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米以上是道德的边界吗？

今年5月21日，巴基斯坦登山者巴蒂(Abdul Jabbar Bhatti)和他的夏尔巴人向导桑吉(Sange Sherpa)登顶珠穆朗玛峰成功。

可是在下山途中，他们因为氧气耗尽和身体状况的急剧恶化而陷入了昏迷状态，昏倒在海拔8600米的地方。

这原本是珠峰攀登过程中最平常的一幕。

幸运的是，因为几家登山公司联合开展救援，两人最终得以获救。

这次救援是珠峰登山史上海拔最高的成功救援范例之一，堪称奇迹，因此在登山圈内广泛流传。

还有一个细节是，在巴蒂和向导倒在雪山上的几个小时里，有超过150人从两人身边经过，但他们全都没有停下来提供帮助。

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今天看到有人批评，这些经过巴蒂和向导而没有施救的人，是冷漠，冷血，无动于衷。

这么说的人，一定是对登山运动的残酷性没有丝毫了解，才会做出这么简单粗暴的价值评判。

在登山运动里，一直存在着两个天问：

第一，为什么要登山？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去攀爬高山，到底值不值得？

第二，登山途中看到别人遇险，要不要放弃自己的登山计划、乃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们？

第一个问题，事关个人选择，值不值得、有没有意义，答案只存在于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无需纠结。

第二个问题，却无法简单地以个人选择来回避，因为事关道德和良心。

可是道德和良心，是有边界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看到别人遇到危险和困境无动于衷的人，无疑是冷漠冷血的铁石心肠，以道德之名对他们进行谴责天经地义。

可是，在珠峰上遇到昏倒的登山者见死不救，和在马路边上看到出了车祸的路人见死不救，根本不是一回事。

珠峰海拔8000米以上，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空气极度稀薄，因此被称为死亡区。历年丧生的将近三百名珠峰登山者，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个区域被大自然夺去了生命。

即使是最专业的登山者，在爬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也已经精疲力尽，虽然眼看胜利在望，但更大的危险在前方潜伏。

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也不容易，更没有余力去救助他人。

即使你不在乎近在咫尺的登顶诱惑，愿意放弃自己为登顶所做的一切努力而停下来救人，可是，怎么救？

把自己的氧气瓶留给那些已经耗尽氧气的人？这意味着你自己无氧可吸。

把遇险者背下山？可是你自己的体力已经接近了极限，别说救人，就是额外多走几步路，都变得异常艰难。

更不用说在陡峭的山路上拖着另一个人下山，滑落悬崖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

甚至，很可能你自己都已经神志不清，连保持清醒的状态都是艰巨的挑战。

更多的时候，大多数遇险者本身已经面临垂死状态，即使安全地把他们送回大本营，救治成功的希望也微乎其微。

围绕要不要救助其他登山者，曾经发生过许多次的争议和争论。

最著名的一次，是在2006年5月，英国登山家大卫·夏普(David Sharp)在珠峰海拔8534米的地方昏死，当时至少有40多人从他身边经过，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救他。

消息传出来以后，那些见死不救的人受到了社会的道德拷问。其中最严厉的指责来自英国登山家希拉里爵士(Edmund Hillary)。

希拉里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登顶珠峰的人，如今珠峰海拔8790米、离世界之巅只有几十米之遥的一处狭窄通道，还用他的名字命名，被称为“希拉里台阶”。

希拉里爵士当时批评说，“我觉得大家对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态度已经变得非常可怕，人们只想着登顶，却根本不管是不是有人正在遭受痛苦，正躺在岩石底下死去，其他人的安危反而是非常次要的。”

那40多人里有好几位著名的登山者，他们从此背负骂名。

希拉里爵士是伟大的人，他愿意不顾自己的安危去拯救别人的生命，他所攀爬的高峰已经超越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可是，用这样的道德境界去要求所有的人，并不现实。

更早几年，1998年5月，美国女登山家阿森蒂夫(Francys Arsentiev)在成功登顶后下山的途中因为严重缺氧而虚脱倒地。

当时经过她身边的南非登山家沃达尔(Ian Woodall)和队友因为不忍心见死不救，但又清楚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把她背下山，所以选择放弃登顶计划，下山寻找救援。

可是不幸的是，阿森蒂夫没有等到救援，就已经死去。

阿森蒂夫的遗体后来一直被留在她遇难的地方，就像一个地标一样矗立在原地。

路过的其他登山者经过，也许会在心里涌起一丝悲悯，但他们所能做的也就是绕过那个地标然后继续赶路，绝不可能付出已经非常稀缺宝贵的体力，把她的遗体背下山。

在珠峰最后的几百米路上，还有许许多多个这样的遇难者坐标，时刻提醒着登山者这是一项多么残酷的运动。

一直到九年以后，一直沉浸在自我良心责备里的沃达尔带着一支队伍，专程上山把阿森蒂夫的遗体运到海拔5000多米的营地，才给了她一个体面的葬礼。

1996年，珠峰曾经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事故。

四支来自不同国家的登山队在同一天攻顶，但是因为雪崩，损失惨重，5人在南坡遇难，3人在北坡遇难。

当时随队采访的美国《户外》杂志记者、本身也是登山家的乔恩·科莱考尔(Jon Krakauer)把这起事故写成了畅销书《进入空气稀薄地带》(Into Thin Air)，获得了普利策奖，还被改编成了好莱坞电影。

科莱考尔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海拔8000米以上，人们无法苛求道德的尺码。”

这句话后来被简化成了“8000米以上无道德”，到今天已经成为许多登山者信奉的准则。

在问答网站Quora上，我看到有登山爱好者感叹“登山精神的消失”。

他们的意见和希拉里爵士一样，都认为救助他人比登顶更重要，无论如何，看到垂死的人都不应该冷漠路过。

他们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样的登山精神在登山者中还是主流，可是现在却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

从沃达尔的自我责备，到希拉里爵士的严厉批评，大概都是这种登山精神的反映。

当初的人们推崇“登山精神”，如今绝大多数人却开始信奉“8000米以上无道德”，我们社会的集体道德是在滑坡吗？

也许，是这样。

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想，从一个要求人人做圣人的古典式道德年代，发展到今天大家开始意识到不应该再用极端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人，这未尝不是社会的进步。

不管是不是认同，至少你应该认清这样一个道理：道德有边界，每个人的能力也有边界。

像不幸的沃达尔，明明已经放弃自己登顶去下山寻找救援，却还要遭受指责，我觉得就是道德越过边界的最好例子。

但我还想说的是，道德有边界，但自私同样也应该有一定的边界。

在自身能力无法做到帮助他人的情况下，自私一点，保全自己的生命，无可厚非。换成绝大多数人，都会这样选择。

可是如果不是那样极端的情况呢？假设你爬到8000米，身体状况良好，氧气充足，假设你完全有能力帮助一个倒在路上奄奄一息的人。

你可以选择无视他的呼救，继续登顶，珠穆朗玛的巅峰在向你招手，一旦登顶成功将是你一生的荣耀记忆。

你也可以选择留下来，为他提供帮助，哪怕只是分他一点氧气，也能为他延续多一分生存的希望，让他能够支撑到救援队的到来。

但这样你必须要放弃登顶，你所有付出的心血和金钱都化为乌有。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要求你做出怎样的选择。自私和无私，在你心中要分配怎样的比例，只有你自己知道。

还有另外一些时候，自私超越边界到一定的程度，就让人不齿了。

比如那个巴基斯坦登山者巴蒂。在尼泊尔的英文报纸《喜马拉雅时报》上，我读到这样一个细节：

他在攀登到珠峰8400米位置时，天气突变，他的氧气罩和护目镜被完全冻住。

当时他的夏尔巴人登山向导桑吉(Sange Sherpa)认为天气和他的身体状况都不适宜登顶，继续往上爬，有几百种死亡的可能。

但巴蒂觉得自己花了那么多钱，又历尽千辛万苦，眼看峰顶只有400多米之遥，不想就此前功尽弃，执意要继续前行。

向导只能被迫同意。虽然两人最后历尽千辛万苦登顶成功，但也直接导致了他们此后的遇险。

就在前几天，桑吉在他的Facebook上发布了一篇长文，在文章里他言辞恳切地请求所有外国登山者听从夏尔巴向导的建议，因为夏尔巴人从小在高山上长大，更有经验；千万不要鲁莽行事强行登顶，这样只会把自己和向导带入险境。

这个巴基斯坦人，大概就是自私越过边界的一个例子。

讽刺的是，他在回到巴基斯坦以后被当成国家英雄接受全民的礼赞。

而才19岁的夏尔巴向导桑吉却因为严重冻伤，很可能要截掉双手。

每年世界各地攀登珠峰的人，有多少是真正出于内心的追求，又有多少是为了沽名钓誉出风头？

有多少原本不具备登山条件的人，仗着自己有钱就以为可以登顶？在他们心里，夏尔巴人不是应该尊重的向导，而只是把他们抬上珠峰的工具。

如果没有夏尔巴人的帮助，很多登山者连一瓶矿泉水都背不上珠峰。

又有多少人，对自然失去了敬畏之心，只想着征服？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机会，更不用说登顶。

可是，人生中一定有很多类似的场合——攀登，险境，抉择，无助。

海拔8000米以上，不只存在于珠穆朗玛峰之上，也存在于人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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