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致敬|2018年逝去的学人
文化、文学
饶宗颐
（1917年8月9日-2018年2月6日）
简介：广东潮安人，著名学者。治学上主张“学艺双携”，在中国传统经史、考古、宗教等领域颇多贡献外，更精通古琴、诗赋、书画。与钱锺书、季羡林并称“南饶北钱”“南饶北季”。2011年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代表作有《敦煌书法丛刊》《词集考》《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考》等。
学人说
“淡泊是一个人的性格，我不喜欢太热闹，一热闹就不能冷静，不能冷静就不能看问题，不能解决、研究问题。因为一热闹，时间、精神就都向外发泄掉了。”
“人在天地之中，渺小得像一个不可知的斑点，亦像一根芦苇，很容易被一阵风所摧折……面对无限的宇宙，永远的岑寂给人以无限的恐惧。在无限的周遭，处处可以是中心，而何处是圆周，却煞费思量。”
金庸
（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
简介：原名查良镛，浙江省嘉兴人，著名小说家、社会活动家。于1940年代后期移居香港，其后以笔名“金庸”发表多部武侠小说，如《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笑傲江湖》等。1959年于香港创办《明报》。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2009年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学人说
“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大家问我小说里哪一个人物我最喜欢，我说喜欢令狐冲，他不太追求权力、权威，遇到什么环境就解决什么问题，总是保持心情愉快。我觉得对自己满意，有些困难问题大致可以解决。我想不为自己名利、不为自己权力着想，希望为这个大学好、学生好、为教授好，同事大家和和气气一起工作，我想大概没太大的困难。”
洛夫
（1928年5月11日-2018年3月19日）
学人说
“我从事现代诗创作二十多年后，渐渐发现中国古典诗中蕴涵的东方智慧(如老庄与禅宗思维)、人文精神、生命境界以及中华文化中的特有情趣，都是现代诗中较为缺乏的，我个人日后所追求的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内存的缺憾。”
“现代诗强调知性，强调直接介入现实人生，这固然有其时代意义，但有时我也觉得现代诗太过犬儒与冷酷，不能与时空保持超然的距离。如以古典诗的表现手法来处理现代生活中的题材，是否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我近二三十年来全力以赴的探索与实验。”
“我觉得目前的年轻诗人，很重视现实、口语化、叙事诗体，但是缺乏超越性、缺乏形而上的思维。这是整个华语诗的现状。”
关愚谦
（1931年2月-2018年11月22日）
学人说
“我没有出卖自己的祖国”
“每当我进入教室的时候，总有一种幸福感。这一方面与学生们的学习情绪有关，另一方面，下意识里，我总觉得这是一种使命，我在传播中华文化。”
V·S·奈保尔(V. S. Naipaul）
（1932年8月17日－2018年8月11日）
简介：生于加勒比海特立尼达岛，著名作家。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作品以小说和游记居多，《纽约时报》书评曾称赞他为“世界作家、语言大师、眼光独到的小说奇才。”他的小说作品《毕斯华斯先生的房子》、《大河湾》被列入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之一。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奈保尔在个人德性上颇受争议，其虐待妻子、歧视女性、对时政的粗暴批判等做法也招致批评。结合其人生经历，奈保尔的作品以后殖民时代为背景的文学题材见长，代表作包括《米格尔街》和《自由国度》等。
学人说
“写作靠的是运气和辛劳。除了在天赋中发现素材，作家需要一种力量的源泉。文学天赋本身无法独立存在，它以社会为能源，其发展依靠那个社会的本质。作家凭天赋开始写作，在天赋中找到自信，但后来却发现并没有足够多的天赋。在我们这样畸形的社会里，运用天赋使作家茫然。”
“人必须自己去赢得尊重，每个人都有努力的自由，也有努力的责任，我无法理解那些不愿意奋斗的人，碌碌无为的生活没有价值，一个人不应该觉得天然的存在就可以享有尊敬。”
郑张尚芳
（1933年8月9日－2018年5月19日）
简介：浙江温州人，古音韵研究权威，汉语古音学说有代表性的八大家之一。1952年，郑张尚芳高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问题，未能就读大学，并无大学学历。后自学成才，长期从事汉语方言、古音、汉藏语言比较研究，其所建立的上古音体系得到海内外汉藏语学界的认同。著有《上古音系》《温州方言志》等书。
学人说
“俗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做学问是可以有很多种方法的，可以因人而异。我觉得自学也有自学的长处，因为自学没有师承，可以不受老师的影响局限，按自己的思路走下去。当然很重要的是要有创新能力，没有创新，老跟在别人的后面，那是一事无成的。所以说创新是自学的重要方向。”
朱德发
（1934年-2018年7月12日）
简介：山东蓬莱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著名学者，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其提出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概念，改变了既有文学研究忽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长期潜心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是五四文学研究的杰出代表。著有《五四文学初探》《中国五四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等作品。
学人说
“文学的特质就是人学，我一直在研究中探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学，怎么样和人学联系到一起，人学在文学当中是怎么体现的。离开了这个问题，文学就讲不清楚了。”
李敖
（1935年4月25日－2018年3月18日）
简介：台湾作家、政治评论家、文化批评家。于20世纪60年代，在《文星》杂志上为胡适辩护，拥护全盘西化，掀起中西文化论战。70年代走入政治运动，曾因反抗国民党对异议人士的镇压而入狱五年余。长期从事研究、写作及时事评论。著有《北京法源寺》《李敖有话说》等。
学人说
“樽前作剧君莫笑,我死诸君思我狂”
“凡是我不了解的现象，我总是勇敢地迎着它走上去，不让它吓倒。我高高地站在它的上面。人应当认定自己比狮子、老虎、猩猩高一等，比大自然中的万物──甚至比他不能理解的、像是奇迹的东西──都高；要不然，他就算不得人，只不过是一个见着样样东西都害怕的耗子罢了。”
易竹贤
（1935年-2018年12月3日）
简介：笔名楚汛，湖南湘乡人。生前任教于武汉大学。毕生从事鲁迅、胡适与现代文学研究，实绩卓著，尤其对胡适的研究在国内首屈一指。强调一手史料在研究中的价值，认为第一手材料的搜集整理，是文学史研究创新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著有《鲁迅思想研究》《胡适传》《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等作品。
学人说
“做学问讲究根底，工夫扎实，主要是指掌握材料应充分、翔实、广博。”
“自由可以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从四肢爬行，到直立行走，开始用手制造工具，即是不断反抗自然环境控制、争取自由的结果。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自由更可以说成了人类文明的精魂；无论东方或西方，人类追求自由的本性是共通的。正是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成为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动力。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均如此，学术当然也不例外。”
阿摩斯·奥兹（Amos Oz）
（1939年5月4日-2018年12月28日）
简介：原名阿摩斯·克劳斯纳（Amos Klausner），当代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最具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出版18余部作品，其中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为中国读者熟悉，则源于其长篇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201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上，奥兹获颁“国际文学年度人物”。奥兹在政治上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展开直接谈判以达成和平，反对继续修建犹太定居点，支持奥斯陆协议。代表作有《地下室的黑豹》《一样的海》《忽至深林深处》《乡村生活图景》《爱与黑暗的故事》等。
学人说
“人总是在渴求更多的爱，没有一个人，总统、士兵或者国王，没有一个人得到的爱是足够多的，每个人都在渴望更多的爱。每一份爱，如同沙漠里的沙粒，如同眼前这包砂糖中的一颗，它足够渺小，又至关重要，我们要珍惜它，不要丢弃它。人与人的每一次拥抱，都如同一粒砂糖一般的爱，是给予彼此的馈赠。如果没有这粒砂糖，人就会过着一种沙漠般的生活，人心就会如同荒芜的沙漠。”
“我永远不会对一个女人说，你必须要打扮得像个男人，生活得像个男人，像男人一样去战斗……那太可怕了。女权斗士认为，男女生而百分百平等，是社会结构造成了偏差。但我想说，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男女平等，是男女都有权利去自我塑造成他们想要的模样。如果一个女人，想穿高跟鞋和裙子，想涂口红，就让她自由；如果她喜欢中性打扮甚至像个男人，也没关系。那些女权斗士的姑娘，她们没有理解自己，她们不是女权主义者，而是法西斯。我只能说，太遗憾了。”
沙叶新
（1939年7月13日－2018年7月26日）
简介：江苏南京人，著名剧作家。创作涉及戏剧、影视、杂文，尤其在戏剧领域创作丰厚。作品个性鲜明，视角独特，笔触大胆，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戏剧作品，几乎每一部都引起强烈反响。代表作有《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等剧。
学人说
“中国封建专制数千年，光靠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想把头脑里的封建思想垃圾清除干净，是过于轻敌，过于乐观了。在20世纪，知识分子前半世纪是启蒙的先锋，后半世纪则是愚昧的帮凶。”
“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文革当中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杀，除了被打、被关、身体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他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他觉得他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他在撒谎。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有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自杀的。”
“沉默可以不可以？不撒谎，不表态，保持沉默可以不可以？最重要的把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回答学生的问题——“大学生如何对待谎言？”）
孟浪
（1961年－2018年12月12日）
简介：原名孟俊良，祖籍浙江绍兴，中国现代诗人。1978年至1982年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并投身非官方的地下文学运动。先后参与发起创办或主持编辑《MN》《海上》《大陆》等中国大陆的诗歌民刊，是1980年代“海上诗群”的主要代表性诗人之一。1992年获第一届现代汉诗奖。2001年作为主要创办人之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现名独立中文笔会），后长期从事写作、文学编辑和独立出版活动。
学人说
纪念
他们的血，停在那里
我们的血，骤然流着。
哦，是他们的血静静地流在我们身上
而我们的血必须替他们汹涌。
他们的声音，消失在那里
我们的声音，继续高昂地喊出。
哦，那是他们的声音发自我们的喉咙
我们的声音，是他们的声音的嘹亮回声。
在这里──
没有我们，我们只是他们！
在这里──
没有他们，他们就是我们！
—— 孟浪 2002.3.11
历史学
刘绪贻
（1913年5月13日-2018年11月10日）
简介：湖北黄陂人，美国史专家，中国美国史研究主要奠基人之一。参与主编的《美国通史》丛书，历经24年完成，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主持或参与翻译《世界史编年手册》《罗斯福与新政》等书，不少学术成果被录入中、英、美等多国词典，被誉为“美国通”。
学人说
“我当然是要劝人读书啊。特别是对于到我这里来的那些年轻人，我更是要劝他们一定要多读书，而且不仅是要多读书，还要读进步的书。对于那些课堂上授课的书，倒无需太重视，反而要特别重视社会上广大群众、喜欢读书的人他们所在读和喜欢读的书。”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准确恰当地估价我国的传统文化。既不能估价过低，使国人妄自菲薄，不求进取；也不能估价过高，使国人狂妄自大，固步自封。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不小缺点的；它里面缺乏促进中国现代化、使中华民族稳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两个重要因素‘民主‘与‘科学’的种子，使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废除专制制度、发展公民权利方面步履维艰。中国社会从汉代到清代变化不大，发展很小，有一个西方作者R.H.托尼(R.H.Tawney)形象地说：中国从前在用铁犁的时候，西方还只能用木犁，但当西方用钢犁的时候，中国还在用铁犁。(见所著《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公司，1937，第1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缺点，也是我们必须记取的。”
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
（1916年5月31日-2018年5月19日）
简介：英裔美国犹太历史学者、东方研究家，专门研究伊斯兰教史及伊斯兰教与西方的互动，尤以关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历史的著作闻名学界。在其著作中对中东政治现代转型实践的悲观预测，对土耳其转型的肯定等观点，受到了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学者的批判，认为其对中东地区的研究，事实上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恶意诽谤。代表作有《中东两千年》《穆斯林发现欧洲 ：天下大国的视野转换》等。
学人说
“20世纪的历史明白无误地表明，中东毋宁说整个伊斯兰世界确实出现了严重问题（went badly wrong）。相较于他们的千年竞争对手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变得贫困、虚弱和无知。……如果中东人继续沿袭当前的道路，人体炸弹可能会成为整个地区的隐喻，并且也将无法避免憎恶与怨恨、愤怒与自怜、贫穷与压迫的恶性循环，日积月累迟早会导致外国统治：或许是新欧洲重新诉诸于旧式的帝国主义，或许来自于俄国，当然也有可能来自于东方新兴的强权国家。如果他们放弃抱怨或受害者情结，解决自身的分歧，将他们的才华、能量和资源投入到创造性努力中，他们可以再度使中东，在当代就像在古代和中世纪那样，成为文明世界的主要中心。当下，决定权在他们手中。”
王庆成
（1928年4月-2018年8月9日）
简介：浙江嵊县人，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上成就卓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等职期间，为近代史学科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晚年旅居美国，笔耕不辍，围绕华北农村研究发表多篇论文。著有《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太平天国的文献与历史》《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等作品。
学人说
“研究历史当然要依靠史料，但无论史料多么丰富，也不可能记载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更不用说有些重要问题的史料很贫乏了。以局部性的史料研究历史，需要充分发挥思考和分析的作用，给予历史以尽可能正确的解释。反过来说，也正因为记载过去的史料是不完整的，历史学家才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驰骋于历史领域的宽阔余地。”
刘泽华
（1935年2月-2018年5月8日）
简介：河北石家庄人，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致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反思和批判而闻名。其理论观点和方法独具特色，被称为“王权主义学派”。其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王权主义，王权拥有统属、处置社会、经济一切的决定权。与通常将秦作为中国专制主义之始的主流史学观点不同，他认为“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政治思想就是君主专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对作为“王官学”的儒学思想提出犀利批判，也引起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学者们的批评。
学人说
“我做政治思想史，一个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及其背后的政治思想实在有太密切的关系；另一个，就是文革的封建主义大泛滥，促使我思考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源。有人说我写的东西都有讽刺性，怎么说都行，我的确致力于通古今之变。”
“法家与儒家在为君主专制体制制造理论上，没有原则的差别，当然路数有所不同。所以，不止是法家在祸害中国人，我们对整个传统思想观念都缺乏更深入的分析，都有余毒在流动。文革中颂法批儒，有深层的政治目的，在理论上是属于闹剧。我们这把年纪的人，都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回首反思和自问，对‘最高指示’论、‘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等等，我们当时有几人敢站出来对阵？文革之后虽然有一定反思和批判，至今也缺乏理论的深度清理。体制上的问题就更多，更值得多思索。”
王学泰
（1942年12月-2018年1月12日）
简介：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认为在传统士大夫阶层弘扬的精英文化之外，中国社会底层、处于无序状态的游民文化是不可忽视的一面。历史学研究之外，对古典诗歌的研究亦颇有心得，认为诗歌是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著有《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饮食文化史》等书。
学人说
“有人说，善美才是第一位的，我认为不是这样，没有真，所有善都是假善，美也是假美。”
“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是安谧的、悠闲的、超脱了是非功利的和充满了诗意的。另一种则是游民的生活空间，现今还流行在人们口头的‘走江湖’、‘闯江湖’就是取的这个意思。这个江湖在一定意义上是与朝廷庙堂对立的，是与市井红尘有一定联系、又使得市井之人感到特别神秘的。它充满了艰难险阻、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明争暗斗。古代、特别是相对太平时期涉足江湖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给平民百姓的影响是远远大于它的人数的，这便是游民文化的力量。”
高王凌
（1950年8月27日－2018年8月24日）
简介：北京人，历史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十八世纪历史和中国农村变革。对中国18世纪历史，尤其是乾隆朝历史有所研究，撰写了乾隆三部曲。在黄仁宇提出五百年一个大历史的基础上，建立了三百年是一个历史的近代史观，将中国的现代化追溯至18世纪，并重点考察了人口增加、政府职能扩张、开拓边疆的三大中国与世界的共时现象。除清史研究外，高王凌还关注地主农民关系和反行为研究，强调“从农民行为来看集体经济时代”，其中心就是农民的“反行为”。代表作有《乾隆晚景》《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等。
学人说
做学问要“不奴颜、不折腰、不媚俗、不说那首鼠两端的话，不做孔夫子最憎恶的乡愿。这都是我们的道德责任，做学问是有立场的，我们提倡的是解决问题的，不是虚假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反行为’不同于‘反抗’，哪怕内心里存有若干此种意识，在表现形式上也与‘反抗’大有不同；实行‘反行为’的个人和群体，在局部上虽不免会有激烈的甚至是暴力的对抗（任何例外总不可免），但其基本形式却是平缓的、不公开的，带有强烈的欺骗性和隐秘性，近于所谓‘猫腻’或‘阴柔’的行为（如出以偷粮、瞒产私分等不得已的手段）。”
考古、美学
宿白
（1922年8月3日-2018年2月1日）
简介：字季庚，辽宁沈阳人，著名考古学家。长年从事历史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曾任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在教学方面尤以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出名，培养了多位新中国考古学骨干。旧学功底深厚，以一己之力，研究了多个考古学领域，如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录等。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书。
学人说
“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首要的是学好本领。学习的方面要宽阔一些，因为你将来从事的考古工作复杂多样。其次是做好迎接较辛苦但很有意义的田野的工作的思想准备。不要为暂时出现的出路问题而自找烦恼。”
“文章哪有不改的，活着就要不断修改，死了才出书，这就是盖棺论定的本意。”
叶喆民
（1924年-2018年1月2日）
简介：北京人，著名古陶瓷研究学家、艺术史论家、书法家，汝窑窑址发现认定的第一人。在1977至2000年曾四下河南寻找和考察汝窑窑址，对清凉寺遗址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著作《中国陶瓷史》是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之后唯一一部日本自觉全文翻译并广泛发行的著作。另著有《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中国陶瓷史纲要》等书。
学人说
“我虽然已经到了所谓‘耄耋之年’，但仍然体会到‘学无止境’与‘活到老、学到老’的必要和‘锲而不舍’这一成语信条的重要，并且深受其益。在此也作为我向同学们的赠言和希望。”
方闻
（1930年-2018年10月3日）
简介：生于上海，国际著名的美术史家和文化史学家、艺术文物鉴赏专家、教育家。美国亚洲艺术史学界的开拓者和领航者，运用西方艺术史学界中的理论来分析中国书画艺术，并开创了“结构分析式方法”，致力于用“风格分析”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古代书画的断代问题。著有《心印》、《中国书法：理论与历史》《两种文化之间》等专著。
学人说
“作为一个艺术史学家，我迫切感到需要发展一种‘讲述’中国艺术史的表达方式，你愿意的话可将其表述为中国艺术史的‘故事’。‘故事’讲述的主线就是：一个时代的艺术何以展现一个时代的文化史？这样的疑问也就是他最终要解答的——‘艺术即历史’（ Art As History ）。”
陈铁梅
（1935年5月-2018年10月25日）
简介：上海人，著名科技考古学家，北大考古文博院教授。1975年在北大主持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液体闪烁方法的碳十四年代实验室，并将该方法推广全国。后又参加了国内第一个加速器质碳十四年代实验室在北大的建立，参加了碳十四测年用糖碳标准的制备和标定。用不平衡釉系和电子自旋共振方法测量了我国大量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遗址的年代，提出了我国第一个旧石器考古年表。
哲学
汪子嵩
（1921年-2018年1月21日）
简介：浙江杭州人，古希腊哲学专家。1945年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并留校任教。曾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著有《古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等书，合著有《希腊哲学史》等。
学人说
“一些比较实在具体的问题改由各种科学进行精确的研究以后，所谓哲学——智慧，还留下什么呢？我以为主要就是方法。要得到好的成果，必须有好的方法。哲学本身不是金子，却可以使石头变成金子。哲学家提出来的方法，无论是理性的方法、经验的方法、分析的方法、辩证的方法、解释的方法等等，不但在研究哲学时使用，研究任何一门科学时也使用，以至于每个人在思维和进行语言活动时也经常在使用。”
韦政通
（1927年12月16日-2018年8月5日）
简介：江苏镇江人，著名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国立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历史研究所教授，澄社创办人之一。自学成才，师从牟宗三，受徐复观、劳思光影响，也和殷海光熟悉。试图揉合自由主义与传统中国文化，建构“儒家自由主义”。出版过三十多种哲学、思想、文化类学术专著。1980年，韦政通独立完成近百万字的《中国思想史》，与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同为台湾学界常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
学人说
“自由对我的意义：
（1）自由即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抉择，都代表自我的再生。
（2）运用自由理念中的批判精神，对时代性的课题，做创造性回应。
（3）自由的信念，是与不幸的遭遇搏斗的动力。
（4）因自由价值的内化，使我对人能平等相待，对异己的思想也能宽容。
（5）当我说：自由是我的天道时，自由已提升到信仰的层次。”
“国学是在曾国藩时产生的，有三个基本的领域，就是考据、义理和辞章，这三个领域的学问是国学的基础和三根柱子。所以，只有具备这三门功课能力的人才配叫国学大师。国学是不分学科的，分了学科之后就没有国学大师了，所以，新儒家里边是很难出国学大师的，学问做得很深，可以称为一流的哲学家，但是不能叫国学大师。”
梁存秀
（1931年-2018年1月15日）
简介：山西定襄人，哲学家、哲学翻译家，德国古典哲学专家。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师从艾思奇、冯友兰等哲学名家。1986年，开始着手中文版《费希特著作选集》五卷本的翻译和出版计划，团队历时十五年，完成了250万字的高质量翻译，并组织出版了一系列费希特思想的研究成果。此后，又参与主持黑格尔著作的翻译与研究。其主要著作包括《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自由之路》等。
学人说
“真正的学者是民族的精英，人类的良知。他们应该预见社会发展的进程，向民众阐明真理，如果他们故意歪曲真理，那是极大的罪恶；他们应该把自己在社会中获得的知识，反馈给哺育自己的人民，如果他们把知识视为私有财产，那是极其可耻的；他们更应当是社会道德的表率，如果他们自己不廉洁，他们在宣讲自己的学说时只能是伪君子。如果一个民族连学者都腐败了，这个民族也就没救了；如果人类的学者都腐败了，人类也就没希望了。”
“我这个人啊，无形当中的东西太多。我们探索真理的，不为升官，不为发财，我就想探索个真理。不追求真理的人，是感觉不到其中的乐趣的。”
政治学
高放
（1927年2月-2018年5月30日）
简介：福建福州人，著名学者，政治学家、社会主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09年，高放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首批受聘或受颁一级教授的23名学者之一，在学界被誉为“思想高度解放”的学者。著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高放政治学论萃》等作品。
学人说
“治学一定要下苦功，核对主要史料，还要动脑筋思考是否可信，不能辗转相抄，不动脑筋不加思考辨析。”
胡佛
（1932年5月14日-2018年9月10日）
简介：浙江杭县人，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政治学研究所），研究专长为“宪法学”、“政治文化、“选举行为”、“政治参与”等领域。1989年参与创办政治评论社团“澄社”。反对台独，认为台独已经成为台湾的一种政治正确和选举时催票的工具，“议论统一”将成为台湾社会风气。现在台海两岸统一的条件虽不成熟，但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实务的增长和台海两岸差距的不断扩大，相信“台湾能够独立”的人越来越少，和平统一最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
学人说
“我们应先在‘人’方面讲民族大义，在‘历史’方面强调共同历史观，在‘地缘’方面主张两岸是共同的乡土，并加强上述几个环境因素配合，来凝聚国家共同体的共识。这是基本面，属于国家共同体的层次，然后才能进而谈到共同体内部政治结构问题。换言之，在没有解决国家认同与主权统一之前，现在去谈政府结构（治权）就太早了，最后只是流于空谈的‘论述’。”
庄礼伟
（1967年8月-2018年12月17日）
简介：原籍广东汕头，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曾任《东南亚研究》杂志社主编，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长期以来为国际关系学院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主要著述有东南亚研究文集《亚洲的高度》，世界政治研究文集《地球屋檐下》等。
学人说
“成为一个健康的世界大国、成为一个优秀的广受尊重的民族的路径其实并不复杂——直面和改正自己的弊端，承认和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尊重常识，按常识办事。”
经济学
周叔莲
（1929年7月-2018年3月5日）
简介：江苏溧阳人，1953年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同年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79年与吴敬琏、汪海波合写的《再论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对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的机制以及国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宏观条件提出了系统的设想。在中国经济学界，较早从理论上论证了国有企业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自负盈亏。周叔莲还参与过论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经济改革理论。最早提出了中国应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发展战略，对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建议。代表作有《中国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中国工业的发展与改革》等。
学人说
“做研究工作务必要谦虚谨慎，还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我们这一代，头脑中不符合实际的条条框框不少，也很牢固。我们的知识结构相对比较陈旧，对过去一些问题的认识比较片面，而要突破这些片面性很不容易。所以，解放思想十分重要。我们必须跟上时代，不能把固执己见看成是坚持真理。在研究问题时，要不断清理头脑中陈旧的观念，认真调查研究，不断地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
“在大学里我的西方经济学、经济史学习的不够，英语也没有学好。而你们处的时代不一样，许多学科学得比较好，基础比较好。当前社会发展变化快，信息和知识传播迅速，你们要养成快速学习的习惯，学会驾驭知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未来是青年人的，青年人在将来会担任重要的职务和责任，而当担当重要职务后，可能就没有机会读书了。如果现在不甘受冷板凳，不认真学习，不打好基础，将来遇到困难，后悔就来不及了。”
萨米尔·阿明（Samie Amin）
（1931年9月3日-2018年8月12日）
简介：1931年出生于开罗，1952年在巴黎政治学院取得政治学学士。1957年，他以论文《欠发达的起源——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积累》获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哲学博士学位。1957年到1960年，在开罗经济管理研究所工作，之后在不同国家间工作，直到1980年成为塞内加尔达喀尔第三次世界论坛的负责人。作为依附理论的先驱，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阿明就极其敏锐地展示了，资源是如何从外围国家流向北方的中心国家，而使后者变得富裕。阿明的著作涵盖主题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伊斯兰政治等，曾著有《资本主义的危机》《抵抗的全球化》《世界规模的积累》和《自由主义病毒》等。
学人说
“从1948年起，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我认为我不会改变。我不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是一名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我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斗争的武器，而不只是一种理论。用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
“对即便十分遥远的未来所做的准备，始于今天。我们想要的社会模型是什么？基于什么原则？是个体之间的毁灭性的竞争，还是对团结之优势的肯定？我们要的是把不平等合法化的自由，还是与平等相关的自由？是对全球资源进行罔顾未来的掠夺，还是把地球生命状况的再生产所需的那些确切措施也纳入考虑？未来必须被视为普世人类文明之更高阶段的实现，而不仅仅是我们所认识的一种更加‘公平’或更加‘有效’的文明模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
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
（1936年7月-2018年8月29日）
简介：1936年7月出生于苏格兰，1957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数学硕士学位，1963年取得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任教于剑桥大学，也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客席教授。1996年，因“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1990年代初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时的研究生导师。
学人说
“现在的企业创新更多是通过翻新产品以满足现有需求，比如不断更新换代的苹果手机。当然，很多人会关注这些创新，也吸引了大量投资。但问题是这些所谓的新经济模式并没有创造价值，既没有创造需求也没有创造供给。近20年来，越来越少的新发明能够打动我们，这显然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有学者研究认为，信息经济对GDP的主要影响可能只有2%。我并不是极端地否认新经济或信息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但我非常担心这个问题。”
“我知道很多国家尝试过施行产业政策但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效。这种干预应该只限于监管，但政府常常不甘愿只做一个监管者，他们有时自己也会扮演一下商人，由此衍生出了很多产业政策。因为他们往往太忙，可能没时间把商业上的事想得很清楚。我其实看不太出产业政策的意义。因为在中国有大量企业家可以投身到各个产业中。私企有时会有犯规行为，这正是政府施行监管的意义所在，但是不应该干预他们过多，所以我不建议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在很多小国家，一些产业的起步阶段是需要政府引导一下的，因为他们不具备这方面的人才。但在中国似乎没这个必要，比如深圳，这里有那么多企业家、创业者，完全可以激发出创新。”
法学
艾伦·沃森（Alan Watson）
（1933年-2018年11月7日）
简介：1933年生于苏格兰爱丁堡，比较法学家、法律史、罗马法学者，乔治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沃森因创造“法律移植”一词而受到赞誉，深刻影响了比较法研究范式。一生论著近150本书籍和文章，其重要著作包括《法律移植：比较法的方法》《社会与法律变革》《法律史和普通法欧洲》等。
学人说
“法律向我们展示了许多悖论，其中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或许是，一方面一个民族的法律可以被看作专属于它自己的，是该民族认同的一种符号，而且在事实上，即使是两个往来密切的国家在其法律的重要细节上，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从最早的有记录的历史时期起，法律移植——即一条法规，或者一种法律制度自一国向另一国，或自一族向另一族的迁移——却一直是屡见不鲜的。”
“一次成功的法律移植——正如人体器官的移植——应该在新的机体内成长，并成为这新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同那些在其母体内继续发展的规范与制度一样。移植法律在新的环境中不应由于原有文化的抗拒而萎缩。”
罗豪才
（1934年3月－2018年2月12日）
简介：1934年生于新加坡，1956年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最高法院副院长、致公党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在行政法学理论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平衡论”和倡导了软法理论的研究，直接推动行政诉讼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制定，是新中国行政法学的重要开拓者。代表作《行政法论》《行政法学》《行政审判问题与研究》《行政诉讼法学》（主编）等。
学人说
“官不长存，学术长存。”
“中国行政诉讼难的最根本原因：一个是观念；另一个是制度。我们的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意识是在增强，但是还远远不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主体不习惯和老百姓一起平等做事，不习惯民主工作方式；二是公民也不习惯和政府官员一起共事。相对来说，整个社会的民主意识还不够，民主气氛不够浓，民主习惯还没有完全养成。”
新闻、出版
赵昌平
（1945年10月20日－2018年5月20日）
简介：浙江上虞人，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文史学者。1968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毕业，改革开放后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先生门下研读唐代文学专业，是国内唐诗研究领域代表人物。致力于将中国创世神话系统化。在担任古籍出版社总编辑期间，参与了不计其数的重大古籍出版工程，尤其在经典普及读物的编撰出版上做出了重要的探索。主要著作有《赵昌平自选集》《顾况诗集》《孟子：匡世的真言》等。
学人说
“要了解中国文化，最直接最好的途径是阅读经典，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加强青年的人文熏陶尤显必要。”
“从小读诗词，可以培养一个人的美感、韵律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人的审美水平，自然而然对低俗的东西产生抵触。”
郏宗培
（1950年-2018年2月27日）
简介：浙江鄞县人，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资深出版人、编审。经手编辑、出版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如余华《活着》、易中天《品三国》、张贤亮《一亿六》、史铁生《务虚笔记》。从事编辑出版近40年来，曾先后任职文艺出版社文学编辑，《小说界》主编，《小说界》杂志社社长等职。曾获全国报告文学编辑奖、“上海出版人奖”等荣誉。
学人说
“文化市场被不懂文学、唯利是图的书商出版商劫持，是一种不正常现象。‘轻’而‘薄’的长篇文学作品被轻易地制造出来，而后用一大堆真假莫辨的评语包装得厚重又豪华，虽然在短期内赚了点钱，长远看却伤害了文学的根基。”
“文学与社会生活同步前行，从外部走向自我，从庙堂走向民间，从遵命走向自主，从我们走向我；文学开始觉醒，开始脱神还俗，回归或迹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人学，个性化、性格化的文学。简言之，中国的当代文学逐步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社会现实的、市场经济的严酷检验。”
周建明
（1956年5月-2018年6月5日）
简介：黑龙江明水人，著名新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评论、新闻法制、民族宗教新闻传播等。长期潜心教育事业，对新疆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著有《新疆新闻发展战略研究》《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合著）《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合著）等书。
学人说
“‘研究生’就要‘真研究’。”
“要写‘有病呻吟’的评论，而不是连自己都感动不了的评论。”
“其实学术本来是相通的，只是为了便于研究才把学术划出了若干学科。在做学问时绝对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人类学
乔健
（1935年-2018年10月7日）
简介：著名华裔人类学家，祖籍山西，长期从事族群与文化研究，曾在多个族群与文化中做过长期的田野工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台湾南岛民族、大陆少数民族、中国传统文化、美国印第安人中的拿瓦侯传统及美亚文化关联等领域。在教学和研究的同时，积极推动中国人类学及相关学科机构的创建活动，先后创建了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国际瑶族研究会等机构。
学人说
“田野调查最需要的是时间。英国人比较注重田野调查，有些人一辈子就锁定一个地区。……理想的田野调查应该是人类学家深入一个地区居住一年，甚至是两年，但目前国内做人类学研究的，很少有人会在一个地区居住超过三个月。时间太短，田野调查就无法深入。”
社会学
杨心恒
（1932年9月-2018年2月19日）
简介：江苏邳县人，1955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9年到南开大学任教。1979年后承担南开大学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工作，曾兼任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编委等。代表作：《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方法初步》《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岁月沧桑》。
学人说
“1952年院系调整时，毛泽东取消社会学的态度非常坚决。根据给费孝通做过10多年助手的张冠生记载，那年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由于毛泽东态度坚决，1952年仿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时，大学里取销了社会学系，原来社会学的一切课程都被取消。”
“科学无禁区、无国界、无阶级性是客观事实。然而1949年后，认定所有社会科学都有阶级性，这是个认识上的误区。社会科学被限制在这个误区里，放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真实全面地认识社会和历史。社会学本来是一门应用科学，它是具体研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很有实用价值。被历史唯物主义替代后，只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宏观理论，使得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的研究缺乏必要的概念工具，对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没有适当的概念去概括和研究……所以任何党派和政府用行政命令禁止学科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这是我们从社会学的被禁止到恢复建设过程中应当汲取的第一条经验教训。第二条经验教训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學人Sch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