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编辑学者化”与中国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 2023-03-12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汇智澳门 Author 原祖杰

本文转自“汇智澳门”，原文载于《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作者为原祖杰教授。

◉ 编辑学者化，首先意味着编辑本来不是学者，或者不完全是学者，而需要通过努力来转化身份。

◉ 所谓身份焦虑，应该主要存在于一批怀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编辑当中。中国传统的理想主义者往往重名轻实，体现在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一部分的编辑们身上，他们所追求的，是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而不是满足于个人的权力欲和存在感。

◉ 学术期刊的编辑未必是一个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虽然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但他们应该是学术共同体的当然成员，甚至在某些学术活动中充当着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 学术编辑不被认可为“学者”，主要存在三方面原因：其一是职业分工更为细化。其二是人们的思维定式使然。其三是制度性障碍。

◉ 少些行政干预，多点顺其自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解决编辑身份焦虑的根本途径。根据期刊工作的需要和其重要性设置相应岗位，至于在这些岗位上工作的是编辑还是学者，或者二者都是，可以由其工作性质决定，当然他们的待遇也应该根据劳动强度和市场稀缺程度来决定，而不必囿于所谓教辅岗位。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打破束缚期刊编辑身心自由的高校单位，让他们回归学术共同体。

“编辑学者化”与中国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

原祖杰

朱剑在《澳门理工学报》2018年第2期上发表的《编辑学者化：何以讨论了三十年》，道出了他从业以来所观察到的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焦虑之主要症结所在，引发了广大期刊编辑的共鸣。在差不多同时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的《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一文中，朱剑也花了大量篇幅讨论“编辑学者化”问题。若对此再加赘述，很容易画蛇添足，但是，朱剑的文章总能激起同行的思考、遐想、焦虑与不安，也推动着人们去反省、拷问、质疑与探索。

一、期刊编辑身份的名与实

如朱文所示，编辑学者化，首先意味着编辑本来不是学者，或者不完全是学者，而需要通过努力来转化身份。当然，也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就是编辑本来就是学者，却经常不被看作学者，这样的话，编辑学者化就是要为编辑正名。编辑要有所作为，对其身份就要有个明确的说法，而这个说法几十年来随着时代的迁移和政策的更替屡加改变，不免让众多当事人惶惶然。

根据朱剑的研究，编辑之游离于学术共同体之外始于1950年代编辑的职业化。尽管当时各大出版社和期刊杂志社均聚集着一批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但职业化后形成的劳动分工给人们造成一种鲜明的印象，那就是出版发行机构是为作者服务的，其主要职责在于传播而非创造。一方面尽量为学术发表开拓更为广泛的发行渠道，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传播学术思想和学术发现，对作者的成果加以改造、加工甚至包装，即所谓“为他人作嫁衣裳”。

当然，职业化后也有不少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的编辑继续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有很多编辑著述并不少于从事科研教学的“学者”，1980年以后实施了《编辑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编辑职称自此有了规范的名称：“编辑干部的业务职称定为：编审、副编审、编辑、助理编辑”，对应于科研岗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以及教学岗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待遇方面至少在上个世纪相差并不大。相较于穷经皓首的研究者和两袖粉笔灰的教书匠，编辑应该是人们羡慕的职业。笔者在1980年代就听到一种坊间说法：“小学者求小编辑，小编辑求大学者，大学者求大编辑”，虽然未必准确，倒也将编辑、学者之间的关系刻画得惟妙惟肖，至今印象深刻。按理说，那个年代的大部分编辑应该是不存在身份焦虑的。但焦虑又确实存在，尤其是在学报这样的综合性期刊当中，主要原因可能还不在于专业化分工，而在于单位化隔断了学报编辑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让他们的思想被禁锢在各自的学校，被迫专心经营学报这块孤立于学术共同体之外的自留地，而对于校园之外的学术世界，就会有越来越强的疏离感。

这样看，而他们的焦虑多半也是来自对学术和学术共同体的关怀。他们中的改革派往往充满自我反省意识，对期刊界的种种乱象深恶痛绝，对以学报为典型的综合刊学术质量下降忧心如焚，对期刊界的权力寻租无情挞伐，对源于体制的行政干预无畏抵制。而带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期刊编辑首先会接受现实中的各种安排，包括对编辑身份的定位和不可抗的各种政策转变。然后他们会从实际出发，将个人命运与体制安排结合起来，在体制范围内或者推动期刊的作用或者追求个人的利益。

应该说，无论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对期刊编辑掌握的学术权力都是心中有数的。理想主义者不愿意面对这种权力主要还是出于道德层面的顾虑，出于一种敬畏学术的诚惶诚恐。相比之下，现实主义者面对自己掌握的学术权力则更为坦然，并试图积极主动地利用学术指挥棒发挥引领作用。根据朱剑的观察，期刊编辑的这种权力意识的觉醒体现在对“编辑主体意识”的强调。所谓“编辑主体意识”，可归纳为两种权力指向：其一是审稿权；其二是对学术媒介和学术传播的控制权。（参见朱剑：《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北京：《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理想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自己手中掌握着决定学者命运的权力，因为他们觉得那样是本末倒置，是对学术共同体的僭越甚至背叛。

《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

二、期刊编辑身份的今与昔

怀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期刊编辑总是不满于期刊发展现状和编辑当下定位，试图寻找期刊编辑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应有位置，追求期刊编辑应该发挥的作用。那么期刊编辑最初的定位和角色是什么呢？如笔者在另一篇小文中所提及的，在1665年学术期刊出现之前，科学家们主要靠书信往来交流科学探索的心得，分享自己的发现。少数兴趣广博的学者的通信对象可能成百上千，这些人不仅是当今期刊编辑的前辈，也是现代情报学之父。由于掌握了很多人提供的科学信息，他们就具备了科学探索的全域意识，往往成为科学探索的赞助者（patron）和组织者。如法国著名天文学家佩雷斯克（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1580-1637），就是一位成功的科学探索组织者，曾与他那个时代的很多科学家合作过，给他们提供各种支持。从1620年开始他与同代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们建立起通信联系。在他1637年去世后，他的侄女发现了寄给佩雷斯克的书信超过一万封，来自荷兰、比利时、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大约500位思想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另一位情报学奠基人比利亚奥迪斯（Ismal Bullialdus，1605-1694），是17世纪法国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并通历史、神学、古典学、哲学等，为当时欧美思想共同体（Republic of Letters）的活跃分子，还最早站出来捍卫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的科学思想。

从情报学中衍生出期刊学，部分应归功于《哲学汇刊》的创办者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1619-1677）。奥尔登堡是一位德国神学家，以外交家、自然哲学家的名声闻名于当时，以《哲学汇刊》主编和科学同行评审制度的创立者流芳后世。出生于德国的奥尔登堡通过各种联系纽带成功地加入到英国顶级科学家圈子中，并继承了另一位德裔英国博学家哈特雷波（Samuel Hartlib，1600-1662）在欧洲科学界的广泛人脉，成为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学探索的组织者之一。这一现象也从侧面反映出，现代科学从其诞生开始就是无国界的。

显然，作为科学活动的组织者或科学杂志的主编，奥尔登堡这些人在科学发现方面的成绩无法与他们的团队成员或文章作者，如牛顿、达尔文、富兰克林等人并驾齐驱，但其对科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笔者在《学术期刊何以引领学术》一文中，强调了学术期刊对学术共同体的服务角色，提出应对期刊引领学术口号下期刊编辑的傲慢保持警惕。但是，如果我们追踪一下学术期刊产生的背景和其早期历史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期刊引领学术还是编辑引领学术都是有案可据的。学术期刊的编辑未必是一个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虽然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但他们应该是学术共同体的当然成员，甚至在某些学术活动中充当着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本来可以发挥学术引领者角色的期刊编辑何以还要为学者身份而焦虑不安、汲汲以求？除了当今世界专业分工更为精细之外，也与中国从1950年代以来不断变化的人事管理制度有关。朱剑在其上述两篇论文中对中国期刊管理和人事制度的演变过程做了清晰的梳理，在此仅就当下学术期刊编辑的处境和出路略抒管见。

从1950年代《文史哲》等学术期刊创立开始，很多重要期刊的主编都是由著名学者担任的，编研一体在共和国早期应该不是问题，重点是从就业开始就投身编辑队伍的学术编辑是否具备学者的素质，能不能被看作学者。朱剑曾引用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前任理事长杨焕章先生的观点：一个称职的学术编辑，不仅要掌握编辑技术，还应该具备与学者同等的学术水平，惟其如此，才能达到学者化的目标。（参见朱剑：《编辑学者化：何以讨论了三十年》）

19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加速了学术期刊的发展，编辑队伍的扩大也推动了编辑职业化进程。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学术出版网络化、数据化发展，期刊编辑所面临的技术性挑战越来越大，投入传播方面的精力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求期刊编辑具备某一专业领域的较高水平未免强人所难。但即使如此，我们也经常看到不少学术编辑在重要期刊上发表出高质量的学术文章，为何还要质疑其学者身份？甚至某些期刊编辑本身已经具备了高级职称，并在相关领域有重要发表和学术造诣，在所属高校的院、系也经常兼职上课，培养博士生或硕士生，却仍然不能被认可为“学者”，原因何在？以笔者的观察，主要存在三方面障碍：其一是职业分工更为细化。与前文提及的17世纪学术期刊编辑相比，当代期刊编辑的职业化特点更为明确，其主要职责在于学术传播。即便某些期刊编辑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有的甚至也可以像佩雷斯克、奥尔登堡等人那样成为某些学术活动的组织者，但他们往往还是依托自己服务的期刊，其编辑身份不言自明。其二是人们的思维定式使然。出身编辑的学者除非辞去编辑职务，进入研究或教学系列，他们在其他学者心目中的编辑烙印很难抹掉。其三是制度性障碍，就是学报编辑不仅被划到各个高校单位，还被当下的高校人事制度归于教辅系列，顾名思义，为教学、科研做辅助工作，待遇上也低于教学、科研岗位。除了少数高校和科研单位从某些学科领域任命的主编或常务副主编按照教授或研究员岗位发放津贴外，编辑出身的编审或副编审很少被列入“双肩挑”岗位，即使承担了教学、科研任务也只能按教辅岗取酬。职业分工和制度性安排通常被认为是管理现代化、科学化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在学术氛围相对淡薄、行政权力更为强势的当今中国则变本加厉。

《加拿大通史简编》

三、期刊编辑身份的中与外

有关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的某些制度性安排或许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但学术编辑身份的历史性演化则应该是现代社会的共同经验。当中国学术编辑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焦虑的时候，国外的编辑同行却少见这种困扰，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编辑在过去数百年中身份变化并不显著，他们的选择也是自由开放的。大体说来，现在的学术期刊主编做的事情跟17世纪的主编们差不多，就是在服务于学术共同体、推动学术发展的主要宗旨之下完成学术发表、增进学术交流和组织学术活动。学术期刊种类繁多，所服务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和范围也大小不等，学术编辑的构成和工作方式也会有所不同。统而观之，服务于学术期刊的编辑们有以下几个类别：

首先是期刊主编，几乎无一例外地产生自相关领域的学者队伍。他们往往是由其所在学术领域的学会组织推举和任命的，对学会负责。现任美国《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主编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曾提到另一份著名期刊，即《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前任主编迈克尔•格罗斯伯格（Michael Grossberg）给他的忠告：主编的“主要责任不是针对投稿的作者，而是服务于期刊的读者群体”。（参见周薇薇、华志坚：《美国学术期刊的不同运行模式》，北京：《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相较于为数不多的作者队伍，一份学术期刊的预期读者可能是其所在的整个学术共同体。主编关心的首先不是满足作者的愿望，而是广大读者的信息需求，其服务于学术共同体的使命感昭然若揭。华志坚的说法也从该杂志的执行主编詹妮弗•芒格那里得到印证。芒格首先关注的也是将读者放在第一位，要“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亚洲研究领域学者当前研究趋势的俯瞰图”。（Jennifer Munger：《学术出版与〈亚洲研究杂志〉》，王娟娟译，澳门：《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相比之下，中国的学术期刊主编们大多没有这样的使命感，即使学者出身的期刊主编，恐怕考虑更多的也是期刊的质量、声誉以及与之相关的评价体系，期刊主编们共同体意识淡漠于此可见一斑。当然，华志坚教授对期刊主编责任的看法不能代表所有人。他所主编的《亚洲研究杂志》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机关刊物，服务于学术共同体的意识自然要强一些。相比之下，一些私人创立的学术期刊则会呈现不同的情形。华裔中国史专家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1975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创立了《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四十多年来他一直是这个期刊的主编。与华志坚不同，黄宗智的办刊宗旨更接近于中国大陆的主编们，即通过追踪学术前沿来凸显《近代中国》作为学术园地的地位和声誉。

其次是期刊副主编、书评编辑们，他们大多由主编邀请加入，来自各个大学或科研机构，几乎也都是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属于教员（faculty）行列。副主编要协助主编处理约稿、审稿等方面的工作；而书评编辑则要为出版社不断寄来的各种新著寻找书评作者。他们所承担的工作因人而异，视工作约定和个人责任意识强弱而有所不同。

第三是期刊的执行主编。他们往往由主编邀请加入，协助主编处理办刊工作。不同于华志坚及其前任们典型的学者身份，芒格虽然也是人类学博士，从事的却是职业编辑的工作。与来自某所大学的主编们不同，芒格博士实际上是在为亚洲研究学会工作。此外，美国的一些重要期刊编辑部一般会聘用一到两名编辑助理，大多由在读研究生充任，协助主编或执行主编处理编务。

编辑部之外，国外期刊界周围还活跃着一支属于自由职业的文字编辑（copy editor），他们往往会长期服务于某个或某几个期刊，根据工作量多少按劳取酬，相当于中国很多学术期刊编辑部的文案编辑，负责文章的润色、格式的清理等方面的工作。他们中也不乏某个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但离标准的学者身份似乎相距更远了。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期刊编辑身份的中与外，似乎会明白一个道理，少些行政干预，多点顺其自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解决编辑身份焦虑的根本途径。根据期刊工作的需要和其重要性设置相应岗位，至于在这些岗位上工作的是编辑还是学者，或者二者都是，可以由其工作性质决定，当然他们的待遇也应该根据劳动强度和市场稀缺程度来决定，而不必囿于所谓教辅岗位。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打破束缚期刊编辑身心自由的高校单位，让他们回归学术共同体。

作者简介

原祖杰，1963年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出版作品有《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加拿大通史简编》（副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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