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人生苦短，如何尽力做好一件事？
写在前面
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前一段时间刚刚度过33岁生日。已过而立之年的爱德基金会被誉为中国民间公益基金会中最为茁壮者，它首创中国公益界公募基金会培育社会组织的模式，是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中第一家在海外设立办公室的基金会，很早就开始探索社会企业的模式……
丘仲辉先生是爱德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他从1992年起就开始在爱德基金会工作，见证、参与了爱德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位非常谦虚、亲和、温暖的秘书长，他说“虽然干了这么多年，但我是越干越兴奋，越干越感觉时间不够用，需要更多地努力。”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通过丘仲辉秘书长了解到爱德基金会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了解它未来的发展方向，爱德的团队管理经验以及丘仲辉秘书长对当下很多热点话题的理解、对公益发展的畅想。
秘书长简介
丘仲辉 大学毕业后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和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工作，1992年进入爱德基金会开始从事公益慈善工作，历任爱德基金会农村发展部主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理事长，江苏省第九届政协委员、第十、十一届政协常委。
关于爱德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是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组成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85年，旨在促进我国的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社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灾害管理等各项社会公益事业。2017年，爱德基金会正式加入基金会论坛，继续为推动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本文选自善达网《公益十年—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
采访者：马广志 被采访者：丘仲辉
采访时间：2018年4月2日
采访地点：爱德基金会（南京市汉口路71号）
“需要进一步释放社会活力”
马广志：看资料，你是从2003年开始担任爱德基金会（下称“爱德”）秘书长的。
丘仲辉：是的。其实我早在1992年就加入了爱德，之前我是在大学当了十一年的教书匠。
马广志：从大学到基金会，这个弯转得有点大。
丘仲辉：说起来有些偶然。当时我在学校参与《宗教与世界》丛书的翻译工作，南京大学的一位老师偶然给我看了一本爱德的宣传小册子。我了解到爱德是一家有宗教背景的基金会，帮助弱势群体解决教育、医疗卫生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感觉很清新，很有意思。当时国内这样的组织还很少。
马广志：于是就产生了兴趣？
丘仲辉：是的。当时，全国掀起了一股下海潮。我身边很多人都下海了。我老家昆山市政府给我伸出橄榄枝，希望我去市外经委并许诺我房子等都可以解决。但我没有犹豫就选择了爱德，“帮助他人，快乐自己”，还是听从了内心的召唤和驱使吧。
进入爱德后，先是做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基金会了解就比较多了。不到半年，我开始参与农村的扶贫和发展工作，经常是“上山上乡”的跑。我经常开玩笑说，文革期间我没有“上山下乡”，倒是在爱德做到了。
马广志：你的另一个身份是江苏省政协常委。这样一种身份对你从事公益工作有什么影响和帮助？
丘仲辉：这一届我刚退下来，连续做了15年政协委员。政协是一个以团结、民主两大主题的机构，在这个平台上，大家相互之间可以达成跨界合作，这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另外，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提交包括公益事业等各种提案，为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马广志：政协常委需上得庙堂之高，做公益又要能下得基层之远。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丘仲辉：不论是做什么工作，机构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你有机会和空间去发展。我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种担当。另外，我觉得人生很短，要做成几件事很难，就是只做好一件事也不容易。社会发展很快，诱惑也很多，我要做的，就是要踏踏实实地坚守信仰，牢记使命，尽力把一件事情做好。
其实，这也是社会组织最有魅力的地方，它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能够更好地释放人的活力。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民营经济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就是靠社会活力的释放。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进一步释放社会活力，体现在社会治理中，就是要释放社会组织的活力。这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将是非常巨大的。
马广志：爱德发展到今天，在行业享有盛名，这与历任秘书长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你如何评价秘书长之于基金会的作用？
丘仲辉：有一句非洲谚语说，一个人独行可以走得很快,但不可能走得很远；想要走得远,就要结伴同行。我把它改为六个字：独行快，众行远。为什么我会提出来这句话呢？对一个机构而言，核心竞争力是团队，是人才。这是关键的关键。秘书长当然重要，但还是要强调整个团队的重要性。
马广志：爱德在团队的管理上有何经验？
丘仲辉：我不大讲人力资源，我讲“人力资本”，一字之差，但含义却大不一样，人力资源是把员工当资源来使用；而人力资本是要开发员工潜能，让他们通过平台实现自身的发展。
爱德内部是开放的，每个员工年底都可以提出轮岗、换岗、调岗，在机构内部流动，目的是让员工找到自我发展与机构发展的契合点，做他自己想做的（工作）。这样一来，员工的工作状态必然是激情四射的，是兴奋的。当然，前提是要跟机构的大目标一致。
坦率地讲，虽然干了这么多年，但我是越干越兴奋，越干越感觉时间不够用，需要更多地努力。如果员工都如此，你想爱德的发展前景是不是会很好。
马广志：当更多的年轻人走上秘书长的工作岗位，如果给他们一些忠告或建议的话，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丘仲辉：提忠告好像不是我喜欢干的事情。我只能讲，对社会组织而言，最重要的是瞄准社会需求，然后踏踏实实地运用各种可能性去满足这些需求。一个机构是基于社会需求才存在的。另外，“有为才有位”，与政府和企业相比，第三部门还很弱，这时候你要讲你能做多大的事，怎么可能呢？这是需要持续的、良性的互动才能逐渐发展起来，现在就是踏实做事。
“爱德的定位是一个社会发展机构”
马广志：与其他基金会不同，爱德是一家有宗教背景的基金会，这对你们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有什么影响或帮助？
丘仲辉：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有3个独特的优势——深刻的信仰基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较高的社会公信度。当前，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条件日益成熟，但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数量和规模尚小，还需要整合。宗教界要肩负使命，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创造社会价值，融入到社会当中去，而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
马广志：在开展项目过程中，是否会遇到一些基于信仰方面的抵触或反对？
丘仲辉：爱德的定位是一个社会发展机构，或者说是一家慈善组织，而不是一个教会机构，机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在我们做项目时是严格分开的。
但两者之间也是有联系的，一个基于信仰，一个基于使命，都强调施比受更有福，要有爱心，要助人。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做了大量的社会服务工作，直到2012年六部委发布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给予宗教公益慈善以肯定。当时我们都很高兴，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份正式文件予以明确肯定过，等于是先期我们做了一些探索。
马广志：我记得后来你用了一个词来比喻这种探索，就是“公益特区”。
丘仲辉：是的。从1985年成立以来，爱德就开始了与国际接轨，因为我们90%以上的资金来自海外。我们在引进国际资源、技术、理念、规范和标准等方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特区异曲同工。当然，我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家机构。
马广志：可能也有人担心，宗教慈善公益的发展，是否会扩大宗教的影响？
丘仲辉：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只要存在必然会有影响，而且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尤其是在人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阶段以后，面对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在心理上的信仰诉求是很自然的。
另外，我们提“宗教中国化”。怎么化？“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宗教界恰恰可以能通过公益慈善走入社会，了解社会，通过参与社会服务来实现与社会的和谐。
马广志：在爱德这些年，你觉得有没有一些遗憾或者不满意的地方？
丘仲辉：如果说有的话，就是我们还需要继续创新。虽然说任何组织都是有生命周期的，但如果通过组织的自我更新，还是可以不断发展的，不然怎么会有“百年老店”呢？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德的成立就是一个创新，过去30年基本上发挥了“公益特区”的作用，各地也都支持我们开展公益慈善工作。但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公益要走好，要走远，一定要有信仰，以价值观为基础，这是最重要的。
马广志：更关键的是坚守不坚守的问题，所谓“不忘初心”，就是不要忘了为什么出发。
丘仲辉：没错。就像现在公益圈需不需要职业经理人的话题，行业发展了，必然会出现职业经理人，但这种“职业”是与价值观、使命感紧密联系的，是必须要坚持和坚守的。否则，你就没法要求你的员工对机构有归属感，有忠诚度。不能片面强调“职业化”而忘了使命。
“满足社会需求是公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马广志：在30多年发展过程中，有哪几个重要关键的节点造就了今天的爱德？
丘仲辉：我到爱德时，恰逢基金会将进入第二个十年阶段，项目重点区域开始逐步转移到西部，工作领域也从教育逐步发展到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环境保护与农村综合扶贫发展等多个社会发展领域。这在爱德的历史上被称为是“Go west”。董事会做出这一决策是在1993年，中国国家层面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则要到1998年才真正启动。
在第一个十年，爱德最引人注目的项目，就是外教项目。开放之初，大学师资有限，水平有限，凭借与国际合作的优势，爱德为各个大学引入外籍教师，20多年内引入1600多人次外教。
马广志：当时地方政府对基金会什么态度？
丘仲辉：很欢迎我们。因为正好当时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八七”的含义是，对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从1994年到2000年）基本解决。这就让我们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与地方政府部门合作开展扶贫。
马广志：当时草根公益组织还很少。
丘仲辉：几乎没有。所以主要是跟地方政府合作，当时我们引入国际上广泛采用的“参与式管理”理念和方式，支持农村社区的自我发展。根据中国国情，我们提出了“三个参与”：以群众参与为基础；地方合作机构配套参与；专家提供技术支持参与。这种方法得到项目区群众、政府的广泛认同和国际合作机构的充分肯定。
群众参与方面，我们让受助贫困人口通过项目调研、设计、实施、监督、评估的全程参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以达到“助人自助”的目的。当时很多地方的扶贫都是大包大揽，不管群众愿不愿意，也不跟群众商量，下命令式扶贫，老百姓们很被动，开会都打瞌睡。“三个参与”就杜绝了这种现象，群众很积极，扶贫效果很明显。多年之后，这一模式被国家扶贫所采纳。
马广志：大包大揽的项目其实必然是“输血式”的项目。
丘仲辉：因为当时全国总体上还很贫穷，爱德的所有项目都是以满足基层百姓的基本生活生产需求为目标，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我称之为“短平快项目”。后来，我们开始更多的强调做发展性项目，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马广志：当时你好像提出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理念。
丘仲辉：党的十三大（1987年）不是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吗？当时我就“拿来主义”，提出了在农村发展工作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保护生态环境为两个基本点。
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就是“以人为本”，比如前面提到的“参与式发展”，就是围绕着人的发展来做项目，大家一起合作，互助来做，而不是各扫门前雪。
为什么要提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呢？因为当时还有大量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都得不到解决，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先生存后发展嘛，所以哪里有这些人群，我们就到哪里（做项目）。
第二个基本点是“保护生态环境”，当时提出很有压力的。很多人不理解，饭都吃不饱，还讲环境？我们就退而求其次，确保项目至少不损害环境。
比如，爱德当时在贵州山区开展黑山羊项目时，国际合作方派专家评估，认为该项目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想要停掉该项目。爱德前去沟通，就中国目前的现实处境进行沟通和说明，双方共同探讨如何在不破坏当地环境的情况下继续该项目，最后达成一致，山羊可以圈养，而不能满山放。你知道，那个山羊是要啃树根树皮的，破坏生态很厉害。
马广志：具体是怎么执行的呢？
丘仲辉：我们在地方成立爱德项目办公室，人员都是由当地安排，我们不派人。但办公室主任和财务主管的任免要经过我们同意。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是如果我们派人，可能会跟地方有冲突，而且派的人不见得比当地人更了解情况；二是还可以培养当地人员的管理水平，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马广志：短平快项目与发展性项目在管理上有什么不同？
丘仲辉：短平快的项目把钱花完，做完报告就结束了。发展性项目就不一样，更多要从软件项目如培训等入手，今年做了，明年还要做一些新的项目，资金也是一年年来的，对工作人员的管理能力是一个挑战，对机构长线管理项目是一个挑战。
但结果我们还是把项目做得挺好，因为项目契合了国家的大政方针，迎合了社会需求， “参与式”的理念受到各利益相关方的欢迎。而且我们的机构也由原来的十几个人发展到当时的四五十人。
所以我经常讲，机构能不能活，首先要看社会有没有需求，并且你能不能去满足这个需求，这是公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被忽略了，机构自然就面临被淘汰的结局。
马广志：到第三个十年时，爱德基金会就将社区建设的重点同时放到了城市社区，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丘仲辉：两方面原因吧，主要是随着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给城市社区带来很大的压力，很多矛盾、问题都暴露出来了。于是，从2000年开始，爱德就开始尝试在一些城市社区开展综合服务，包括居家养老、智障青少年就业、孤独症儿童发展等。其次是囿于海外资源、资金的缩减，规模有所减小。
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开始做社会组织的培育。这在公募基金会中，我们是第一家。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你这不是在培育竞争对手吗？但我们认为，如果这个行业不发展起来，没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自身也难以壮大。当时我们提了一个口号：一起学习，共同成长。而且很多社会组织的触角很活跃，他们也会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和发掘社会需求。
马广志：在第三个十年中，爱德项目的重点方向是什么？
丘仲辉：社区养老。2000年时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当时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就一直在社区当中做实验和探索，以机构养老为支撑，以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为基础来推动整个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2012年，爱德跟南京栖霞区政府签订协议，将区敬老院免租金委托我们来管理10年，前提是要把五保户都要管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成社会化养老服务。在机构养老的同时，我们还尝试以“虚拟养老”为主的居家养老方式。在网络上，根据收集到的所有老人的数据信息，分类管理，并对其需求进行监测和供给。
跟政府相比，公益机构做的是实验性的、小而美的（项目），因为政府掌控着主要资源。而且，由公益机构去试错，社会是能承受的，不会引发社会不稳定。但如果由政府来做，出了问题就可能引发一些风波。如果实践证明我们做的确实行之有效，政府自然会接受，然后去复制推广。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社区治理的理念融入到了工作当中。爱德为什么要培育社会组织？因为我们意识到，社会服务需要不同的团队和组织，爱德是不可能大包大揽的。
马广志：其实这个公益市场越来越细化，需要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
丘仲辉：是的，“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需要”是多元化的，需要我们培育出不同功能的社会组织去满足这种需求。这也是基金会的责任吧。
马广志：进入第四个十年，爱德的战略有什么变化吗？
丘仲辉：第四个十年我们开启了新航程，开始实施新一轮国际化战略。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下，推动中国宗教和中国社会组织的民间交流和宗教公益的对外援助，应该而且也必须成为国家“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当然，在第三个十年中，我们为此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的。
“三明公益理念：明行、明慧、明道”
马广志：2008年汶川地震后,“志愿者”和“公益”两个词开始高频度出现在公众面前，2008年因此被称为中国公益元年。你怎么评价汶川地震对中国公益的影响？
丘仲辉：从社会公众的参与度上来看，2008年确实称得上是公益元年，这种参与不仅是捐钱，而是直接参与到救灾过程中，这是很了不起的。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被有力地唤醒，出现了志愿者“井喷”现象，催发了整个社会的进步。所以也有人称2008年为中国公益慈善元年和中国志愿行动元年。对整个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马广志：在你看来，中国公益这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丘仲辉：第一是民间公益的时代终于到来。民间公益的意义，远不止慈善，更重要的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担当。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二，慈善事业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建设有很大发展，尤其是《慈善法》的出台，虽然现在很多配套措施还没出台，但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还是值得期待的。
第三，全社会对公益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认为公益是单纯的奉献，到现在认识到它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公益走下了“圣坛”，逐渐成为一种普通的职业，公民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也被激发出来了。也正因为此，大家也认识到，公益也会有问题，有腐败。
马广志：典型的事件就是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导致慈善机构的形象坍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丘仲辉：郭美美事件对公益行业的确是一个沉重打击，公信力是公益事业的生命线，是大厦最基础的部分。如果这块都不能做扎实，公益事业就没有生命，就不可能成长。
这个事件也反映出，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行业的发展问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它促使社会能够公开地、坦诚地来讨论公益的问题，促进了行业的公开透明，大家也开始关注组织管理和项目管理等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起步，接下来如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让受益人真正地发生改变，才是更重要的。
马广志：社会现在对公益机构、公益项目的要求，大多还停留在“公益资金是否真正使用在公益上”，比如要求公益机构公开财务信息，但很少有公众认真去了解“公益资金的使用效率如何”。
丘仲辉：这是远远不够的。资金的公开透明只是很基础的一面，而且相对比较简单，尤其是现在有了互联网。更重要的是，钱花得怎么样，才是更值得关注的。怎么算“花得其所”？其实还是我前面谈到的，看它是否真正满足了社会需求。如果公益仅考虑量的增长，不考虑质的保证与提升，公益是没有出路的，会出现很多的丑闻，或者浪费资源、无效率、无效益的现象。
马广志：有效公益应该是公益的底线，必须要做到的。
丘仲辉：原来我们讲诚信是公益机构的生命线，是底线，应该融入我们的血液当中。但有时候，底线很容易被人突破。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倡导公益诚信，另一方面要推动公益的有效性。
马广志：这个事件是否也给爱德敲响了警钟？
丘仲辉：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爱德内部经过了许多次全员大讨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明行、明慧、明道”这样一个“三明”公益的理念。“明行”指的是要公开透明，要有公信力让大家能够参与，知道怎么监督；“明慧”指的是让花的钱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让公益项目做得更有效果、更规范和更专业。
最后讲的是“明道”。公益最重要的不是帮助几个人，最终的目的是要弘扬这样一种道德，一种价值观。我们倡导民众参与公益不仅仅是捐钱，而要影响更多人参与到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重建过程当中来。
马广志：“效益”和“效率”更多的是一种市场概念，去年公益圈一个很热的话题就是“公益市场化”，“两光”之争还成为2017年的热点事件。对此，你怎么看？
丘仲辉：市场机制就是更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公益资源同样需要合理配置，所以公益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我国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不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吗。中国公益事业要发展，同样也需要市场来调节。优胜劣汰，没有效率和效益的机构必然会被捐赠人用脚投票。
十九大报告中专门提出，要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既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两者都要用好，让两者的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同样的道理，当公益机构违法时，政府要出手，该取缔的取缔。其他的就交给社会来做就行了。公益的发展靠行政的力量是不成的，应该是通过市场的机制来解决。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马广志：但现在很多人还是习惯把公益与商业对立起来看。
丘仲辉：两者不是对立的。近些年来，商业和公益正在出现一些融合的现象，两者的边界在模糊，公益和商业的互相跨界不断出现，在公益界和学界大热的社会企业现象就说明了这种趋势。
公益的发展除了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外，还需要行业的自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需要发展公益行业的联合机构，通过行业标准及行业的自律、他律和互律，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不会出现“一放就乱”的现象。否则，一会儿搞出这个问题，一会儿又搞出那个问题，社会也紧张，政府也担心，那公益怎么发展的起来？
马广志：其实，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法律来规范公益行业的发展，尤其是2016年《慈善法》的出台，我国进入了依法治善时代。你怎么看《慈善法》出台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影响？
丘仲辉：《慈善法》出台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当然，它刚落地不到两年，相关配套法规出台还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应该有耐心。同时，作为社会组织，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工作，相互之前也要多交流、学习和互动，共同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另外，《慈善法》将慈善定义为“大慈善”,除了国家传统的慈善之外，还包括科教文卫体的发展及环境保护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过多的抱怨人才缺乏是不健康的”
马广志：有人说，中国公益最大问题是公益慈善人才的匮乏，很多公益机构求贤若渴。对此，你怎么看？
丘仲辉：哪个行业也不是说人才过剩，这是各行各业都面临的一个挑战，这种现象可能在公益行业更严重。
我国虽然现在注册登记有70多万家社会组织，但实际上很多还处于睡眠状态。公益行业还是一个新兴行业，既然是新的，很多人就不了解，不知道这个行业具体在做什么，怎么做，人才当然进不来了。互联网刚兴起时，人才也是缺乏的，现在由于它发展起来了，形成了人才的虹吸效应，所以很多人才都流向IT行业了。即使这样，也不能说互联网行业就不缺人才了。
马广志：公益行业难以留住人才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丘仲辉：人才是公益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公益慈善机构应强调使命的管理，并适时地用这个使命、宗旨激励员工。同时也应当关心员工的想法与需求，加强员工工作的灵活性及自主权，使他们发挥潜力，长期为公益机构服务。比如前面提到的，爱德的员工可以申请调岗换岗，做自己兴奋的事情。
当然，仅有这些还不够。公益从业者还要享有应有的尊严和待遇。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标准，公益从业者的收入在所在城市是中等或偏上的水平，但我国还达不到。如何让公益从业人员在做公益时，安心、踏实而无后顾之忧，能够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是整个社会和公益界努力的方向。
人才问题其实是一个综合性工程，是一个行业问题，不是一家机构所能解决的。刚开始改革开放时，也是管理人才奇缺，谁也没想到40年后经济还会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公益行业也一样，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相关的人才也自然需要有一个培养和成长的过程。现在过多的抱怨人才缺乏是不健康的，于事无补，社会也不一定能理解。埋头做事就是了。
公益行业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社会公众参与度非常高的一个行业。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了，一定会有吸引力，因为它有一种使命，能够满足人的爱人的心理。关心人，爱人，或被人爱，这是一个基本心理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人会投入到这样一种事业中来。
马广志：作为有宗教背景的基金会，爱德在人才招聘上有无信仰上的要求？
丘仲辉：爱德每年都公开招聘，是面向全社会的，不会设定信仰上的要求。但坦诚地讲，如果是两个人条件完全等同，我讲的是绝对的、没有任何差别的情况下，如果我只能要一个，当然我可能会考虑到信仰的问题。但这个出发点不是别的，而是有信仰的可能更稳定一些，因为信仰与公益天然有着相同的追求。
“互联网公益属于弯道超车”
马广志：除了人才问题，基金会还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资金问题。现在很多组织陷入“唯筹资论”，因此忽略了公益伦理，你怎么看？
丘仲辉：车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有了钱也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办成的。任何事情一旦绝对化，就是错误的。爱德第三个十年筹资金额没多大变化，但是资源结构却彻底变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多筹几个亿都难。
另外，要看你筹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是为钱而钱，还是为了“初心”，如果是受使命驱使，钱当然是越多越好。中国讲中庸之道，关键是“度”的把握。如果把握不住，有时候本来是对的事也会走向反面。
马广志：也就是说，捐款也不是越多越好。
丘仲辉：捐款当然越多越好，但是你得有个限度。捐赠量过大之后，一定要考虑自身的执行和监管能力，如果执行能力平衡不了大家的捐赠能力，这个钱拿到手里是烫手的，你花不掉或者不能及时花就会出问题，网上的舆论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马广志：你认为中国公益这10年中什么问题是需要在下一个10年加强的？
丘仲辉：要更好地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互联网公益刚兴起那会儿，腾讯窦瑞刚到南京来，跟我说他跑其他城市（基金会）没人理他，在爱德受到很好的礼遇。在大家还排斥用互联网做公益时，爱德就在研究怎么启动筹款了。爱德是最早启用互联网筹款的基金会，入驻腾讯公益平台也最早。
借力互联网的发展，中国公益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如果没有互联网，公益所撬动的资源会少得多。当然，同经济的发展一样，公益在发展过程中也是泥沙俱下，所以出现了郭美美事件，包括其他一些影响公益发展的不和谐现象。
另外，原来国内的社会组织主要靠“洋奶”，互联网公益兴起之后，这一状况彻底改观了。互联网公益属于弯道超车，后来居上。原来跟我们合作过的国际机构现在都在向爱德取经，问我们在互联网公益运营上的一些经验。作为一个老公益人，我是很自豪的。虽然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我想说，腾讯、阿里等几家互联网公司对中国公益发展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应该给予正面的肯定、支持和鼓励。
马广志：如果没有互联网，公益肯定不会是现在这种局面。
丘仲辉：是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促进互联网跟公益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创新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公益新天地。你要知道，原来我们更多的是在学习国外的一些理念和方式方法。
马广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公益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
丘仲辉：是啊。比如，爱德先后于2015年和2016年在埃塞俄比亚与瑞士日内瓦设立了爱德非洲办公室和爱德国际办公室，当时给我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民间的声音，感觉太棒了！这种感觉不是长期做公益的人可能无法体会。
有的欧洲合作伙伴就问我：丘老师，哪一天中国真正强大了，世界将是什么样？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公益事业发展也很快，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我们应逐步走出去，开展国际化发展工作，承担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而不能等什么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考虑走出去。现在爱德就在从项目的全球化和机构的国际化两个方面探索走出去的战略。
马广志：你未来10年规划是怎样的？
丘仲辉：最重要的还是培养人才，把团队带好。还是那句话，独行快，众行远，机构发展靠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如果我不在秘书长任上了，爱德能发展的更好，才是我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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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原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英文名称China Foundation Forum，以下简称基金会论坛，CFF）是2008年在相关政府部门指导下，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和有志于追求机构卓越、行业发展的基金会自愿发起的行业平台。2017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为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基金会论坛坚持开放共享、追求卓越，旨在加强中国基金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促进中国基金会和公益行业的发展。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基金会论坛现已成为公益行业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