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怎样当一个合格编辑”的十点思考》，作者为陈昕。
◉ 追求一份厚实的书目◉ 纠错与提升◉ 审读与评价，怎么写好审读意见◉ 政治把关与学术自由◉ 专家与杂家◉ 阅读和笔记◉ 定期参加重要的学术会议和阅读重要的学术期刊◉ 与专家学者交朋友◉ 记下每一条编辑体会◉ 对技术进步要有敏感和激情
6月4日，以《理想在潮头——给青年编辑》一书的出版为契机，我社邀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老社长陈昕同志，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年轻骨干编辑进行了一场有故事、有温度、有干货、有启迪的编辑培训。这场活动是上海人民出版社70周年社庆系列活动之一，不仅是今年我社编辑系列培训的第一场，也是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生动课堂。
在一天的培训中，陈昕从自己作为青年编辑进入出版这个行当讲起，分享了他在出版事业中的经验和体悟、心得和建议。这是以陈昕为代表的一代出版人“高擎火把”、捕捉时代呼唤、推动社会进步的故事，是时代史诗与个人命运碰撞出的理想之歌。青年编辑们在一天的培训中受益良多，也与他探讨了这个时代作为编辑的困惑。本次培训分享的内容之一，是陈昕对于“怎样当一个合格编辑”的十点思考，精粹整理如下，与诸君共飨。
我一直讲人类精神价值的评判，一定是坚硬的岩石，而不是美丽的浮云；做出版就是要追求潜入历史，化作永恒，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激荡血肉，或洛阳纸贵。 做出版不讲太多，就是追求一份厚实的书目，一家出版社好与不好，看一下它的书目就知道了。一些老社、名社，他们的书目中往往有一些数十年中反复重印的经典图书，支撑起了巍峨的图书大厦。 具体到编辑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每过五年、十年，甚至当你告别编辑出版工作的时候，拉一下自己的书单，看一看这一阶段，这一辈子，编辑出版了哪些书，其中哪些是留得下来的？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有一两本书能够潜入历史，成为经典，已经很了不起了。 有一段时间，一些编辑靠字数来维持效益，每年编辑的字数一二百万不行，要三四百万，甚至有一年发稿1000万字的。这样是做不出好的产品的，质量低下难以避免，当然也不会有重版的机会。时间长了，他们对出版兴趣索然，有的挥手告别。有些编辑就不同，他们做得很自在，每年认真做三五种书，但这些书大都会进入再版书目，每年都有一些在重印，这样他就会越来越有成就感，觉得出版工作很有意思，做的都是好书，慢慢地把出版作为自己的志业。
这一点讲的是案头功夫。案头的功夫首先是纠错。很少有学者的书稿经得起查，千万不要相信那种“大学者的书可以一字不改”的说法。事实上也不存在真正一字不改的书稿。因为学术研究和编辑出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当，有不同的特点，书稿当中有一些错误是读者、作者很难发现的，即便是编辑自己写书成为作者，书稿中也会出现这类错误。我把这类错叫作“想当然”的错误。你对某方面学问太熟悉了，就容易犯“想当然”的错误，需要有人为你把关。陈平原先生的《编辑的“积极”与“消极”》一文中就讲了这方面的道理。 除了“想当然”的错误，学者在跨界写作时，也容易产生错误，这就更需要出版社来把关。纠错能力的养成，要靠死工夫，就是勤查工具书和文献，《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是编辑的基本装备，最好还能配上《汉语大词典》。最近看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火种》的责任编辑在公众号上发的文章，我觉得这本书的纠错工作做得很好。对于像刘统这样非常专业的学者的书稿，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是采取十分严谨的态度。尤其讲到，在出版前，曾召集部分党史学者一起开了一个会，对书稿作最后一次把关。这是非常好的做法，这实际上也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传统。在编一些重要的，或者是难以把握的书稿时，在成稿开印前，请专家学者来会稿，我记得有好几部书稿都是因为会稿而得到提高的。比如文景公司出版王义桅的书，我自己看了三遍，改了三四稿，还是觉得没有把握，于是出版前召集了十多位专家一起来会稿，商量一些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才妥当。史正富的《超常增长》，提出了“三维市场体制”的重大问题。书稿发印前，我们专门到北大国发院，请林毅夫等十来个专家会稿，研究可修改和完善之处。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挑不出太多的硬伤，起码能做到逻辑是自洽的。再讲讲提升。纠错是靠花死工夫、认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提升能力的培养非一日之功，需要靠阅读、审稿的日积月累，没有捷径可以走，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提升的第一个方面，是通过编辑的工作，把一部书稿变成广大读者能够接受的作品。这里面有大量提升的工作可以做。一般来说，学者很难了解读者和市场的需求。比如刚才讲到的《火种》，如何让大量堆积的资料按照自己的逻辑展开，怎么使这本书变为大众喜欢阅读的书，编辑做了很多删繁就简、归纳分类的工作，还注重从布局、结构、逻辑、自洽等方面来提高这部书稿的水准。这就是编辑提升工作的基本功。 提升工作的第二个方面更难，这涉及对书稿提出重大的修改意见，不是一般的编辑能够做到的，需要有更多的阅历，工作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养成。当你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时，意味着你已经成为一个专家了。这方面的例子，人们常常谈到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先生，他是钱锺书先生书稿的编辑，自己也是古典文学研究方向的专家，钱锺书对周振甫先生有很高的评价。在《管锥编》序言中，钱锺书先生写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说的是他轻轻地小问一下，得到的却是很多的回应。所以他要讲“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这是编辑工作中两位一流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也是编辑工作的最高境界。
审读的目的是判断这本书有没有出版的价值，大概有这么几个标准：第一，对学术著作而言，是看有没有新的学术和理论贡献，有没有史料价值，是否能自圆其说，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大众读物来讲，是看有没有科学和准确的知识，是不是通俗易懂，有无大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第二，是看在布局、结构、逻辑、自洽上是否存在问题。第三，是看文字的水准。审读意见是责任编辑对书稿出版价值的最终陈述和审视，审稿意见包括这么一些内容：介绍书稿的组稿和成稿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编辑做了哪些工作？对书稿作总体判断，有什么价值？有何创新？有什么值得讨论和改进的地方？成稿过程当中是怎么和作者交流的，这部书稿是怎么不断提升的，都要写清楚，还应包括有关设计、宣传、推广等方面的意见。书出版后，我主张在审稿意见的基础上写一篇书评。我刚开始当编辑的时候，特别喜欢写书评，大都是在审稿意见基础上写的。书评的路数，我在《理想在潮头》这本书中也专门讲了。一是要跳出“感”直抵“评”。你自己的感受不一定要写很多，主要是评，一针见血地评这本书，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你对这本书的理解要画一个问号。第二，思想与文采的关系。要注重境界的开合，思想的流转。我个人写书评的志趣，一般是先对全书的内容做精到的归纳，条理清晰的辨析，随后针对主体架构和核心观点作出评价，以凸显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它的思想意义，这个是核心。第三，聚焦和升华。聚焦书稿的相关问题和领域进行深度探讨。《读书》杂志上的书评大都在这方面做文章，功夫都在“升华”上。做到这一点不很容易，但是编书时间长了，研究的问题多了，这个境界慢慢会达到的。
政治把关是新编辑经常碰到也很难把握的问题。出版工作中对书稿的政治处理，很多时候是从大局出发所做的选择，有时无所谓对和错，这方面，罗曼·罗兰对《莫斯科日记》的处理是一个例子。《莫斯科日记》是罗曼·罗兰1935年六七月间的访苏日记。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部日记。在日记中，罗曼·罗兰一方面为见到的许多社会主义新鲜事物而鼓舞，另外一方面也为发现的种种消极现象所困惑。日记中一一记录了从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性出发所观察到的苏联社会存在的个人崇拜、专制特权、官僚作风、无视人权以及压制言论等社会弊端。然而对这本访苏日记，罗曼·罗兰却做出了封存50年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当时有人认为是出于对苏联的“护短”和“怯懦”，指责和批评颇多，甚至说罗曼·罗兰是胆小鬼、伪君子。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对罗曼·罗兰这样的指责的。我认为对作者封存日记之举应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其动机和效果。我十分赞同陈原先生对罗曼·罗兰封存日记的解读：“30年代中期的欧洲是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猛烈斗争的时代。进步人类的最高愿望是击败法西斯。为此，一切都应该服从这个大前提。而就当时的国际环境看，进步人群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德意志法西斯和各国的右翼力量，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知识分子的幻想。二次大战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套用现在的语言说，罗曼·罗兰‘顾全大局’，不愿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所感受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阴暗面的材料来破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所以他不愿意当时发表他的日记。”我们今天的出版工作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政治把关都是从大局出发做出的选择。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在探索和实践中，人们对其的认识还存在不少的分歧，更遑论在价值观层面的混乱，这都要求出版人要有大局意识，妥善地处理各种复杂的敏感问题。一讲到政治把关，有人会把它和学术自由对立起来，这也是不对的。不要随意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层面，简单地以政治把关为由轻率地否决重要学术著作的出版，这是一种没有水平和不负责任的表现。在学术的问题上，要有容忍度，要持兼容并包的态度，只要是基于学术研究的背景，有理论学术上的贡献，这样的著作都应该予以出版。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三大来源，是建立在对以往理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因此，对学术著作千万不要轻易地戴上政治的帽子。对于那些可能一时敏感的学术著作，应在尊重作者理论和观点的前提下，根据“大局”做一些必要的编辑处理，目的是让这些著作得以问世。
不同时期出版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编辑是专家，首先是说你是编辑出版领域的行家。编辑出版作为一个专业，有自己专门的知识，且这个知识不为业外人掌握。尽管这个专业的知识带有实务性和经验性的特点，编辑的工作远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剪刀加糨糊那么简单。钟叔河先生编“走向世界”丛书，就不是一般学者所能做好的工作。这套书的选目和序论都有独到之处，随处可见编辑功力和水平。连钱锺书先生读后也称赞不已，主动提出为丛书作序。编辑是专家，还是指编辑应是某一领域的学者，有较深的学术造诣。举例来说，老一辈的胡道静先生，他是著名的古代科学技术史和古典文献学的专家；新一代的唐浩明先生，他对曾国藩等中国近现代人物的研究独树一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你不是某一学术领域的专家，是不大可能在上海的出版社当编辑的。中华上编的编辑，很多都是大学者。上海人美社有画坛一百零八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都是上海社联各学会的会长、副会长。直到八十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领导班子八名成员，除一位分管经营的副社长外，其他同志都是上海翻译家协会的会长、副会长。编辑还应是杂家，需要拥有广博的知识。一位编辑不可能只编一个领域的书稿。从成长的角度看，多涉及一些领域会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准。我自己从经济学编辑起步，慢慢进入到其他的编辑领域，几乎涉及了社会科学所有的领域，还编过画册和工具书。作为杂家，就要求你了解各个学科和领域的ABC，掌握各个学科基本的知识点，做到融会贯通，同时还要熟悉这些学科或领域的文化地图、资源分布，更重要的是你所掌握的这些ABC能够保证你和学者说得上话，捕捉得到学术前沿的信息，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编辑的成熟和底蕴有赖于持续地阅读，要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我当经济学编辑之前，除了啃过《资本论》外，还浏览过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学文献，对几次经济学大讨论的情况、人物和观点都十分熟悉。 编辑还要广泛涉猎各类图书，尤其要读历史书和文学书，这两类书覆盖了较多的知识领域，可以提高阅读的兴趣。我有读文学小说的爱好，每次出国访问，箱子里都会放上七八本小说，权当倒时差的最好办法。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很重要。对新编辑来说，写读书笔记一开始可能会有畏难的地方，觉得不知道写什么，或者说没有什么好写的。这是你读书不多的自然反应。我的建议是，可以先从摘记做起，久而久之，读的书多了，同一题材，不同的书，不同学术观点之间可以做一些比较，你更赞同哪一本书的观点。比如，关于中国夏代的历史，你是赞同“信古”，还是“疑古”，“疑古派”“信古派”都是怎么回事？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推动各自起到怎样的作用？慢慢地你就会产生自己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很可能是肤浅的、不成熟的，但要把它记下来。我原来通常的做法是把它写在书扉上。最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中国传媒大学李频教授发的“出版频话”之书扉随记系列，把他写在书扉上的笔记晒出来，挺有意思的。不过，我现在已经把读书笔记写在手机备忘录里了，觉得更方面保存和查阅。 阅读和写笔记，是编辑一个很好的习惯，也是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的很好的习惯，一定要养成，不要怕写不好或者没什么见解，水到渠成，慢慢会有的。
我刚当编辑的时候，出版社对编辑参加学术会议是有要求的。八十年代，我每年参加的大大小小学术会议不下十次。参加学术会议不仅能让你了解学术动态，而且还是发现新的选题和新的作者的重要途径。出版社除了鼓励编辑参加学术会议外，还可以围绕自己出版的重要图书召开学术研讨会，甚至可以打造学术会议的品牌。八九十年代，上海三联书店每年都会开一到两次专题学术会议，围绕当年出版的经济学图书展开研讨，几乎全国所有的一线中青年经济学者都会定期聚集上海，简食朴卧，展开热烈的学术碰撞和讨论，并以此为荣为乐，最终产生了受到学界瞩目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和“三联学派”。今天的情况是，大家更加注重论坛、读书会、媒体推广会，这对图书的推广当然很重要，而且有利于全社会读书氛围的形成。但是我认为召开学术会议更应得到出版社的重视，这有利于出版社的长期发展。 除此之外，编辑还要阅读重要的学术期刊，最新的研究成果大都是通过学术论文的方式来传播的，不阅读学术期刊，很难了解学术动态，更谈不上像苏尔坎普出版社那样引领学术界的进程和方向了。这是学术出版的最高境界。
要珍惜与专家交流的机会，借专家的外脑充实自己，发现重要的选题。有两类专家对编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类是“掉书袋”的，经常与他们交谈，可以让你迅速了解学术的进展，站在学术的前沿；另外一类是现实感极强的，他们能让你及时地了解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他们长期在社会各个层面做调查研究，既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又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从他们这里可以获得对现实问题的感觉，大量的选题会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跳出来。 当然，和专家交朋友，还必须有为专家服务的精神和态度。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1998年我去苏尔坎普出版社访问，与黑塞文集的责任编辑有过一次交流。那时他做黑塞的书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他向我详尽地介绍了怎样把黑塞的文本变成各种各样的读物，做了二十年都没有做完。由此黑塞家族都把他当作亲人，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交给他去处理。有这样的编辑，有这样的服务精神，还会担心作者、作品流失吗？他已经使作者及其家人离不开他了。另外还有，同出版界的人士交流也很重要，尤其是国外的同行。它能开阔你的视野，提高你对出版的理解和认识。进入新世纪以来，我每年都会去欧美等地与海外的同行广泛地探讨出版业转型和发展的各种问题，把握出版业发展趋势，寻求各种合作的机会，经常会有惊喜。
↗ 2014年10月，《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新一版出版座谈会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上海临港滴水湖畔举行
编辑在出版工作中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体会和感悟，要及时地把它记下来，并尝试把其上升到规律的层面，这对自己今后开展编辑工作大有裨益。我在编辑生涯中记下的“出版箴言”有近三十条之多，选题策划原则也有一二十条。这里联系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书工作讲五个例子。（1）基本的与非基本的。这关乎出书布局的次序。在出书布局上首先考虑的不是大与小的概念，也不是大中小并举的概念，而是基本领域与非基本领域的概念。上海的老社都有关注自己基本出书领域的传统，长持以往，既有影响又有积累。即使碰到大的困难也不容易倒下。有的新社定位不清，又喜欢在非基本领域兜圈子，可能单本书会取得成功，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趴下。这属于整体站不住。（2）做出版要考虑两个极端。出最新的前沿著作或最旧的经典著作。“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在设计时就体现了这一想法，安排了两个子系列：“世纪前沿”和“世纪文库”。出最旧的也要出新，所谓守旧也要有新的守法。比如，古希腊的作品，可以出权威版本的注释本。文景这两年出版的古希腊前三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腊史》，用的是徐松岩先生的注释本，就很有想法。文景的另一套“名译插图本”也很有想法。《伊索寓言》用的是周作人的译本，《奥德修纪》用的是杨宪益的译本，译文优雅隽永，还配上些精美的插图，让人爱不释手。我还想说的是，旧籍重印，一定要有好的导读，因为诚如陈平原先生所言：“一个时代的学术推进，是在与先贤的对话中展开的，好的导读容易让读者尽快进入这种对话的状态，更好地理解经典的意义。”（3）封杀性布局。学科出版的布局，要尽可能地完整，不留空隙和死角。从竞争的角度来说，要采取封杀性的策略，不给对手以机会。上海人民出版社九十年代在历史学科的布局就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断代史系列”，到《中国通史》、《中华文化通志》、“中国专题史系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上海通史》，还有“黎东方讲史”，等等，都是开天辟地，而且是大部头，至今还未有其他出版社能出其右。当然对小社而言，在一级学科作封杀性布局比较难，但可以在三四级学科上下功夫。现代科学演化的基本趋势就是学科越分越细。
（4）通过版本升级的办法，保持骨干图书的长线性和权威性。通识类图书和教科书必须定期维护。例如上面讲的九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大部头历史著作，尽管一时还很难产生替代的产品，但从学术发展的进程看，都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阶段了。这就提供了新的出版机会。要早点筹划这项工作。（5）横队前进。丛书效应是出版人津津乐道的，因为丛书比较容易打造品牌，宣传推广相对易行，成本也低。然而，丛书顾名思义是指书要成丛，要成丛就要设计，要有明确的主旨和结构。丛书分开放式和非开放式两类。过去丛书大多是非开放式的，强调结构设计，横队前进，一次性推出。现在丛书太多，大多是开放式的，仔细看看却没有设计，放在篮子里都是菜。一些出版人认为，丛书容易形成品牌效应，初一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想想，归根到底，图书品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再版，成为名著后形成的，丛书也只有高质量才能成为品牌。没有设计的丛书大都会成为胡子工程，甚至来无影去无踪。其实，即便是开放式丛书，也应一辑一辑地推出，这也是一种横队前进，否则就没有丛书效应。千万不要把丛书变成出版社书目分类归类的形式。由此还想到出版社的长期规划、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现在有不少是拼凑的多，设计的少；有项目，无规划，或者说是“拼盘式规划”。这个问题要注意解决。对于大的出版工程来说，变化多，时间长，有了规划和目标，可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底。
人类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革命引发的。有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说；有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分，等等。人类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明进入国家文明的标志之一，是青铜冶炼技术的出现。今天我们正处在信息革命的时代，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正在极大地改变着出版业的未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需要我们去拥抱它。数字化革命发展到现在，波浪式前进，一波接着一波，有高潮也有低谷。数字化在出版业这几年似乎处于低谷阶段，大家感觉纸书的日子好像还过得去，有的体制内出版人还为此沾沾自喜，没有了改革的激情，这有点令人担忧。君不见，在大众出版领域，这两年体制外的出版人在音频、视频领域，围绕内容作了很多的大胆尝试，将一些潜在读书人口变为读者，开拓了一片新的市场。2018年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在喜马拉雅FM开设线上课程“《史记》精讲”，就很成功，收获200万收听量。在专业出版领域，发达国家出版业则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专家系统和知识库的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在专业出版领域基本上完成了数字化转型，形成了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我们在哪里，有新的想法和冲动吗？做一个合格的编辑，还需要养成一些好的素养和习惯，如经常逛书店，参加国际书展，看博物馆和文化遗址，读域外的图书，这些都会唤醒你的出版感觉，产生新的出版选题，引发你的出版冲动，培养你对出版的热爱。
声明：推文基于更好更多传递信息之目的，限于视野和能力，可能会有疏漏及不足之处，请随时指正。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致信zhpj@nju.edu.cn，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转载请按以下格式注明来源 ↓ ↓ ↓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
长按二维码即可关注，第一时间获得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动态与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