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不知道身边坐的会是怎样的幺蛾子

前两天看到一条微博，说日本人非常在乎一个形容词，就是“優しい”。

无论是对家人、爱人、朋友，还是陌生人，一定要“優しい”。如果问一个日本人，“希望伴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部分人都会说“優しい人”。

“優しい”这个词，意思是温柔，但又不仅仅只是温柔，它更大程度表达的是站在对方角度想问题的体谅心。

超市里的食物都会设计得特别容易打开；百分之九十五的公共厕所即使人流量大也特别干净，并且隔间里基本都有香薰和厕纸；

开车时如果让路给别人，对方会闪两下灯向你致谢；登山的时候，路过的每个人都会互相问好；你穿各种奇装异服走在大街上不会有人对你指指点点……

这些都是優しい。

包括日本的垃圾分类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其实也和優しい有关。因为如果没有好好做垃圾分类，就会有更多的人为了把你没做好的事情做好，而花费额外的时间。

写那条微博的博主说：

優しい，是每一件小事里对别人的体谅心。这份優しい传达到我的时候，我经常觉得很感恩：

“谢谢你，这么小的事情也考虑到我的感受。”

是啊，能够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尽量不去给别人添麻烦，就是温柔。

我的一个朋友李小龙（他坚持用这个笔名）对在看演出时遇到的各种不文明现象非常气愤，他主动给我投稿写了一篇长达7700字的长文，被我强行砍掉一大半，删减到了3000多个字。

在文章里他分析了这些不文明现象背后的原因，不过我觉得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很多人，恰恰就是缺少日本人那种“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温柔之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身边那些做事不顾忌别人感受、毫不在乎是不是会给别人添麻烦的人可以完全消失，大家都能变得温柔起来呢？

歌剧演着演着，观众席里传来蛐蛐的叫声......

作者：李小龙

➊

我有一个朋友移民走了。她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有时会一起去看演出，所以她知道我的观演习惯：我很难忍受被打扰，如果前后左右有人说话或拍照，我经常会阻止，甚至叫来工作人员干预。

有一次她回国时问我：“怎么样，北京的观众秩序在您的努力之下有很大提高吧？”

 “不知道啊，我现在已经基本不去了，”我说。

看到她抬起的眉毛，我只好悻悻地说：“对，我已经被打败了。”

➋

我第一次在北京自己买票看演出是九十年代时看龚丽君、顾威演的《雷雨》，不久我就开始了跟扰民观众的斗争，屡败屡战，到现在终于全面溃败。

这么多年过去，观众的文明程度不是没有提高。可是，在北京绝大多数剧场和音乐厅，想完全不受打扰地看一场演出，仍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两点：

古典音乐、歌剧、严肃的话剧、现代舞和芭蕾等比较正统的艺术形式在这里并没有那么多能够真正接受它们的观众；观众整体公德水准依然低下。

在北京上演的交响乐不是每场都是斯特劳斯圆舞曲和《野蜂飞舞》，可也绝不是最艰深的；这里演出的歌剧、芭蕾的欣赏难度比交响乐还要低。但即使这样，真正能接受、欣赏它们的观众也远不能支撑起票房。

一位行业内人士对我说，平均下来，每场古典音乐、歌剧、现代舞的演出里，真正的爱好者不到百分之三十，其他的百分之七十都谈不上能真正欣赏接受。

但是，有礼貌的观众即使不是很懂，也不会打扰别人，或者，如果觉得不能接受，索性就安静地离开。然而，有太多的人不是这样。

当然，流行音乐等本来就不要求安静环境的演出不在此文的讨论范围。而且，即使是需要安静环境的演出，观众也并不是都要从头到尾都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偶尔咳嗽一声、调整下坐姿都有情可原。

可是，随时跟同伴进行讨论，时不时举起手机拍照、录视频的，那就该当别论了，因为这些行为破坏艺术环境，同时侵犯了其他观众的权利。

➌

剧院和音乐厅里恼人的行为远不只说话和拍照，还有打电话的、抖腿的、把背包拉链开开关关的、拿着节目当扇子扇来扇去的、边看边玩手串的；

一身酒气的、睡着打呼噜的、不停踢椅背的、演着演着观众之间对骂起来的、把二郎腿翘到前排观众头顶的、小情侣整场演出都呈A字形依偎缠绵的……

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还曾有两个迟到女观众高跟鞋踩得咔咔响，致使指挥放下指挥棒，等待她们落座了才继续。

有时，演出时扰民的方式颇为出人意料，你永远不知道你身边坐的是怎样一个幺蛾子。

在首都剧场看裴艳玲专场，我边上是个长发女子，她把头发垂到身体前侧，一边看一边不断从上到下捋着，我提醒她后，她特别奇怪地看着我，问我：“我弄头发怎么了？” 她最终也没有停止，只是降低了频率。

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看全本《红灯记》，我前排的一位大姐从头就开始跟着唱， 我改变了态度，没有去打扰她看演出，一边心想：“我看你能不能从头唱到完。”她果然从头唱到完。

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听内蒙古青年合唱团的演出，领座员让一个迟到的老太太先找个就近的座位坐下来，等中场休息再去自己的位子，但老太太不肯。争执了一会儿后，她坐在地板上高声叫骂，演出被迫中止。有观众愤怒地喊“滚出去”，引来其他观众齐声鼓掌。

有些迟到观众如果被工作人员拦在门外，甚至会踹门、跟工作人员进行肢体冲突，使得工作人员最后不得不报警。当然这些声音经常也会传到场内，影响演出效果。

➍

当这些扰民观众被提醒时，极少数人会表示抱歉，有一小部分会停止或者减少扰民行为，大部分会我行我素，甚至反唇相讥说对方多事。

首都剧场的场务人员跟说，曾有个观众边观剧、边转手里的两个铁球。他拒绝周围观众的劝阻，最终在演出进行当中就跟别人动手打了起来。 

今年5月26日，在中山音乐堂的一场古琴演奏会中，一位观众走来走去地拍照，并跟劝阻他的观众大声吵架，最终被工作人员拖出场，演出暂停。

曾经在国家大剧院做场务工作的曹伟说，老年女观众，还有一些中年妇女是最让他头疼的。每次去请这些阿姨奶奶们不要聊天时，她们会和颜悦色地说:  “好，小伙子，我们不聊了。”

可是等他转身刚走出几步，她们又继续说她们的。“你又不好对他们太强硬，真不知怎么办。”

关于禁止拍照，有的剧场有出于版权保护的考虑。另外，在黑暗、安静的环境中，手机屏幕的光亮和拍照的声音也足够打扰别的观众。如果有闪光，那更是会惊扰观众甚至舞台的演员。

有的剧场会有工作人员用激光笔制止拍照行为。我自己的观察是，被激光笔提醒后，很少有人会彻底放弃。有的会暂时收敛，然后把手机拿低一点，再偷偷拍；有的人则非常顽强地面对着映在手机上的激光红点也要把照片拍完。

那些不文明的人常常会有令人惊叹的借口。

我朋友圈里有过一个不太熟的人，有一天发出了在音乐厅演出的现场照片。我评论道：“演出中拍照不太好吧？”

他回复说：“我的手机举得很低......本来古典音乐就走下坡，再没人传播就更完了......”。 

大剧院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了他们经历的奇异故事：

歌剧演着演着，观众席里传来蛐蛐的叫声，工作人员循着声音找了半天才找到声源，本以为是手机铃声，后来发现是一位先生揣着个真的蛐蛐儿。

这位先生被请出来后，解释说是想让蛐蛐儿接受音乐熏陶。

➎

为什么观众的观演礼仪这么差？一些演出管理领域的专业人士说，剧场和演出团体的努力不够。

我的一位做演出的朋友说：不是把迟到观众挡在外边、用激光笔去晃拍照的手机就够了，必须想办法让观众看得进去、听得进去，而且要在开演前提醒他们要安静、减少动作，必须安排专门的导赏。

所谓导赏，就是由专业人士在演出前出来先跟大家介绍这个演出，便于没有背景知识的观众理解。

我经历过比较成功的导赏。舞蹈家林怀民带领云门舞集来国家大剧院演出时，他自己都要先出来跟他家讲。他也会请大家不要拍照。舞蹈演出舞台好看，有很多人爱拍。林怀民说，手机的光会打扰后面的观众，如果闪光，还会打扰舞台上的舞者。

他的话确实奏效，我看的那场比一般情况安静得多，虽然还是有少数人忍不住要拍。

可是在北京，有导赏的演出只占所有演出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我经历过的另外一些导赏的效果也并不好。

做导赏的人应该是一个既懂作品、又善于沟通；既亲和、又“能镇住场子”的人。找这样的人，谈何容易。

➏

除了欣赏水平，扰民观众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公德心。

台湾文化学者陈弱水曾写过一本讲中国人公德水平的书，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特殊的关系才受到关注，比如家人、朋友和熟人；而普遍性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跟陌生人的关系，则是被忽视的。所以“他们对陌生人缺乏尊重，甚至对伤害他人感到漠然” 。

另外，公德水平也和跟法治有关。

在一个大家都不把公平当回事，肯定有人一有机会就打破规则。愿意站出来阻止的人也不会多，因为阻止别人可能会引起冲突。而且破坏规则的人如此之多，即使愿意去四处镇压，也会觉得疲于应付。

只有在等级森严的场合里，或者在威权的威胁下，人们才会肃静，而一旦进入一个没有等级的环境，大家就都是“老爷”，都可以为所欲为了。

剧场、音乐厅里扰民的观众对应该保持安静肯定是知道的。但是因为打扰的是平等的陌生人，而且就算打扰了也不会有什么后果，那就为所欲为吧。

➐

还有一个我个人的假说，那就是大部分中国人不习惯于安静的环境，所以对噪声容忍度也较高。

在高铁、地铁这样封闭的空间内，看视频、玩游戏、听音乐放出声音的人大有人在，大部分人也都安之若素。

我曾听不只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们怕安静。一个人的时候肯定要去找伙伴。如果实在找不到，只能一个人，那也肯定要打开一个有声音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多人怕安静？我的解释是，在安静的时候，人面对的是自己，而大部分人的“自己”是空洞的，永远需要外界的东西来填充。

然而，即使是对于外界的东西，很多人也没有能力去真正地体会。

他们对于特别的东西，比如美景、比如对他们来说不常有的体验，更多的是想通过某种方式拥有它，然后让别人知道，我拥有了。

当然，最方便的拥有方式，就是拍照。拍下来，放在我的手机里，我就拥有了它，即使这只是一种虚拟的拥有，也聊胜于无。然后再想办法炫耀给别人看。

我在缅甸蒲甘的时候，跟一个在那里的英国热气球驾驶员聊天。我问他，你见过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你觉得中国游客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他用比较外交的方式说：“我经常提醒他们好好享受眼前的美景和氛围，别把在热气球上的所有时间都用在拍照上。”

既然如此，那么很多人在剧场里表现出对拍照的执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➑

在国外看演出的时候，我也遇到过两次需要我去制止的扰民情况。

一次是在纽约百老汇看歌舞剧 Matilda ，我后面的一个小朋友一直在吃类似爆米花的东西，还把袋子弄得哗哗响。

我回头请她的妈妈阻止他，她妈妈反而让我安静。

正当我在考虑该怎么回应时，工作人员已经赶到，问我怎么回事。我简单描述了一下。她说：“我完全理解，下次你直接跟我说。”

然后她就跟那对母子说，请他们安静。他们真的安静下来了。

还有一次是在柏林。那是圣诞前的一场格林童话题材的歌剧《汉赛尔和格莱特》，是一个“家庭场”，鼓励父母带着小孩一起来，所以父母偶然跟小孩说说话本有情可原。

但是我后面的一个妈妈说得实在过多，我一直忍着。到中场休息时，我跟领座员说了一下。她说：“这样，一会儿如果她还说，你来找我，我带你去前面坐，前面有空座。”

回到我的座位，下半场还没开始，我想，不如我先跟这位妈妈沟通一下。我回身礼貌地提出来了。她有些不快，但还是礼貌地说：“我觉得我的声音没打扰别人。”

旁边另一位也带着小孩的爸爸说：“这是家庭场，我们得给孩子讲。”

我一个不会说德文的外国人，面对两个反对我的德国人，有些不知所措。忽然，另外一侧一位年长的德国女士说：“我也觉得没必要讲那么多。” 

于是，我们就用英语展开了正反双方二对二的讨论。演出的铃声响了，我们没有结论。我说：“这样吧，我走了。”那位母亲以为我要离场不看了，说：“你没必要走，我尽量少说。”我留下了，也再没听到她跟女儿说话。

而在国内，我曾经也多次这样制止别人，但每次都不太愉快。

➒

去年12月初，媒体人淡豹在微博上写了她在看《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时被邻座一家人打扰、并跟他们交涉的过程。

我看到的这条微博，是被一个叫“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儿”做成图片转发的，下面有700多条评论，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批评淡豹“矫情”、“事儿X”的，语言激烈，让我不禁冷汗直冒，我觉得那说的都是我。

戏剧学者傅瑾老师告诉我，古时候文人听昆曲是连掌声都没有的，大家都是静静地、默默地坐在那听，演出结束后默默地离席。

什么时候，我们的剧院和音乐厅，才能回到那样一个“礼仪之邦”的状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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