政教合一”的统治秩序。汉武帝的中央集权政策压制豪族权贵，有利于平民，权贵们心怀不满自然要想办法反抗。釜底抽薪之计，就要从作为思想根源的儒经上想办法。好巧不巧，就在汉武帝末期，鲁王刘余拆除孔子后代住宅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批记载儒学著作的竹简。同时期的河间献王刘德，据说是出于“个人爱好”，从民间广泛征集私藏的古代经书，也搜罗了一批儒经。这些著作合称为“古文经”。汉武帝死后，研究古文经的派别逐渐发展起来，就是古文经学。理论上说，古文经那可都是“古代真经”，要比今文经更加正宗，大家应该统一转换思想，一起学习古文经才是。但实际上，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成为贯穿汉武帝之后两汉期间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其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清代。表面上这是学术之争，实际目的就是为了争夺ZZ话语权。经书是谁写的不重要，关键是解释权垄断在谁手里，才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这就好比东厂太监可以随便起草皇帝诏书，至于皇帝是谁，重要么？被汉武帝打击的王国势力，不甘心就此失败，广泛网罗党羽，积累理论基础，准备对帝国的政治秩序进行釜底抽薪的反击。如果对比古文经学和基督教的兴起，你会发现背后的动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3、都是借助来自民间的力量（东方是古文儒经，西方是新约圣经）来塑造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既然官方是依靠造神（从高祖刘邦对自身造神到武帝刘彻抬出孔子这尊大神）来取得政治合法性，那么就针锋相对地造出另一尊神来对抗。然而，刘姓王爷们千方百计塑造的古文经学这柄大杀器，很快就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控制范围，落到了更加精通此道的人手里。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声势日盛，外戚王莽正式借助于古文经学的力量，完成了篡位大业。与此同步进行的，就是一系列造神活动。其做派与和他同时代的屋大维如出一辙。（屋大维如何造神的传送门：耶稣居然是颜色革命的始作俑者？——犹太与西方文明纠葛（13））王莽造神的本意，就是为了对抗西汉刘氏长期以来形成的统治正统。他的造神活动十分顺利，但是随后王莽激进的改革同时触犯了贵族和平民利益，绿林赤眉起义敲响了王莽覆灭的丧钟。在乱世中崛起的刘秀，也是依葫芦画瓢采用谶纬造神，不仅推翻了王莽政权，并在登基之后重新倡今文，废古文，重塑官方正统话语权。东汉是建立在河东豪族支持基础之上，从一开始社会矛盾就很突出。好在最初的四位皇帝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汉和帝都比较贤明，大力抑制外戚宦官，平抑豪族，给下层分利，同时对外开疆扩土，形成了一段比较繁荣的时期。之后皇帝日益被架空，被压制的古文经学再次复兴。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归根结底都是掌握在贵族阶层手中，于是很快古今文两派相互融合，形成了与皇权对立的世家集团，这些世家以儒教作为纽带形成盘根错节的累世豪族，把持朝政。比如号称四世三公的河北袁氏，“司马八达”的河内司马氏，都是当时的儒学大家。东汉末年，“大贤良师”张角同样是依赖另一场反向的造神运动，“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将自己塑造成为民请命的下凡神仙，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这又是一场以魔法对抗魔法的游戏。黄老之学（战国后期道家学说的一支）在西汉初年曾经显赫一时，从吕后到汉武帝亲政之前，都是西汉官方显学，在汉武帝掌权之后逐渐式微，但是一直没有消失。眼看着儒教一路朝着神学的方向发展，掌握了所有政治话语权，成为权贵阶层垄断权力有力武器，东汉皇室为了与之对抗，只好另立炉灶，与黄老之学走到了一起，并将其神学化。早在汉顺帝刘保（115年—144年9月20日）在位期间，有人借半仙于吉之名，向宫廷进献了一本名叫《太平清领书》（又称《太平经》）的奇书，把老庄之道和鬼神信仰与阴阳五行和神仙家的方术结合，创造了一套复杂的神学体系。书中同时也提出了一套政治设想来描述理想的太平世界，提出君明，臣良，民顺是世界太平的根本条件。汉顺帝认为这本书妖妄不经，“多巫觋杂语”，将其列为禁书，在宫中秘藏。这本书正是后来“大贤良师”张角借以组织太平道，掀起黄巾大起义的理论指南，也是张道陵创立五斗米教的基础。秘藏于深宫中的禁书如何流出民间，落到张角的手中？没有宫里的运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太平清领书》也就成为道教的创教经典著作，相当于道教的“圣经”。由于当时的名称很乱，有叫太平道，五斗米道，黄老道，其实大同小异，以下统一称为原始道教。到了桓帝、灵帝之时，东汉社会出现明显的宗教分层，内廷的皇帝和宦官大多信奉原始道教，外廷的豪门显贵们大都信奉儒教，相对失势的地方豪强和底层民众大都也信奉原始道教，整个社会呈现出“三明治"结构。这一结构与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结构非常类似，后者是王室与民间拥护新教，贵族阶层普遍支持天主教。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正式爆发。这场大起义通常认为是民间自发的农民起义。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原本应该是内廷宦官集团遥控的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战争，目的是打击儒教势力。史书中记载这场起义的起因是：张角派一名叫做唐周的门徒去洛阳与宦官封胥、徐奉联络，但是唐周直接去官府告密，于是事发，黄巾起义仓促间爆发，封胥等人迅速被灭口。除了黄巾起义之外，从来没听说哪次农民起义中，起义领袖联络京城的宦官一起搞事情的。除了封胥、徐奉这种小角色之外，包括张让在内的十常侍也是与张角多有联系。（参见《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
复习了两汉时期宗教斗争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理解，连宗教氛围这么差的中国都频频借助造神来搞事，宗教氛围浓郁的欧洲，既然屋大维采用造神手段来维护合法性，那么贵族们想到用造神手段来反对他，简直就是如同呼吸一般自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贵族们的mz共和思想，到底是如何披上宗教这个魔法外衣的呢？
历史如同一条进化的河流，只有通过进化的视角才能抓住历史脉络，还原隐藏在迷雾中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