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访谈|路新生：历史学应当揭示人性的复杂（上）
编者按：20世纪初期梁启超“史界革命”以来，历史学亦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进程。最终在这场文化转型的运动中，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史学失去了它本应有的光彩与地位。而随着传统史学的落寞，旧史中活泼生动的人物也渐被宏大、抽象的规律所取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路新生教授认为，当今史学之大弊端在见“规律”不见“人”。历史学是为“人学”，相比于从史实中归纳出抽象的规律，史学研究更应以人为主体、揭示人性的复杂，并以此引导、激励个人，去思考自己的生活，度过更有意义的人生，让史学真正的裨益每一个人。
访谈对象：路新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历史美学，已出版专著有《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经学的蜕变与史学的转轨》。以下简称“路”。
访谈人：李梅，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以下简称“学人”。
路新生（右）2014年在台湾访学时与林庆彰先生合影
一 挥之不去的“右派”阴影
学人：能否简单介绍下您的治学经历？
路：谈到我的治学经历，就不能不提到我的父亲。因为我的前半生，受我父亲的影响和牵累很大。
我的父亲路永明，1936年考取清华大学历史系，在抗战时他去了西北联大。西北联大毕业后，他就留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工作，1956年由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亲笔写介绍信，把他介绍到华东师大历史系。我父亲在清华大学时，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刘崇鋐，是做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后来他去了台湾，做了台湾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他很赏识我的父亲，想让他跟着去台湾。但我父亲对国民党非常失望，相信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所以抱着这样的一腔爱国热情留了下来。1956年到华东师大历史系工作后，没想到第二年，我父亲没有说过一句对政治不满的话，仍然被打成右派，扫地出门。
路永明（1915—2002）
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按照当时的政策，我铁定可以留在上海的工厂工作。那样的话，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交通条件，还是对家庭的照顾，都要方便很多。但受到父亲打成右派的牵累，我就不得不降低一格，到上海近郊的一家化肥厂工作。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非常恶劣，出身不好的人生存环境很艰险，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和侮辱，物质生活也比一般出身好的人要差，所有的脏活、累活、重活我都要去干。这也都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政治上受到冷落和歧视，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心情当然是很压抑、很不舒畅，只要有机会，我总是想离开这个工厂。
1972年，我开始跟上海歌剧院的孙栗老师学声乐。1977年，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就报考了上海师范大学的艺术系。上海师范大学是在文革当中，由上海教育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以及华东师范大学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注：华东师范大学于1977年恢复招生）。在1977年报考后，考我专业课的老师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一位老师，他告诉我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一共招36名学生，我的专业成绩是第十五名，按道理肯定应该录取我，那位老师也让我回去准备行装来报到。但回去后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录取通知书。后来见了这位老师的面，他很尴尬，仔细打听，才知道又是因为我父亲的右派问题还没有解决。
1977年第一次高考没有成功，回到工厂以后，同事冷言冷语、讽刺挖苦，生存的环境更加艰险。我没想到，仅仅隔了半年，又有一次高考的机会。据我了解，1978年第二次高考“一风吹”（注：一笔勾销的意思），不再考虑成分问题，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的功劳。他也是77年考的，结果因为刘少奇的问题，没有被录取，就写信给邓小平，邓小平后来做了批示，就不再考虑成分问题。
1978年，我就想参加第二次高考，但没有时间复习。当时我在工厂里面做木工，为了请假，在一次工作时，我用斧头砸了自己的左手大拇指。不过老天有眼，没有把它砸成粉碎性骨折，而只是骨裂。厂医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不是工伤，而是自己砸的，但是他仍然开了两个半月的工伤假。这样我就有机会复习功课，报考华东师大历史系。
二 由经学入史学
学人：您那时已经学了五年声乐，为什么不继续考声乐？
路：声乐和历史相比，其实我更加喜欢历史。当时学声乐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离开工厂，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如果两个放在一块让我选择，我仍然愿意选历史。这也和我的父亲有关。我父亲喜欢世界古代史，特别是罗马史。这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刻地影响着我。在大学里我花功夫最多的就是罗马史。
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我被分在普陀区教育局，很不甘心。去教育局报到以前，因为心里烦闷，就在外面闲逛，逛到一个地方看见挂着“普陀区业余大学”的招牌。我就很冒然地进去，见到一个长者在那儿扫地，我就问他，你们需不需要老师？他抬眼看看我，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华东师大历史系1978级的学生。他说你能教什么？我就胡扯了，我说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能教。他说这样吧，你明天来试讲一下。当时我觉得很惊愕，一个扫地的老头跟我说这话？但巧了，其实他是这个学校的校长。试讲的效果很好，他说你不要到普陀区教育局报到了，我们明天就去派人把你的档案取过来。
就这样，我到了普陀区业余大学，去教那些职校技校、中专里面来进修的老师。今天看起来普陀区业余大学当年的教学水准，不比今天的本科教学差，甚至要超过。
后来我教了两年书，就想去考硕士研究生。原先我想报考世界古代史，但阴错阳差到了中国史学史，在桂遵义老师门下读硕士。讲到考取研究生，就必须提我父亲的老朋友——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戴家祥，他是王国维的关门弟子。在我们家庭最艰难的时候，他资助过我母亲。
1957年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扫地出门，被发配到华东师大印刷厂当校对。当时正好是大跃进，大家都是加班加点。而且为了节约成本，用那种很粗糙的纸、小5号的字体排文章。灯光的效果很差，字体又小，纸又黄。结果，一个排字工人把“毛泽东”三个字排成“毛匪东”的时候，我父亲竟然没有校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词。我父亲惊恐万状，反复向领导说明情况，是因为校对条件太差而非故意。考虑到这个错误有客观原因，所以当时没有对我父亲做出处分。但是到1960年，把我父亲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了。随后华东师大开除我父亲的公职。当时我家六口人，母亲一个月工资是54元5角，难以养活六口人。只能捡野菜，捡一些别人吃剩下来扔在泔脚桶里的东西。所以到现在我还认识一些野菜品种，比如水红花、小兔草、马齿菜等。
华东师范大学群贤堂（文史楼），建于1930年8月
在最艰难的时候，戴家祥先生以及中文系教授许杰，资助过我母亲。这是恩重如山的。戴先生很关照我和我的家庭。当他知道我考取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生后，有一次有意识地跟我做了一次很长的谈话。他说你要搞史学史这个专业，就不能不碰经学。清儒有一句话，从小学入经学，经学实；从经学入史学，史学真。经学实，就是从考订音韵训诂入手，真正把经读懂；从经学入史学，史学真，是因为“六经皆史”。他又跟我说，经学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家的家法、治学理念都不一样，你去治经学史的时候，就应该了解。他建议我从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入手。他还告诉我，江藩是古文经学家，皮锡瑞是今文经学家，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家派门户色彩特别浓。你在读他的书以前就要先了解。然后又跟我说，今文经学的治学方法论，是“重义轻事”——这个我在上课的时候也跟你们讲过。古文经学重典章制度的考订，把孔子看成是一个史学家，所以古文经学的学风在乾嘉时期被继承下来。接着又跟我讲了今文经学的“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等。这些我以前都没有听说过，因为戴先生的提醒，我就开始蹒跚学步，一点一点地开始摸索经学。
戴家祥（1906—1998）
戴先生跟我说了这些以后，导致我在做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选择了崔述。因为崔述是很特别的。第一，读了经学史以后我知道经学有家派门户之分，但是崔述的经学和当时的古文经学家的治学不一样。乾嘉年间的古文经学家的治学，受汉宋之争思潮的影响，是看不起、打压宋学的。但是崔述在某种程度上同情宋学。崔述的治学，今文经学或古文经学都用，宋学的他也不排斥，宋学内部的程朱、陆王之争，他也不管，也就是说崔述的治学带有超家派的色彩。其次，崔述对中国现代疑古思潮影响特别大，对于顾颉刚的层累说有很直接的影响。崔述对顾颉刚的影响，学界以前都没有提出来过。1998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了一篇文章——《崔述与顾颉刚》，在这篇论文里提了出来。我觉得崔述对顾颉刚最重要的影响，是他的方法论，而不是他的价值观，疑经、疑古在顾颉刚他们那个时代已经成为一种风潮。
三 仕宦归来：理学补课
路：1987年毕业以后，我就留在华师大史学研究所工作了。
在所里工作到1995年时，我应该可以评职称了。但当时学校只给我们所一个副高名额，而在我前面还有资格比我更老的人，可是从学术成果来看，那些教师的成果没有我多。后来学校通知我们所里说，现在上海市教委科研处缺一位副处长，谁愿意去，去的时候就带着职称去，这个职称可以不占你们所里的名额。我们所长就来跟我聊，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考虑了一下，说那我去。所以1995年年初，我就到了上海市教委科研处，担任分管上海市属高校文科科研项目的科研副处长。
但我在那边只工作了11个月。1995年1月我去报到，当年12月就回来了。为什么要回来呢？因为当时官场里面，风气已经很不好了。那时我们的工资都很低，我一个月工资120块。但一次红包可以给数百元。而且每周末都要以讨论工作的名义，到一个地方聚餐,大吃大喝，整条的鱼、鸡、鸭肉，动都没有动就倒掉。这样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合我。所以我觉得自己不是当官的料。1995年，当我得知王家范老师要招博士的时候，赶紧激流勇退，向上海市教委提出我准备去读博。这样经过一番波折，我又回来了，做了王家范老师的博士研究生，我是王家范老师招的第一位博士，是王门的大弟子。
在读博士的时候，我就想，在硕士期间积累的东西不要浪费，而且对疑古思潮我也有持续不断的兴趣，所以就想把原先做的崔述放在“疑古思潮”这个序列当中。这样就需要把整个疑古思潮的战线拉长，拉长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比较发达的疑古思想，但是真正形成一股思潮高峰，是在明末清初。在读博的时候，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我已经反复读过好几遍。而且梁启超也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好像近三百年成了一个套路，大家都是近三百年如何如何，我就想我何不写一个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当时王家范老师跟我说，你要搞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的话，必须要去碰理学。
我在读书的时候，读到陈寅恪一段话，他说中国的学术从秦代以来的一大因缘，就是理学的出现。当时我看到陈寅恪的这段话很震撼，我想理学怎么会对中国2000年学术的发展有这么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当时一点都不明白。因为家范师的提醒，包括我自己平时看书的一些感悟，我再回头去补理学的课，花了苦功夫去读《朱子语类》《朱文公集成》《阳明全书》《明儒学案》等典籍。
学人：您是如何“花苦功夫”阅读的？
路：都是一边读、一边做札记，圈点那些关键性的语录，反反复复地咀嚼、体悟。在看书的过程中，我喜欢刨根问底。比如我发现一个钱穆、梁启超提到却没有深入探讨的问题，就是应该对理学本身做一个“形上”和“形下”的区别。所谓的“形上”是指理学从佛老——特别是从佛那里袭用过来的认识论、方法论，逻辑思辨的内容；“形下”部分，是指理学家，不管是程朱还是陆王，他们所坚守的中国传统儒学当中的纲常名教，这些可以用来直接指导人生的内容。
四 疑古思潮的起源
学人：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所研究的疑古思潮的起源？
路：说到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的脉络，关键的转折点是在明代嘉靖，特别是万历朝以后，东林士子掀起的一场理学清算运动，也就是理学的自我批判运动。这场运动针对的矛头就是他们的师兄，王学当中所谓的左派，何心隐、王艮、李贽等一批人。这场运动的把手在哪里？是批判佛老，批判李贽、王艮他们这一批人援佛入儒。他们要把儒和佛当中的遮羞布给它拿掉，赤裸裸地讲，儒和佛是相同的。
我们应该知道儒和佛在伦理道德价值观上很不一样。一个是无父无君，出世而不是入世；一个是强调纲常名教。所以阳明学内部的东林一派主张尊孔读经，表现为更加重经学，而相对的轻视四书，因为四书不是孔子写的。而要尊孔读经，就非得把这个学风逼向弃虚——抛弃对理论的思辨，蹈实——提倡音韵训诂实学考据，“弃虚蹈实”这条路上。他们是不可能有其他路好走的。这是第一次大转变。也就是说清代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源头是阳明学内部的理学清算。不管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还是阎若璩、陈确、胡渭，都是如此。
可以看出来，清朝初年的这一批学人，大都参与了理学清算运动，而且从学风的角度来看，他们都秉持着“弃虚蹈实“这条路。而且清朝初年的学者已经透露出非常浓厚的轻视理论思辨的倾向，这就导致了乾嘉考据学的饾丁繁琐，理论灰白。但是他们的好处在哪里？他们的好处就是实事求是。对于典章制度，音韵、小学、训诂，他们花了苦工钝力，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历史上很多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被他们搞清楚了。但是他们缺乏理论思辨，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短处。这就形成了清代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汉宋之争，用考据学、汉学、古文经学来压迫排挤宋学，排挤哲学思辨、理论思考。从疑古的角度来看，真正有价值的不多。只有今文经学家们，他们提出对《左传》的怀疑，对于古文经学的怀疑，这就是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这批清代早期的今文经学家们提出的疑古思潮。
疑古思潮，其实可以说是清代早期今文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学家，是家派之争的一个副产品。另外这些早期的今文经学家还表现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相对的比较喜欢进行理论思考，这是和今文经学本身重视微言大义，重视孔子的“义”有密切联系，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今文经学家所认为的孔子的微言大义，他们表现不出这样一种重理论思维、重分析的学术倾向。所以从疑古的角度上来看，早期的今文经学家开启了中国近代疑古思潮的一个先河。
到了中国近代以后，龚自珍、魏源、廖平，一直到康有为，疑古思潮愈演愈烈，原因何在？这和当时历史大环境的逼迫是分不开的，这些人开始主张以经学来救世。
五 康有为是经学的掘墓人
学人：您如何评价近世的一些学人，比如康有为、胡适等？
路：康有为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叱咤风云，两肋插刀，万死不顾，应该说很值得我们钦佩、效仿和学习。但是康有为的治学我不敢苟同。
康有为的治学基本上是带着一种工具论的色彩，也就是完全把学术作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他提出的孔子改制、刘歆造伪，这两点从学术本体的立场来看，都站不住。孔子改制的不成立，刘师培有过非常坚实的批驳。刘歆造伪说，风行一时，特别严重地影响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这些人对于《左传》、古文经学的一些理解。到1930年代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出版以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已经完全站不住脚了。但尽管康有为的这种说法，已经被批倒，但是据钱穆先生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方的大学里面，大家信奉的还是康有为的疑古学说。所以他的这种学说影响着那一代人的治学和对历史真实的理解。所以我们在治学过程当中，一定要慎之又慎。
而且思想一旦凝固为文字，它的影响力就不是作者本人能够驾驭得了的。像康有为，他那么迷信孔子，尊崇孔子，但他竟然成了经学的掘墓人。再看看他的弟子梁启超，中国传统史学就是死在他弟子的手里。这师徒二人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贡献不容否认，但是这师徒二人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破坏性也是不能否认的。这点真的很吊诡。康有为那么尊崇孔子，他先一脚把孔子踢到造伪的泥坑里。春秋十二公，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在早期的今文经学家，在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那里都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的。但是康有为认为这十二公是孔子捏造出来的，这不等于一脚把孔子踹到造伪的泥潭里去了吗？再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民主，直接和传统儒教的纲常名教相对，所以要出现“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康有为提出孔子改制对经学的破坏非常严重。再加上他的弟子梁启超，通过史界革命把中国传统史学打入冷宫，判为死刑，把传统史学中一些重视人、重视人性的方法全部否定掉，中国的历史学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胡适（1891—1962）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重要思想家。不管他的政治倾向如何，他的学术影响力，我相信会持久地存在。胡适的“拿证据来”这一点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治学环境、治学观念，更不要说胡适个人人品的高尚，他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敢于质疑，不畏惧、轻信权威，敢于骂蒋介石。像这样的一种风格，作为一个读书人，都是很向往的。我每次去台湾，都会去胡适墓，已经去过四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