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英文简称CFF
现代基金会是缓解社会矛盾，实现改良的重要推动力量。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兴起是美国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对美国的改革特别重要。
资中筠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美国研究所原所长、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理事
撰文：徐会坛 摄影：张旭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4年9月刊
相比社会的其他方面，公益有很大的进步
记者：你是著名的学者，也是公益的参与者，多年来一直参与乐平公益基金会。据你观察，从“制度性条件”、“捐赠方或潜在捐赠方”、“公众心态”这三方面来看，中国公益事业有哪些显著改善？
资中筠：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社会的有些方面进步，有些方面倒退，或者越改越糟，例如教育。相比社会的其他方面，公益慈善这一块有很大的进步。至少，十年前我没有想到中国的公益基金会会有现在这么多，而且在管理上日趋规范，比较健康的基金会的数量也在增加。“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实际上，任何一个大企业不做一些公益慈善，是很少的了。在高收入的人群中，自觉做些公益捐助的人也日益普遍。所以，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上，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都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
这是顺应社会发展需要，民间自发的力量也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政府有关法律、法规的改进。2004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比以前，进步很大。过去的条例总的来说是以防范为主，而这个《基金会管理条例》，起码是从积极方面先鼓励，然后再防范。当然，它里面有一些规定是不合理的，例如，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必须花掉70%的募款；又例如，规定基金会的行政费用只能有10%，这些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都可以慢慢改进，现在不是要立《慈善法》了吗？希望早日出台更加切合实际对公益事业积极鼓励的新法规。
记者：你希望慈善制度有哪些根本性的突破？
资中筠：在我们国家，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牵涉到制度问题，对民间组织说来，就是一个结社的问题。所以，希望《慈善法》有根本性的突破，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事也不能指望靠一次根本性的改变解决所有问题。在美国，唯一管理公益基金会的政府部门是国税局，公益基金会因其非营利性，享受免税待遇，如果它私下营利，就失去享受免税的资格，因而归国税局监管。除此之外，它做什么都可以，当然在守法范围内。在美国，当局不会觉得一个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群众非常拥护，就会对政府产生威胁，即使它的宗旨与政府现行政策相悖也没关系。但是，在中国，这点目前是办不到的。只能说，政府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包办一切，需要借助社会力量，又有人有实力、有意愿去做有利于社会的公益，然后渐渐地放手让人们去做。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国际交流问题。我们现在学术等各个领域都与世界各国有所交流，公益慈善领域当然也是如此。外国很多公益组织的宗旨都是国际性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开始的宗旨就是“为全人类谋福利”，第一批项目就包括到中国来建立协和医学院和到非洲治理钩虫病。盖茨基金会的口号之一是：让下一代生活在没有艾滋病的世界。我国香港不少公益组织也都有国际业务。在全球化的今天，公益事业更加不分国界。
但是，按照我国某些人对NGO的观念，把境外公益基金会与“境外敌对势力”混为一谈，严加防范，以至于本土的公益组织如有国际合作项目很容易被怀疑，甚至获罪。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有长期合法办事处的外国公益基金会还只有很少几家，包括福特基金会、盖茨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等，其他都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正式认可。而事实上，境外公益慈善资金投在中国的数量却已相当可观，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益的对象，包括某些地方政府。如何对待境外的公益组织和资金，始终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以及合乎事实和逻辑的说法。
记者：在如此现实面前，该怎么做？
资中筠：我非常欣赏一位企业家朋友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钻空子做好事。”不能因为现在的制度就什么事都不干了。在中国，不能等到雾霾散尽、阳光灿烂了才做事，那就什么事也别做了。近十几年来，中国NGO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就是因为一直有人在做、在努力。比如茅于轼先生，他开始与汤敏先生一起做小额贷款的时候，中国还很少有人知道尤努斯的名字，他还差点被打成“非法集资”，但是他锲而不舍，同时恪守规范，账目透明，找不出任何毛病，就这样坚持着做了下来，而且挺成功，现在“小额贷款”这一事物在我国已经不新鲜了，朝野都在做。我很钦佩他，觉得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关键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采取什么态度和怎么个做法。
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渐进改良肯定会有积极作用。所谓公益慈善事业，就是民间自己救自己或者人们守望相助的事业。如果它向前发展，有助于培养公民意识，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对社会有益。这是不可阻挡的，但是，也一定会有曲折。
公益基金会对美国的改革特别重要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有志于公益慈善事业的人在向美国学习。
资中筠：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精神和方向，以及一些管理办法和经验，是完全可以学习的。除了已经发展成熟的基金会模式之外，现在还有一些新的理念和实践。例如，“社会企业”，即以社会公益为目标的企业，打破了公益组织完全不营利的观念，只是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且盈利必须再投入公益事业，这样就有了自己造血的功能，有利于持续发展。又例如，像巴菲特那样，自己感到管理基金会能力不够，就把钱捐给盖茨基金会去打理，这样效率会高一些。但是，现在中国极少有企业家愿意这样做。他们有大笔可以捐赠的资金，总想以自己的名义做事，要在自己掌控之下。
其实，管理公益基金会，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按效益来讲，在自己不善于打理，又招不来专业管理人才的情况下（目前中国这方面人才远赶不上需要），更应该寻找现在中国已经比较成熟的组织，或做得比较好的项目，然后把钱捐给它们，这样才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这符合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原则。这里牵涉到捐赠者的理念问题。我不认为所有捐赠者必须做无名英雄，大公无私。例如冠名捐楼,或捐讲座,是常有的事，无可厚非。但是要明确首要目的是目标受益者的利益。一个公益组织的社会效益更加取决于管理水平。如果管理不好，等于是浪费资源。连捐赠者的虚名也不能实现，因为时间一久，自然会成为公众诟病的案例。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下的中国社会类似于20世纪初的美国。两个国家的两个时代，其公益是否也有类似之处？
资中筠：我一向不赞成把中国与美国做简单类比，“相当于”什么时代之类，因为两国的发展道路太不相同了。整体上来讲，中国人对公益慈善的认识越来越进步，但是，中国跟美国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制度不一样。例如美国20世纪初腐败也很严重，也需要治理，但是，它有舆论的监督，也就是所谓的“扒粪运动”，媒体不断报道、揭露权贵的巧取豪夺和腐败。新闻自由有宪法保证，没有任何人能够制止媒体，把它们封掉，不许它们说话。同时，因为美国是选举制度，政客要靠选票上台，如果被揭露，名声臭了，就选不上了。更多主张改革的人被选进各级议会，就有助于通过治理和防止腐败的法律。这两点，中美两国就不同。没办法对比。不要一天到晚想着跟美国比，比不了，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不是心态问题，而是事实问题。
记者：你的《财富的归宿》一书，综合介绍和分析了美国的慈善基金会，让读者认识到慈善在美国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慈善基金会与现代进程有怎样的关联？
资中筠：当时，我写20世纪的美国社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发现现代基金会是缓解社会矛盾，实现改良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中国人对之了解很少。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兴起是美国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对美国的改革特别重要。那些新富起来的大企业家、大财团怎样花他们的钱，我认为这对美国很重要。
另外，我的兴趣还在于它们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像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贡献非常大。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还有在中国资助教育，以及学科建设，生物、化学、物理、地质、考古、遗传学、农业科学和植物学等。看到这些档案资料令我吃惊，更增加了进一步去了解并与中国读者分享的欲望。起初并没有想到会对中国的公益事业产生影响。
2014年5月29日，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创会理事长吴敬琏（左一）、常务理事资中筠（左二）、常务理事张维迎（右一）等走访幼儿园“千千树儿童之家”。
公益事业的核心应该是创造机会平等
记者：中、美两国的慈善家有哪些差异？
资中筠：美国现在全民都多少做一些慈善。大慈善家当然主要还是大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是社会的主人，他们有主人翁感，认为要改变社会，就可以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改，至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是为他们服务的。从卡内基到比尔·盖茨到巴菲特，他们从来不担心有一天政策一变，他们的财产就不再属于他们。他们没有不安全感，所以，想捐多少就捐多少，想给自己剩多少就剩多少。另外，他们也较少有为子孙积累财富的观念，他们的文化鼓励自己独立创业，当然，也不必担心下一代的创业机会问题。
中国慈善捐赠的主体也是民营企业家，而且更加集中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的处境跟美国企业家完全不一样。无论当前有多少财产，他们都不能保证始终是自己的。又由于法治不健全，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冤狱也时有发生，触目惊心。民营企业家没有安全感，怎么能够放心地大笔捐出财产？所以不少人“狡兔三窟”，把一部分资金挪到国外。他们有他们的苦衷。拿他们跟外国那些富翁相比，单纯以捐赠数目和财富的比例来论优劣，这是不公平的。
记者：尽管如此，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投身到慈善事业中。
资中筠：在贫富差距太大的情况下，先富起来的人、有能力的人，对弱势群体不会视而不见，自然会想到应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帮助需要的人，回馈社会，这是人的本性。从现实来讲，只要他们还在中国立足，社会矛盾引起大动荡对他们当然没好处。我刚才是说，由于没有安全感，他们不可能义无反顾地倾全力捐赠公益事业，但不等于说他们没有这种意愿，或一点也不能做。看到自己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对有需要的人有所帮助，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那么，什么是有益的事？社会需求五花八门，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领域。而有些领域是根本的、长远的。用美国那批老的慈善家的话来说，就是“向贫困的根源开战”。“贫困的根源”是什么呢？在他们看来有两个：一个是教育机会不平等。不可能让一个上过学的人和一个没上过学的人平等竞争。还有一个是医疗，一个健康的人和一个生病的人也是没法平等竞争的。不过当前中国教育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有志者应该着力的重点不一样，但是最大的不平等是机会不平等，这应该有普遍意义。所以公益事业的核心应该是创造机会平等。
这些理念，在中国并不全都是外来的，其实在历史上就有。远的不说，像清末的张謇等企业家就已经有这种公益慈善观念了。张謇明确以教育开启民智，除了一般慈善机构外，他还特别举办了育婴堂、养老院、医院、贫民工场、残废院、盲哑学校等，从理念到实践都符合现代公益慈善观念。甚至于对于残废人，他也不是作为怜悯和救济的对象，而是教育、培养他们有自立的能力，从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这些观念和实践在中国也是有一定传统的。只是后来中断了，现在又逐渐恢复起来，加上外来的经验和影响，又有所发展。例如除了教育和医疗之外，现在“可持续发展”也是带有根本性的公益领域。只是说，在中国的大环境下，要想做大慈善家常是壮志难酬。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企业家参与公益，捐出时间、智慧和金钱，推动公益和社会发展，怎么看这两个群体的参与？
资中筠：公益慈善实际是把社会的资源导向最需要的领域和人群，发挥最大的效益。这些都需要有人去做，如何做得更好，也需要有人研究，出主意。在这方面，企业家的管理经验和学者的理论研究可以结合起来，派上用场。不过不能夸大学者的作用。事实上，据我了解，我国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近年来有所发展，但在学术圈中公益慈善还不是显学。不过，对于有志为社会做出一些实际贡献的人来说，相对于其他领域，这一领域还是受污染较少，比较容易实现“做好事”的愿望。
做慈善并不是唯一标准。例如有的学者一方面做慈善公益研究，另一方面却与潜规则同流合污，趋炎附势，甚至为虎作伥；有的企业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同时对环保组织做出捐赠，这就不能功过相抵；企业家借助官府力量实现不公平竞争获得暴利，同时又以慈善捐赠出名，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当然，不少投身于公益事业的人是有理想也有智慧和能力的优秀人才。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土壤，我刚才说了，中国和美国的土壤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事在人为，这些人的努力，促成公益观念的普及，也有助于改变社会土壤。我曾在书中提到过，美国在经济突飞猛进时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不是以炫富为荣，而是创办现代公益基金会，推动了一种“捐赠文化”，对引领社会风气功不可没。很不幸，中国当代第一批暴发户（指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引领的是奢侈消费、畸形虚荣的风气。如果随着公益事业的普及，逐步扭转“散财”的方向，从而改变社会风气，那将是中国人之幸。
公益事业作为一种“事业”，专业性越来越强，不能眼睛只望着捐赠者和少数知名学者，更重要的是和任何机构一样，需要大批有能力的实际工作人员。我国公众往往把公益事业看作均贫富的手段，好像就是富人简单地把钱捐给穷人，这是很大的误解。公益可以对缓解社会矛盾起一定的辅助作用，但绝对不是均贫富。公众还有一种误解是重捐赠数量，而少注意实际工作效益，或者只期望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不理解长期的项目，他们还以为从事公益工作的人都应该是义务的，不领报酬。如果这样，那只能是业余工作，这在非常时期，例如救灾，可行于一时，但在平时是难以为继的。
政府法规制定者也对此认识不足，所以把公益基金会行政经费的比例压得很低，而且还对工资水平做不合理的规定，在现实中行不通。捐赠者也有这种心理。例如对一个福利性的幼儿园，人们愿意为儿童教材或娱乐器械做捐赠，却不愿为提高教师工资出钱。其实，对一座幼儿园来说，专业的幼教教师最重要，也最难得。所以，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人”去做的，公益事业也不例外，扭转这方面的错误认识，对营造一个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的舆论环境非常重要。
以我自己为例，我只能坐在书斋读和写，没有实际行动能力，这点有自知之明。我应邀参加到乐平理事会来，不但是被创办者们的精神所打动，同时也看重它能不断吸引有理念的优秀的中青年，有持续发展的希望，很符合我心目中一个现代化公益组织应该一的样子，值得为之付出一些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总之，只能说，这一切都在开始，已有的成绩令人鼓舞,但不宜估计过高，更应多关注发展的阻力和曲折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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