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我对社会学本土化命题的思考

本文转自“学海编舟记”，摘录自《重建中国社会学（下）——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周晓虹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第三辑《张静：学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者为张静教授。

◉ 燕京学派的工作，可以更准确地定位为现代社会学在中国的开创建设，其主要特点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燕京学派的独特角色，不仅使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在中国落了地，而且使中国社会研究汇入世界社会学及人类学，并赢得了国际学界的广泛承认。

◉ 本土化问题的核心，不是学术，而是关于学术权力的战斗。

◉ 所有理论都是人类知识的财富，知识一旦出现就是公共品，做学问追求的是知识，而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 高水平的案例研究非常重视社会现象的公共性、可重现性、可预期性、整体性和历史性，尤其是关注社会行为与特定环境的关联，以凸显研究对象的典型性，使其代表一类而非仅仅一次或者单个社会现象。

◉ 案例研究的主旨是以社会事实为证据，运用社会科学分析工具，推断或求证社会现象之间的影响性关联，特别是因果性的关联。透过案例，研究者要发掘隐藏在背后的、具有一般意义的公共行为范型，要说明的是一般的影响力在特别情景下的作用及后果。

◉ 社会科学案例分析的关注焦点不仅仅在时间地点、人物作为和事件真相，还在透过对经验现象的整理和分析，认识事实中具有相对稳定及一般意义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一般知识体系，它是人类认识自身的阶段性成果。

◉ 阐述理由、遵循逻辑、依靠根据，这些基本的原则，不仅是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基础，同样也是自然科学重视并坚守的原则。

我对社会学本土化命题的思考

张静

一、何种意义上的本土化？

社会学在中国是一个外来学科，它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我们关心中国人的行为和中国社会，但使用的方法和视角，是和国际社会学的一般知识体系有关系的。如果说本土化是指要研究中国社会，关心中国问题，那我是支持的，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当然我们也要关心世界，我出去访问的时候，跟外国学者交流的一个最大感受就是，他们关心全世界的问题，但中国人一般只谈中国的问题，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如果本土化是说我们要向全世界的学界同仁和人民述说中国社会，我也是同意的。但如果说本土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属于中国的社会学，而且这个社会学只能研究中国的问题，这样限定一个地盘、一个立场、一个学科，那我是不支持的。因为这样做等于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其他知识进行交流，结果只会使自己停滞。

我们可以拿费孝通先生做例子。有些人对他的定位，是说他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倡导者。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费先生的立点比这个目标高很多，他代表了上一代的中国社会学者——费孝通、瞿同祖、许烺光、潘光旦、杨庆堃等等——致力于把一般性的分析方法，纳入到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来。他们的基本作用，不是本土化，而是建立起中外的比较性关联，所以中国的事实才可能走向世界，域外也才可能读懂中国。费先生致力于对中国研究的一般化，而不是反过来的本土化。他善于把中国的经验问题和社会学的一般性问题结合起来，因此我不会说费先生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发在《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上。我认为，《江村经济》的故事在中国，但分析逻辑不是传统中国特有的，而是采用了当时域外社会科学界认同的方法论立场，不是脱离或者颠覆它们。即使是“乡土社会”这一概念，也是运用类型比较的结果，而类型比较也是社会科学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费孝通经过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比如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构等，能够被不同文化及社会的学者所理解，不在于观点的差异——寻找差异特点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而在于得出这些不同观点所使用的一致方法论立场：社会科学专家共享的类别划分、概念工具以及分析逻辑。因此，燕京学派的工作，可以更准确地定位为现代社会学在中国的开创建设，他们开启了新的、专业的社会研究。其主要特点与其说是本土化道路的提出，不如说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在角色方面，不再是作为帝师或教化者存在，而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议题方面，不再面向统治学说，而是面向它的行为及后果展现；在方法方面，不再采用考据、解说、疏意、策论和颂圣，而是采用国际专业领域共享的分析原则；在目标方面，不再是正当性论述、例规引领，而是描述、解释、评估影响及预测未来趋势。燕京学派的这一独特角色，不仅使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在中国落了地，而且使中国社会研究汇入世界社会学及人类学，并赢得了国际学界的广泛承认。

我并没有太关心本土化问题，不过我并不同意“中国-西方”这样的知识分类。在我看来，现象和理论、特殊和一般的区分并不是相反的，而是各自关注的抽象化层次不同。我不主张把理论用中西地域来划分，比如说只能用中国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东西，在我的标准里头没有这种分类规则。因为所有理论都是人类知识的财富，知识一旦出现就是公共品，中国的知识外国人可以用，外国的知识中国人也可以检验。公共品的意思就是不分国别，人人都可以共享，都可以利用，只要它对推进知识有用。按照中外区分的原则，一个纯粹中国的理论或地方性知识，就不能被学者选择用来理解西方社会，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观念。这种分类很可能把学术作为政治竞争或民族情感的武器，我能够理解，但不能同意，因为它没有把知识当作知识本身，当作包括全人类文明的可以共享的知识。

与此相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地方性事实的理解，在我看来，这种理解并非只能由单一文化独自完成。我觉得没有必要刻意区分“中国-西方”，如果你提出一个解释，比其他人的更好，你用事实证明他们的理解错了，这时你就可以很有说服力地说，你看你那个解释不好，我的比你强，人们自然会用你的理论，不管你是哪国人。如果不能提供更好的知识产品，却说别人的知识不是中国的，所以不能用，这等于自己限制自己学习，永远也不会超过他人。

《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来源》

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一般知识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做学问追求的是知识，而知识是没有国界的，因为知识具有一般性，它不会因为国别而产生根本上的差异。在别的国家发现的知识，在我们国家也一样能适用，如果经过检验不是百分百地适用，也没有关系，人类的知识就是在这种修补中前进的，它一定是往更高的一般性去发展的。所以我觉得，本土化问题的核心，不是学术，而是关于学术权力的战斗。

我2018年有一篇文章，叫《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面，没有提到本土化这个词，但也和本土化问题有点关系，因为案例多来自本土。

什么是“好的”案例研究？我认为，高水平的案例研究非常重视社会现象的公共性、可重现性、可预期性、整体性和历史性，尤其是关注社会行为与特定环境的关联，以凸显研究对象的典型性，使其代表一类而非仅仅一次或者单个社会现象。是案例经过研究挖掘出的知识结论，而非案例故事本身具有代表性含义。这样的案例研究，不仅需要面对事实经验提出研究问题，更需要面对已有的理论知识提出研究问题。案例分析的成果，如果可以让面对其他案例的研究者发生“曾似相识”的联想，启发人们运用这一案例提供的知识，解答自己所见的事实，就说明其发现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它提出的问题和解答，具有衍射到其他同类行为的解释能力。阐述理由、遵循逻辑、依靠根据，这些基本的原则，不仅是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基础，同样也是自然科学重视并坚守的原则。

这意味着，在基础层次上，案例分析不排斥科学分析的基本原则，相反，与其共享并遵守类似的原则。正是因为这些原则作为法则的存在，案例研究就不是随意的——它们是基于事实证据，对一系列原则、法则和逻辑的应用。即使是叙事社会学推崇的讲故事方法，也需要对事态关系的因果性（起因或中间因）和情景的效用（实际发生的作用结果）加以挖掘。这些重视描述“故事”的方法，都不是在任意描述，而是运用分析工具、沿着分析逻辑、有目标和方向地展开故事，在基本原则上，它们都没有离开这一主旨：以社会事实为证据，运用社会科学分析工具，推断或求证社会现象之间的影响性关联，特别是因果性的关联。

因此，案例分析的过程不是被动的反射，而是一项认识加工，但加工往往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在复杂丰富的经验世界中，发现重要的影响关联，忽略表面或暂时的无关者。案例分析者的角色不只是镜子，他的工作不仅仅是给生活照相或复述，而是发现——挖掘表面背后的本质关联。生活丰富多彩、易变随性甚至常有混乱，但复制这种混乱不是分析者的任务，因为他们此时不是在生活，而是在做分析和认识工作。透过案例，研究者要发掘的不是一个具体的行为、活动和事件，而是隐藏在背后的、具有一般意义的公共行为范型，它要说明的是一般的影响力在特别情景下的作用及后果，并非仅是针对一些个别事件的描述。

所以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最终目的不是打动人心或追求可读性强。社会科学的案例分析不同于历史记述，是因为它关注的焦点不仅仅在时间地点、人物作为和事件真相，还在透过对经验现象的整理和分析，认识事实中具有相对稳定及一般意义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一般知识体系，它是人类认识自身的阶段性成果。我们阐述特殊性知识的目的，是试图发现一种可以加入整体知识体系，属于其中的一种关系、特征或行为类型。作为类型，研究者所追求的并非是具体的场所和时间，而是在这一条件下可以成立的一般性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研究虽然针对特定领域和时空，是相对局部的经验，但如果问题关切具有一般性，分析逻辑也具有一般性，即具备学术共同体认同的、经由学术共同体（包括我们）多年积累的知识标准，就能将我们的地方性知识汇入一般系统知识，成为积累性成果。在这里，让案例分析有力量的，实际上不是特殊事实本身，而是特殊事实和一般知识的关联，特别是特殊事实对于一般知识进行证明、证伪、补充、修正或者推进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本土化的意思是将本土议题和一般知识体系联系起来，我是支持的；但如果本土化的意思是拒绝一般知识、着力生产一种只属于本土的知识，我怀疑这样做的价值。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作者简介

张静，1957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利益组织化单位》《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来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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