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别太在意通向何处

本文转自“开放时代杂志”，原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作者为苏力教授。

原 刊 编 者 按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第十九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21年11月20日至21日在线上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

学科分野是现代性的产物，其对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学科建设对大学的发展也功不可没。但在学科建设的热潮之下，催生了谨守学科边界的“学科性学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性学术”的特点就是执着于特定学科的概念、方法、理论，“躲进小楼成一统”，把学术研究引到了日益脱离社会现实和哲学社会科学使命的境地

如何摆脱“学科性学术”的束缚，扎根中国大地，直面前沿问题，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倡导“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应是探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之道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组笔谈由发言人根据线上发言整理扩充而成。篇幅所限，部分发言者的发言内容未能收入。另有部分发言者提交了论文，本刊将陆续刊出。

◉ 从学科导向转向问题导向是时下中国学科、学术转型和学术建制变革的一部分。

◉ 任何时代的学术或与学术有关的精神文化智识活动，其发生、发展都是人类对自身现有社会生活需求也即问题的智识回应，会随着其回应的有效或无效，也会随着人类生存环境中其他重大因素的改变而变化，包括各种形式的转换。

◉ 社科最大的变化或许是从先前的“述而不作”转向研究问题，并带来发表数量不断增加。

◉ 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和转型的三个重大的社会因素是：第一全球化；第二是科技发展；第三是中国崛起。这是最关键的变量。

◉ 今天的中国不仅挑战了“历史的终结”，也挑战着某些价值的普世性。

◉ 中国人文社科学术要发展，当然需要各学科带头人在现有的学科领域中提出并回答某些前沿问题。但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的创造性发展，更需要一些学科开拓者、整合者甚至创造者，提出全新的问题。

别太在意通向何处

苏 力

“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会议的论题是开放的，但不由自主，我想起了教育部的“新文科建设”，强调把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传统文科课程，文理重组，综合性跨学科学习，强调知识扩展和创新思维。与此相关，教育部还曾陆续提出了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商科。显然，为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正努力推动中国学科转型，重构现有的学术建制。尽管没有新社科的说法，但社科属于广义的文科，不同程度地，分担了人文学科的一些难题，创新和转型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从学科导向转向问题导向，可以说是时下中国学科、学术转型和学术建制变革的一部分。甚至很难说，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共同面对的问题，不同程度地，这是每个学科甚至许多学人正经历着的过程。

一

任何时代的学术或与学术有关的精神文化智识活动，在我看来，其发生、发展都是人类对自身现有社会生活需求也即问题的智识回应，会随着其回应的有效或无效，也会随着人类生存环境中其他重大因素的改变而变化，包括各种形式的转换。但凡在时间当中发生的，有理由相信，都会在时间当中消失。这迫使我改变对学术曾经的理解：学术是永恒的，会积累下来，长期有用。希望超越有限，这是生命有限的人的愿望投射，因为所有知识的社会实践都一定要有社会需求，也要有社会条件的支撑。人文社科尤甚。

历史提供了不少例证。例如，儒家思想，具体地看，当初就为应对传统农耕中国村落社群的一些最重要的普遍性问题：父子、兄弟和男女关系上的麻烦。这有关村落社区的组织结构、秩序，也有关其自我再生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虽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也算精辟，恰到好处。我们可以将其中一些思想抽象出来，用以理解、应对和解决其他社会问题，甚至当今社会的一些问题。但由于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流动带来社会环境的根本性变化，即便针对今天中国的农村，其有用性也大大压缩了。抽象讲“父慈子孝”，不能说不正确，但今天两代人之间的许多重大问题无法用这个命题来涵盖。至少，“孝”的核心今天已不再是传统的养老，能“常回家看看”，“常给家打个电话”就不错了，有时甚至还“啃老”。令两代人，甚至国家烦心的事也许是“不婚”或“丁克”，生育率急剧下滑。用“父慈子孝”，加上孟子的教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论怎么阐释，无论怎样贬褒，对他们，都缺乏足够的实践意义或激励意义。

法家思想同样如此。有不少学人总爱比较儒法的优劣高下。我不反对，但我觉得儒法关注的问题，虽偶有交集，但全然不同。儒家集中关注的是农耕家族村落小共同体，法家集中关注的则是在此基础上如何建立更大的政治共同体，是尊王攘夷、变法图强、富国强兵、编户齐民，实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类问题。所有的学术，只有同其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不仅看其意图，更要看其效果，才能评判其好坏优劣；与当下多少有点利害关系，才会继续获得关注。如果只是试图从中找出点好像普世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反而觉得意义不大。知识一定要具体才有用，一抽象，就没法用，就缺乏具体的指导意义，失去了改造世界的能力。

外国学术也是如此。例如，受制于他们的给定时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社会关切就是城邦。其理所当然的前设和核心命题之一都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的“人天性是城邦／政治的动物”；这之后才有政体分类、统治者的选择培养教育、公民教育等等，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偶尔我翻到《击壤歌》，发现这位据说是帝尧时代的无名作者其实更了不起。他先简述了自己日复一日的生活“日出而作……”，接着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把人噎得说不出话。无论是否自觉和自知，他提出的是传统农耕中国普通人客观上分享的一个最抽象的问题。“不针对谁，我说的是在座的各位”，这位无名老人质疑的是抽象的，因此是每一种“帝力”与每一个人的关系，国家政权或主权者与传统的个体农耕者到底什么关系？在中西比较的语境下，这个提问其实也质疑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前设。由此或可以理解，古代中国的农人为什么会更重视“家”，对读书人才强调要有“家国”情怀。我不是说这老人就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高明，我只是说，能提出一个好的学术问题未必是学术生涯的产物，更可能是生存境遇的产物。最杰出的提问人完全可能只是个普通人，仅仅出于一时的好奇或胡思乱想，经历时光，成了持久重要的问题。

有人会质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回答，《击壤歌》的作者没给。是的。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上，我认为提问可能更重要，回答在一定意义上反倒不那么重要。即便对希腊城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回答也不一样，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就不一样；城邦后来也消失了，因为时代变了，相应的制度环境变了。但《击壤歌》提出的问题以各种方式至今还在，在不同国家，甚至在一国的不同地区，可以想想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的讨论。又如奥古斯丁《忏悔录》中问“什么是时间”，当年也让我心中一颤，至今仍然重要。他的解说和回答，尽管很有想象力和理论建构能力，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但对我不重要，对当今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基督教徒，也不重要了。

二

当代中国人文社科过去几十年来经历了巨大变化，仍在继续。1978年考大学，我报考志愿的顺序是文史哲，因考分不够，最后录取在北大法律系。但没几年，1984年之后文学界出现的各种热，王蒙认为，基本都只是文人、文学爱好者圈内的事了。到90年代初，面对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以及作家、批评家踊跃“下海”这一危机，文学和文学批评界率先，也引发其他各界学人，有过一次“人文精神大讨论”。

何止有问题意识，简直就是忧患意识，也直面了，但“形势比人强”，“人强犟不过命”，并未保住文学在中国人文社科中曾拥有的学科位置。除了当年讨论者公认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社会因素外，30多年后再来看，还有其他众多社会的甚至人性的因素，共同促成了文学学科（包括创作和研究）的变迁。随着文化知识的普及，整个社会中有写作能力的人急剧增加了。文学写作主要靠天分，与学什么专业，上不上大学，其实都没太多关系。“我们不培养作家”，文学系可一直是有话在先。但如果无助于写作，世界上还有几人只是想通过阅读文学来理解社会、世界、人性或人生的？或想探求并精准把握作品或作者的原意，或是其他种种可能的理解。文学系传授的诸多学问很深的文本解读方法，往往是严重消解阅读者通常更看重的收益（愉悦），赶走受众。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今夏奈飞（Netflix）热播的美剧《英文系主任》就有类似的背景。

由于现代社会法治变得显赫，文学承载的社会规训和教化功能也明显萎缩，文学艺术的消遣娱乐功能显著上升。说到消遣和娱乐，鉴于人是视觉动物，“百闻不如一见”，文字作品在逐渐增多的影视或其他影像作品面前注定节节败退。文化普及也意味着文化下移，必须迁就大众其实不高，也很难提高的趣味。令人心痛的是，金庸、情色和色情、耽美文字就这样先后、公开或隐匿地在不同群体中流行着。如今，更年轻的一代中，金庸也正在衰落，他们日益转向动漫、电子游戏甚至电竞（已进入2022年杭州亚运会正式比赛的项目）。拉开距离的何止是文学作品，而且是文字作品。

总体而言，在我看来，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学科外的读者了，包括那些多少也算喜好点文学的也不读，却还保留了令国人敬畏的作为研究对象的经典。最惨的当是当代文学研究，社会变迁直接解构了其可能的共同关注，不仅研究者，连阅读者也抱怨没有可分享的文本或稳定研究的对象了。除学科建制的捆绑，令人质疑，在什么意义上，这还是一个学科或有个学术共同体？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只好外出打工，不仅扩张到影视作品，许多人还转向广义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往往不限于具体文本，而是社会文化现象，在我看来，这在许多方面接近社会学研究了。

文学可以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文科巨变的一个突出代表。这也解开了我当年的一个困惑：毛泽东明显喜欢文史哲，1968年7月却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主要说的是”，并非排斥文科，只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对于学科知识类型的需求，也基于当时国家的教育资金极为有限，综合考量，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只能首先注重培养建设和发展急需的以理工科为主的人才！事实上，这个根本性变化几乎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同时起步。检索《人民日报》和中国知网，从1951年年底开始，就不时有人批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类的说法。只是由于科技功效实在，检验标准确定，重视理工，已成为务实且追求平等的普通中国人自觉分享的社会共识，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社会事实。

社会科学同样经历了巨大变化。少数学科除外，中国社科各学科自改革开放后才有了重大发展。即便有些学科在外人看来一直红火，其实变化巨大，有些当年热门的学科分支如今不热门了，甚至颇为惨淡，后继乏人，而一些全新的学科分支发展起来了。社科最大的变化或许是，从先前的“述而不作”转向研究问题，并带来发表数量不断增加。以法学为例。我1992年留学回国时，中国法学著述几乎全是论题导向，侧重整合、重述民国时期的或境外的学者的观点，或简单枚举作者认为值得借鉴的外国实践。论文题目不仅宏观，而且政治正确，趋于代言或重申“真理”。这种情况曾很难改变，为促进学术研究，当时任教中南政法学院的徐国栋教授提出了一个明智的简单易行的建议，大致是只准用教科书中的二级标题写论文。不仅论文，当时的许多专著与教科书几乎没有差别：作者没有问题，只是就某个题目汇集和概括各种观点。

法学如今有了很大变化。学术积累是一个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冒出了许多问题，逼着首先是法律人然后是法学人面对。不能只看书，引述前人或他人，因为有些中国的或全新的问题，书上也没有，就只能自己分析论证，想办法应对，即便是搬用和套用，也没法依葫芦画瓢。更重要的或许是，与纯书斋中的法学人不同，法律实践者必须讲求实际效果，不可能只按书本上的法言法语来讲道理，必须用普通中国人听得懂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也不能光讲外国或中国学者是怎么讲的，不能不在意个案中普通中国人的具体感受。伴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中国法律／法学人的实践能力和学术能力都增强了，学术自觉和自信也明显提升。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三

三个重大的社会因素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和转型，促使人文社科各学科学人的研究转向。

第一是全球化。这是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便理论上全然是中国的问题，我们在分析讨论应对时，不再可能仅仅从中国方面来考虑，必须注意应对可能的国际影响。许多问题也已不可能只从学术维度关注和理解，还必须考虑可能涉及的国际政治法律的维度。华为孟晚舟事件和抖音事件就这样告诫了中国各界人士，包括学人。在法学界，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强调“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对于中国法学知识的生产，中国法学学科的发展，这会是一个躲不开的结构性变量。即便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法学人不考虑这个变量，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会要求他们关注这一变量。教育部也开始对法学学科的人才培养做出学科调整。

全球化给学术传播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即便完全从学术角度切入，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不同，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有别于一般的文化传播，在表述时，作者必须有更清醒的受众感。不能理所当然地设定受众都是国人，还必须考虑国外受众；但也应避免仅为促成外文发表而迁就国外受众甚至外刊编辑，那更可能只是让中国的人文社科话语加入或变成欧美学术话语的一部分，或为其提供资料和例证。必须承认，目前诸如此类的社科研究其实还不少。学人需要同时考虑国内和国外的受众。考虑不等于“兼顾”，有时必然是，甚至只能是“挑战”或“应战”。

第二是科技发展深刻影响了社会，也影响了社会的知识应对，会激发和创造新的知识系统，置换原有学科的知识体系。我甚至怀疑，至少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不再需要抽象理论性的知识，只要实践足以有效应对就行。对许多高度技能性学科的所谓学术化追求，包括研究生教育和论文写作和发表，我一直持怀疑态度。现实问题的解决，甚至来自完全不沾边的科技发展，而不是学术研究的深化，有时学术研究甚至可能误导解决问题的方向。例子之一是“扒窃”，这曾是中国社会治安中警察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刑法实践中，如何恰当有效惩罚曾是个难题。当年要达到盗窃罪的惩罚标准，扒窃所得数额是关键变量之一。为加大刑事惩罚扒窃的力度，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扒窃所得数量或次数不再是要件，这引发刑法学界颇多关切和讨论。如今，各地扒窃数量都急剧减少，但与法律几乎无关，主要原因是手机移动支付方式流行，手机防盗技术加强，以及被盗手机等财物难销赃。另一例证是重大疑难命案的侦破。此前此类案件很难侦破，形成积案。为防止司法冤错，法学／法律人的回应一直是“正当程序”和“疑罪从无”。这当然有道理，也有必要。为此实际付出代价的是受害人及其家属，以及无论怎么做形象都会受损的警方和检方，尤其是前者。近年来，随着刑事科技技术的突破、相关信息分享以及社会控制体系的健全，大量疑难命案积案被侦破，社会治安进一步好转。

科技发展事实上已全面深刻影响了社会，影响了社会对各种问题的应对，也塑造了全新的知识体系。过去两年来的新冠疫情引发的诸多社会变化和法律制度应对就是极好的例证。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包括法学在内的不少领域，其理论模型构建和纯经验描述累积会一蹶不振。想想吧，在一个可以获得大数据甚或全数据的学科领域内，继续抽样调查，并由此产生的论文，还能有多大意义？！

第三是中国的崛起。这是最关键的变量。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前述第一个变量就不那么重要，我们或仍能如20年前那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国的快速发展，即便和平崛起，即便只是复兴——回到中国原来在世界上的位置——也会全然改变中国与他国的关系位置。对此有人不能容忍，一定会惹是生非，寻衅作乱。即便不考虑这类飞来横祸，我们也会遇到许多先前没有的问题，其中一些还可能借助已有的学术传统和学科知识，但必定会有一些，甚至日益增多的麻烦要求从我开始，从现在开始，来创造或创新学术传统和知识。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不仅挑战了“历史的终结”，也挑战着某些价值的普世性。这就要求我们学人重新审视中国的学术，要求更多的自我表达，而不能总是被表达。之前被认为重要的一些问题有可能不必再讨论，即使理论上还可以有，鉴于人生苦短，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也只能放弃。比方说，韦伯的诸多理论对于当年德国的兴起肯定有意义，至今在学术史上仍很重要，但用来分析中国问题，就像余英时当年，参照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讨论中国近世宗教与商人精神，有必要吗？中国的，那是宗教吗？真有始终一以贯之的“入世苦行”的“商人精神”吗？这与中国历代民间评价——余英时不可能不知道——“无奸不商”和“无商不奸”又怎么协调？或者，余英时可以提一句，这或许反映了民众对“理性化”商人的嫉妒，就如同欧洲各国曾歧视犹太人一样；再加一句，留待以后或他人研究。

韦伯讨论官僚制，不管他自觉还是无心，在相当程度上，我的感觉就是，总是为了系统论证演绎他的“理性化”或理性资本主义概念，还没说出多少实在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同古代中国官僚选任制的发生、演变中的综合考量和制度设置相比，有点小儿科。官僚制要建公文档案，但文字是天然统一的吗？没有16世纪马丁·路德翻译《圣经》“创造了”（海涅语）德（那时还没有一个德国）语言文字，就不可能。大国，光文字统一还不够。官与僚选任来自各地，日常事务，各人南腔北调，官就不是官，僚也无法僚，误了事算谁的？百多年前，把前人创造的条件当成天然给定，也算尽力了解中国了，不能苛求，也不寒碜。但是，硬把用货币支付报酬提出来，作为现代官僚制的前提之一，顺手还给古代中国贴上个家产制，这就是用语词标签替代学术分析和论证。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学术发展，一定会挑战中国学人对中国经验，不仅是现当代中国的，还包括古代中国的系统思考和自我表述。中国学人有责任为世界提供一些不可替代的经验。这挑战中国学人，也挑战中国的学术建制。

《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四

问题其实一直存在，这一代学人无法不面对。但面对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有可能站在问题之外，站在学科建制之外。事实上，从知识发展史上看，除了极少数天才外，绝大多数学人，即便想创新，想开拓，也很难走出现有学科的视野，站在学科体制外。他们不得不面对各种规划、评估、项目、考核、评奖，面对刊物和出版社。也真不是或至少不全是图虚荣，缺乏学术追求，而是离开了这些建制，学术共同体就没法运作，甚至会出现更多赝品。即便个别人能看穿，能想开，学校、院系和大多数学人也没法应对，学生也受不了，用人单位也没法接受。因为真正重大的创新往往超出，甚至大大超出现有学科的想象力，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能接受平庸，却接受不了即便是暂时的失败。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就谈到这一点：“颠覆性技术，这种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这不是批评和抱怨，我理解，这是大实话。这就是个没法以制度设计解开并理顺的难题。徐匡迪针对的是科技领域，但人文社科领域，同样有这种问题，甚至可能更严重。科技问题有时还可能预先提出强有力的理论设计和论证。而在人文社科领域，也许有个别例外，总体上，由于不可控的变量太多，人们不可能提出特别强有力的预先论证。立项评审者，哪怕再公道，再明智，通常也只可能是从他过往的学科视角和学术经验约摸着评判，在既有学术范式中推进。记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正的学术评价只可能由后来者做出。这不是悲剧，这是正剧。

中国人文社科学术要发展，当然需要各学科带头人在现有的学科领域中提出并回答某些前沿问题。但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的创造性发展，更需要一些学科开拓者、整合者甚至创造者，提出全新的问题。这些开拓者，要出没风浪里，因为从过去到未来，没有什么坚实牢靠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通道。他们要做的是带来“范式转换”，让后来人接着实践“常规科学”。套用一下不久前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的“战略科学家”概念，当今中国的文科也需要“战略人文社科学者”。“战略科学家”一定不能是个称号或荣誉，而是其社会功能；这不是评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但是，即便有完整的教育和训练，有良好的学术环境，有足够的研究经费，有雄心，学术能力也很高，这一切加总，会有所成就，却未必有开创性成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古有之，也可能“急中生智”，但就是没有“重赏之下，必有哲人／智慧”的说法。“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许多人和事都可遇不可求。

我的这个分析和判断看似悲观，其实只是务实，不心存侥幸。更重要的是，在看清并承认这一点后，更应清楚看到，在现有的人文社科大格局下，仍然有，也一直有，学科边际性发展和多学科科际整合的空间。即便没有范式转换的突破性、开创性发展，细微的推进甚至重复，也可能孕育学术突破，不知不觉间，也会改造现有学科。

其实，今天哲学学科的疆域，同其历史疆域比，变化就很大。日益增多且不断转型的社会科学，甚至某些自然科学陆续瓜分了哲学的帝国疆域。如果今天还有什么能为哲学系独占的，即其他学科全然不染指的，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除了作为课程的哲学经典阅读外，也就剩下哲学史了。即便这两门课，如果不对某些具体且贴近当今世界的问题展开，也很难激起人们的兴趣，或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哲学。但换个视角来看，那些先后瓜分哲学的“列强”们，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还是法学，除了各自的专注外，谁又能挣脱哲学的思考呢？

在传统文科中，史学似乎一直坚实推进，其实也有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包括同其他学科的整合。但无论在历史学科内，还是在其他人文社科内，各类“通史”都逐渐淡出。即便集中关注历史事件，如今许多史学研究也弱化了时间维度，直接对构建起来的那“事”展开专精的分析，这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很难区分，甚至会刺激社会科学的研究。布罗代尔和福柯的研究就是例证。还有考古，我理解那还是历史研究，只是把关注点从历史文献转向历史遗迹，同时借助更多自然科学技术。

即便在文学领域，也有了某些重要变化或迹象。刘慈欣的《三体》拥有很多读者，还将拥有更多读者，不仅有中国读者，还会有世界各国的读者，根据刘慈欣诸作品改编制作的各类影视作品也将次第到来。“95后”作家天瑞说符的小说《死在火星上》，开头四章罗列了近万字中英文参考文献，囊括了小说创作时国内外各高校、空间物理技术研究所、航天科技集团、卫星工程研究所等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作者称，这只是“为了保证基本的逻辑严谨性（实际上是为了防杠）”，参考文献与致谢中又称“由于篇幅有限，作者……未能将所有文献全部列举于此”。

网络文学（网文）列上参考文献当然是个案。但它意味着，当面对竞争和批评，或因为创作的必要，但更可能因为喜欢，网文作者也会自觉并努力吸纳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在内的各种知识。这意味着文学写作可能会有重大变化。有人研究发现，网文行业发生了不少变化：第一，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的职业经历融入网文创作；第二，网友们对现实题材的网文关注度增加，现实题材是阅文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第三，越来越多高学历创作者加入网文创作，其中理工科占比高于60%；第四，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经历、不同学历的网文作者真心渴望表达，从文字表达中获得快乐，获得成就感。不仅与时俱进，改造和拓展了文学的疆界，网文创作也为网文评论创造了可能：“在这些硬核作品的书评区，常常能看到相关从业者或爱好者提供注释与分析，为其它读者答疑解惑，或进行讨论。”对了，天瑞说符提到的“杠”，其实也是一种评论，至少有些“杠精”是因为真爱。

我不知道这会通向何处，更不能夸大其意义。只是，从《诗经》国风开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其滥觞之际，那些留下或没留下名字的作者就知道其会通向何处？或只是看穿了，或从来不曾在意，其最终会通向何处？！

面对当今世界大变局，我觉得也只能大致如此。不过于关心学科的历史边界，别太在意所谓的学术或实用价值，只关心或更多关心那些真正激起我智识兴趣的中国问题，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无论在他人看来是足够“学术”还是过于“政治”。也没更好的理由，这只是我最容易进入、拾掇且还可能略有收获的进路。

作者简介

苏力，1955年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法律与文学》《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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