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先生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上的特别发言

编者按： 

11月22-23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度盛会以“坚守初心、共谋发展”为主题，在福州圆满举行。来自600余家单位的近1500人出席本次年会。本文为资先生在闭幕主论坛上的演讲，她阐述了慈善事业在农业、工业、后工业社会中的三个阶段表现，介绍了2015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公益事业的几个里程碑事件，谈及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公益事业的影响，她表示：

“我相信前途还是光明的，只要有心去做，还是有很多可做的。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力量做，凭自己的良心做，一点一点脚踏实地去做，每个人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为同胞、为这个社会上其他的人做一些事情，看到哪些地方需要，就去填补，自然而然就会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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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办方的要求，今天我谈的问题是国际局势对我们国家公益事业的影响。也许大家关心的是，中美贸易战这一类的国际问题对我们公益事业有什么影响？我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对公益事业没什么影响，也不应该有什么影响。我要讲的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们的公益事业有什么影响。

农业、工业及后工业社会下的“善”

人类社会自从有财产、有分配不均的情况开始，就已经有慈善行为——这是从人性来的。我相信人有二重性，既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任何宗教、哲学都有倡导人要向善的部分，让有幸者帮助不幸的人，古今中外都一样，只是手段和规模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以及现在的后工业化社会。原来我写《散财之道》的时候，指的是一百年来美国最发达的工业化社会所发展起来的一种模式，财富高度集中以后如何最有效地花这些钱对社会有所贡献，缓解社会矛盾。在这之前，各种各样的慈善包括西方教会、中国乡绅等类型，都属于前工业化社会出现的情况。

刚才提到中国人在文化上喜欢帮助熟人，而不是陌生人，我觉得这不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特有的，这实际上是农业社会的特点。因为中国的农业文明时间太长了，而且发展得非常精致，制度设计也非常精致，文化、哲学都围绕这个而来，所以我们常常误认为这是中国特色。农业社会的特点是熟人社会，工业社会的特点是契约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光是靠熟人、靠个人信用是不行的，所以需要契约，需要非常严密的法律，这都是工业社会的制度。我们讲现代化需要法治，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来的。

公益事业的模式也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富人帮助穷人作为一种善行，发展到有组织的、科学的、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以美国来讲，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大财团，出现了用科学的办法开展现代公益的基金会。中国是不是从来没有过呢？其实也有，民国时期就有工业社会的那种慈善，像张謇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现代慈善家，他的理念已经不是扶贫做慈善，而是要“正人心、开风气”，也就是要和社会改良结合起来。他为残疾人办学校，不是怜悯他们，而是要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不但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而且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工业社会公益的想法。

到了后工业社会，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数字经济、互联网时代，又有了新的看法。2014年，我跟乐平基金会去美国考察新公益。新公益观念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一些西方学者和政、商界以及公益界的精英联合起来倡导的一种观念，具体有好多种说法，例如社会企业、共益企业、影响力投资，等等。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是指有规模效应的投资，引用徐永光先生的话，只做小而美是不行的，一定要能够推广，这个模式能够复制，能够大范围应用，帮助很多人，才可以做下去的，所以叫做影响力投资。如果“影响力”容易引起歧义，也可以翻译成“产生规模效应的投资”。

这里还有一个新的概念：做公益不一定非得是不营利的，是可以营利的。根据一百年来美国关于公益基金会的立法，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允许营利。而现在新的公益是允许营利，因为社会问题的规模太大，需求也太大，光靠无偿捐赠已经解决不了问题，而且社会变化太大，财富集中太快——比如工业化时期出现很多大财团，财富集中已经很快，但到现在财富集中的速度更快，而且又有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等各种各样的手段，所以就出现了新公益。

2015年后，资本主义演变的几个里程碑事件

我那本书（《财富的责任和资本主义演变》）的材料截止到2015年，从2015年到现在又有很多新发展，我注意到几个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事情。

“资本主义演变”是2015年西方的一些精英提出的。这也是我那本书的题目之一。当时英国的查尔斯王子、美国的克林顿、罗斯查尔德家族的后代，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等等，他们联合一些银行家以及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商学院的资深教授一起开会，提出现在贫富悬殊扩大化，老办法难以解决，要开始一种新的“包容性资本主义”，提出“资本主义演变”这样一个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是，你要做一个企业，一开始就要为这个社会的福利考虑，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不是说不管用什么手段先赚钱，然后再拿出来给社会做公益。

在那以后，经过一段实践，产生另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大概两个月以前，美国有一百个知名的大企业，凡是我们熟悉的苹果、谷歌、花旗银行等等大企业都在里面，他们联合签署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过去这些年创造了极大的财富，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要改变企业的责任。原来根据《公司法》，企业首要的责任是为股东（shareholder）的利益最大化服务，现在要变成为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服务。利益攸关者包括企业客户、服务对象、消费者；也包括整个社会的利益，比如环保、健康；还包括企业的员工，要给培训机会，为他们的前途着想；当然肯定也包括股东，企业还是得赚钱，不能老赔钱，这就是叫做“共益企业”的新事物。

这一百个大企业承认了这样的观念，他们宣称以改变资本主义为已任，真正要做社会改革，这并不是匪夷所思的空口号。实际上上个世纪从七八十年代到现在已经实践几十年，一点点从理论到实践，现在得到了占主流地位的大批大资本家的承认，所以说是有里程碑性质。

跟美国一百年前的进步主义运动一样，最后一定要社会精英和在金字塔尖上的那些既得利益者承认，我们这样下去不行，非改不可，才能有效地实施。底层老百姓归根结底是弱势群体，只能表达愤懑和不满，真正要提出改革方案还得有资源、有力量、有社会影响力，还是得有这样一批有觉悟的社会精英真正开始行动。

还有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福特基金会最近跟21家大学签署协议，资助这些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给他们传达一种理念，希望他们毕业后在择业过程中首先考虑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而不是首先考虑报酬最丰厚的单位。这个说法二三十年前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和西北大学就有一些尝试，主要是对商学院的学生而言，原来商学院的课程都是教授如何让利益最大化，怎样赚钱，怎样减少成本。

如果他们将来要做公益，总是要先进华尔街，或者一些大企业，赚钱以后再捐出钱来做公益。现在新公益的观念与教学相结合，在学习过程中就从根本上让学生一开始想做的事情和将来毕业以后的选择合二为一，都是要对社会有益，这就需要对商学院的课程进行一次改革。现在福特基金会把这一理念扩大到计算机专业，那就大大扩大了覆盖面。

另一件与公益有关的大事是最近的经济学诺贝尔奖颁给了三名对扶贫的经济理论做出了贡献的经济学家。我没有仔细读这三个人的作品，但是根据我看到的资料，有一个粗浅的了解。这三个人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他们延续了“发展经济学”。大概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当时出现很多新独立国家，这些国家走什么道路发展经济？西方很多经济学家就替这些后发国家考虑，涌现出一门学科，叫做“发展经济学”。冷战期间有不同的意见，所谓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之争，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有些左派批判他们是“新殖民主义”经济学。

这三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学术领域也属于“发展经济学”，但是他们的视角不是以国家为单位，而是以人为单位，关注的是一群一群的贫困人口，如何让这群人脱贫，每一种贫困的根源是不一样的，他们为什么会穷？这个地方这群人是因为这个缘故而穷，那个地方那一群穷人又有另外的原因，这是一个新的角度。第二是结合了社会学调查方法。这几位学者大概用二十年的工夫，做了非常详细接地气的社会调查，把大问题分解成一个个小问题深入调查与贫穷有关的现象的因果关系。

*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的重点不是宏观经济学，而是微观经济学，从一个个小问题入手，在一群特殊人群里跟踪调查很多年，搞清楚这群人到底为什么穷。比如某个地区辍学儿童特别多，做公益的人往往会主观臆想认为这是因为某个缘故，于是就会给他们一些其实并不急需的东西。而这几位的研究细到什么程度呢？

举个例子来讲，他们在肯尼亚的某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对一群人做跟踪调查，那里儿童辍学特别多，这个地方学校是免费的，已经有义务教育，为什么这些小孩不上学？是因为家里太穷，因为需要工作，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调查结果发现，这个地区的小孩之所以不上学，是因为蛔虫，孩子长了蛔虫以后身体不舒服，于是就不上学了。所以要解决这个辍学问题就先得从治蛔虫开始，于是他们说服药厂免费到那里去发放蛔虫药品，两年以后成效显著，学龄儿童上学率大幅提高。当然这只是个别的例子，很有意思，所以在这里讲一讲。

还有一个方面是跟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结合起来，就是说某一种人群之所以穷，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总之，并不是所有的地方贫穷的根源都一样。

这几位学者为什么会得诺贝尔奖呢？其实这样做调查的人已经不少了，做新公益的人也不少是因地制宜的。他们的贡献是可以普及，把多年的实践提炼成一种研究模式，建成实验室，很多年轻学生跟着他们一起做这类调查。而这类调查需要的人力、耐心和时间是非常多的，诺贝尔奖给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成熟到有某种模式可以推广。

还有很多生动的例子，比如说人们常常误解穷人只要吃饱饭就行了，但他们发现很多地方的穷人宁愿饿一天，也要花钱跳一次舞或者参加嘉年华，因为他们非常需要克服枯燥的生活，需要娱乐。所以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什么特别重要，要从人家的需要出发，再提供帮助。假如他有很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爱赌博，那就要想办法解决，例如创建各种文化活动，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生活习惯。

我比较欣慰的是，这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做的事情和提出来的办法，正好跟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新公益和共益企业、影响力投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这些做法是吻合的。我也认同这样的想法，提出一种公益模式，如果不能推广，只是好心做善事，为一个很小的人群做得很精细是不够的，一定要能够大面积推广，做出一种模式。这是我非常粗浅的理解。他们这个贡献可以作为新公益的一部分，也希望经济学界能够进一步研究他们的做法，予以阐释。

当然他们的做法在中国暂时只能作为参考，我们还需要做很多改变才能够跟中国的条件结合起来。比如说他们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第一个条件是不能跟政府在一起，因为政府有利益考虑和政绩诉求，不容易完全客观，所以做调查需要独立于政府，通过自愿的NGO来做；但是做完调查得出的结论，比如一个改进的方案需要推广，作为一种政策建议，则需要政府参与，甚至主导。这其中是有悖论的。所以他们的调查大部分在非洲，那里的政府比较弱，他们的活动余地比较大。还有在印度部分地区，因为得奖人之一Banerjee，就是印度人。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们公益事业有什么影响

上面这些介绍，说明新公益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我再用一点时间讲一下现在中美贸易摩擦到底对我们的公益事业有什么影响？对美国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它即便它经济下滑，怕也不会影响到公益捐赠的减少，但是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有几个方面。

第一是使得我们的企业家更加没有安全感。我一直说我们不能把中国的企业家跟美国的企业家相提并论，通过企业家有多少财富，以捐赠的比例来说明我们企业家有没有他们慷慨，这不公平。我们的企业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安全感，在当前的局势下会更加没有安全感。目前我国的公益捐赠主力还是企业家，所以这个安全感的缺乏，连再投资生产都没有保证，自然影响做公益意愿和能力。

第二是政府会在法规方面对于非营利组织更加强防范这一面。我们的民间社团和慈善事业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慢慢取得合法性的，最早的社团管理条例基本是防范和约束，从2004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到2016年的《慈善法》有不少进步，对公益性的民间组织给予积极的肯定，那都是在我们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推动观念和政策的进步。但是在当前新的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变坏甚至变得敌对的情况下，可以预见意识形态斗争会更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管控会更加强。这会使得我们公益事业的空间受到一些负面影响。

第三是这一领域的国际交流受到影响，特别是外国的资金进来会更加困难。我们改革开放后公益事业刚起步时，很多草根公益组织开始依靠的资金多是外来资金，现在外来资金被控制得比较厉害，私人资金出去和外来资金捐款都受到影响，公益组织接受外来资金本身也会管控更加严格。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本来公益事业应该更加全球化，新公益的一个特点就是全球性。可是现在有一股潮流是逆全球化的，可能会在实践中对公益事业有一些影响。

*图片来自网络

有这些困难，不等于就做不下去了，只要有心就一定可以做下去。我的书第一版《散财之道》是2003年出版，那时候我绝对没有想到会对中国的公益事业有什么作用。现在回头看，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我们的公益组织蓬勃发展和成熟，观念也改变了，这一领域的现代化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短期来看可能会有很多艰难困苦，可是从长远来看，我相信前途还是光明的，只要有心去做，还是有很多可做的。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力量做，凭自己的良心做，一点一点脚踏实地去做，每个人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为同胞、为这个社会上其他的人做一些事情，看到哪些地方需要，就去填补，自然而然就会推动社会进步。

所有公益事业都是百花齐放的。今天会议的主题叫“坚守初心”，我想不论用什么百花齐放的方法去做，现代的也好，后现代的也好，最重要的初心还是我们到底想帮助谁，一定要想到是帮助了哪些人，规模有多大，覆盖了哪些人群。这个初心永远不能忘记，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对社会进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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