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大众对历史的需求是什么？
原文刊载于《中国公共史学集刊》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作者为伊夫·克鲁姆纳盖尔，译者为王文婧。
◉ 公共史学需要使用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
◉ 公共史学应该乐于认真回应有兴趣的公众对过去知识的需求；换言之，公共史学应该乐于增进历史的社会性应用。
◉ 在公共史学领域，有必要将“记忆”和“历史”区分开来。
◉ 公共史学应该向非历史研究者，即公众，提供和传播历史学术研究的成果。
◉ 公共史学应该是历史学家关于如何让公众理解历史、如何在公共领域传播历史，以及如何让历史视角进入公共领域并发挥作用的思考。
◉ 当然，历史不会是真正的“如实直书”，历史学家往往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解释。但是，他们心中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的解释是建立在对原始文献批判分析的基础上的。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地理解历史，而不是给出政治或意识形态性的解说。
◉ 历史学家想做的是理解过去，弄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要描绘历史的全部细节，也不是要对历史做出评判。
伊夫·克鲁姆纳盖尔
首先，我想感谢这次工作坊的组织者邀请我来参加此次会议。我并不是公共史学的研究者，而是法国里昂大学的一名近代史教师。在法国，公共史学可以算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领域，几乎没有研究者，更没有相关的课程，巴黎东部大学（Université Paris-Est Créteil，原巴黎第十二大学）是法国仅有的一所提供公共史学课程的学校。然而某些学者也会关注对历史的使用，关注人们究竟想要从历史中知道什么，关注历史和记忆的差异；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不是历史学家的大众理解和接受学术领域的历史研究成果。比如我的研究领域是新教历史，同样会我也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16和17世纪的新教非常感兴趣。我写过一些文章探讨在为青少年创作的漫画或小说中如何描绘新教，籍此来思考今天的改革者如何看待新教留下的记忆。
不过，还是让我们首先对公共史学下个定义。之后再来思考少数群体、政治家和相关的利益群体是如何使用历史的。当然，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法国的情况。最后，我们将探讨历史学家应该如何推动公共史学的发展，让它既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又可以为大众接受。
什么是公共史学？
人们很难去定义“公共史学”，因为这些术语与各个国家多样的书写方式和历史实践相关。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列举出一些公共史学的特征：
1、公共史学需要使用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
2、公共史学应该乐于认真回应有兴趣的公众对过去知识的需求；换言之，公共史学应该乐于增进历史的社会性应用；
3、在公共史学领域，有必要将“记忆”和“历史”区分开来。因为在公共领域中，可能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记忆和对于过去的不同看法，因此需要专业的调解。
4、公共史学应该向非历史研究者，即公众，提供和传播历史学术研究的成果。
由此来看，历史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还是能服务于全社会的学问。可以说，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进行公共史学的实践。但对它的思考却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存在。第一个对公共历史有所思考并将之以大学专业的形式制度化的国家是美国，确切的说，是在40年前的加利福尼亚。197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开始设立一系列研究生课程，训练历史专业的学生进入非学术领域工作。几年以后，一份（公共史学的）专业期刊——《公共历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开始发行，与此同时，美国公共史学全国委员会成立。在美国和加拿大，一些大学开始设置公共史学的研究生课程，随后公共史学课程逐渐普及到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领域。在其他国家也开始出现类似的研究生课程，例如巴西、澳大利亚和欧洲（1966年英国最先开始，之后是德国、意大利和荷兰，而直到2015年，法国才出现类似课程）。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也对公共史学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在网络上也出现了关于公共史学的讨论区块——“H-public”。
然而，我们有必要对“公共史学”和“历史在公共领域的使用”有所区分。我所说的“历史在公共领域的使用”，是指历史进入当代讨论中或是非历史学家出于各种目的对历史学术成果的使用，也指历史学家以他们的技能和知识直接涉入公共领域。但这不是公共史学。公共史学应该是历史学家关于如何让公众理解历史、如何在公共领域传播历史，以及如何让历史视角进入公共领域并发挥作用的思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些协会纷纷成立，比如公共史学国际联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Public History），它是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Historical Sciences）的内设机构。它的成立旨在建立一个国际网络以促进公共历史学家在国际范围内展开讨论，分享最好的学术成果，鼓励各国家设置公共史学课程和建立社团协会。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于2015年在济南召开了上一届大会，在此期间，公共史学国际联盟进行了三次会议，会议主题分别是“公共史学教育”，“博物馆与公共史学”，以及“数字公共史学”。
历史在公共领域的使用
近些年来，历史学被要求回答一些来自公众的问题，如大屠杀、奴隶贸易、独裁统治、内战以及宗教冲突等等。这些主题在诸如虚拟或实体博物馆、杂志、报纸、小说、电视、电影和网络游戏等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但历史学家极少涉入其中，也未曾对相关知识进行确认和考证。
世界上有三十多个国家在内战、大屠杀或独裁统治之后，建立起了真相和调解委员会，以期重建和平。为此，就需要收集和解释关于过去的记忆，寻找事实真相，而这些都需要历史学的专业技能。
除了这些严肃的话题以外，在许多国家，人们对历史博物馆、历史展览、战地遗迹公园的兴趣与日俱增，一些爱好者甚至重新使用中世纪的技术和材料来重建城堡。这些遗迹的确用最显明的方式向人们描绘着过去。但问题是，究竟是谁，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在展现这些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的内容。是为了让大众了解这些地方或某个群体真正的历史，还是利用这些历史来宣扬民族主义、政治和种族理念？无论答案如何，这些需求都有可能会将我们引向历史的政治化和工具化。
如果我们想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那么历史专业技能就是必需的。这是更深入地理解过去情境的最好方式。当然，历史不会是真正的“如实直书”，历史学家往往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解释。但是，他们心中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的解释是建立在对原始文献批判分析的基础上的。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地理解历史，而不是给出政治或意识形态性的解说。
然而困难依旧存在。“公众”不是唯一的，而是有许许多多需求各异的公众群体。例如，20世纪60到7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如工薪阶层、女性、少数族裔与原住民等，所有这些社群都想要拥有自己的历史。那我们是否必须去书写“女性公共历史”、“社会公共历史”或是“LGBT（非异性恋社群）公共历史”呢？历史的学术研究如今已经细分为了许多领域：性别史研究、性研究、殖民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等等。那么学术研究需要与公共历史保持一致吗？这还不是全部，并非只有少数和弱势群体会对历史提出诉求，政府和政治运动也往往希望借由历史来使他们的政策纲领合法化。
法国：关于记忆法令的问题
在法国，人们对于公共历史产生兴趣相对较晚。当然，一些电影和电视节目还是很受欢迎的，例如1957年至1966年间的“镜头中的时光探索”（La Caméra explore le temps），或1969年至1987年间的“阿兰•德寇讲历史”（Alain Decaux raconte）。一些作家也深受大众喜爱，诸如阿兰•德寇和安德烈•卡斯特罗（André Castelot），他们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本世纪以来已经有数十本历史书籍面世。如今，有一些记者也开始主持和掌握着历史影视节目和通俗历史杂志的资源，如斯特凡纳•伯恩（Stéphane Bern）和弗兰克•费朗（Franck Ferrand）。
而历史学家对这个领域感兴趣则是更近期的事情。我认为它是在20世纪末，与法国历史记忆法令的颁布同步开始的。第一项记忆法令出现在1990年7月，该法令谴责了否认或修正纽伦堡审判宣布的反人类罪行的行为，针对的是当时大行其道的反犹思潮。第二项记忆法令颁布于2001年，它承认了在亚美尼亚发生的大屠杀。第三项法令于2001年5月21日颁布，确认了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是反人类的罪行，从此那些否认这一事实的人将因触犯法令而受到惩罚。最后一项法令则颁布于2005年，它肯定了生活在法国殖民地的人民对法国的贡献，但要求学校在教学中尽量展示殖民行为的正面意义。
在这些法令中，前两项关于反对否认反犹屠杀和铭记发生在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行为的法令遭遇的反对声音较小。不过，一些历史学家还是不免担忧法令会对公众自由构成潜在的威胁，如专注于古希腊研究但也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感兴趣且反对移民政策的皮埃尔•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Naquet），还有研究法国第三共和国史并担任法国人权联盟主席的玛德琳娜•罗贝鲁（Madeleine Reberioux）。在他们看来，这些法令是在给学术研究和表述中的民主自由设限。同时，它们也会使得政府可以在国家、民族、种族或信仰的问题上有权设限，对公共态度有所要求。
2005年发生了一件事：法国历史学家奥利维耶•贝特雷-格努约（Olivier Pétré-Grenouilleau）出版了一本关于黑奴贸易的著作。他在这本全球史著作中比较了17世纪到20世纪的东方贸易、非洲内部贸易和西方贸易，指出东方贸易要比西方贸易时间更为悠久，而且也更为重要，他还认为这不是种族灭绝，因为黑奴贸易旨在贩卖奴隶而非消灭他们。这些观点使他备受指责，人们甚至指控他试图通过使人们联想到法国殖民地的居民来否认黑奴贸易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当时，许多历史学家为了学术自由开始为贝特雷-格努约辩护。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组建了自由历史协会（Liberté pour l’Histoire）来呼吁废除记忆法令。对他们而言，历史真相并不能由某个议会予以定义，否则就会构建出一种（所谓的）“官方历史”。记忆法令是危险的，因为一旦历史学家的看法与官方历史不符，他们就可能因此被起诉。
同年，历史公共用途监督委员会（Comité de Vigilance face aux usage publics de l’histoire ）成立。协会成员并不反对记忆法令，只要它们没有被用于将某种观念强加于人。协会宣言指出，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完善和传播关于过去的严谨的知识，他们应该去理解历史现象而非做出评判。协会认为，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会从历史中寻找将其动机或利益正当化的论据，这很正常，不过人们不应该将历史完全的工具化。协会中的历史学家对否认大屠杀或美化殖民等操纵历史的行为表示谴责。历史公共用途监督委员会的成立实际上正是源于鼓励将殖民行为正面化法令的颁布。他们指责这项法令是殖民历史的保守派观点的体现，反映了政治力量越来越多地干预历史，并不惜越过对现象的批判式分析将价值判断强加于公众的倾向。委员会不断谴责那些为了使政策合理化而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观点，比如在最近正在讨论的移民问题中，支持者引用被赋予了所有美德的过去来掩盖令人担忧和极具风险的现在，反对移民者则指出，过去，移民尊重传统是因为他们想融入社会，但如今，移民已经对于那些欢迎他们，并在社区中共同生活的人们造成了威胁，而这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
自由历史协会和历史公共用途监督委员会并不全然相似，后者比前者更激进。但二者都对历史的滥用表示担忧，并试图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历史的方法和研究成果。
法国的例子
自由历史协会和历史公共用途监督委员会之所以创立是因为历史在公共领域的使用有时是成问题的。我可以给出一些法国的例子。首先是一些具竞争性质的记忆（历史）：一些人会毫不犹豫地建立“死亡档案”，他们试图给历史中暴行的受害者划分等级，有时甚至让这些受害者们互相对质。犹太人是否比穆斯林受到了更多的迫害，还是相反？女人和同性恋者在父系社会中谁受到了更残忍的对待？围绕贝特雷-格努约一书的争议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他的反对者们看来，谈论东方奴隶贸易可以将西方国家在奴隶贸易中的责任降到最低。历史通常是错综复杂的，而这种做法却会将与之冲突的那部分记忆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
另一个例子则是政治人物对历史的使用。历史公共用途监督委员会经常指责法国前总统萨科齐（Sarkozy）利用历史进行政治宣传。2007年1月，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萨科齐在演讲中提及了三位著名的共产主义活动家——饶勒斯（Jaurès）、布卢姆（Blum）和居伊•莫盖（Guy Môquet），而他本人却是右翼人士。5月，他还要求教师们在班级上朗读共产主义者和抵抗运动战士莫盖的最后一封信，这是他即将被纳粹枪杀时所写。2007年7月，成为总统的萨科齐宣称非洲没有历史，它能够登上历史舞台应归功于殖民活动。此后，他频繁利用历史为法国勾勒出一个虚幻的轮廓，以重建某种国家认同。法国左右翼之间的分歧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这种认同中消失了，仿佛所有法国人都团结在一起。萨科齐总统还提及”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似乎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同种同源的。他想成为所有法国人民的总统，因此他向人们展示了一部没有分歧的历史。与之相似，另一位右翼政治家菲利普•德•维里耶（Philippe de Villiers）于1977在旺代地区创建了Le Puy du Fou主题公园。最初二十年中，公园展现的主要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而这一地区是当时法国天主教抵抗大革命的一个热点地区，于是公园通过展现革命者的残暴和反革命者的信仰来吸引公众。然而菲利普·德维勒斯本人则与天主教极右翼关系密切。
如今，许多政治家都希望所有学校教授一种官方叙事，这样所有的法国学生都能学到同样的历史。他们认为让法国人拥有一种集体记忆是十分重要的。但这种记忆是高度简单化的，它强调的是胜利，强调法国还是一个重要国家的那个时代；或者说，这种记忆将法国塑造得比实际中更为重要。这是一种没有瑕疵、没有缺陷、没有分歧的历史，一种将法国当前的状况、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国家领导者的政策合理化的历史。这种寻求现有社会秩序合理化的认同与少数群体寻求将其苦难境遇公之于众的认同截然不同。但对历史学家而言它们都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为二者都没有考虑到历史现实的复杂性，它们既没有考虑到参与者在历史上真正扮演的角色，也没有考虑到当局在当时面临的危险；它们掩盖了冲突、专制、叛乱和抵抗的历史，或者只保留了一种形式的冲突。历史学家想做的是理解过去，弄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要描绘历史的全部细节，也不是要对历史做出评判。
在法国，公共历史如何实践
人们很容易去批评对历史的使用不当，同样也很容易指责在如今的讨论中缺乏历史的视角。历史公共用途监督委员会就在宣言中指出：“像作秀一样的新闻和对收视率的日益痴迷促使那些新闻背后的煽动者和艺人们不断阻碍着历史学家对某一主题进行深入研究以及对历史真实复杂性的考量。”而如何使公众了解历史，将其引入公众领域则是一件更为困难的事。
历史公共用途监督委员会非常了解这一困难。它在宣言中提到，对以下两个方面的思考和实践是我们需要优先注意的：
1、 历史教学。目前关于殖民历史的争论反映出，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有一种普遍的不安，而在研究的进展和教学大纲的内容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对问题进行梳理，以缩小学术研究和教学之间的差距，考虑发展一种更为民主和明晰的课程大纲以便人们可以更公正地看待历史研究的不同倾向。
2、 历史在公共领域的使用。毫无疑问，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只是汇编记忆。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就是掌握过去历史真相的专家。我们的目的仅仅是要确保我们研究所得的知识和问题能够为每个人所用。为此，我们需要对历史在公共领域的使用进行反思并提出解决办法，以便我们能有效抵制那些将过去当做工具利用的人。
这样的思考很有意思，但在实践层面，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历史公共用途监督委员会拥有自己的出版机构Agone，目前已经出版了六本书（内容涉及史前史、革命、历史教学、殖民史、民族认同、萨科齐总统和历史思考）。但这些并不是公共史学。很少有人会去阅读这些对主流历史的反思或者尝试写出另一种历史的书籍。于是，委员会的成员开始活跃于社交网络。劳伦斯•德•考克（Laurence de Cock）是脸书达人，她还经常应邀参加电视和广播节目，对历史教学和政治人物将历史工具化等问题发表评论。玛蒂尔德•拉莱勒（Mathilde Larrère）则惯于在推特上教授历史，批评对历史的错误使用。她在推特上的文字相当简洁（但数量可观，比如她曾发布了114条推特来讨论法国流产合法化的历史问题），但往往能为历史爱好者提供丰富的历史知识。
用社交网络来推动公共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同时也存在着要将历史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问题。人们如何看出19世纪社会史专家玛蒂尔德•拉莱勒的推特和那些并不了解历史而只想陈述自己想法的人的推特之间的区别？教育史家对加拿大、法国、瑞士、德国和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这五个国家的许多中小学生做过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学生对本国历史都有着广泛的了解，而这些知识分别来源于家庭、网络、纪念活动、影视作品，当然还有学校。换句话说，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并不仅仅是来源于历史学家或直接来源于历史学家。许多人都在进行着公共史学的实践，在叙述过去。但问题在于，这些叙述并不总是历史。
那么，谁能实践公共史学？这仅仅是专业历史学家的工作吗？为了充分发挥这些信息的作用，我们应该记住，学习既是一项社会活动，同时也是一项经济活动。历史可以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加以利用。随着许多工业地区的去工业化，政府也会支持一些复兴或振兴项目，这些项目越来越多地将当地历史和文化作为魅力所在，以“重塑”萧条地区的基础。我已经说到过皮伊杜福（Le Puy du Fou）主题公园：这是对历史进行政治性利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也是对历史的经济性利用的范例。旺代地区处在缺乏工业基础的乡村地区，而这个公园却成为了法国仅次于迪士尼乐园的主题公园。如今在法国各地，文化旅游已成为很重要的旅行方式，这就需要人们意识到博物馆、城堡、古老的教堂和战场遗址等地方的存在。在这其中，历史学家的职责是确保这些使用历史的行为都是建立在对现有史料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可以成为电影导演、游戏设计师、新闻记者或艺人的历史顾问，也可以直接实践公共史学。这就是为什么巴黎东部大学在2015年设立公共史学研究生项目的原因，它的目标在于培养具备非学术性写作能力、档案检索能力、以及信息整理、识别和评判能力的历史专业的学生。
由此可见，学科的边界是非常灵活的，许多历史学家在实践公共史学时并不知道，也不希望他们的历史被称为公共史学。但当你在为公众写一本书，比如一本传记，你实际上就是在进行着公共历史的实践。我的同事马蒂厄·阿诺德(Matthieu Arnold)今年完成了一本关于马丁•路德的生活漫画，这是一本关于路德的学术传记，但同时它也是一本公共史学作品。
那么公共史学真的是历史吗？公共史学中似乎不存在学术争论和理论争辩。对于公众来说，关于路德论文的发表，或路德与其他改革者之间的争论的意义等问题往往过于复杂而难以理解。而历史故事却因通俗易懂，很容易被公众接受。它们并不总是高水平的作品，但也不一定是糟糕的历史，因为它们所讲述的并非虚假之事。我们必须假定，根据公众的需求和水平，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历史。讲故事是很重要的。公共史学必须是有趣且有用的，而无论是通过一本书、一个网页、一个电视节目、一次广播采访、一款电子游戏或是其他，讲述历史的方式和途径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必要去教授公共史学。
作者介绍
伊夫·克鲁姆纳盖尔（Yves Krumenacker），法国里昂三大（Université Lyon 3 Jean Moulin）近代史教授，罗讷-阿尔卑斯历史研究中心（LARHRA）宗教和信仰分支负责人，国际基督教历史研究委员会（CIHEC）副会长，法国宗教史学会理事会成员。代表作有：《18世纪普瓦图的新教徒（1681-1789）》（1998）、《启蒙时代的新教徒：以里昂为例》（2002）、《传奇之外的加尔文》（2009）等。
往期推荐
观点
算法社会的“囚徒”“风险”
刊界
藏学学术期刊十八种
方圆
书简
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之数据透视
智汇
数迹
撷英
声明：推文基于更好更多传递信息之目的，限于视野和能力，可能会有疏漏及不足之处，请随时指正。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致信zhpj@nju.edu.cn，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转载请按以下格式注明来源 ↓ ↓ ↓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
扫描二维码关注
长按二维码即可关注，第一时间获得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动态与研究资讯。
觉得“好看”请点赞或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