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简」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攀登新的学术高峰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23年05月17日第10—11版。

原编者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又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牢记嘱托，勇担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学术使命，不懈攀登新时代学术高峰。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七周年之际，本版从即将出版的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65部成果中精选9部予以介绍，以飨读者。

在文化精神、能力、心态、形象同生共强中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沈壮海

《文化强国的关键要素及其建设研究》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结题成果。从2013年课题正式立项，到荣幸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于今年付梓出版，已是整整十年。十年之程，责任感、荣誉感与压力始终同行。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发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号召。在这一背景下，课题立项时，国内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研究已如火如荼。如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有新的推进？在反复研磨的基础上，我们将探讨的主题聚焦于文化强国的关键要素，以期能够进一步弄清楚到底哪些方面最有力地体现文化强国之“强”、关乎文化图强之“路”，弄清楚如何有效推进这些方面的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要素及其建设研究》始终沿着“当代中国要建成文化强国必须切准哪些关键要素、如何推进这些关键要素的建设”这一核心论题而展开。

在成果中，我们努力揭明“关键之要”。文化强国的关键要素到底有哪些？这一问题的答案，蕴藏于生动的事实之中。沿着历史之维、现实之维，在深入考察两汉、唐、宋等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化盛世，深度剖析美、英、法等国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文化精神、文化能力、文化心态、文化形象是一国之为文化强国的关键要素；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互动与共生中推动一个国家文化强国的实践进程，表征文化强国“强”之所在。“关键要素”的提炼，是一个反复研读、系统梳理、由繁索简、细致考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研读党和国家关于文化建设的历史文献与新近政策，梳理、消化国内外相关经典文献和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为更清晰地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图强的时代图景，我们辑、译了一定体量的反映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文化建设现状与走势的外文文献，分析研判，去粗取精。纵、横的历史和国际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将对文化强国关键要素的归纳提炼奠定于可靠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之上，也为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丰富的历史养料，有助于展开更为清晰的时代与世界参照。

在成果中，我们努力阐析“支点之理”。即在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阐明文化精神、文化能力、文化心态、文化形象及其建设对于文化强国所具有的独特战略支点意义。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文化精神是一种文化体系所蕴含的基本的、起主导性作用的思想内容，指引着文化发展的趋向，彰显着文化认同的引力，影响着文化创造的进程，既是一种文化体系发展高度、发展状态的重要标志，又对一国之文化图强具有精神引领意义。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力，既是其文化发展的内在依据，也是其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一个文化能力贫困的国家，不可能在文化的制高点上欣赏气象万千；一个不注重文化能力涵养、厚植的国家，不可能长久保持文化上的荣光，不可能成为文化旅途上突起的新军。世界文化格局、文化版图的一切变化、调整，背后的根本因素即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能力的消长变化。文化心态既是社会发展现实包括文化发展现实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呈现，又对社会发展包括文化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强国，一定铺垫着支撑其文化高势位的积极向上的文化心态。综览古今中外，盖凡文化上的强盛之世，莫不与进取、开放、热情、从容、自信等联系在一起。一国是否成其为文化强国，既有赖于扎实的文化建设，又离不开有效的文化传播、形象塑造；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高度等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认同，是其文化强国地位真正确立的重要体现；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最核心的内容。

在成果中，我们努力探寻“建强之路”。关键要素唯有真正建强，才能发挥关键要素的作用；与此同时，一国之文化精神、文化能力、文化心态、文化形象，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存在，其形成发展、强化趋新，均有其现实境遇、独特课题，不能空论。在对当代中国文化精神、能力、心态、形象建设的研究中，我们注重立足现实、把握关键议题，深入探讨这些方面建设的关键环节、有效路径。在对当代中国文化心态建设的研究中，突出关注自信、开放、日新等文化心态的建设问题，以求推动社会文化心态更加自尊自信、悦人悦己、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在对当代中国文化形象建设的研究中，提出应当“存特色”“彰新意”“倡共识”，树立自信自立、生机蓬勃、开放包容的新时代中国文化形象。在对文化精神、能力、心态、形象建设专题分述的基础上，我们还从整体上探讨了以创新创造为主线、推进此四者同生共强的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鲜明地书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所高高举起的旗帜上，表达着全党全民族的文化心志，感召着全民族的文化趋赴；是一个生动展开中的宏伟实践，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化研究的重大课题。任何已有的认识和成果都将是初步的，我们将围绕这个重大课题持续探索、不懈努力。

（作者：沈壮海，系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武汉大学教授）

人类拓殖高原的历史见证：

史前至唐代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霍  巍

一提到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人们的脑海中往往会出现连绵不绝的雪岭、荒原、沙漠这样的自然景观。难以想象的是，早在史前时代，人类不仅已经踏上了这片高原，而且开始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与交往，开拓出最早的高原通道。

如所周知，“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本义是指代汉代中国通向西方的一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后来，这个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在时间维度上，人们意识到事实上早在汉代以前，已经有了以中国中原地区为出发点的东西方交流，因而从汉代一直向前追溯到史前时代，也向后延续到汉唐宋元以后，将不同时代的东西方交流路线都纳入其中；在地理空间上，突破狭义的陆上丝绸之路（也称之为“沙漠丝绸之路”）空间范围，提出更为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和南方以海上交通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区域间形成的“西南丝绸之路”等不同概念。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很少有人将中国西南地理空间上极为辽阔、地理位置上极其重要的青藏高原纳入这个体系中来加以考虑。从青藏高原史前时代到大唐吐蕃时代，再到以后各个历史时期，随着西藏考古领域的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有关青藏高原与外界交往、交流的物证也越来越多，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都与交通路线有关，甚至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都涉及唐代以来著名的国际线路的开凿，中外高僧、使节、商人、军队各色人等在这些道路上往来等史实。

三十多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支持下，我们深入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以坚忍不拔的工作意志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为本项目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大量实物证据，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那么，应当如何评价和认识本成果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呢？其一，我们所要讨论的“高原丝绸之路”的时代，并不仅仅局限在以丝绸贸易为主从而形成所谓“丝绸之路”的汉代，而是包括了从史前时代开始以来青藏高原地区与外部世界（包括外国与中国内地）交流往来的路线；其二，这些不同时代的交通路线既有主要干线，也包括若干重要支线，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交通网络；其三，这些路线既有外向型的国际通道，可以直接通向今天的外域，又有内向型的通道，从而将这些通过青藏高原的国际通道和起点在中国内地、沿海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等连接在一起；其四，这些路线在历史上所发挥的功能均不是单一性质的，它们与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传播都有着密切关系，往往都具有复合性的功能。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考古发掘工作不断给研究者提供新鲜的实物史料，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的理解也不再局限于狭义的丝绸之路概念，而是将其大大地加以拓展。这不仅是学术视野的扩展，也是理论、方法上的进步。而人类在青藏高原的拓殖和交往、交流与交融从而形成的交通路网，更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虽然青藏高原考古工作起步较晚，但近年来西藏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从史前时代直到汉唐时代都出土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材料，其中既有和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直接相关的大量汉晋、唐代的丝绸残片；也有欧亚大陆和海上贸易中常见的宝石、珠玉等装饰品的组件；出土金银器中有不少系仿制中亚地区波斯萨珊王朝和粟特系统的金银器；还有最能体现欧亚草原文化色彩的大量装饰在金银器上的有翼神兽、大角动物、马与骑手等纹饰图案。在一些文献记载的重要交通要道上，还发现了和唐代中印交通直接相关的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印度时所镌刻的《大唐天竺使之铭》摩崖铭刻，更是提供了印证、补充、完善文献史料所载汉唐丝绸之路的重要考古实物。

丝绸之路在雪域高原的延伸，不仅是人类拓殖这片号称“世界屋脊”的历史见证，更是高原各族人民的伟大创造，使之形成交汇于“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也成为青藏高原联系祖国内地和周边地区的重要纽带。高原儿女通过这些交通路网，如同石榴籽一般与祖国紧紧相拥，从不分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霍巍，系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四川大学教授）

重新认识中华法系 传承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龙大轩

自20世纪以来，学界关于中华法系的研究不绝于史，相关论著云涌风飞，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仔细爬梳百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难免有遗珠之憾、可商之论：中华法系是以律令为中心的法律系统吗？“诸法合体”是中华法系的形式特征吗？中华法系真是一套不具有确定性的“卡迪式”法律体系吗？尤为紧要的是，法系研究注重的是法律内在的文化基因问题。

那么，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华法系变得“长寿”，如何将这样的基因传承到当代法律系统中来？要解答这些学术疑问，重新认识中华法系就显得十分必要。对上述问题的反思也引领我们形成了一些新观点：

第一，提出中华法系的渊源流变三段论。在时间范围上，我们认为其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段：夏商西周的“礼·刑”时代。“礼”乃行为规范，“刑”为制裁手段，形成“出礼入刑”的施运模式。但违反何种礼受何种刑制裁，事先并无一一对应的规定，而是用“临事制刑”的办法解决，表现出罪刑非法定的特征。春秋战国秦的“法·律”时代。面临礼崩乐坏的时局，春秋战国时将以前的“刑”修改发展成“刑书”，后来又演变为“法”，商鞅再改法为“律”。其进步之处在于对罪与刑作出对应的规定，出现了罪刑法定主义的倾向。当“法”“律”出现之后，原来的“礼”不再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而转变为道德，形成法律与道德分而治之的模式，即所谓“弃礼任法”，并被统一后的秦朝推广到全中国。汉朝到清末的“礼法”时代。这个时期，将曾经被抛弃的“礼”重新引入“法”中，实则开启了法律与道德结合的进程。“礼”的精神、原则甚至相应的具文，都渗入法律之中。经两汉的引礼入法，历魏晋南北朝之礼法结合，到隋唐的礼法合一，形成“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中华法系至此得以定型。宋元明清相沿不改，直到清末仿行西法、修订新律方始解体。

第二，提出中华法系以“和合”为总体特征。《说文》曰：“和，调也。”所有看似对立的事物都可以通过“和调”而彼此勾连，形成对立统一、共存发展的关系。“和合”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中华法系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其创设运行也无不体现出这样的思维特征：中华法系的体系构织不是单纯的律令体系，而是以礼法为统率的“礼（仪）典体系”“律（令）典体系”与“习惯法体系”之间的“和合”；中华法系在国家制定法层面不是“诸法合体”的编纂模式，而是“律”与“令”“格”“式”“敕”“例”等的和而不同。律与其他各种法律形式，原本就没有编在一起，谈不上“合体”，而是通过刑的方式将彼此链接起来，形成“诸法和合”的有机法律系统；中华法系的罪刑关系不是“卡迪式”法所谓的没有确定性。如果说夏商西周表现为单纯的罪刑非法定主义，春秋战国秦转向了单纯的罪刑法定主义，那么成熟之后的中华法系则是二者的和而不同。《晋书·刑法志》说：“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指主管官吏严格依照律令条文办案，是罪刑法定的原则。“大臣释滞”“人主权断”则是比附类推的做法，是罪刑非法定的原则。两种不同的法律原则以“和合”的态势共存于一套法律系统之中。

第三，提出“仁”为中华法系的文化基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等理念，在传统社会既是妇孺皆知的道德规范，又是身体力行的法律准则。传统道德名目众多，但可以用一个“仁”字来统揽。冯友兰说：“惟仁亦为全德之名，故孔子常以之统摄诸德。”追根溯源，仁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人心也”，指人内在的心智，也就是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古人名之“天理”“人情”“良知”，今人谓之常情、常理、常识。梁启超认为仁是一种“同类意识”。将“仁”这种同类意识运用于人与人的关系上，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就应该怎样去对待别人，遂产生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人伦道德；将其运用到人与物的关系上，你希望自然万物怎样回报你，就应该怎样去对待自然万物，于是产生了“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自然道德。

先秦思想家慎到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人伦道德或自然道德，都不过是人心的外化。而维护这些道德，就得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欲构建人伦秩序，就有了伦理法律制度；要维护自然秩序，就有了生态法律规范。或者说，只有根据这些道德要求来制定和实施的法律制度，才是符合人心的良法；反之则不然。中华法系的演变发展，正体现了这样的思维逻辑和实践逻辑。故简而言之，“仁”就是中华法系的文化基因。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要求。值此时代之需，对中华法系的精神智慧、思想理念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深入探讨，必将为完善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滋养，亦能为构建中华民族古今一贯的法治文脉注入历史伟力。

（作者：龙大轩，系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

张涌泉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古代写本文献的大发现，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震动了整个世界。它们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丝路文明最宝贵的实物遗存。然而，这些珍贵的丝路文明遗存，多是以身首分离的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亟待修复和缀合。《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正是第一部敦煌残卷缀合研究的著作。本成果的创新和突出的学术建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藏经洞文献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观点。藏经洞文献的性质及藏经洞封闭的原因，长期以来困扰着海内外学术界，堪称世纪之谜。本成果指出，莫高窟所在三界寺收藏佛经的场所有“经藏”与“故经处”之别，“经藏”就是三界寺的藏经处，而“故经处”则是用作修复材料的“古坏经文”的存放地，亦即后来的藏经洞。后唐长兴五年（934年）左右，后来担任敦煌都僧录的三界寺僧人道真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修复活动，很多敦煌写卷中都留下了修复痕迹；藏经洞就是道真汇聚修复材料的“故经处”。那些经过修复配补成套的经本，“施入经藏供养”；剩余的复本及残卷断片，则留在“故经处”作为配补或修复材料备用，并最终成为我们见到的藏经洞文献。藏经洞的封闭，则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我们通过对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的彻底全面调查，有力证明敦煌藏经洞文献确实是来自“诸家函藏”的“古坏经文”，汇聚的目的是“修补头尾”，即为拼接修复做准备。

第二，对敦煌残卷缀合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阐述。根据对近百种共计32586号敦煌佛经写本的统计，绝大多数佛经的可缀残卷比例在25%以上，平均则达27.84%，数量巨大。这种“骨肉分离”的情况，不但不利于写卷的整理与研究，也严重干扰了残卷的正确定名和断代。正因如此，敦煌残卷的缀合成了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成败利钝之所关”的基础工作之一。本成果还从恢复写本原貌、确定残卷名称、确定残卷版本、推断残卷时代、明确残卷攸关方、明确残卷属性、分辨残卷字体、判定残卷真伪、破解藏经洞文献之谜等九个方面对敦煌残卷缀合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讨论。

第三，提炼归纳了敦煌残卷缀合的程序和方法。在前贤的缀合成果特别是本书作者缀合实践基础上，本成果提炼出了敦煌残卷缀合的基本程序：首先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把内容相关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其次把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因为内容相连或相邻的残卷为同一写本割裂的可能性较大；最后再比较行款、书迹、纸张、正背面内容，以确定那些内容相连或相邻的残卷是否为同一写本之割裂。接着，我们又从内容相邻、碴口相合、字体相同、书风近似、抄手同一、持诵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类似、残损相似、版本相同、装帧相同十二个方面，对与残卷缀合密切相关的关键要素举例作了说明。

第四，发现了大批可缀合残卷。我们在对世界范围内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图版全面调查搜集的基础上，首先对其中近百部佛经作了穷尽性的定名、缀合、编目等工作，并在前贤缀合的基础上，新发现可缀合残卷达6499号，同时纠正了前人在定名、断代及属性、字体、真伪判定方面的大量疏失。如2019年7月14日，伍伦7号拍品《金刚经》残卷以402.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一时引起轰动。该卷为敦煌学家及文物鉴定专家周绍良旧藏，卷前有著名书画家及文物鉴定家启功题耑并钤印。原卷卷轴装，前缺尾全，存9纸181行，行间有非汉文夹注。敦煌学家方广锠叙录称：“在3600多号敦煌遗书《金刚经》中，此种在汉文经文旁加注藏文本，唯此一件，可谓第一次汉藏文化大交流的又一见证，弥足珍贵。”作为行间有非汉文夹注“唯此一件”的孤本，又有这么多重量级学者经眼鉴定，其珍稀和重要性毋庸置疑。后来我们在普查时，发现此号前可与北大敦20号缀合，从而使这一海内孤本得以以更加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极大提升了它们的文献和文物价值，而且也为丝路文明的交汇交融提供了鲜活的实物佐证。

第五，基本摸清了相关敦煌文献的家底。在缀合工作正式展开之前，我们对所有已刊布敦煌文献图版作了穷尽性的调查和数字化，建立了数据库，并给其中4000多号未定名残卷作了定名，基本摸清了敦煌文献的家底。本成果每种文献下一般包括引言、新缀、简目三部分，其中的简目就是为该文献敦煌本的收藏及缀合情况所作的草目，这个草目是所收每种文献目前为止最为全备的目录，并且一般按存文内容先后及完整度排序，利用方便，对进一步的研究而言非常重要。

自2007年第一篇敦煌残卷缀合的论文发表以来，我们已经在这个领域耕耘了十五个年头，很多年轻教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先后加入我们的队伍。通过全面的普查和类聚，摸清了家底，明确了敦煌文献的性质，并有计划按步骤对敦煌残卷进行了系统的缀合。当看到原本“骨肉分离”的敦煌碎片残卷经过我们的拼接最终“团圆”的时候，一种巨大成就感和喜悦感充盈心间，让人激动不已。

（作者：张涌泉，系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浙江大学教授）

中国文化演化的语言符码：

新名词、新概念与近代中国

黄兴涛

任何一个转型时代的新名词新概念，都是探索那个特定时代历史的敏感探测器。近代中国处于传统向现代整体转型的发轫期，由于中外文明互动的广泛深入，新名词新概念大量涌现、传播并形成对社会文化变革的全面渗透，这已然成为当时格外突出的历史现象。它们既生动反映了思想文化和社会经济、政治的时代变迁，又影响和推动了这一变迁的历史进程。因此，它们身上不仅承载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的综合信息，也蕴含着极为丰厚复杂的历史内涵，值得历史学者加以整体把握、集中透视、个案考析和多维开掘。

《新名词、新概念与近代中国》是笔者20余年来在这一领域开拓探索、长期积累、精心结撰的学术论著。上编“语词与历史：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文化史透视”，下编“概念与历史：近代中国若干重要新概念的历史考释”。我们既重视宏观把握，又用心微观考析，纵横交错、凝为一体。

我们较早就自觉地将新名词视为词汇、概念和话语的结构性整体，在推进动态考察和系统认知近代中国不同历史阶段新名词生成、传播的情形与特点的基础上，深入揭示了词汇传统的近代变革及其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变迁的互动关系，尝试对其思想史意义、现代性功能与影响等，进行了综合探讨和视角独特的个案透视。

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及清末民初等不同时期究竟产生了哪些有影响的新名词，其结构分布、传播特征与时代关系如何？总体来看，学界仍缺乏清晰准确的概括。我们在学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考察和总结，尤其强调和整体凸显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过程中所形成的新名词之特点及其在东亚互动交流中的持续流通。同时，从双音节及以上词汇大量出现、词缀化构词法自觉扩展、动补结构的造词增多、动词名词化现象凸显等方面，对近代汉语词汇变革的内涵给予较为系统的论述，这为全面推进近代中国新名词新概念的研究，打下了新的较为坚实的认知基础。

《新名词、新概念与近代中国》关于近代中国新名词新概念的思想史意义和现代性功能的集中透视和宏观分析，是学界有关探索的早期成果。书中将类似研究视为探索近代思想史书写改革方式的突破口之一，从新名词对近代中国思维方式变革多层面的微妙影响入手，立体揭示了其所具有的“一般思想史”意涵，并以“思想现代性”的有关认知为基础，对其“现代性”思想功能加以阐发。我们认为，晚清民初新名词涵带“现代性”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即直接生动地反映现代性物质文明成果；直接具体地反映现代性制度设施及其成果；集中凝聚现代性核心价值观念；广泛反映现代性学科知识和成就。四类之间常彼此交叉渗透；其在实际运行、实现程度不同的“现代性”功能的时候，也是相互渗透、彼此互动的。

我们也十分重视近代日本汉字新名词的引入历程及其在中国现代汉语词汇实现现代增量和转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并以康有为等人的有关认知和实践为主要线索，聚焦甲午后日本新名词特别是社会政治新名词引入、传播、运用、认同及其影响等问题，展开深度考察和讨论，较为切实地呈现了清末民初新名词实践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不仅如此，我们还以语法学、美学和植物学为例，对其所涉新名词新概念早期传入情形进行前人少做的学科史考索。

我们还较早就自觉秉承“概念史”的视野和方法，对近代中国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和特殊意义的新概念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考察，包括具有全局性意义和影响的宏大概念“文明”“文化”和“现代化”；最能体现帝国主义侵略特权与近代中国国家持续抗争的政治法律概念“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直接影响近代中国国族意识的政治文化通用语概念“国语”；以及对中国人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对现代卫生观念的形成产生显著影响的新概念“细菌”和“病毒”等。通过对新概念的形成发展、传播使用的实证考释，历时性认证和共时性分析，多层面地揭示其与近代中国政治和社会文化变革不容忽视的历史关联。

本研究属于跨学科性质，除了注重语言词汇学与概念史方法的融汇、理论思考与实证考察的结合外，我们还注意吸收话语分析之长，并自觉避免其偏颇之短；同时适度利用数据库统计法，又自警其限度所在。或许，这些均不失为人文研究领域里的有益探索。

新名词、新概念与近代中国，是一个内容丰富博大的历史课题。我们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还较为有限，不少问题都有待日后和同道们继续挖掘。而类型与层次不同的各种近代概念的历史考察与释解，更是方兴未艾，有赖于后继者去不断追寻。

（作者：黄兴涛，系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通向跨门类的文心传世之学——艺术史学要略

王一川

现代以来的艺术史学研究已有多年历史，但其主流仍然是各个艺术门类史学的分门发展格局，如文学史学、美术史学、音乐史学、戏剧史学、舞蹈史学、电影史学等，缺少将这些门类艺术史学融通起来的跨门类艺术史学。《艺术史学要略》尝试进行具有跨门类艺术史学特点的艺术史学开拓，探索艺术史学基本内涵和属性，把握其研究对象、原理、研究方法和进路，呈现艺术史学实践新探索，为学界同行进一步研究艺术史学提供基础性研究框架。

本成果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在于对艺术史学原理、艺术史学方法与进路等艺术史学基本问题进行开拓性探讨。涉及艺术史学的中西演变历程，艺术史学的合法性原理、间性原理、通变性原理、科学性原理、思想性原理等，还就艺术史学的实证型方法以及范式型方法作了系统归纳和分析，将艺术史学原理论述与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现实主义和艺术形式思潮的艺术史学书写实践结合起来，最后从中国古典文心论传统出发就艺术史学提出新见解。

艺术史学是艺术史学科的分支学科之一，是通过研究各艺术门类史编撰历程而对艺术史本身进行研究的学科。它主要是一门人文学科，同时也可容纳或借鉴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其对象是各艺术门类史编撰所反映的人类艺术史书写行为的一般规律及其所据以进行的史学基础、史学方法和史学境界等问题。

这一学科在西方发生和发展的背后动力与欧洲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战略有密切关系。而中国古代有着自身独特的史学传统包括艺术史学传统，这种独特的史学传统建立在中国独特的学术传统之上。有关中国艺术门类史著述在清末民初接连出现，是出于新兴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授课需要。艺术史教材所依托的基本历史观并非中国古代历史观的自动延续，也非西方历史观的简单照搬，而体现出带有中西融合特点的现代跨文化交融历史观的态势。中国艺术史书写行为在深层次上与现代风起云涌的中华民族精神自觉及其传统重构需要等动因密切相关。书写中国艺术史的行为归根到底是在新的现代世界史框架中重建中华民族自我的话语实践的一部分。

艺术史学原理，包括艺术史学的合法性原理、间性原理、通变性原理、科学性原理、思想性原理等。艺术史学的合法性原理体现在，从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而独立于各个艺术门类学科时起，艺术史及艺术史学就在艺术学学科门类制度中自动地获得了合法性的学科家园。艺术史学间性原理是指各艺术门类史之间既集束而又保持各自独立性的相互关联状态。艺术史学通变性原理是指基于史学观念的艺术史学可以揭示艺术现象的通晓变化之理的观念。艺术史学科学性原理是指通过自然科学式思维方式可以让艺术史学成为人类科学性知识的设定。艺术史学思想性原理是指艺术史是一种依据对艺术史实的搜集和考辨而产生新思想的学问领域。

艺术史学方法是艺术史研究的手段或路径，主要有两种方法形态：一种是艺术史学的实证型方法，即力求确证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包括史料学方法、文献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和数据学方法；另一种是艺术史学的范式型方法，即运用特定学科的理论模式去研究艺术史现象的方式，包括艺术史风格及形式分析范式、艺术史时代精神分析范式、艺术史社会语境分析范式、艺术史深层结构分析范式。

在上述艺术史学原理和艺术史学方法与艺术史学实践之间的结合上，不妨以改革开放时代初期现实主义和艺术形式思潮为案例而进行尝试，以此证明跨门类艺术史学研究不只是理论设想，而更具有实践意义和具体可操作性。

可以从中国传统出发把艺术史学规定为文心在世之象的传世之学，据此建立中国艺术史学的系统理论框架。按照中国的文、文心及史家之心等传统，艺术品应是文心之象在世的符号形式，即艺术品是文心在世之象，是融合天文、地文和人文的文心在世的可感的符号化形式。而艺术史作为艺术史家关于文心在世之象的传世的言说，就是关于文心在世之象的传世之“迹”的言说，也即记录下文心在世之象的传世轨迹。由此看，艺术史学就是关于文心在世之象的传世言说的反思之学，即艺术史学是文心在世之象的传世之学。这样，艺术史学的核心在于揭示文心在世之象的传世言说的奥秘。这样的新认识可以为中国特色艺术史学学科构建提供新的基础。

本成果以有关艺术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结论表明，艺术史和艺术史学发展对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发展具有显著的基础性价值，可以为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及各门类艺术学研究提供来自史学界的有力支持，还可以激励艺术学同行自信地开展艺术学研究，以及召唤年轻艺术学人充满热情地继续开拓中国艺术史学。 

（作者：王一川，系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小说研究本土立场的坚守与拓展：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

谭  帆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在学术界已延续多年，成果也比较丰富，但如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这样有影响的论著还不多，突破性的成果更为罕见。个中原因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或许还是两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小说观念的偏狭及由此引发的对小说文本的遮蔽。我们对于“小说”、对于“叙事”，持有的仍然是20世纪以来经西学改造的观念，故小说文体研究要得到发展，观念的开放、文本的完善和史料的辑录仍然是居于前列的重要问题。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以小说文体为研究对象，以近百万字的篇幅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发展历程，涉及的文体内涵主要有“文体观念”“文体形态”“叙述模式”和“语体特性”等方面。全书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整体状况及各种文体类型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探讨其演进的内在规律，深化了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

本成果共分六编，“总论”从宏观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若干核心问题，如小说的内涵与界域、小说文体观念的古今演变、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古代小说“图文评”结合的文本形态等，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的理论基础。第二编至第六编以小说文体的历史流变线索为经，以流变过程中重要的文体现象为纬，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探索了从先秦两汉到晚清民初中国小说文体的发展历程。

在这里，我们既宏观梳理了古代小说文体的流变历史，又分别厘清了古代小说四种基本体式各自的演变进程。在《“小说家”的文本与文体》一章中，我们深入考察了《汉书·艺文志》所述“小说家”的立意及其文本，进而考订了“小说”的文类属性与文体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终结”，我们则以《传统小说文体的终结与转化》这一加长版的章节作出详细而充分的讨论。

本成果对古代小说文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核心概念和命题，作出了有益探索。如“小说”概念的界定，认为从先秦两汉到明清时期，“小说”概念的内涵经历了明显的演化过程，其指称对象错综复杂，包括“小道”“野史传说”“表演伎艺”“虚构的叙事散文”和“通俗的叙事文体统称”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大体呈现历时态关系，体现出小说文体自身的演化进程；但又处于共时态关系，各种意义的内涵同时并存。

在对古代小说四种文体的研究中，对笔记体小说的“额外”关注和大幅度扩大篇幅或许是本成果的一大特色，也是本成果所要呈现的独特价值。我们一方面在研究观念上深入梳理“叙事”在中国古代的实际内涵，打破传统视叙事为“讲故事”的认识，强调叙事在中国古代的多元属性；同时依据传统目录学对小说的分类，加大了“笔记体小说”在古代小说文体史研究中的分量。而在研究内涵上，笔记体小说更是我们撰写小说文体史时最为关注和倾力研究的对象。这不仅是有意识地“反拨”以往的研究格局，更是出于对中国古代笔记体小说的“尊重”和还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的实际状态。

当然，我们的研究还存在若干不足，如成果仍主要集中在笔记体与章回体两端，传奇体与话本体相对较弱；对域外小说的研究现状了解得还不够深入，没有充分掌握域外同行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具体情况。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将切实加强这两方面的工作。

此成果是“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书系”三部曲之一。2011年，“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2019年通过结项审核，再经近两年的修订，书系终于在2021年陆续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这前后恰好十年，经过十年之“辛苦”，我们完成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增订本）、《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和《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料系年辑录》，三书合计两百余万字。书系的出版是我们十年努力的一份答卷，期待学界同行批评指正。

（作者：谭帆，系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讲好中国美术考古故事——中国宗教美术考古编年史体系研究

汪小洋

宗教美术考古在世界学术界是显学，这个领域产生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和名家。中国有数千个宗教美术遗存，叙事生动，造型丰富，并且文脉沿革的连贯性极强。可以说，从完整性层面上认识这个大样本应当是中国宗教美术考古在体系建构上的一个逻辑起点。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选择儒、释、道三种主要美术类型，力求完整收集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间的所有宗教美术考古报告，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写作过程中，材料与理论的平衡一直是一个挑战。我们选择以穷尽性的方式来梳理考古材料，设计尽可能大的材料结构和理论结构，并落实两个结构之间的转化。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中，尽管对考古信息的梳理不可能做到穷尽，但穷尽性的态度应当明确。海量的基础性工作随之而来，其中，指标体系的设计就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为此，编年史体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也因此专门设计了关注度体系和全覆盖的年表，尽可能多地保留并呈现考古信息。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一体系比较完整的书稿。

本成果的主要创新点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要求材料全覆盖的理论体系。一是以编年史体例建立信息全覆盖体系。编年史的体例特征是全面收集和呈现信息，从而避免了一些小型遗存信息的遗漏。以往，文献领域编年史运用多，美术考古领域的编年史则比较少，甚至缺乏。比如，墓室壁画是学术界耳熟能详的美术现象，但完整的编年史材料始终缺乏，而本成果运用编年史体例做到了全覆盖。二是以考古报告指标确定考古材料边界。百年考古历程，考古材料已是体量巨大，由此常常边界不清晰。我们建立了考古报告指标体系，可以保证边界清晰，完整呈现。三是以关注度指标群提高信息有效性。在大数据语境下，考古材料获得量化优势，但也容易流于为数据而数据，数据的有效性降低，边际效应日益突出。本成果建立关注度指标群，强调针对性分析，提高有效量化。

第二，首次制作全覆盖年表和关注度体系。一是制作考古报告年表体系，将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三类美术考古报告信息全部收集，这是目前中国第一份完整的考古报告年表。二是制作考古评论年表体系，将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三类美术考古报告所产生的评论信息全部收集，这是目前中国第一份完整的考古评论年表。三是制作宏观及微观关注度指标群。比如，以美术考古类型、发展阶段、地域分布等指标展开统计，获得一些对应的新发现、新认识。又比如，精心设计统计研究文献数量分布表、研究内容分布表、研究者分布表等指标群，提高信息有效性，获得研究新空间。

第三，特殊领域的创新与价值。一是考古评论的学者群与地区分布。这方面研究几乎没有系统成果，本成果从关注度出发，划分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等四个地区，从学者群维度考察考古报告产生的影响，并因此判断各地域的研究水准。二是海洋考古与宗教美术的学术考察。这是一个学术界近期关注的领域，我们按远洋材料、近海材料和沿岸材料三个类型予以系统化，从而获得创新路径。三是考古报告与文化遗存保护的关联性。我们明确文化遗产对美术考古的依赖，但努力从关注度分析路径出发，降低依赖性，以二次考古减轻遗存保护压力。同时，考古材料是世界学术界通行材料，本成果强调中国宗教美术考古成果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促进中国学术进入世界前沿。

二十年前，我们团队在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起步，出版《中国墓室绘画研究》，制作了第一份完整的“中国墓室绘画年表”；出版《中国宗教美术史料辑要》，编撰了第一份中国宗教美术文献汇编。十年前，我们团队在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继续努力，先后编写“汉墓壁画年表”和“中国墓室壁画遗存年表”，以及“中国宗教美术考古报告年表”和“中国宗教美术评论年表”。

我们期待更多同仁协同努力，补齐史前美术考古、建筑美术考古等其他类型，以完整的考古链来描述中华文明史，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讲好中国故事，助推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

（作者：汪小洋，系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东南大学教授）

信息聚合的主体之维——互联网治理新视野

隋  岩

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其根源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即新的传播模式——互联网群聚传播的出现。互联网中，一切传播皆因“聚”而来，也因下一次“聚”的发生而阶段性结束上一次“聚”所引发的传播。这种短暂而接连不断的集合行为表明，群聚传播是原本非常态的社会集合行为在互联网传播中的常态化，是时间碎片化与空间叠加且加速流动的信息现代性张力的体现，是关系的、情感的、叙事的和再分配的。这不仅带来了群体聚集从传统的身体聚集转向互联网上的注意力聚合，群体传染从接触性传染转为无接触传染，群体暗示从现实情境转为符号情境，也诱发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总体性社会变迁，因而成为理解时代变革的重要切口。

影响如此深远的“群聚”现象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说“群聚传播”是互联网传播的本质特征？

“群聚”即群体聚集。互联网中的“群体”是原本分散但又能因事迅速聚集的离散性多元主体的暂时性群集。这些匿名主体自发地聚集在开放的互联网中，围绕社会议题形成聚集性传播，并由此发生碰撞、形成交互，进而带来主体关系、叙事文本、社会情绪等的聚集。这种聚集行为是全民性的和常态化的，能够产生强大的传播能量，为社会带来了活力与风险并存的局面。新的社交场景、社交方式和信息生产与交换方式扩展了主体性的动力机制，并催生出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一定程度上推动时代精神的迭代更新与社会结构的嬗变；信息体量的暴增造成了信源的不确定性、匿名性和无序性，群聚行为中不可避免的感染性和盲从性隐含着情感情绪的移情、共情和爆发力，导致社会舆论的发酵和反转，给微观层面的个体认知与宏观层面的社会治理带来挑战。

如此一来，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群聚传播”这一彻底变革了人类社会进程的信息传播模式，究竟因何而生？又有何影响？

群聚传播模式乃是现代性的加速逻辑在互联网时代的具体呈现。数字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内在的时间加速与空间流动，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现代化不断向信息现代化迈进。其构建的全球互联网重新规制了现代生产与交往的方式，也重塑了信息社会的现代性价值。非线性、不连续、弹性化的媒介时间结构，为主体实践创造了多维空间，并改变着其时间体验与经验建构。

全民性、常态化、加速性的群聚赋予互联网传播新的内涵，进一步扩展了互联网传播的实践维度，其内含的信息现代性视角为传播格局带来新的解释力，更深入信息传播引发的生产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以及这些转变带来的文化观念与价值理念的变迁‍中。

群聚传播理论的提出为认识互联网传播的本质和新媒介社会打开了新的视野，也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学理依据。值《互联网群聚传播》问世之际，我们以为，群聚传播理论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值得再次重申。

总体而言，群聚传播既是互联网的生命力所在，又是给社会秩序、社会管理乃至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困扰的不确定因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互联网使得个体通过新的媒介技术创造新的文化模式，释放了主体间差异的巨大力量，带来了隐喻和互文性、指涉性极强的舆论场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作为传播主体的人的潜能，建立新型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作为一种经济平台，互联网通过建立新型的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换关系，带来共享经济模式，拓展了社会资源配置途径，参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围绕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形态将衍生出大量新问题，在激发对媒介技术研究热情的同时，群聚传播聚焦主体的认知视角，或许能明确以传播主体为核心的研究旨意，探讨新媒介环境下人与社会的整体性变迁，直指信息现代性的悖论，接近互联网的本质。

（作者：隋岩，系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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