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里土气的北京地名也曾妙趣横生
作者 | 王星星
编辑 | 八月
初来北京的人都会被地名绕晕，路名绕得可以吓晕老外：北京西站南北广场东怎么走?
有很多地名，念起来跟对对联儿一样：北苑路北，天通苑南；惠新西街北口，惠新西街南口；东单东直门东四十条，西单西直门西二旗。
还有地名cp组合：金台夕照＋百花深处，灵境胡同＋百里画廊，南锣鼓巷＋烟袋斜街，芳草地＋杏花天。
南锣鼓巷是很多游客来北京的必经之地
有对对碰型的东单、西单，东北旺、西北旺，东四、西四；数字型的一亩园、二龙路、三里屯、四道口、五棵松、六铺炕。
甚至有时候感觉自己漫游于满清王公贵族墓穴之间：八王坟、公主坟、六公主坟、郑王坟、张家坟、铁家坟。
当然也有很多美得不要不要的地名，用诗人朱湘的话说：“京中胡同的名称，与词牌名一样，也常时在寥寥的两三字里面，充满了色彩与暗示，好像龙头井、骑河楼等等名字，它们的美是毫不差似《夜行船》、《恋绣衾》等等词牌名的。”
比如百花深处、知春里、垂杨柳、四季青、酒仙桥、金鱼池、礼士路。
但这些妙趣横生的地名曾经被改得惨不忍睹。
文化大革命初期提出破四旧，即所谓的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由于当时对新旧的概念没有正确的态度，北京的许多地名被当成了四旧，一并扫除。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北京大量地名被扣上“资封修”的帽子。
当时的北京市公交车站牌上涂着“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地名，建立新站名。”
截止1966年11月7日止，北京各区共上报街巷名称1107个，经过平衡，发现各区相互重复的有417个，占总数的1/3。市委还呼吁大家要互谅互让。
1969年为了迎接九大的召开，在全国流行一首《葵花朵朵向太阳》的歌曲，于是北池子被改为“葵花向阳路”。
“文革”期间革命样板戏风靡全国，被视为“新文艺的成果”，位于王府井大街西侧的大鹁鸽胡同改为“新文艺胡同”。现在司空见惯的路名，在当时都有着浓厚的时代特色。
反应当时倡导的“三面红旗”也要代入地名：
地安门外大街听起来没毛病吧，被改成了“总路线路”
安定门大街→大跃进路
德胜门内大街→人民公社路
热衷于用革命圣地命名：
府右街→韶山路
宣武门内大街→遵义路
东四南大街→瑞金路
崇文门外大街→南昌路
西单北大街→延安路
东三环北路→大寨路（为了突出农业学大寨）
地名都得带上“红”字：
东华门大街→红色路
新太仓→红胡同
黄化门→红化门
新街口南大街→红旗路
最流行的词语，口号也都要用在地名上，大同小异，傻傻分不清楚：
东四大街→红日路
石景山黑石头路→红岩路
大羊坊路→四季红路
酒仙桥路→东红路
景山东街→代代红路
长安街→东方红大路
清代屯兵之地黄军营，文革时被说成是为了纪念日本兵把象征皇军的黄硬是改成红，黄军营变成了红军街。
安乐堂胡同位于地安门附近，因安乐堂得名，此处在明朝时为内监养病之所。被红卫兵说成“滋生资产阶级思想的安乐窝”，所以被改成了“红浪胡同”。
张自忠路本来是纪念抗日将领张自忠将军，结果有人称这是要为国民党扬名，被改成了“工农兵大街”，地安门西大街被改成了“工农兵西大街”。
南牌坊胡同位于东城东南部，据说此处原是清朝时的兵营，被改为“无私胡同”，与改“魏公村”为“为公村”一样， 取“一心为公” 和“大公无私”之意。神路街是元明清三代通往东岳庙进香拜神之路，莫名被地改为“雄文路”。
改个路名也不算什么，你的海淀也差点不是你的海淀。
1966年9月，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
丰台区是二七大罢工策源地长辛店所在地，改为“二七革命区”，石景山办事处改为“井冈山办事处”。唯独没有改动的是最符合时代精神的“朝阳区”。
北京市城区街道图
这样乱改名直接破坏了破坏了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地理信息，原本熟悉的老地方变得异常陌生。直接导致每天三四百封信件、电报、汇款单，由于未经公布的新街巷名而无法投递。
出租汽车司机、客运三轮找不到顾客所说的新地址。公交电车售票员几年间在报站名时，新旧站名都要同时报出。报社和公安机关也饱受地名变动的困扰。
1974年11月18日《全市路名整顿数字》显示，全市519条主要街道胡同名称之中，恢复文革前原名称的有389条，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群众组织修改名称的仅剩14条。
到1985年前后，所有被篡改的地名基本恢复了原来的名称，那些“红色地名”已基本被人们遗忘了。
历史上在北京建都的辽、金、元、明、清5个朝4个是少数民族政权。所以在北京街巷名称很自然地保留了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和接触的痕迹。
北京在历史上受满族的统治达260年之久。因此有不少受满语影响的地名。例如案板章胡同（昂帮章京胡同）、牛录坟。
“昂帮”是满语“大官”，“大臣”之义，“章京”泛指都统、副都统和各衙门办理文书的人员，例如：牛录章京、昂帮章京，都是一种官职。
“安达宫（谙达宫）”中的“安达”，在满语中有“伙伴”义。“麻状元胡同”，清代科举分满汉两榜,顺治时麻勒吉为满榜首选，他住的胡同因此得名。“索家坟”，是清初四大辅丞之一索额图的家坟。
北京地名与蒙古语有很密切的关系。 作为北京特色的“胡同”，其语源问题有一种比较盛行的观点，认为是蒙古语huto(水井)的借词，因古代水井在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 “胡同”原义就是有水井处。
胡同是北京建筑的一大特色
再例如，地名“褡裢坑”的“褡裢”，来自蒙语，它是一种装钱物的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有大口袋，可以搭在肩上或马背上。
现在北京西郊有“旗”地名：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厢白旗、厢黄旗、厢红旗、厢蓝旗,是当年旗人屯兵的地方。在东三省各有一个叫“红旗”的县市级地名。在内蒙古自治区，“旗”地名简直比比皆是。
北京有的湖称为“海”,这种称“湖”为“海”的地名主要见于元代。据张清常《胡同及其他》:“海”在蒙古语中是“湖泊”义，但有崇敬赞美的感情色彩，与“湖”一样通用。今北京地名以“海”命名的有北海、中海、什刹海等,郊区还有南海子、西海子等名称。
北京地名中也有外来人口的痕迹，其中一部分街巷直接以外省市地名命名，如：苏州胡同（东城区）、苏州街（海淀区）、镇江胡同（东城区、崇文区）、陕西巷（宣武区）、山西街（宣武区）、山西营、四川营（崇文区、宣武区）、河南新营（海淀区)、安徽义园等，都是因外来人口迁入而命名。
元人李好古的杂沙门岛张生煮海》里有这样的一组对话:
家童云: 梅香姐，你与我些儿甚么信物？
侍女云: 我与你把破蒲扇，拿去家里扇煤火去！
家童云: 我到那里寻你？
侍女云: 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
其中，对话中说到的“砖塔儿胡同”就是今天位于西四一带的“砖塔胡同”。现如今，随着北京城区生态环境的快速变化，现存的部分地名读音也渐失“京味儿”。
砖塔胡同西口
明代张爵编纂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共记录了当时北京城共有 1200 条街巷名称，共 94 个地名具有“儿”标记其中单音节后加“儿”的地名 25 个，比如: 井儿胡同、安儿胡同、铫儿胡同、观儿胡同、簪儿胡同、帽儿胡同、盆儿胡同、庙儿胡同、千儿胡同、席儿胡同、益儿胡同、要儿胡同、局儿胡同、绦儿胡同、罗儿胡同等等。
但北京地名里的儿化音是有讲究的。在过去，北京作为皇城尊卑上下，小大小的规矩所有人都要遵守，达官贵人和贫民百姓都不能例外。于是就有了儿化的规矩。由此形成“天安门”、“前门”、“崇文门”等皇城、内城等象征皇权威仪的位尊之“门”皆不儿化。
“颐和园”、“圆明园”这类皇家园林等皆不儿化，儿化的只是外城诸如“西便门儿”、“东便门儿”之类的位卑之地，“植物园”、“动物园”这类后起的普通百姓休闲娱乐场所。由规矩生成的儿化或不儿化地名还有很多。时至今日，凡涉及庄重之地，其名一定不儿化。
除了儿化音，北京地名多包含盛世愿景。
根据《北京市街巷名称录》(1986)统计,北京地名里表达长久意愿的统计数
平民百姓也有祈福平安、吉祥如意、福寿通达、富贵荣华的愿望，这在地名中都有所反映。这些地名常见的还有表示德行、操守意义的语词：聚贤里、义善里、德兴街、信善里、信义大院、恩济庄、明德巷等等。也有表达审美意趣的字眼。
伴随着全面危旧房改造的旧城土地开发， 1990年的北京旧城共有2250条胡同（广义上的），而1990年之后的13年中，胡同在以每年 50 条的速率在减少，近乎之前的3倍，一部分旧地名仍然面临着消失的可能，特别是那些“庸俗”的地名。
2015年制定的《北京市地名规划编制标准》，打算对带有封建迷信，庸俗以及重名的街道用“采雅舍俗”的方式雅化一些历史地名，比如蝎虎胡同、后白虎胡同、棺材胡同、裤子胡同、裤裆胡同。
“刮风是香炉，下雨是墨盒”、“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过去的北京胡同居住条件简陋，取名上的随意，生动，信手拈来，地名不出老百姓日常用语，是什么就叫什么。
胡同里住一家经营棺材生意的，这条胡同就叫棺材胡同；胡同里环境差、臭气冲天、蚊蝇遍布，就索性叫臭胡同、巴巴胡同、蝇子胡同；胡同形状两头尖、中间大，就叫嘎嘎胡同、嘴巴胡同；死胡同就叫闷葫芦罐儿、口袋胡同。恶、俗、贱都不忌讳。
在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新建及改扩建道路应使用原有地名命名，原地名无法使用时，可由其派生命名。
难以直接使用的历史地名，宜将名称雅化，或用其谐音，以保持同历史地名的内在联系，如粪场胡同改为奋章胡同，屎壳郎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等。
在地名雅化的大趋势下，“庸俗”地名不断被修改，原来地名中的那种韵味也随之消失。
也许有一天，我们反而会怀念那些有点俗气的地名。正如民国诗人朱湘曾在《胡同》中写道:“胡同是京人替住有南方人不管他们的籍贯是杭州或是无锡的街巷取的名字。
弓弦胡同是与弓背胡同相对而定的象形的名称。以后我们便会觉得这些名字是多么有色彩，是多么胜似纽约的那些单调的什么Fifth Avenue，Fourteenth Street。”
[1] 郝田.北京旧城保留胡同地名的街道空间变迁研究[D].2015年5月
[2] 郭风岚.论北京地名文化的保护——以儿化音为例中国文化研究[J].2015年
[3] 户力平.“文革”时期对北京地名的篡改.当代北京研究[J].2014年第2期
[4] 张燕来.京地名和地域文化.20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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