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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BlackRock到自立门户,学霸归来

马赛客 交易门


写在前面

作为对冲基金创始人,李佐凡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但我想我们可以先聊聊了。

李佐凡的人生理想是创造超越人类的计算机。现在跑来“赚钱”,他自嘲这是不务正业。

数学、物理或者计算机专业,出国留学,到国外大型金融机构历练,回国投身金融市场,李佐凡的故事是这种典型路径的一个缩影。未来会怎么样?且让我们来跟踪。


李佐凡第一次考虑挣钱的事,是因为父母出于保护停掉了他的信用卡。2009年春天,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的李佐凡申请去非洲做志愿者,代表非营利组织“每童一机”(OLPC)送一批“100美元电脑”到非洲国家,并教当地孩子使用。

以往,宾夕法尼亚大学会资助本校学生志愿者往返非洲的机票开销,但时逢经济危机,学校取消了资助。李佐凡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请求经济支援。父母听说他要去非洲,吓坏了,停掉了他的信用卡。

毕业季,李佐凡很多同学去了硅谷,去Google、微软、Facebook。“大房子大车,美国梦就实现了。”李佐凡大学本科保送上海交通大学,就读交大著名的计算机科学班(ACM班)。去硅谷本来也是他的潜在选择,但“信用卡事件”之后,他开始有更多想法了,比如多挣点钱。

宾夕法尼亚大学有历史悠久且学术声誉卓著的沃顿商学院,加之学校距华尔街也就一两个小时的车程(160公里),毕业生去华尔街的风气很盛。暑期逛完纽约,李佐凡决定去华尔街试试。

面试时李佐凡多次被问到,你学计算机,为什么会对金融感兴趣?他把父亲先学数学后转而研究经济的背景搬出来,表示自己从小对经济就不陌生。“在计算机程序中你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一点)在金融领域也能带来非常大的便利。这就是我当时的说辞。”

在华尔街,最高光的岗位之一可能要数交易员。“交易员如果做得好,是很容易很快挣很多钱的。而且我的背景,很适合做交易。我数学好,计算机好,反应快,年轻。”李佐凡自信地说,要是在往年,他的背景肯定随便去做交易员。但那时经济危机,他没做成交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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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李佐凡去了BlackRock,成立于1988年的贝莱德集团。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数据,贝莱德集团管理资产规模4.6万亿美元,是世界上管理资产规模最大的公司。

贝莱德集团对李佐凡的吸引力在于,大公司,在纽约,而且他以轮岗分析师(Rotating Analyst)的身份进去,可以先在四个组每组待六个月,两年后选择自己想待的组。这让他有机会非常广泛地接触公司的业务。

2012年秋天,李佐凡在冰岛旅行

李佐凡2010年2月到贝莱德集团。他待的第一个组(Risk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主要任务是协助基金经理分析和管理万亿级别的投资组合。2009年12月,贝莱德集团刚收购了BGI(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有许多投资组合需要调整,有很多技术敞口,小组压力非常大。

李佐凡的组长是俄罗斯人Alex,大概35-40岁,那段时间加班加得眼袋全都是黑的。有天加班时,Alex一边敲着键盘,眼袋开始渗血。她拿张纸巾擦擦,继续敲键盘。同组一个副总裁(Vice President),香港人Marc,每天能喝大概20罐无糖可乐。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计算机毕业生,李佐凡带给组员的见面礼只是一个笑话。他们工作中经常会用到一些英文缩写。李佐凡把“CUSIP”的“U”读成“ʌ”,被大家嘲笑了很久。CUSIP是Committee on Uniform Security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s的缩写,是由一串字符组成的证券识别码,广泛用于北美证券市场中的交易清算和交割中心。

不过李佐凡很快表现出自己在编程方面的优势,跟大家相处也比较融洽。六个月后,Alex提出让李佐凡留下,但他坚持按照原计划每个小组体验一下。

第二个组是Core Trading,需要通过程序解决公司极大体量的交易,以及低延时问题。贝莱德交易品种多样,包括三腿、四腿的多方交易。这是交易非常核心的部分。

随后李佐凡按计划轮转到了做底层架构的小组(SEG)和风险管理小组(Risk,从第一个小组分化出来)。在底层架构小组,李佐凡可以接触到全公司所有部门的模型、代码。“其它部门的东西如果要上生产环境,都需要我们通过。所以经常会有MD(Managing Director)打电话来说,麻烦你批一下。那种感觉特别好。”

在风险管理小组,李佐凡负责跟BGI的多因子模型组对接,量化他们的多因子模型,进行因子选择和风险暴露的控制。BGI的多因子模型非常成熟,国内有多位知名基金经理的履历中都有BGI的影子。

贝莱德集团在1990年代用“黑科技EPL”(Embedded Perl、Perl和HTML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语言)写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定价工具。那个工具极其复杂,它的编写者Andy因此成了公司最年轻的MD。“后面维护的人觉得太复杂,以致于每一个接手的人最后都选择了离开公司。”李佐凡说,“我接手的时候,大家幸灾乐祸地说,恭喜你。”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工作的确很难,但是如果做得好,他很快也会升成MD。李佐凡编程能力很强,定价模型中的数学公式他也可以应对,他总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同事提出的需求。“他们巴不得我就做那个了。”

这个时期的李佐凡充满稚气,同时也在专业上表现出了锐气。贝莱德盛名累累,对佐凡是难得的磨练。然而他只有在前两个小组时保持着亢奋的工作状态,到第三个小组,他已经开始产生倦怠。

“这种很大的公司,总体来说你能接触的东西还是很少。”李佐凡说。他喜欢挑战,工作熟悉后,智力上的挑战降低,他的热情就开始消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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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广东韶关的李佐凡从小就出类拔萃。他父亲在大学教经济学,母亲是高中语文教师。李佐凡从小学开始拿奥数、计算机奖,初中、高中拿计算机、数学、物理、化学各种竞赛奖。“老实说,我不记得自己得过多少奖了。”李佐凡说。

虽然生在应试教育体制下,但李佐凡从来没参加过升学考试。他高中念华南师范大学附中(广东奥林匹克学校),整个班级就是各种各样的天才怪才。他同桌“一天就拿着一沓白纸,在那里算题”,现在是浙大博士后,还在研究数学。高中时经常跟李佐凡打桥牌的同学,有两个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李佐凡在上海交大就读的ACM班,先后加入班级的学生60人左右,但最后淘汰下来只剩20多人。上海交大ACM班的取名源于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计算机组织、设立并颁发图灵奖的美国计算机学会(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致力于培养计算机科学家的精英班。有人称之为天才班。

李佐凡从小学就开始玩桥牌,他称那是自己智力游戏的保留项目。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李佐凡还创办了桥牌协会。协会会员参加美国大学生杯桥牌比赛,曾连续拿下两届冠军。

在纽约工作时,李佐凡几乎每周都会出现第58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交汇处的Honors桥牌俱乐部。几十张桌子,大家非常专注地玩牌。他经常在牌桌上遇到一个有趣的老头老太太。

Noelle八九十岁高龄,依然装扮时尚。30岁前她没去上过班,30岁后先生去世了,留下很多遗产,小孩又要念书。闲来无事,喜欢珠宝的她去蒂凡尼应聘柜台销售。人家一看,说你以前都没上过班,怎么胜任这个工作呢?她说,我看过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贵重珠宝,说着开始介绍自己佩戴的珠宝。后来真的就去蒂凡尼上班了。

Cynthia经常会请一个世界冠军跟自己搭档,偶尔找不到搭档的时候她会跟李佐凡搭档。“老太太对美林收购贝尔斯登等都非常有见解。我想她肯定经常出现在那些高端会议上。”李佐凡去搜老太太的资料,发现她原来是贝尔斯登的高管。Cynthia来自一个庞大的家族,她哥哥是一个国会议员,她曾经捐款数百万美元给政府。

李佐凡从小就打桥牌,上高中时他躲在厕所打,在香港做交换生时还曾代表校队出战。但桥牌经历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段,还是来自纽约。

2012年2月10日,星期五,李佐凡下班比较早,晚餐后他像往常一样出现在Honors桥牌俱乐部。正赶上大纽约地区年度桥牌锦标赛(The annual Greater New York Bridge Association Pro-Am),他跟Bonnie Gellas随机搭档,最后拿了冠军。一周后李佐凡这段经历出现在了《纽约时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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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降低后李佐凡能够在贝莱德继续待下去,是因为做到第三个小组,他认识了现在的太太,生活重心发生了转移。加上贝莱德丰富的业余生活,他过得还挺开心。

“贝莱德是比较典型的work hard,play harder的模式,可能经常加班到晚上七八点,然后去找个酒吧喝酒。十二点之后再找家脱衣舞酒吧,大家一起玩一圈。”李佐凡说。

在第二个小组时,李佐凡的领导是哥伦比亚人Gonzales,大领导是巴西人Rodela。他们都特别能玩,经常带同事出去喝酒。第一次喝酒,两位领导就发现李佐凡酒力很差。Rodela说,李佐凡你这样没法留在我们组,六个月结束时我们要给你一个考核,你必须喝过Gonzales。Gonzales编程能力非常强,他从如何讲话、如何写邮件、如何推进工作事无巨细地带李佐凡。

六个月结束,同事果然组了酒局。李佐凡和Gonzales分坐在一张长桌子的两端,公司很多去围观的同事每人备一杯酒,可能是纯的,可能是鸡尾酒,也可能加了牛奶之类的“深水炸弹”,排了大概30杯。规则是一个人喝完一杯酒,另一个人必须在接下来的一分钟之内也喝完一杯。最后李佐凡喝吐了,Gonzales没吐,但是当天晚上丢了钱包。而且李佐凡第二天出现在了办公室,Gonzales没有。Rodela宣布李佐凡获胜,赢得了“加入”Core Trading小组的资格。

在贝莱德后期,李佐凡的工作已经相对轻松,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有时候周五加完班,他们可能就租一辆加长林肯去机场,坐飞机去拉斯维加斯过周末,“路上已经开始喝香槟”。

贝莱德每个季度会举办一场足球赛,巴西人Rodela(Core Trading组的大领导)和一个俄罗斯高管经常带队踢球。李佐凡小学开始踢足球,在港大还踢过校队。贝莱德的足球局,几乎每次他都出现。传言俄罗斯高管的下属组织面试,面试结束他经常会问一个问题:Did you ask the question?(你问那个问题了吗?)

那个问题就是:“你会踢球吗?”

2011年夏天,李佐凡在纽约长岛跳伞

“在美国,很多中国人有着非常好的Work Life Balance(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而且重心经常在生活上。周末去骑行,去大西洋城或者拉斯维加斯赌博,那才是他们的生活。”李佐凡说。他一个师姐在微软,每天工作可能不超过一个小时,业余写一个卖包的网站。同届的同学在微软,看足球时看到进球大叫一声,同事围过来,他说:“I finally conquer that nasty pri-0 multi-threading bug. A lab run should be scheduled.”(我刚修了一个优先级最高的、特“脏”的多线程BUG,我们可以开始全组测试了。)暴雪公司发行新游戏,有的人可能会请假留在家里,“跟邪恶作斗争”——打游戏。

继续在美国待下去,李佐凡大概就是这种生活节奏了。“那是另一种有趣。”他说,“轻松,但有点荒废。”他不想年纪轻轻就步入这种安逸的生活。

在贝莱德做了三年,李佐凡决定辞职。他想拥有一家自己的对冲基金,但美国市场架构成熟,做这件事情成本会非常高。“在美国,四十岁能管几百万都不错了。”李佐凡说,“中国不一样,遍地都是机会。”他跟同在美国留学的朋友讨论过回国一起创办对冲基金,但最终没有达成合作。一次在哈佛中国论坛,他跟国内一家保险公司达成意向,做行业分析师,工作地点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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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回国,李佐凡才发现保险公司对他的工作定位并不清晰,公司内部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临时在上海找到一家证券公司做研究员。证券公司研究院院长跟李佐凡是校友,上海交大硕士、博士毕业,学术派,而且跟很多私募大佬都师出同门。李佐凡“拍脑袋就去了”。

李佐凡2013年5月回国,他花了一周租房子,就跑去上班。从研发角色到研究员,他又是一个新手。

上班第一天,领导给了李佐凡60篇Francois Trahan的研究报告,要他看了第二天讨论。分析报告长短不一,“长的可能30多页,短的可能10页”。李佐凡囫囵吞枣,也读不出什么东西来。第二天跟领导讨论,不行。第三天继续。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周。

领导对李佐凡期望很高。在中国市场做过两三年研究的人应该知道的东西,他觉得李佐凡都应该知道。事实上李佐凡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以前看分析报告的感觉:“这些人太牛X了,从GDP、CPI、投资者情绪,到生猪存栏、茅台库存,什么都知道。”

在一次饭局中,领导跟我谈了他当初跟李佐凡共事的情况。李佐凡的履历首先吸引了领导。“目前为止,研究所招的人还没有他这么优秀的。”领导说,“在香港交换的时候(他)还读了哲学,这一点非常吸引我。学哲学的人,心态都比较open。这是考虑终极问题的人,我想心态应该会比较好。”

面谈之后,领导很快决定聘用李佐凡。“长得很帅——作为卖方,很重要;口才也好。”领导引入李佐凡,想让他在数量化方面为研究院的分析工作提供支撑。卖方分析报告,最后总要出个结论。但在领导看来,判断不重要,大妈也有判断。“你要审慎,有理有据,这个就很难。投资这个行业,要求理性的成分达到70%,不能光靠拍脑袋。”

李佐凡要做的,是为最后的“拍脑袋”提供数量化的分析支撑。程序工作对李佐凡来说轻车熟路,他上班第一个周末写的一个数据分析的程序,研究院到现在都还在用。但写研报实在是一个辛苦的工作。前三个月,李佐凡每天晚上要关注新闻,早晨起来也要看新闻,八点半之前写好晨报,上班跟公司或者客户讲。朋友从美国回来约他吃饭,会被他排到下一周。即便他最后去了饭局,吃饭也就半小时,吃完要回去继续看新闻,看报告。

当时美国的朋友问他是不是应该回国。“千万别回来,国内太XX忙了。”李佐凡说。

在美国工作时,人们会讨论“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做这份工作李佐凡再也不操心这个问题了,因为根本就没有生活。

李佐凡入职三个月就开始路演,而他的同行,在大公司,有人纯粹导数据的工作就要做一年。再写一年报告,第三年才出去路演。

自己开始写报告、做路演的时候,李佐凡学会了找点、讲故事,成为了“太牛X了,什么都知道”的人。他也深刻地认识到:“大多数卖方的研究报告,你拿来是挣不到钱的。”



5


2014年底,李佐凡辞去了这份研究员的工作。他最初的理想是做个量化团队,做好了就做自营。但是研究员的工作占用了他大部分时间,而且他对量化的理解跟领导也不尽一致。

工作上无缝连接的是一家做CTA起家的私募基金。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有团队。邀请李佐凡加盟的是他的学弟,私募基金的CEO。李佐凡在上海组建年轻的团队,自由度非常大。团队最初的工作是搭建一个类似World Quant的平台。2015年6月,他带领的投顾团队发出第一只产品。

交易李佐凡之前做过,不过管理私募产品,这还是头一回。

在贝莱德工作的头一年,李佐凡拿着几万美元年终奖做过一次个人投资。当时浑水研究公司(Muddy Waters Research)做空中国高速传媒(CCME),曝光他们偷税漏税等问题。浑水研究公司以做空中概股闻名,此前在研究报告中揭露在北美上市的东方纸业(ONP)、绿诺科技(RINO)财务造假等问题,导致后者被交易所摘牌或停牌。

2011年2月3日,中国的农历春节,浑水公司发布报告质疑CCME虚假宣传。当天CCME收盘暴跌33.23%。几天前调查公司Citron也曾发文质疑CCME。

李佐凡和朋友去研究这家公司,发现浑水公司曝光的问题并不涉及核心业务,看公司财务报表,也没发现问题。2月底贝莱德发完年终奖,李佐凡把自己的年终奖,最后一个月工资,还刷了点信用卡,全部用来买CCME的看涨期权。他们做了非常复杂的计算,预期回报非常高。“当时市场上70%的看涨(期权)都是我买的,估计。”李佐凡说。

结果3月2日浑水公司继续发布报告指责CCME夸大旗下运营巴士数量。4月14日,CCME直接被纳斯达克停牌,李佐凡的看涨期权变得分文不值。

在美国,投资亏损可以申报抵税,每年上限为3000美元。如果投资人在某一年的投资亏损超过3000美元,可以将超过部分放到下一年再申报亏损,没有年限。李佐凡这一单亏损,让他抵税一直抵到回国。

这次失败让李佐凡对风险控制有了直观的认识。他说,交易的难处,一边是收益,一边是风险。每做一笔交易,你都应该问自己几个问题:

你赚的是谁的钱,你的对手盘是谁?

你获得收益的同时,你承担的是什么样的风险?

“只有你觉得风险可控,而且你愿意承担,你赚到的钱,才是你值得赚到的钱。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你都得比别人想得更多,才能做得更好。”因为有些时候,风险往往超出你的想象。

李佐凡怎么也没想到,2015年6月19日他的团队第一只产品发出来时,股灾已经悄然开始。他们本来是Alpha策略,但因为负基差,只得临时想策略。“想着等负基差一旦回到可接受的位置,就做Alpha。结果一直不回。”李佐凡说。那段时间市场波动非常大,李佐凡压力也非常大。他临时写了分级基金套利的策略进行交易。

2015年7月8日,股指期货全线跌停,大盘跌5.9%。李佐凡判断,第二天会有一个巨大的机会。但他整个夜晚几乎都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我不停地在想,第二天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每种情况我应该如何应对。我赚的会是谁的钱。”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李佐凡就跑到公司。那天他管理的产品单日浮盈5%。

后来李佐凡想明白了,他们大概率赚了保险的钱。保险买了很多分级基金的A,但他们不一定能配空头的头寸进行对冲。李佐凡解释说:“正常情况下,A是不会跌破净值很多的。但那是股灾,所有东西都在下跌。B跌破0.25,要下折。下折以后A的净值会折算成母基金的份额。母基金份额其实是有多头暴露的,会继续跌。本来保险买A是不会有市场敞口的,类似债券。但是因为跌太狠了,使得B拖累到A。保险不能承受这种东西,必须得卖出——非常大的折价。我就去帮他接过来,同时也做了对冲,赚了一把钱。总的来说是这样。”

股灾期间市场恐慌,缺乏流动性。李佐凡每天交易结束,都会发一封内部邮件汇报当天交易情况。大赚5%那天的邮件中他写道:非常荣幸在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同时,还赚到了钱。

“非常嚣张!”李佐凡说,“后来想想,我还是低调一点。”

作为一个喜欢挑战的人,李佐凡希望每一份工作都有一个非常陡峭的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他觉得做一般的工作,坐在那里敲键盘就可以完成,自己的智商可能只用到了10%。交易不一样,交易可以让他的头脑高速运转。

比较意外的是,第一只产品运行半年,李佐凡的工作便戛然而止了。公司给他的解释是,市场环境对量化非常不利,公司在战略方向上有较大改变。

离开这家私募时,李佐凡的团队管理的产品收益按年化算下来24%,最大回撤2.7%。这只产品初始规模2000万,开放申赎后规模一度接近一个亿。因为后来股指期货限仓,他停止了基金申购。

那段经历之后李佐凡有点彷徨。权衡诸多再就业的选择时,李佐凡接触过京东金融,接触过私募、公募、券商,也考虑过跟朋友一起创业做互联网大数据。“机会很多,也很多限制。”

他转念一想,为什么不做一家自己的对冲基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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