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建立学术规范和开展学术批评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第58-60页。

作者：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葛先生围绕“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的主题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

学术批评的开展需要一套健全的制度和规范以及良好的学界环境。

学术批评应注意方式方法, 避免使用刺激性的词句。

学术批评与学术评价有区别，学术批评要尽可能全面, 但也可以针对作品的具体问题。既要关注主要方面，也要注意次要方面。

对学术批评只应看内容的正确性，而不应看批评者的学历、职业、工作和单位。学科之间相互联系，跨学科的学术批评值得鼓励。

此外，学术批评也不应随意质疑作者的人格和学术能力。

去年我与曹树基在《历史研究》发表了批评杨子慧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文章，最近曹树基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批评王铭铭的著作的文章。现在大家讨论学术批评和学术规范，我们无疑是众矢之的。我欢迎批评，但必须说明，这两篇文章都是个人行为，我与他的文章代表我们两人，他的文章代表他个人，各负各的责任，与我们的单位无关，更没有什么复杂的背景。所以我认为，要使学术批评能正常地开展，就得就事论事，就学术而学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不要涉及学术以外的事。而要做到这一点，自然离不开学术规范，大家都应该照规范办事。

不过我感到，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光有具体的规范还不够，还应该改善学术界以至整个文教科研界的生存环境，并在制度建设上做出努力，使诸如审稿、评审项目、确定经费、评奖、鉴定、提升职称、论文答辩等活动都能遵循基本的原则，如回避、匿名、保密、申诉、复议、仲裁等，并且应该配套成龙，相互支持，相互制约。而目前完全缺乏这样的环境和制度，使具体的学术规范很难维持。例如，评审项目和确定经费本来应该只看学术水平和项目本身的需要，但在日常经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往往不得不考虑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平衡。提升称职本来应该只问本人条件是否合格，但由于职称与收入、住房、户口等一系列问题挂钩，就不得不考虑这些“实际情况”。又如，确定一种论著的价值要看引用率，这本来是国际通行的标准，但现在国内不少论著，特别是文科的，根本不注出处，明明用了你的成果却注为直接引用原始史料，所以再有价值的论著在引用率上也反映不出。如果对这种不注出处的论著能判为不合格，或不容许它们发表，不注出处的现象就能逐渐消失，引用率就能真正反映一种论著的质量。评价一本书要看书评的多寡，参考书评的内容，本来也无不妥，但现在很多书评实际是作者一手炮制的，或者是凭面子甚至票子发表的，却成了这本书获奖的重要依据。国际上一些权威学术刊物就只发表自己组织的书评，如果我们的刊物也采取这样的办法，就能杜绝目前那种吹捧成风的书评，那么评奖时当然可以参考书评。

我这样说不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是希望在我们增强自律的同时，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一套较健全的制度和规范。

现在有些青年学者不懂做学问的规矩，固然有他们自己方面的原因，但学术界缺乏一套成文的或统一的规范，老师从来没有教过他们，也是原因之一。例如我看到的有些博士论文居然没有学术史，甚至连起码的学术回顾和研究意义的论述都没有。这类论文能送出来供评审，或者能通过，说明导师或答辩委员自己也不懂规范，或者有意放纵。还有些学者不懂得在运用别人的成果时应该注明，对别人已经用作论据的原始资料也应该说明转引的来源。一位青年学者寄给我一本他的著作，在附信中说“多次拜读你的人口史大著，获益匪浅”。但是在他的书中却没有任何参考文献，当然也没有提到拙著。最近我将此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发现全部注释都只注原始史料，除了注明一种日本学者的著作外，竟没有一种近现代人的论著。这是一本涉及整个“封建社会”的书，跨度自先秦至清，难道作者所用的史料都是自己直接发现的?难道没有受过其他论著的启发或使用过它们的成果?我相信这位朋友不是有意这样做，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妥，要不就不会将书和信一起寄给我。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得到学术规范的训练，何至于如此?

学术批评应该注意方式方法，避免使用刺激性的词句，这我完全赞成。杨子慧等的回应文章指责我们的书评用词尖刻，我接受他们的批评，愿意向他们道歉。但这不能成为拒绝批评的理由，不能成为回避问题实质的挡箭牌，更不能成为评价批评是否正确的根据。现在一些反批评根本不谈对方指出的具体错误，却始终在对方的方式方法上做文章，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学术批评当然要尽可能全面，但必须将学术批评与学术评价区别开来。如果是评价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学派，当然应该全面，不能只根据其中的一部分。但如果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批评，就不必求全，即使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无妨。譬如在一本书中发现了“硬伤”，就事论事批评这一点有何不可?难道还得先充分肯定这本书的价值、作者的学术成就和这个学科的重大意义才行吗?批评固然应该着重于主要方面，但即使是“枝节问题”方面的错误，也有批评和纠正的必要，何况有些错误未必是“枝节问题”，“枝节问题”也会影响到主要方面。如果真有人利用一些细微末节的错误做文章，被批评者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先承认自己的错误，再重申自己的正确立场，相信学术界的绝大多数人会有分辨能力。有人认为对“枝节问题”的批评会伤害一位有前途的青年学者，会损害一个发展中的学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也是不正常的。现在的学术批评不是当年的政治运动，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谁是谁非不难判断。要是一篇只批评了“枝节问题”的文章就能使被批评者从此一蹶不振，使一个新兴学科就此衰落，此人和此学科未免太脆弱了。

我们的书评中曾经使用了“非专业人员”一词，本意是要说明我们批评的那本书和对此书的鉴定没有达到专业水准。这一结论是根据那本书和鉴定的内容做出的，而不仅是根据作者或鉴定者原来从事的专业。但强调了“非专业”后，却是因果倒置了，客观上产生了因人而异的标准，这是很不妥当的。从这一教训出发，我主张对学术批评只应看内容是否正确，而不应看批评者是谁，属于什么专业，有什么学术背景。内行与外行是相对的，专业与非专业也不能绝对化。何况一些学科之间本来就相通，涉及跨学科的问题和普遍性的规范更不是哪一门学科的专利。如果一定要强调“专业”，那也不是根据他的学历、职业、单位和目前从事的工作，而要看他的“专业”水平。如果他的批评基本正确，说明他已经具备了“专业”水平，至少已经入门了。有人以批评者自己没有“专业”成果为由，将他的批评拒之门外，这是没有道理的。批评和创造是不同的分工，批评家与创造者完全可以是两种角色。如果一定要让《红楼梦》的批评者先写一部同样的小说，让鲁迅的批评者先达到他的水平，那么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文学评论，学术批评又有什么不同?还有的人在“跨学科”时是相当大胆的，可以从其他学科一下子跨入历史领域，可是当别人用历史学的标准提出批评时，却又要强调他不是历史学者。要真如此，你还不如关起门来自我陶醉，何必跨入其他学科呢?如果你的成果经不起其他学科的批评，又有谁承认这是“跨学科”的成果呢?

有的朋友提出，在开展学术批评时，不要怀疑对方的人格，也不要怀疑对方的学术能力。我很赞赏这样高尚的学术品德，但感到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就像一场有一定水准的体育比赛，参加者应该先通过了必要的选拔赛，并且有公正的裁判和完备的规则。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南郭先生或骗子混在运动员间，甚至受到裁判的包庇，别人怎么能不怀疑他的人格和能力?现在学术界不乏南郭先生和骗子，但由于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干预或保护，大家又往往不屑于揭露和批评这类人，使他们的“著作”一本本地出版，吹捧他们的文章一篇篇地问世，有的人已经俨然以权威学者自居，有的甚至已被封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对这一类人，借用一句鲁迅的话：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作者简介 

葛剑雄（1945~）：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等。

注：封面图片来源于复旦大学官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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