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传进：战疫大考，社会组织不可盲目乐观，更不能自我陶醉

   导读： 

社会组织，尤其是基金会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一直是被大家讨论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从防疫期间的社会需求角度，对社会组织的行动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我们需要务实地看待事情与问题”，在社会防疫上，社会组织被赋予了重大使命和希望，“有资格/有责任在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的领域做出更有深度的深耕”。

▲本文经陶传进教授本人确认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作者 | 陶传进   排版 | 胡葵玉  

长达数月的社会防疫行动已开始看到了曙光，这其中不仅能够看到社会组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折射出在过去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整个公益领域，到底让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尤其是在这数月的时间内所看到的社会到底有怎样的不同。正是在这里能够折射出各类社会组织起作用的影子。

一、防疫时期的社会：有三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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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灾大难面前，对于资金与物资的需求永远是最直接的，近乎所有的人都在渴盼着社会中的个人、法人能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公益组织在这里首当其冲的被推到了前沿地带。

但其实公益组织在整个公益领域的作用却远远不限于这一点，于是，可以继续进入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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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疫情期间，社会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我们每一个人是怎样对待他人的这一社会真相，其中我们是怎样对待临时出现的高风险人群以及既存于社会中的脆弱群体，则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它反映出的是根植于人们内心中的人文关怀精神，这不同于在整个社会整体层面上叠加一份额外的公益贡献，而是渗透在社会之中的更基础的人性展现；它可以来自于既有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又可以进一步体现进社会服务的行动中。

以下三个视角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服务在防疫期间到底可以发挥多么重大的作用。

 第一，不排斥。即对待那些高风险人群不加排斥，而是更多的从对方角度来考虑问题，理解他们的想法与行动，在此基础上加以接纳式的对话。与此相反的做法则是，抱以恐慌抵制甚至排斥的态度，如将防疫初期人们尚且的不明就里行为，解读为有意祸害社会，诸如“一位从湖北回来的嫌疑人坐遍了所有的地铁”或者是“逛遍了所有的商场”这样一些说法。对于读者来说，这个人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坏分子”。显然，这样一种观点会将一部分人排斥到社会的主流体系之外，不仅显示出了社会中的疏离和冷漠，而且会促使一些人走向了疫情防控的反面。

微信群中转发的一篇短文，其中呈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某学校给家长的信。信中说：“每个人都会生病，不要因此而孤立中国人，更不要歧视生病的人……这样会让生病的人会因为自己生病而感到羞耻，从而隐瞒病情，不保护他人……我们放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人……”

 第二，在理解他人的基础上又能现身行动、关照他人。典型的案例就是发生在云南大理这位经营民宿的企业家的做法，他将来自于湖北武汉的游客收留在自己的民宿内，让他们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但这样一种做法却遭到了周围人的攻击，他们认为他为了赚钱而近乎于疯狂。

 第三，有一个视频显示，在武汉，一家居委会的居干是如何穿上厚重的防护服，带着生活物资敲开一家隔离人员的房门，把蔬菜送给对方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充满风险的，也是令人疲惫的，心理、精神与身体都要遭受挑战。不知道这位居干身处其境时到底呈现为一种怎样的状态，但转化一下思路：假如这个居委会在过去的社区治理活动的经历中已经容纳了社会服务的理念，那么这时他就会有所不同：

首先，当他能够将整个社区的利益作为考虑自身行动价值的参考框架时，他就会看到自己这样做不仅能够解决社区的整个防疫问题、提升隔离人员的生活问题，而且还能递送人与人的温暖，因此她/他自己这一份行动所产生的价值是物有所值的。他会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从事同样的行动，冲淡恐惧感，产生社工中谈到的逆境信念的作用。其次，将视野放到一个社区内，当所有的人都进入这种状态时，这个集体就会形成一份群体利益最大化的行动方案。社会服务就是具有这样一份潜力，它能让一个防疫期间慌乱而贫瘠的地方，滋生出另外一份有温度的成份，并因此而又让防疫本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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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回到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一个景象，就是不管是在城市社区还是农村村庄，人们开始封门堵路，开始不轻易放入进出。如果放在过去数百年前的传统社会，这样一种做法是再合理不过的了；而在当下，更多的人也在支持这样一种做法，因为不采取强硬措施就很难保证在疫情期间能够保护自己。

但作为一个对比，在那些在过去几年里已经积累了社区治理优秀做法的社区则开始有所不同，在这里做出任何决策都会采取类似于“四方协商”式的做法，居民的意见得到表达，居民从知情权到理性决策权再到对规则的有序遵守水平，都得到了提升。在这里，任何做法都会在更人性化更尊重每一个人自主空间的情况下达到了同样的执行力度；并且在这里，一些有特殊困难的人群得到了特别的照顾，而不是在一个简单的为了集体利益的招牌下，对于具体的个人不管不顾。

由于我们长久以来跟踪社区治理，我们会看到一批在日常在社区治理中做得好的机构，在防疫期间也会做得更合理、更有效。但这里更令人吃惊的不是这少数做得好的社区，而是绝大多数的社区在防疫期间“露了馅”：在防疫期间，平日里的那些花架子与形式主义的做法，完全暴露出了其本来的面目。

二、透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细看

在防疫期间发生在武汉的一个轰动性媒体事件是，这位退休副厅级官员与社区居委会之间发生了做法上的相互纠扯。这个故事历经数次的大反转，展示出了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声音。其中一个视角则是政府官员即便是退了休，即便是到社区成为一般居民还这样耍官威；而另外一个视角是即便是退休的副厅长，他们在防疫期间所获得的服务也远远不足。大家的观点分成两派相互论争，整个新闻热点上的成功，显示出了现实社会中两方利益群体双输的局面。那么真正的解法在哪里呢？

 第一个解法是议事协商的视角。其实，如果我们跟踪整个媒体报道过程，跟踪这位退休官员与社区居委会之间的互动过程，就可以发现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每一次的互动都相当于一个在议事厅里双方的辩论：你展示你的观点、你证明你自己的合理性，我再展示我的观点；两种观点互相碰撞，而到了最后却发现双方是可以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的。

如果在日常工作中，最终可以看成是一个议事协商的成功案例。但在防疫期间，这样的低水平起点则远远不足。这时需要的是使用日常工作中的能力与水平的积累，直接面对最终的结果来思考问题，产生矛盾的化解。这样做也就不必让时间做载体，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在新闻媒体的热点下，最后才开始达成共识，解决问题。换而言之，日常的议事协商积累在这里没有产生出它应有的贡献值。

 第二个视角则是社会服务的视角。其中的做法是，在居委会与退休官员之间要相互理解对方，要基于相互沟通而推进事情的解决。而这恰好是社区帅书记的做法，并借此最终解决了问题。其实，在这样一个急迫时期，谁都有足够强的理由来用强制性的手法通知对方，告诉对方应该怎样行动。我们在一些居委会的视频中也看到居委会负责人与那些需要隔离人的沟通方式，其中完全可以是命令式的、是生硬式的。但越是紧急期越有一些规则上的模糊地带，越需要有人心上的交流、沟通与理解，因此社会服务的成份在这里丝毫都不能少反而应该增加。

以上从社区治理与社会服务两个角度来讨论来考察同一个案例。结论是，即便是在社会防疫这样的紧急时期，解决防疫问题也是需要在其中展示出人是谁、制度是谁这样一个核心要点的。而这就需要平日里的积累，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工作正是大量的社会组织在日常中所致力于去建构的成份。

三、综合分析

上面所阐述的社会需求的三个方面，都涉及到整个公益领域或更广泛的社会组织领域该怎样做的问题。它们每一层面都为社会所急需，但满足的能力却远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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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在防疫期间贡献资金和物资，当然这非常难得。但如果考评当下基金会领域的独特贡献，却没有太多令人兴奋之点，其中基金会所起到的作用并没有在实质上超出于汶川地震时期的情形。不仅如此，而且其中还减少了一些成份，比如在汶川地震中，各公益组织亲临现场，除了贡献物资资金和志愿服务以外，还形成了一些临时性的联合体系；并且从紧急救援到过渡安置再到灾后重建，越往后期越卷入了大量的社会服务与社区发展性的内容，因此它对公益领域的发展是整体性的引导作用。

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在基础层面上行动的局限性，导致整个基金会的行动并没有与一些半官方公益组织很好地区分出来，他们在深层次上是被公众捆绑到了一起，相当程度上为新闻热点做了不少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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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层面，需要的不是异军突起的英雄主义，而是长久以来的人心建构，是人文关怀精神的建构。而从逻辑上讲，建构的生力军应当是社工机构。

但在防疫期间，我们看到社工机构经常是自身难保，从组织数量、组织能力、资源拥有量以及社会基础等方面都看到的是它的很脆弱的一面；它没有能力去表达自己的作用，更多的人是在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和愈发暗淡的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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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层级已经进入到了社会进步的深层次。社会治理不仅仅是追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结果，更强调解决问题的机制。其中包含着公众参与的意识与能力，由参与而建构起来的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与习惯，乃至于组织结构，等等。它们属于社会公益的深层次的话题，也需要日常更艰苦卓绝的积累，更多的技术拥有与社会创新。而在当下防疫期间则看到，如果社会治理水平提升了，则会让防疫的整体效果大大改善。

令人遗撼的是，在防疫期间，这里同样没有检验出整个公益领域或社会组织领域的多年积累的成果。回顾此前数年来整个国家在社会治理领域里的推进性工作，可以看到政府的推进力度十分强劲，不管是社工还是社会组织发育还是社区治理的推进工作，都已经开足到了最大马力。但现实的问题是，即便是我们看到了一大批希望积极有为的政府官员及其所坐拥的绿洲地带，也缺少一个系统化的社会治理体系的真实发生。

比如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里，即便政府出了大量的资金，即便政府将这份资金用于支持最草根的社会组织用来提供公共服务，即便委托第三方来评估，但整个操作体系仍然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而其中关键的卡壳点则在于第三方评估机构本身的官僚化（他们对社会组织的监管，比原来的政府还要严格与严厉），而他们的专业支撑则明显缺乏，因而，就会使用表面化的规范指标，取代对于社会绩效的深度鉴别。

四、希望得出来的结论

在防疫期间，捐款捐物的多少实际上成了衡量公益组织尤其是基金会的一把唯一的尺子；但其实，更好的衡量者则是社会对于灾难做出怎样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是否在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其中，每一个人的具体行动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而社区居委会的组织化行动则是几乎同样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的社会组织已经在过去的多年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这次的检验说明，社会组织仍然弱小得很，切不可盲目乐观，更不能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

更进一步地，我们也看到了，社会组织早已被赋予了重大的使命，被给予了更为重大的希望，他们有资格/有责任在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的领域做出更有深度的深耕。

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上，本人也曾展示出一个公益项目五层级的格局图，是以北京市基金会为例而展示的（>>>点击此处阅读原文）。但在具体数据上，看到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的基金会仍然停留在第一层级的层面，即单纯的散财散物；而在社会服务层级、社会治理层级的介入，则少得可怜。这与我们当下防疫期间所看到的社会行动格局相吻合。

其实，多年来，政府的行动已经颇具力度，且从高端层级开始。其中政府购买社会力量的服务的举措，则直接将社会服务与社区治理的内容交付到社会组织手中，并且还伴随着自身职能的转移使命。但与此同时，来自社会中的力量在这里投入则明显有些“非正规军”的嫌疑。那些更能引领公益领域方向的大型组织，在此中的投入还明显不足。

但现实或许并不如此悲观。在日常工作中，在我们与基金会的大量接触中，已经发现有一批先行者早已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深度卷入社会变革中的使命。以2019年年底至今的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为例，我们看到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在广东顺德区所做出的以地域创新为特色的从低端到高端的一个整体性努力，包括社区治理和公益创新等领域。他们希望在一个特定地域成熟起来，然后再将经验向外部扩展。

我们还看到，位于湖南长沙的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他们借助于助学领域不仅为人资助奖学金，而且还力促人的发展，其中包含着深度的社会服务与参与能力提升的视角。还有，北京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基金会，他们在全国不同地区的福利院里，使用全新的理念，将这里的孩子们（主要是残障儿童）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要还原给他们一个做人的资格，包括自主探索的空间、被平等地接纳、尊严感的发育以及人与人温情的基础性保障。

当我们把自己的心态放得更平和一些，则能看到领域里的真正的生长点。当然在它们彻底生长起来之前会看到诸多的问题与不足，比如这次防疫期间所看到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务实性地看待事情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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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传进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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