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哲学无用论为什么是错的?
本文原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4期，第14-21页，原标题为《哲学无用论为什么是错的?》，参考文献略。
作者：苏德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哲学最具代表性的三大用处是：澄清观念、建构意义和捍卫自由。
(一)澄清观念
观念和本能一起塑造了人的欲望。并非像朴素的工具思维所以为的，人是既定欲望的集合体。哲学在澄清观念方面具有优势。历史地看，哲学是一切学科之母。其他学科有一个准确的问题需要回答，哲学则常常“不得不首先去搞清楚你应该回答什么问题”。
(二)建构意义
人是意义的存在者。跟朴素的工具思维看法不同，人活着不只是为了满足欲望。欲望的满足带来快乐，意义的实现获得幸福。要获取意义，就得回答“我是谁”“我在世界中的位置”“我可以希望什么”这样的哲学问题。经验观察和科学实证不但无法完成意义的建构，而且还会造成意义的崩解。
(三)捍卫自由
自由是人类的持久梦想，哲学之所以能捍卫自由，主要是因为它能澄清观念和建构意义。
首先，通过观念的澄清，哲学可以消除不由自主导致的不自由。
其次，通过意义的建构，哲学有助于我们担当自由。
第三，通过观念澄清和建构意义的双重作用，哲学还为我们敞开新的可能性。
一、哲学无用论的始作俑者：朴素的工具思维
二、朴素工具思维的问题
三、哲学无用论的助长因素：哲学内部的一些极端观点
四、哲学的这些极端观点并不正确
五、哲学的用处
六、为什么感觉不到哲学的作用?
七、结论
哲学有什么用?这是大学哲学专业新生入学师生见面时，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据我观察，典型回答无非有以下几种：哲学还是很有用的(自言自语)；等你学了哲学，或者等你年纪大了，阅历丰富了，你就知道哲学很有用了(期望)；你哲学都还没有入门，就问哲学有什么用，是不是急了点(责备)；如果哲学没有用，大学为什么要开这个专业(反诘)；哲学确实没有什么用，但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故作神秘)；某某某说，哲学是什么什么(引经据典)；下一个问题(逃避)……这些闪烁其辞的回答，往往让听众怀疑回答者的真诚，从而加剧他们对哲学教师的不信任、对哲学专业的轻视。他们不难获知，在其他专业，比如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这些基础学科的新生见面会上，类似的问题会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而在工学和临床医学等专业，学生甚至都不会提出类似的问题。更有甚者，当很多人问到哲学有什么用时，不过是以疑问的方式表达反问：他们并不认为哲学有用。按照丹尼特的标准，任何一个学科，如果不能引起专业之外的普通人或者聪明本科生的关注，那就亮起了红灯。
对哲学用处的质疑和哲学无用论的流行，固然跟普通人对哲学不太了解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朴素的工具思维，这种思维以欲望满足为焦点诉求，与此同时，哲学内部的一些极端观点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朴素的工具思维有其局限，哲学内部的那些极端观点并不正确。客观来看，哲学具有澄清观念、建构意义、赋予自由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在生活中，我们已经持有某种哲学观点，或者拥有某些哲学替代品，甚至还坚持了一种关于是否有用的不恰当标准，所以，人们往往感觉不到哲学的这些作用。
一、哲学无用论的始作俑者：朴素的工具思维
通常，如果一件东西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目标，我们就会认为，这件东西对我们有用。我们觉得某件东西对我们有用，也就是在认为，这件东西有助于实现我们的某个目标。换言之，有用性与工具性是一回事。这就是工具思维。如果行动者完全被简化为欲望的集合体，目标被简化为对欲望的满足，那么这种工具思维就是朴素的。任何生命体都需要维持个体的生存，尽可能地保证族群的繁衍，并在此基础上趋乐避苦。生命的过程，就是在特定环境中不断满足这些欲望的过程。一个没有任何欲望的生命体，必将失去其存在的条件。因此可以说，朴素的工具思维，是一切生命体的共有特征。
根据这种思维，欲望的满足品最有用，它们的用处不容置疑。食物满足了想吃的欲望；房屋满足了居住的欲望；wifi满足了想上网的欲望。只要相应的欲望存在，这些欲望满足品就是有用的。由于它们对欲望的满足是直接的，几乎不求助任何中介，质疑的声音就无从置喙。我们完全不能想像，当面包塞入饥饿者的嘴时，饥饿者能有什么理由去怀疑面包的用处。从面包那里，他当下就得到了满足，体会到了面包的用处。
能够带来欲望满足品的技术和钱财，也是有用的。例如，面包制作的工艺，虽不能直接满足想吃的欲望，但它可以制造出面包，所以，这种工艺是有用的。一切技术的有用性，都源于它们的中介地位：通过它们，可以得到欲望满足品。但是，由于技术无法直接满足欲望，就可能出现对它有用性的质疑。急切地想吃面包的人，会认为面包的制作工艺没有用：远水不解近渴。老子对“小国寡民”的激赏，一个可行的解释是，技术跟自然欲望离得太远，甚至背道而驰，于是便不用什伯之器，不乘舟舆，不陈甲兵。相比之下，钱财要比技术更有用，因为它几乎可以直接换取任何欲望的满足品，而技术往往只针对某一类欲望。
有些东西不是欲望的满足品，不是技术或钱财，但它能够为技术提供支撑，所以它也是有用的。例如，数学不是面包，我们不能拿数学去换面包，看数学书我们无法学会怎么制作面包；但是，有了数学，可以优化我们制作面包的工艺，节省时间和食材。所以，数学是有用的。在朴素的工具思维看来，全部基础理论的有用性，都在于它们能够提供或改进技术。自然，由于它们离欲望太远，其有用性就不如技术，更不如钱财和欲望的满足品了。
因此，判断一个东西是否有用，只要问以下三个问题就够了：它满足了我的欲望吗?如果没有，那它是能带来欲望满足品的钱财或技术吗?如果也不是，那它能为相关技术提供支持吗?要是三个回答都是否定的，这个东西就没有用了。由此形成了金钱崇拜和技术崇拜。这些崇拜的实质，不过是以欲望满足为焦点诉求的朴素工具思维使然。在此思维模式之下，哲学被视为无用之物，再自然不过了。哲学不具有以上三种用处的任何一种。首先，哲学不是欲望的满足品。对大多数人而言，哲学无法直接用来维持个体的生存，也跟种族的繁衍无关；同时，阅读哲学或从事哲学活动，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其次，哲学也不是钱财，不是能带来欲望满足品的技术。通过学习哲学，我们似乎并没有学到任何跟满足欲望有关的工艺流程。第三，哲学好像也无法为相应技术提供支持。不像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哲学缺乏相应的技术应用。一个不能满足欲望、也不能帮助人们满足欲望、甚至于连对欲望满足的帮助者都没有帮助的学科，当然没有用了。就像赵林所告诫的，学好了哲学能在现实生活中心想事成，那只是“一句玩笑话，笑一笑而已”，当不得真。
理解了朴素的工具思维，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人类鄙视哲学的历史跟哲学史一样悠久。哲学之父泰勒斯就已经受到了仆人的嘲笑：居然连走路都要掉入坑里，可见哲学真的没用；而他的回应方式也很接地气：通过看星相赚了一大笔钱。苏格拉底这样的伟人，是当时被讽刺的对象。我们常常以为，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应该是哲学具有重大影响的时代。其实不然，黑格尔就哀叹过哲学已经“哀落”到“甚至没有人记起，没有人想到”的地步。在朴素的工具思维支配下，哲学根本就不存在众星捧月的黄金时代①。
二、朴素工具思维的问题
不难看出，朴素的工具思维可以极大地提高行动效率。它让行动者远离跟欲望无关的因素。在相关因素里，它又根据同欲望满足的远近关系，排出了一个有用程度序列：最有用的优先，无用的靠边。人们的日常生活，无意识中就这样安排好了。为人父母者一般会这样教训孩子：要想享受人生，就得有很多的钱；要有很多的钱，就得有一个好工作；要有一个好工作，就得上一个好大学；要上一个好大学，现在就得努力学习，所以看闲书、打游戏纯属浪费时间。
在这种工具思维里，欲望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首先，它具有至上性。它是最高的目标，一切行动都为了满足欲望。其次，欲望具有排他性。它是唯一的目标，一切行为都只为了满足欲望。再次，欲望具有当下性和唯我性。当下的欲望、我的欲望处于优先位置，当下的行动要以当下我的欲望的满足为中心。最后，欲望还具有既定性。欲望就在那里，行动就是为了满足它，可以改变的是行动的方案，而不是作为目标的欲望。有用，固然好；当下有用，就更好了；当下对我有用，那才叫真的好。这就表现出它的朴素性来：一切动物，大致都会按这种思路行动。对老虎来说，如果肚子是饱的，眼前的绵羊就没有用。对老鼠来说，农耕技术是没有用的，虽然它知道贮存粮食。对于一些人来说，基础学科是没有用的，虽然他知道去学点实用技术。在朴素的工具思维指导下，欲望是一切活动的中心，行动者或多或少都会急功近利。
实际上，欲望的以上特征都值得怀疑。我们可以承认欲望的基础性，却反对任何欲望的至上性和排他性。各种欲望是生命的基础，唯有满足一些欲望，生命才能延续，唯有生命延续，其他活动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首先必须吃、喝、住、穿。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生命活动是为了满足欲望，且只是为了满足欲望。同时，我们可以克制当下的欲望，甚至是我们自己的欲望，以期在未来更好地满足它。只要不会饿死，农夫就会留下种子，以期待来年的丰收。这体现了人的深谋远虑，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就算从欲望本身来考虑，屈从于欲望的当下性和唯我性，会忽视欲望的丰富性和欲望满足的复杂性。欲望要求得到满足，它是自私的，不会顾及别的欲望。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满足当下的欲望，就会无形地压制未来的其他欲望；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就会忽略别人的欲望。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形成对欲望总体满足而言的一个不利局面：欲望单调化、既定化，从而造成欲望满足感的下降；人与人之间相互冲突的欲望得不到调节，牵制之下欲望的满足总量下降。正是出于深谋远虑，人类不单具有生物的本能欲望，而且还派生出关于欲望的欲望：我不但想吃饱，我还想我想吃饱的想法能得到实现；为了让我想吃饱的想法得到实现，我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想法……不断地想下去，派生出来的欲望已经远离了最初的欲望。朴素的工具思维显然遗漏了这种情况。
鉴于以上考虑，朴素的工具思维就会没那么有说服力。依据这一思维而认为哲学无用的人，也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哲学是不是欲望的满足品，是不是带来满足品的钱财或相应的技术，是不是能为相应技术提供支持的基础理论，完全取决于需要满足的欲望是什么。就算哲学真的不能满足生物本能的欲望，但是，它为什么不能满足某些派生出来的高阶欲望呢?如果能，那哲学就是有用的。认为哲学没有用，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哲学、对我们自己还不够了解。
三、哲学无用论的助长因素：哲学内部的一些极端观点
是人都有欲望，凡欲望都要寻求满足，朴素的工具思维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哲学在欲望满足方面的表面劣势是哲学无用论流行的根本原因。不幸的是，哲学内部的一些极端观点，进一步助长了这一论调的传播。这些观点包括：哲学无进步说以及由此而来的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观点、哲学无定论、哲学错误说等。
先来考察哲学无进步说以及随之而来的“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观点。阅读哲学史，会发现哲学跟科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重要的哲学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公认的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一还是多?如果是一，这个一是物质的还是心灵的?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康德曾经抱怨道，哲学“成了一个战场……在其中还从来没有过任何参战者能够赢得哪怕一寸土地”；当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都已经走上了可靠的道路，哲学却“还只是在来回摸索”。黑格尔也认为，初看起来，哲学史就是“纷歧意见之堆集”。由于哲学没有进步，作为一种教学和研究原则的“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观点也就紧随而来②。既然没有进步，今天的哲学并不比古代哲学要好，所以，对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就成了哲学学习和研究的全部，至少是重头戏。然而问题在于，哲学没有进步，要么是因为哲学太难，要么是因为哲学家没有用。如果是哲学太难，导致哲学家不能有所斩获，普通人就会更加远离哲学：哲学家都不行，普通人能超过哲学家吗?如果是因为哲学家没有用而导致哲学没有进步，至少会让普通人远离哲学著作：阅读和研究没有用的人写的不构成任何进步的书，又有什么用呢?如此，哲学便成了“一种多余的无聊的学问”，我们反倒“通过哲学史本身”证明了“哲学知识的无用”。
哲学无定论，多半是出于对哲学无进步这一现象的解释。哲学史之所以像无休无止的战场，不是因为哲学家无用，而是因为哲学问题本来就没有确定之论。如陈修斋就认为，哲学“如果一旦有了定论，则它就是科学问题，而原本并不是或不再是哲学问题了”。他的解释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之所以是“原则上无法达到定论”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这类真正的哲学问题是以宇宙全体为其认识对象。而要以宇宙全体作为认识对象，这本身就必然会导致‘悖论’，或陷入‘自相矛盾’，即所谓的‘二律背反’”，双方对立的观点都“无法用实践来加以证实或验证”。问题在于，如果真是这样，人们还花那么多精力讨论哲学问题干什么呢?不是白费力气吗?
有的人可能并不认同哲学问题无定论。他们认为大多数问题都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哲学家的回答并不那么好。波普就认为，“很多哲学家，其中有些是伟大的哲学家，从来不曾做得太好”。如柏拉图妄自尊大地设立哲学王，他相信精英统治，支持类似宗教法庭和集中营这样的机构。更有甚者，20世纪分析哲学家曾经普遍认为，传统哲学问题都是些假问题，哲学问题源起于人们的认知错误。真正来说，哲学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问题。“哲学家们的大多数命题或者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我们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维特根斯坦甚至希望他的学生不要从事哲学工作。卡尔纳普试图通过语言分析表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思考没有意义。如果传统哲学问题都是一些假问题，而正在进行的哲学研究是由于揭示这些假问题而有价值，那么，整个来说，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解决了没有它就不会出现的问题。这就给普通人一个印象，哲学除了作为麻烦的制造者之外，并没有什么用处。
四、哲学的这些极端观点并不正确
尽管以上这些观点因其极端而颇具传播性，但是它们并不正确。
首先，哲学存在着进步，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并不等于对哲学史的学习与研究。的确，跟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的进步缓慢得多。如果把柏拉图录取到今天的哲学系学习，他几乎不会遇到挑战；但如果把亚里士多德录取到物理系学习，他很可能完全听不懂。然而，哲学还是存在着进步。后世哲学家对前辈错误的指认，具有很多正确的成分。今天接受哲学教育的人，再也不会严肃地讨论，万物的本原到底是水还是气。而且，哲学史也不是观点的罗列，并非所有观点都能写进哲学史，观点与观点之间得构成推进关系。例如，罗尔斯正义论虽然是康德义务论的当代形态，但跟康德相比，他已经扩大了理性概念，在哲学中运用了康德认为“不可接受的”经济学和数学的推论规则。当然，由于进步缓慢，哲学的学习与研究不得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哲学史上，以了解“相当聪明的人犯过哪些错误”，要是我们不学习历史，“就注定会一再地重复那些同样该死的错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是错误专家”。但是，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并不只是对前人哲学文本的研究。跟其他学科一样，哲学有其特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才构成哲学文本。有些自然主义者，比如蒯因甚至认为，理想的哲学应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比如认识论要“成为心理学的一章”。因此，认为对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研究，是在舍本逐末。并且，这种观点还会导致哲学史没有开端，因为倘若有第一个思考哲学的人，他会因为没有哲学史可以研究，从而也就没有从事哲学研究③。
其次，哲学无定论是错误的。因为哲学存在着进步，所以，至少在某些细节方面，哲学有定论。不但如此，哲学无定论者的一些具体论证也是错误的。比如，陈修斋认为，由于哲学研究的是宇宙全体，所以必定会因自相矛盾、得不到经验验证而无定论，这一说法并不正确。有论者已经指出，宇宙全体既非哲学唯一的研究对象，也不一定会导致自相矛盾。并且，宇宙全体不是哲学独有的研究对象，更不好说就一定没有经验验证。事实上，物理学的大爆炸理论就在讨论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并且给出了一些经验条件来加以检验。再者，如果真导致了自相矛盾，那恰恰表明，哲学是有定论的：导出自相矛盾的那种思路错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抛开具体论证不谈，哲学无定论本身会导致自我冲突。哲学有无定论是一个(元)哲学问题，如果哲学无定论，那么，哲学有无定论本身就是无定论的。因此，理智上诚实的人，就不应该主张哲学无定论④。摆脱这一自相矛盾的唯一途径是，认为哲学有无定论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由于陈修斋认为这个问题“是否原则上不能有定论”，“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虑和论证”，那么，他就不能主张哲学无定论。按照对哲学的通常理解，元哲学问题当然是哲学问题，因此，哲学无定论就陷入悖谬之中。
退一步说，就算哲学无定论不是错误的，也是不重要的。从根本问题来看，哲学的确没有得到公认的结论。但这跟科学并没有不同，关于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意识等问题，在科学中一样没有公认的答案。从现代科学和现代认识论出发，朱志方甚至指出，“所有科学都没有确实性”，因此，哲学无定论，“并没有把哲学与科学区分开来”。
第三，哲学错误说并不可取。历史上的哲学家的确犯有一些错误，但任何学科都是在纠正错误中发展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他相信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就越快，这当然错了。如果我们不会因为这个错误而认为物理学没有用的话，我们又为什么会因为从前的哲学家错了而认为哲学没有用呢?那些认为哲学问题都是一些假问题的哲学家，哲学的发展史表明，他们错了。通过逻辑技术，的确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但是，哲学并没有因此消失，传统哲学问题一再地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得到讨论。如身心问题在心灵哲学中就获得了新生；生命的意义问题，也一直没有过时。虽然20世纪西方哲学出现了不幸的、前所未有的大分裂——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两个传统内部的哲学家长期相互不能理解，达米特甚至把海德格尔称作是“一个滑稽角色”(a figure of fun)，但在这两个传统内部，哲学按照既有节奏发展着。维特根斯坦本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从未成功地从哲学中抽身而出；在他的学生中，还出现了像安斯康姆这样的重要哲学家。
如果这些极端的观点都不成立，那么，受其影响而认为哲学无用，就相当可疑了。
五、哲学的用处
只要我们不被以欲望满足为焦点诉求的朴素工具思维所钳制，不受哲学内部一些极端观点的影响，客观看待哲学，就会发现，哲学有很多用处。哲学最具代表性的三大用处是：澄清观念、建构意义和捍卫自由。
(一)澄清观念
观念和本能一起塑造了人的欲望。并非像朴素的工具思维所以为的，人是既定欲望的集合体。跟其他生物一样，人有很多本能欲望。但是，跟其他生物不同，人的欲望具有文化性。文化观念对本能欲望有一个拣选过程，观念会抑制某一些欲望，放任另一些欲望，并生成高阶欲望。人从什么都吃，到不吃同类，再到不吃耕牛和宠物，甚至主张素食，就典型地体现出观念的作用。又如，求生是动物的本能，人却可以为了某个观念而甘受身体伤害以至于接受死亡，选择做杀身成仁的义士。毫不夸张地说，人的全部生活都是在本能驱动下由观念来组织的。从充饥到美食文化，从温暖到服饰文化，从交配到婚恋制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莫不如此。
既然观念如此重要，观念的清晰性和正确性就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错误的观念将会导致错误地压制某些欲望而放纵或生成有害的欲望，如缠足的观念，就错误地压制了对天足的喜爱和女性对行动自由的追求。含糊的观念则可能混淆任性的想要与客观的需要，甚至因观念内部或诸观念系统内部的自相矛盾而自我摧毁。人类关于理想社会的激进乌托邦实验就是证明。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因推崇自然而反对技术。自然的概念相当模糊，技术恰恰是自然发生的并基于自然的。未经理性省视的人生之所以不值得去过，乃因为这样的人生可能是荒唐、虚妄和自我毁灭的。
哲学在澄清观念方面具有优势。任何理性的学科，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澄清观念。但是，这些具体学科对观念的澄清只限于本学科内部，要基于本学科的基本预设。哲学则不同。历史地看，哲学是一切学科之母。其他学科有一个准确的问题需要回答，哲学则常常“不得不首先去搞清楚你应该回答什么问题”。它讨论一切需要讨论而又不能纳入成熟学科的话题，直到这些话题成熟到可以纳入成熟学科为止。奥斯丁曾把哲学比喻成星系形成时期的中心太阳，充满变化，是一切之源。基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我们有太多的课题需要得到哲学的讨论或者以哲学的方法来讨论。比如，一人一票的民主到底好不好?平等更重要，还是自由更重要?自利是行动的根本指南吗?通过检视那些“根本性的前提和预设，价值和生活方式”，哲学能帮助我们找到“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态度以及到处可见的深层……偏见”，这也便是斯特劳逊所说的哲学能“使人有自知之明”。
(二)建构意义
人是意义的存在者。跟朴素的工具思维看法不同，人活着不只是为了满足欲望。欲望的满足带来快乐，意义的实现获得幸福。人对幸福的追求有时甚于对快乐的追求。百无聊赖者，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快乐，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意义，于是便陷入“在快乐中空虚，在空虚中快乐”的闭环；甚至会因为缺乏意义而感到痛苦，就此抑郁困顿。
要获取意义，就得回答“我是谁”“我在世界中的位置”“我可以希望什么”这样的哲学问题。就像欲望不是既定的一样，我和世界也不是既定的，而是由观念建构起来的。一切东西，本质先于存在；而对人类来说，存在先于本质。我是什么样的我，不是靠照镜子，或者做医学检查，就可以得到答案，它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观念。而观念，又取决于我的建构：“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与此类似，有意义的世界也不是摆在面前的客观物，依然取决于观念的建构。并没有一个既定的世界等着我们去认识，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已经渗透着我们的观念。通过改变这些观念，你就“把自身改变了”，从而也就“改变了你眼中的环境和世界”。面对同一个物理世界，同样的际遇，有人为之庆幸，有人感到不幸，从而形成“幸福者的世界不同于不幸者的世界”这一结果。
经验观察和科学实证不但无法完成意义的建构，而且还会造成意义的崩解。经验科学不能给出意义，它只给出材料，给出满足欲望的工具。科学看不到爱情，只看到了荷尔蒙；科学看不到快乐，只看到了多巴胺；科学看不到道德和礼节，只猜测为生存的隐忍手段；科学看不到坚定的信仰，只揣测到对更大伤害的恐惧……甚至，科学都看不见民族、国家和人类，它只发现了一个一个的人，和这些人相互影响的活动。至于人生的目标和理想，它也许会被视作大脑中某个特定的电化学反应或生物分子状态。但我们知道，我们追求梦想，可不是在追求一个电化学反应或者生物分子状态。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也还完全没有触及到人生问题”。
(三)捍卫自由
自由是人类的持久梦想，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主观方面，自由意味着自主。自主植根于欲望满足模式中：欲望渴望自己被满足。随着文化观念的植入，自主就是要求自己的观念得到贯彻。在客观方面，自由意味着另外一种可能性，这让选择得以可能。哲学之所以能捍卫自由，主要是因为它能澄清观念和建构意义。
首先，通过观念的澄清，哲学可以消除不由自主导致的不自由。模糊的观念因其虚妄性、自相矛盾的观念因其自我摧毁性，会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为我们设置障碍。由于这些观念是我们所认可的，在遇到挫败后，我们甚至不能正确地识别出原因所在。通过澄清观念，我们就可以避免由于这些我们自身原因导致的不自由。
其次，通过意义的建构，哲学有助于我们担当自由。追求梦想是我的选择，磨难是追求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那么，我便接受它。殉道者就是通过自己建构的意义，主动地接受了苦难，并把苦难看成是自己自由的体现。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宏愿，早期斯多亚学派并非美德之外另有幸福，而是“美德即幸福”的主张，皆属此类。
第三，通过观念澄清和建构意义的双重作用，哲学还为我们敞开新的可能性。通过反思观念，我们接触到了观念的边界，从而领会到新观念。由于我们总是在用旧观念来思考和表达，所以，对新观念的领会就存在着一个表面的悖论：哲学似乎是在说不可说的东西。具有欧陆哲学背景的学者往往认为，哲学理应如此，“哲学就是用可说的东西烘托出不可说的东西”。但这一措辞过于神秘。一方面，它假定了存在着原则上不可表达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表达了这一思想。所以，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说不可说”实则是在“以不可说的方式去说可以说的东西”。我们倒不如直接承认以下事实：哲学的反思可以更新我们的观念，“扩展我们的思维，让我们免于约定俗成的暴政”。同一个世界，有不同的打开方式；这些不同的打开方式，就是不同的观念。哲学并不提供事实，它提供组织事实的方式。当观念更新之后，同样的事实材料，便会在我们眼前呈现为不同的世界，为我们提供新的选项。更进一步，通过把新观念建构成我们的意义，我们就会坚定于我们所相信的观念，接受它对包括欲望在内的各种行为的规范，让新的可能性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六、为什么感觉不到哲学的作用?
必须承认，很多人都没有感受到哲学的上述作用。这可能也是哲学无用论泛滥的一个原因：因为感觉不到作用，所以没有作用。在很多时候，这种思路是对的。如果感觉不到行为中的爱，多半是这种行为不表达爱；如果感觉不到疼痛，多半是不痛。如果一个作用起不到任何作用，那当然就没有作用了。但是，我们应该把起作用和在感觉上起作用区分开来。完全有可能，起作用了却没有被感觉到，就像沉浸在阅读中时，我们感觉不到眼睛的作用；专注地讨论时，我们感觉不到嘴巴的作用一样。
感觉不到哲学起了作用，往往是因为哲学已经起了作用。有两种意义的哲学家，一种是作为职业的学院哲学家，一种是作为普通人的哲学实践者。波普认为，这两者“只是有程度的差别”。普通人已经持有某种哲学观念，因为不从事哲学研究或者没有关注哲学著作而不自知。例如，遭遇厄运后，在诅咒一番之外，便说“躲过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是决定论的观点，并进一步形成得过且过的观念。自然或社会中出现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后，人们常常认为，一定应当有某人为此负责，这便是“一切都有原因”的观点，并进一步形成“阴谋论”。这些观点历史悠久、影响广泛，但不一定正确。专业的哲学思考可以破除人们对它们过于执着的坚信。
感觉不到哲学起了作用，还可能是因为哲学的替代品起了作用。也许有人不愿意把上面的例子看成是哲学起了作用，而更愿意看成是常识、迷信或宗教信仰起作用的结果。常识是我们生活的基础，但常识往往是得过且过、不断变化的：救死扶伤是常识(人之常情)，见死不救也是常识(怕被讹诈)。比常识更具持久性的是迷信和宗教信仰。见了血会倒霉，由此更容易形成见死不救的稳定模式；伤害生命会下地狱，救死扶伤从此就难以出现例外。由哲学带来的观念和信仰，比之于常识，会更稳定；比之于迷信和宗教，会更理性；因此，如果有错误，也更容易得到纠正。人际的冲突往往潜伏着观念的冲突。种族屠杀、人类战争这样的悲剧，不是因为其中有人天生是坏蛋，而是因为其中有人持有了坏观念。不同国家都有针对不同观念的禁区，这也从一个反面印证了哲学的作用。让观念接受哲学的审视，而非一味听从常识、迷信或宗教信仰的指引，更有助于缓解和消除冲突。
感觉不到哲学起了作用，还可能是因为对有用性标准的设置不当。例如，有的人要求哲学必须具有独一无二的用处，才是有用的，否则就没有用。“哲学应当有的用处必须是符合哲学本性的，属于哲学本身的，他者无法取代的用处”。这个要求，既太高又太低。太高，是因为在这种要求下往往找不到哲学的用处。哲学可以锻炼思维，数学和逻辑也可以；哲学可以确定世界观，宗教也可以。如此一来，不但我们找不到哲学的用处，甚至其他所谓的有用学科，我们也找不到它们的用处。拿土木建筑为例，这门学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建房子，这似乎是它独特的功用。但是，在有这门学科之前，人类就不住房子了吗?我们的日常经验和历史传承照样可以帮我们造房子。如此说来，它便没有独特的用处，从而是无用的。这一要求太低，是因为为哲学找一个独特的用处又太容易了。哲学的独特用处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从哲学角度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理解我们自己。诚然，没有哲学，我们可以从物理的、数学的、化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但这些理解都不是哲学的。
七、结论
哲学无用论的流行，既跟人们沉浸于以欲望满足为核心的朴素工具思维模式有关，又跟哲学内部的一些极端观点相连，还涉及人们对哲学作用的普遍无感。朴素的工具思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它所预设的欲望的至上性、排他性、当下性、唯我性和既定性，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有害的。哲学内部的那些极端观点，如哲学没有进步、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无定论、哲学问题是假问题等，其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人们对哲学作用的普遍无感，则是因为哲学或哲学的替代品已经起了作用，或者人们秉持的有用标准并不恰当。人类不单通过欲望的满足来寻求快乐，而且也通过意义的追寻来获得幸福，在这些活动中，哲学具有澄清观念、建构意义、捍卫自由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由于没有注意到朴素的工具思维所起的作用，许多学者对哲学无用论作了错误的归因，仿佛这种偏见是最近才有的，或者是某个文化中所特有的。如赵林部分地将哲学的没落归结为时代的“急功近利”和中国文化“学以致用”的精神氛围(参见：赵林《哲学的用处与哲学的灵魂》，《中国大学教学》2007年第11期，第6页)，贺来则归结为现代社会的“日益世俗化”(参见：贺来《从总体上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对哲学合法性的理论辩护》，《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6期，第47-52页)。
②作为教学与研究原则的“哲学即哲学史”，与黑格尔理解的“哲学即哲学史”并不完全一致。在后者那里，哲学史是哲学本质的展开。
③更多的反驳，可参见：朱志方《哲学不是哲学史》，《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④贺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主张哲学纷无定论，同时，他也主张“‘哲学纷无定论’这句话并不是定论”。但他居然真还没有自相矛盾。查看他的论证，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真理也许只有一个。然而我们考查此真理的角度或出发点不同，我们所得的结论也许就互异”；二是，“哲学上的问题，每每涉及全体、根本，难于得到解答，更难于得到有定论的解答”；三是，若哲学有定论，则是“哲学的末路”，因为“一个哲学家自命为有了定论，则他便会陷于独断而不虚怀求进益”。第三个理由明显可以排除。从前两个理由来看，贺麟之所以认为哲学纷无定论，不是因为哲学本身无定论，而是因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难有定论。他多次强调，“根本原则”是“道一而已”“真理只有一个”(参见：贺麟《哲学纷无定论》，《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7、274、275、276页)。相比起来，陈修斋从康德哲学出发，对哲学无定论的论证要深刻得多：不是“难”有定论，而是原则上不可能有定论。究其实质，贺麟主张的不是哲学本身纷无定论，而是现有的哲学观点，谁对谁错，难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他同时主张无定论和无定论也无定论，就并不矛盾。但更为深刻的陈修斋，则很可能陷入到了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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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德超（1975~）：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出版译著《意义的形而上学》（合译）、《意识的解释》（合译）、《莉娜的邀请》等，专著《哲学、语言与生活——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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