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资中筠谈中国基金会：不能简单与美国对比！| 年会热议
本文转载自华夏时报
资中筠,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在研究美国内政外交中，对美国的公益基金会也有深入研究，尤其还“常怀千岁忧”，进行了中美公益事业的比较研究，深切认识到美国的新公益正在成为改革社会的动力之一，而中国这方面也正在兴起。
中国社会实际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创新活跃期，公益基金会事业越来越受到全社会和高层的重视，被定位为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新近举行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会，顺应时代要求，深入探讨了基金会发展的新价值和新生态。
会后，本报就公益事业发展的主题采访了资中筠。资中筠表示，注意到不仅是企业家人士或富豪人士越来越多地参与这项事业，普通大众也日益热心参与，体现了民间有巨大善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和趋势。她还表示，如果有更多掌握巨额财富的人觉悟到奢靡习气不可取，而是应该更积极回馈社会，更努力帮助穷人，这将带动一个好的社会风气。例如最近对由于某些原因而无家可归的外地人，立刻有一批个人及组织纷纷伸出援手，就很令人感动。我们期待这种趋势不断增强。
谈公益慈善事业与社会文明进步
记者：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而中国社会实际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创新活跃期，基金会事业越来越受到高层的重视，并被定位为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否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正在发生质的转变的重要标志？
资中筠：中国的慈善或公益事业，由于特殊的国情，其发展有一个特别曲折的过程。经过许多有志之士的努力和民间组织的实践，进入21世纪之后这项事业已经发展成相当规模，突破了某些陈腐观念，开始受到政府的承认和支持，这当然是可喜的发展。国际上有什么，中国很快就会“拿来”，但是实质性发展还要经过艰苦努力，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实际上是滞后的。社会文明进步发生质的变化恐怕还言之过早。也不能完全靠公益事业。关于公益基金会的发展，现在还需要有更好的法律环境。
对于那些挂羊头卖狗肉，借着公益慈善之名做坏事的行为，固然应当受到防范和制裁，但重要的是不要因噎废食。对于做好事的行为应该给予鼓励，至少不应先行设置许多障碍，为了防止少数人干坏事而妨碍多数人干好事，这是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所以营造一个宽松的、鼓励性质的法律环境很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间，这项事业进步很快。因为改革开放承认了民营资本的合法性，才有了民间捐助的合法性，慈善公益事业才得以发展。这项事业的正道，是做政府和市场都做不到的事情，其本质是民间、自愿和自主。政府该做的事情就是制定出相关法律加以规范之后，尽量放手，少加干涉。去年全国人大通过的《慈善法》虽然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比以前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是个很大进步。
这项事业由于有了法律的规范，有民间力量的不断推动，并且其实践已经跟国际接轨，所以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富豪或富裕人士加入，体现了民间有巨大的善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和趋势。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亿万富豪的数量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众多知名富豪已在过去几年间成立了基金会或亲自参与基金会事业。怎么看当前中国作为捐赠方的公益资源供给越来越多，释放潜力不断增大的趋势？
资中筠：我注意到企业家人士或富豪人士越来越多参与这项事业，而且现在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不太可能不做一点公益事业，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要说一句公道话，由于中国民间企业和企业家不论其财富有多大，其处境与美国的大富豪是大不相同的，还没有达到那种以主人翁自居，无后顾之忧的地步，所以不能简单地以捐赠数目作类比。
记者：就中国实际而言，基金会的公益力量对于推动国家的社会治理状况和人民精神面貌的良性发展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资中筠：这对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改变很有益。我一向认为：那些掌握巨大财富的人，他的行为对社会风气有很大影响。美国在20世纪初刚刚开始工业化突飞猛进时，出现了一大批暴发户，在刚出现炫富苗头的时候，那批特别有钱的人发起了捐赠大笔财富，成立了现代模式的公益基金会，回馈社会，结果就带动形成了一种捐赠文化。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豪所带动的是奢靡之风，使得很多没钱的人士也爱慕虚荣向往奢华的生活。这种风气显然很糟糕。
如果有更多掌握巨额财富的人觉悟到奢靡习气不可取，而是应该更积极回馈社会，更努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将带动一个好的社会风气。我们期待这种趋势不断增强。
记者：当下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使公众得以比过去更容易了解基金会和参与基金会公益事业，各类网络捐款增长数额巨大。据有关统计，2016年网络捐款金额达到2015年的2.4倍，参与人次达到2015年的3.3倍。如何评估这种变化的历史意义？
资中筠：网络发展了，社会公众监督越来越发挥作用，有什么坏事都瞒不住。在接受公众的监督的同时，需求的信息也更加容易传播，使得捐赠不再仅仅是富人的事，任何有一点余钱、余力的人都可以做点好事。这都是互联网时代的积极发展。例如最近对由于某些原因而无家可归的外地人，立刻就有一批个人和组织纷纷伸出援手，很令人感动。说明这个社会还是有许多善意。而且从客观效果看，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是救急，也起补台作用。不过不能指望这种补救能代替根本的善政。
记者：上述背景下，基金会事业的公信力如何加强？如何建立良好的基金会环境，提高基金会的社会尊严地位？
资中筠：做这项事业的人，其职业本身应该受到尊重。过去有些误解：一是以为某个人别的工作干不了，就只好到NGO等组织去工作，好像这是最后的职业选择；二是以为这些组织的人都应该是完全尽义务，不应该要报酬，或者应该是低工资。这是认识的误区。在国际上，基金会早已是一个专业领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好的。这个领域本身专业要求很高，一个大基金会的负责人相当于大企业的高管。其工作人员应该得到跟其教育水平相称的薪酬和职业尊重。与此同时，这个领域也已出现一些自我监督、自我规范的行业组织。这样有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谈基金会的新价值新生态
记者：去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生效，中国的基金会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法制作保障，也许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的基金会事业或将出现更多创新，从而为社会问题提供更多系统化解决方案,更强有力的推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资中筠：《慈善法》对这项事业的发展显然非常有益，但在具体执行时，恐怕有各种理解。归根到底，这项事业最终指向是推动社会改良，向公平正义方向，同时也有助于共同繁荣。而不只是有钱人捐钱来救济没钱的人。
记者：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随着经济不断繁荣发展，需要解决的新的社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呈上升趋势，在此历史条件下，基金会事业施展的空间增大，也使命艰巨。那么，中国新时代新的基金会其新的价值判断究竟是什么？其新的生态如何构建？
资中筠：首先，从观念上讲，这项事业的目标不是均贫富。市场经济社会中，贫富差距必然存在，我们要想办法帮助更多的人有机会自立，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比如说教育是最重要的。没机会受教育的人，当然就和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不在同等的起跑线上。所以那些没钱上学的人必须要受到帮助，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受到同样的基础教育，这是很重要的途径。
第二，现代公益事业的价值观的基础是人生而平等，所以有余力的人帮助需要的人不是一种怜悯或恩赐，而是协助其实现自己应有的平等权利。例如盖茨基金会到非洲去治理流行病，其出发点是认为非洲的儿童应该与美国儿童有同样的生存权，不应该大批死于美国早已消灭的传染病。
第三，不能把中国的富人与国外富人简单类比捐了多少钱才算尽到责任。因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生态环境一天不改善，企业家们就一天不会有踏实的安全感。
记者：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中国的基金会事业需要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和时代变化，增强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对此，在政策层面，您有何新建言？
资中筠：我觉得政府有政府的责任，政府关于民生和社会保障的福利政策是主要的。民间公益事业是补充，主次不能颠倒。现在需要的是踏踏实实一点一滴雪中送炭地做，而不是喊一些大而无当的口号，或做锦上添花的表面文章。
另一方面，政府尽了自己的责任之后，对民间公益最好少管，谁要触犯法律，由法律来管，用不着一天到晚老盯着。特别是某些地方政府，有一种很错误的观念：这个地方有一些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就变成了地方的钱袋子，老希望这些企业捐钱做政府想做的事。比如搞一个工程，政府钱不够，就让企业捐。企业为什么同意捐呢？那就要给企业一点好处，比如下次包工优先给这企业，这样就把慈善事业变成了一种利益的交换，实际上是一种腐败。过去这种情况特别严重，反腐以后稍微好一点。但在各级地方政府的观念里，很多还是把当地效益特别好的企业当做大块肥肉，觉得应该为我所用。这个观念仍然是基金会事业或公益事业发展的很大阻力。
第三，从捐赠方来说，这项事业不应与企业的品牌宣传联系在一起，因为这就等于变相广告，借非营利事业既享受免税，又做变相广告，这在国外是非法的。企业不能打着慈善的旗号做品牌宣传。所以捐一座楼可以冠个人的名，但不能冠企业的名。至于企业冠名赞助某个电视剧，那就是花钱做广告，与公益无关。
第四，基金会的职业管理人现在还没有形成规模，需要大力的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