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机制是国企机制改革的方向
作者：周放生，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原副会长
来源：总裁读书会（ID：winnerbook_club），根据周放生2023年4月23日在第七届中国企业领袖读享盛典上领读《共享机制》的演讲内容整理
很高兴来参加《共享机制》的新书发布会。拿到这本书之后，我是一口气就读完了，宋总这本书里的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在这里，我谈几点感想。
国企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解决活力不足，提高活力靠机制改革，这个问题目前应该说取得了共识。
40年来，我们一直是寄希望于靠激励机制来推进改革，《共享机制》则提出将激励机制上升到共享机制，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提法，是一个升华，但是这一点目前可能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那么激励机制和共享机制的区别在哪里？激励制度改革是所有者对劳动者的激励，劳动者是被动的，激励者想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这是激励制度的本质。共享机制的本质是出资人与劳动者共同创造价值，共同创造利润，而且还共同享有利润。这是这两个机制之间的区别。
由此看出，共享机制是劳动者自我激励，我们平常讲无须扬鞭自奋蹄，希望劳动者成为企业主人，这句口号怎么落地呢？共享机制就提供了解决我们多年愿望的一个基础，就能实现劳动者自我激励。
另外，这两个机制之间还有一个区别：劳动者是被动劳动还是主动劳动，是成为主人还是成为打工者。
根据许多实践总结，有一种新的黄金分割法，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主要靠分红收入，薪酬收入少于分红收入，你就是主人，在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上，你就自然产生主人翁的态度。而如果你的薪酬收入大于分红收入，或者没有分红收入，全部靠薪酬收入，你就是一个打工人的思维。
共享制最早的起源是二百多年前山西晋商票号，我专门到平遥参观过他们当年票号的博物馆。
当年中国金融帝国的华尔街在平遥和太谷，当时票号实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银行，总部在平遥。票号不像工业制造企业在一个地方生产，全国或全世界销售，它必须有一个网络，得在若干个地方建立分号，还得派出职业经理人，那时叫掌柜子，到各个分号去管理业务。
东家出钱，派掌柜子到各地办分号，他最大的担心是掌柜子不忠诚，不好好经营，或是把钱给拐跑了，或是做亏损了。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是骑马，一去得几个月，也没法监督。
当时的东家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利益上如何一致的问题，我们老祖宗用了非常简单的办法就解决了。
这个方面有丰富的史料和专著，就是“身股与银股结合，身股为大”。东家和掌柜子说，你去分号好好经营，有了利润，四六分成，六成是掌柜子和伙计们的，出资人是四成，干活的拿大头，出钱的拿小头。掌柜子是身股，出钱的是银股，这个分配制度其实就是共享制，那时候就有了。
这个分配制度实施后，那些掌柜子和伙计们不再是给平遥的东家干活了，他们是给自己干活，因为挣一块钱利润他们拿六毛，股东对他们没法监督，靠的就是这个机制。这个机制实施的结果是票号富可敌国，当时大清帝国到最后衰亡的时候没有钱，找谁借钱，找票号借，一借就是几百万两黄金，这些史书上都有记载。
当时中国的票号实则是金融制度，这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先进的，后来因为战乱等各种原因，发生了金融体系的变化。
英国革命开始以后，搞股份制，两权分离，开始逐渐搞公司治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公司治理的目的也是希望做到经营者与股东的利益一致，但是实践证明没有完全能做到，现在越搞越复杂，还在不断地完善。
我认为我们老祖宗创造的这个制度简单、有效。它实际上是互相激励、互相监督的机制。掌柜子要想干坏事儿，伙计们就不干了；想吃里扒外，伙计们就不干了，内部人你是躲不开的，不需要外边人监督，也无法通过外边人监督。
我是20年前第一次去的平遥，我看了这个博物馆之后非常震惊，觉得当年老祖宗们设计的制度太好了。改革开放后，这个制度首先由民营企业继承和发扬了。
我讲个例子，慧聪集团创始人郭凡生原来是国家体改委的干部，1992年下海，他在内蒙古自治区政策研究室当处长的时候，就研究过票号的档案，票号的档案在呼和浩特和包头档案馆都有，他自己去查档案当时是怎么分配的，契约是怎么签订的。
在他下海之后，他开始探索和实行这个制度。他是100%的股权，他向员工宣布自己只拿10%的分红权，90%都是员工的。开始员工不相信，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老板，但是实际上他这么做了。这么做的效果，不但自身企业发展起来了，竞争对手的骨干也纷纷投奔过来。因为机制不一样，这边机制好，所以不用竞争，它的竞争对手就渐渐垮台了。
现在据我所知，全国有上百万个民营企业在实行共享制，我直接参加过民营企业分红会的就有十多个。在分红会上，员工跟老板之间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一家。我在现场感受到那里的活力，员工的活力、干部的活力，那种生机勃勃的状态非常好。谁有机制谁就有竞争力，同样是民营企业之间竞争，很明显有机制的竞争力更强，而且这种机制下内耗大为减少，成本大为降低。
宋总所在的中国建材很早就实行了共享制，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现在还有一些中央企业也在开始探索，但坦率地说，我们对共享机制的理解和践行还是不够。
刚才黄卫伟教授讲了华为的做法，但是我们讲的共享制，不是以员工股权为基础的，员工是没有股权的，票号掌柜子不出资没有股份的，也没有决策权，就是享有分红权、利益共享。
共享制的合理性在哪里？这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要讨论，因为一谈到共享制，有人就马上提出一个问题：国企没有股份还能分红，你分的是谁的钱，你分的不是国有资产的钱吗？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从根本上来讨论：企业的利润是谁创造的？现在有两种理论：
第一种理论，企业的利润都是劳动者创造的，这是资本论讲的，剩余价值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应该归劳动者。然而没有出资人投资企业，劳动者到哪里就业，所以这个说法不完整。但是企业的利润有劳动者创造的，马克思在资本论讲这点，我觉得是正确的。
第二种理论，就是我们现在的公司法，从西方引进的公司法，谁投资谁所有谁收益。就是说，收益利润都是出资人的，跟劳动者没关系，劳动者只拿工资、薪酬。
这两个理论是两个极端，一个说法都是劳动者的，一个说法都是出资人的。都有偏颇。我想应该把这两种理论综合一下：企业的利润是出资人和劳动者共同创造的，缺一不可。利润既然是出资人和劳动者共同创造的，那么就应该共同分享。
所以宋总提出共享机制在理论上是完全成立的，我们现在理论上相对来说是滞后的。理论上滞后，就得躲躲藏藏，害怕是不是犯错误，是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为此，宋总大胆地提出共享机制，理论上我们要把它说清楚、说透，道理讲明白了，我们才能大胆地推进国企改革。
我们现在的文件还不够大胆，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生产力，根本问题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不说清楚，大家都不敢大胆去做。理论家应该深入研究，可以争论，但不要绕着走。
实际上，中央文件讲了要素参与分配，这里边它就包括了人力资本参与分配。人力资本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蓝领白领都在劳动者概念里，要素参与分配其实已经包含了这意思，只是没把这话说透。《共享机制》这本书就把这话说透了，这个应该是未来国企改革一个重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