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与失望：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分歧的再考察
学人简介：尤小立，现为苏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近现代中国哲学，著有《胡适之〈说儒〉内外——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等。本文曾刊发《福建论坛》2016年第7期，此为原稿。学人Scholar授权发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中华民族空前危机的局面，自由主义知识人多是寄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形成社会重心，以便更有效地抗日，胡适亦不例外。然1931-1937年间，一方面时势瞬息万变，另一方面，胡适的对日策略也是一个变量，且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表达差异极大。作为知识人，他更多从道义和理性出发，贡献一己之见，因而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冲突与牴牾就不可避免。而从此复杂关系中，亦可见政府与民间因为所处地位的不同而产生出的认知和取向上的差异，以及面对民族危机，胡适心态的隐性和显性的多重面相。
一、国难下的笼络：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的改善
如所周知，20年代末，是胡适一生中对国民党及其政府批评最为激烈的时段，但自从1930年11月重返北平后，与国民党之间的直接冲突相对变少，其中较大者，如1931年1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上海光华大学辞退教授罗隆基，胡适以为“此事是教育部的大错”,“实开政府直接罢免大学教授之端”，出于维护“学术上和自由”和“职业之自由”，为罗隆基事，亦为国民党政府对《新月》杂志“不取公开的辨正，又不用法律的手续，只用宣传部密令停止其邮寄”致信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布雷表达不满和抗议。半年之后，即7月30日前后，他又为新月书店北平分店被北平公安局警员搜查，逮捕店员和搜去《新月》第2卷第8期一事，与北平地方当局交涉。7月30日日记中记有此事详情，并剪录了《益世报》7月24日题为《好大胆的月刊 竟敢诋毁约法 要查禁你了》的报道。胡适讥此报道说：“这是最早的记载，标题最妙。有这样的报纸，难怪有这种政府！”
有两个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共同影响了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转变。其一，是国民党政府对胡适的态度转变，其二，则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1931年9月17、25日，11月11日，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三次电邀胡适出任国家财政委员会成员，“就经济改造事宜与国际联盟合作”。胡适与宋子文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就在收到第一次邀请函前的两个月，胡适还在日记中提到宋子文遇枪击的报道，显然对之相当的关心，而接到第二、三次邀请函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在民族危机的关头，胡适于公于私都无婉拒的理由，于是在接到宋第三次（即11月11日）电邀后，胡适只好应允。结果，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即公布财委会的名单，蒋介石且来电邀胡适赴南京开财委会议，不过胡适称病未赴会。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引发的民族危机使国内的民族主义意识迅速增强。王汎森先生已观察到，“九一八”事变在中国知识人中间直接引发了“我是谁”的追问。此追问虽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层面，像政府主导的“尊孔读经”的重燃，以及“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出现，就根本上说，都是追问“我是谁”的具体实例，但民族主义一向为国民党所倚仗，因而文化层面的问题往往又有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而现代性的追索，仍困扰着新文化一代知识人，胡适等体制外的知识人在文化层面以外，亦同样关注中国政治和社会现代转化的问题，然而此问题又处于探索阶段，一切皆尚无定论。后来在争论“建国问题”时，胡适对此曾有反思，他说：“现在仍是建国的问题。这问题不完全是‘师法外国’的问题，因为我们一面参考外国的制度方法，一面也许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几千年历史里得着一点有用的教训。这问题也不完全是‘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的问题，因为一来此时的世界正在演变之中，无有一个已形成的现代；二来我们的病状太危险，底子太虚弱，恐怕还没有急骤追随世界先进国家的能力。”1934-35年自由主义知识人中间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亦是表现之一。
就胡适而言，“九一八”事变让他感受到中国社会重心的缺失，虽然这一担忧含有多个层面的内容，但使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则是终极目标，故在日本以中国是“非现代国家”为侵略理由时，胡适会有激烈的反弹。不过，要将寻求“社会的重心”落实到具体现实之中，倚仗彼时势力最强的国民党政府实现国家的统一，以便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亦是知识界的共识。1932年1月27日，胡适与翁文灏宴请“国难会议”的北方熟人，其中有任鸿隽、蒋廷黻、傅斯年、林宰平、汤尔和、李石曾等十四人，胡适在日记中说：“大家交换意见，都以为这会议不当限于讨论中日问题，但也不应对国民党取敌对态度。当以非革命的方法求得政治的改善。”这其实也是胡适对国民党及其政府态度转变的原因。
国民党政府中对胡适态度改变的不仅是宋子文，1932年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对胡适也极力笼络。由于汪精卫后来沦为汉奸，胡、汪抗战前的关系变得相当敏感，曾有学者以汪拟任命胡为教育部长一事，证明他们的“沆瀣一气”。其实，胡适不仅谢绝了汪之好意，后来与汪的想法也完全不同，而汪精卫本人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他也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得像汉奸。应该说，“九一八”之后，胡、汪之间确有文化人的那种彼此欣赏，故在十年后再见时，胡适会在日记中感叹：“他此时颇憔悴，不似从前的丰满了”。但在胡适还有一层原因，这就是他作为自由主义者对文人政府的天然信赖。
行伍出身的蒋介石也同样在争取胡适。1932年12月，蒋希望与胡适“谈谈哲学”，并事先将其所著《力行丛书》附赠参考。他1933年3月赴华北时，就接见胡适、丁文江等北平知识界名流，商讨对日政策。但正像胡适这位实验主义者无法真正与蒋介石这位信仰阳明心学者谈哲学一样，胡适虽不断地提供对日政策方面的建议，却始终无法与国民党政府人士达成完全的一致。
二、外交方式的现代与传统：胡适和汪精卫在对日外交上的冲突
“九一八”之后，以《独立评论》同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人中“主和”派占多数，胡适亦不例外。不过，他的“主和”与汪精卫一致而特别引起争议。但从1932年1月汪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胡、汪之间在对日政策上的分歧远大于一致，只不过这个分歧因为存在于日记、书信或私人领域，没有公共领域中的一部分发言那么引人瞩目。
胡适晚年常自称 “九一八”以后自己是“少数派”，这个“少数派”主要与“主和”有关。他说：“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叙述这段话之前，胡适还谈到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他本人所主张的“不抵抗以及反对对日作战”亦遭到旅美中国学生和朋友的反对。而他之所以有此主张，从中国古代来看，是受墨子的“非攻”和老子的“不争”影响，就西方渊源看，则与基督教的“容忍原则”（胡适译为：“人家打你右颊，你所左颊再转过去让他打的原理”）以及英国作家诺曼·安吉尔和杜威的“建设性的新和平主义”、“新国际主义”的启发。
此处胡适有一个微妙但重要的变化，即由纯粹的“不抵抗”到“建设性”地依靠法律和规则的转变。胡适说：“杜威和安吉尔二人都有助于在1915到1916年间新思想的成长。我也开始舍弃我原有的不抵抗哲学而接受一种有建设性的，有关力量和法律的新概念，认为法律是一种能使力量作更经济有效利用的说明书。”
正像胡适1915年5月6日在等待袁世凯政府决定接受日本政府有关《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的前一天晚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一样，“九一八”事变亦使其纠结不已。因为彼时中国面临的情形让他的“建设性的”法律或规则的提倡变得难以让人接受。但切实地看，他反对对日作战，实出于无奈。他后来说，在1931-1937年的“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这个最大的不同即他所说的，“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导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结果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有同样认知的，并非胡适一人，丁文江亦有相同的言论。但胡适“主和”虽出于理性的认知以及对于客观现实的理性考量，内心里和情感上，却相当地矛盾。1933年3月14日，胡适听到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说“我们也不妨此时暂且屈伏”后，在日记里评论：“这种人生观与我的正相反。我曾说：一个强盗刑时，还能把胸膛一拍，说：‘咱老子不怕！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前途，难道没有这点信心吗？”胡适虽说“我细细想来，恐怕他是对的，我是错的”，但还是不同意“屈伏”。当天日记所录罗文干给胡适的信中将国际外交喻为入赌场赌博，他所说的“老兄好好的读书人，输了一副牌，面色便发青，做出寒尘的样子”亦是胡适矛盾心理的写照。由此可知，胡适主张的“和”与“屈伏”无关，并且也与纯粹的外交手段有别，他仍有着强烈的自尊，远不能承受国际外交之轻。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的军力不足和军队缺乏战斗力也是客观现实。1933年2月“热河事件”后，3月5日，胡适在“心绪极恶”之下开始撰写《全国震惊以后》。此文激烈地批评中国军队的落后、腐败和政府的失职。他说：“前年‘九一八’的失败，也不是有计划的‘无抵抗’，其实也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崩溃。……一年零五个月的整理与补充还不能抵抗，热河绝好的天险地利还不能抵抗，可以证明这种腐败军队遇着现代式的敌军势必如枯叶之遇劲风，朽木之遇利斧，无有不崩溃之理”。胡适随后指出了热河大溃败的几大原因，即“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军官的贪污堕落”、“地方政府的贪污堕落”、“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以及“中央政府也应负绝大的责任”。
在东北沦陷的初期，胡适与汪精卫都主张与日本直接交涉。他们都看重日本“文治力量”的兴起对极端派军人的制约，但这个“文治力量”却一再被压制。不过，同样是主张“直接交涉”，胡适一直强调要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之下进行，这个“公开外交”的呼吁却不是汪精卫所情愿实行的。胡适起初主张与日本“直接交涉”更多地是针对东北军张学良和国民党政府方面不抵抗政策，以及随后的“不撤兵，不谈判”的回避政策。这是他与汪的另一分歧所在。
1931年10月，宁粤双方虽在沪召开的团结会议上改“不撤兵，不谈判”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整体情况仍无明显改观，且难以见到积极外交的出现。最初国民党政府只派遣施肇基一人赴国际联盟，以后虽增加了几位，但1932年汪精卫执掌行政院后，不仅自兼外长，且谋求直接与日本交涉，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秘密外交”的方式进行操作。胡适在1932年5月8日撰写的《上海战事的结束》一文中，不仅批评抵抗无准备，外交无具体方针，还一并提到依靠国联也需要相应的条件，特别是自身的努力，他指出：“九一八以来，政府除了迷信国联与《九国公约》之外，几乎束手无策。民众的激昂，本是意中的事：政府应该利用激昂的民气和国际的舆论，来争外交上的胜利。但政府一味敷衍民众，高唱‘抵抗到底’而实无抵抗的准备，高唱‘兼用外交’而实无外交的方针。天不能助那不自助的人，何况那无制裁实力的国联？”
一年后，即1933年11月20日，胡适在所写的《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一文中明显是针对汪精卫外交上的不作为的。故文中有“政府若在不承认伪国的基本条件之下做到一些局部问题的解决，也许是可以得着国民与世界的谅解的”一类痛心疾首的让步语。他提出了全盘外交的政策，即同时照顾到日本、苏俄、美国和国联（代表西欧和英帝国）。其目的“就是使中国问题变成了世界的大问题”。为了使汪精卫以及具体分管外交事务的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明白自己的意图，不仅寄送刊载《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的第78号《独立评论》，又煞费苦心地分别致信汪、唐二位，阐述外交方针提出的理由。但汪精卫此时在外交上极度悲观，故在回信中并不以胡适的“信心”为然。
胡适得不到他寄托极大希望的汪精卫的理解，等于是被国民党行政当局排斥在外了。当然，以胡适的修养和一向温和的性格，即便失望亦会表现得十分优雅，故在致汪精卫的信中，他亦百般逶迤。但从以前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为其另行推荐外长“替人”，到最后直截了当地说汪“以政府领袖首当外交之冲，甚非所宜”均可看出，胡适确是直言进谏，并不遮掩的。而就在这年底所写的《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种失望，胡适说：“我曾写四次长信，劝汪精卫先生与唐有壬先生退出外交部。但这种不入耳之言，至今不曾有丝毫功效。”
自从1933年8月16日，汪精卫任命外交部长罗文干出使新疆，自兼外交部长，由唐有壬担任常务次长，至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遇刺辞职，“中日亲善”一度甚嚣尘上，占据了国民党政府对外政策的主流，汪、蒋均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和“中日亲善”表现出了希望。只是蒋介石一度避免与日使接触，后干脆以“剿共”为名，避居四川。
而反观胡适，1933年12月后决心“委婉地硬起来”的他已经对与日本直接交涉不感兴趣。这也与其弟子傅斯年对国民党中“亲日派”的极度不满不无关系，后者写有《中日亲善》一文，而胡适则向蒋介石等人推荐此文。此时南京知识界的友人，如蔡元培、罗家伦、王世杰等集体向汪精卫发难，对胡适的转变亦有影响。在致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的信中，他也对南京方面一群清流对“亲日派”的抵抗颇感欣慰。实际上，对日直接交涉的也包括蒋介石，他曾派陈仪与日方密谈。胡适日记中也有会见陈仪的记录，但显然胡适对此并不寄托希望。个中原因，除了因时势变化而对日本失望以外，也是因为他已经彻底厌倦了“秘密外交”。就在半个月后，他撰写出了《公开外交》，与《独立评论》社同人一起呼吁外交公开。“秘密外交”不仅是不符合现代外交的原则，从实效看，“秘密外交”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故往往有利于强势的侵略一方。当然，胡适对“秘密外交”的反对亦存反日的意思。
胡适对“秘密外交”的反感，是因为有关华北的危机，包括日方的威逼，中方的让步，都只有通过外电或外国媒体才得以知晓，而中国自己的媒体只能“不着一字”（此为《大公报》社论的标题）或者“全部沉默”。这等于是将所有政府核心成员以外的中国人，特别是像胡适这样希望以自己的智慧，诚心帮助政府解困的知识人，都排除在了信任之外，剥夺了其对利益攸关事务的知情权。胡适的心情用他在《沉默的忍受》中的话说就是：“这十几天之中，全国人的悲愤，绝大沉静中的悲愤，是不消说的。”
三、内与外的反差：胡适的内心纠结及其对蒋介石抗日政策的失望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爆发，这七年间有一个颇为诡异且隐秘的现象，就是胡适表面上与汪精卫一派接近，其观点或建议却常为蒋介石一派所吸纳。
“九一八”后，东北军张学良部的不抵抗引起国内舆论哗然和批评，虽然围绕蒋介石与东北军“不抵抗”的关联问题，迄今为止尚无定论，但诚如学者所言，“不抵抗”政策并非专针对“九一八”，“而是国民政府因应同样事件采取的一贯因应模式”。故“铣电存在与否不重要，不抵抗是蒋介石的一贯的‘优先选择’”。不过，中国的军力不足和军队缺乏战斗力也是客观现实。作为一介书生，胡适是无力把握枪杆子的，在“九一八”之后，他曾与丁文江、傅斯年一样，寄希望于握有华北兵权的张学良诉诸抵抗。但两年过去了，依然是退让和失败，1933年2月“热河事件”后终于让他忍无可忍了。3月5日，胡适在“心绪极恶”之下开始撰写《全国震惊以后》。此文激烈地批评中国军队的落后、腐败和政府的失职。他说：“前年‘九一八’的失败，也不是有计划的‘无抵抗’，其实也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崩溃。……一年零五个月的整理与补充还不能抵抗，热河绝好的天险地利还不能抵抗，可以证明这种腐败军队遇着现代式的敌军势必如枯叶之遇劲风，朽木之遇利斧，无有不崩溃之理”。胡适随后指出了热河大溃败的几大原因，即“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军官的贪污堕落”、“地方政府的贪污堕落”、“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以及“中央政府也应负绝大的责任”。
尽管如此说，胡适内心里却一直寄托着奇迹出现，故不愿意真的去面对和承认这一现实。几天后，即13日，他与翁文灏、丁文江等人在保定晋见蒋介石，其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便是一旦与日本全面开战，中国军队能抵抗以及能抵抗多久？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对话的内容：“我们问他能抵抗否，他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胡适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蒋回答：“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是不怕死的。”胡适听了蒋的回答显然颇失望，他评论说：“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而当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胡适了解了情况后兴奋无比，因为中国军队并非想象中那样不堪一击，“和比战难百倍”主张的提出，这亦是一个现实的决定因素。
胡适此种内心的波动是隐性的，能让人看到的是与“主和”有关的言论；而即便是胡适“主和”的内容是个变数，亦不能得到“主战”的激进派的理解。早在1931年底，胡适参与组织的“自觉救国会”在陈叔通转述的报纸报道中成了“让步研究会”。贾祖麟（格里德）曾用诗化的语言说到胡适的尴尬处境：“在胡适这个时期的论著中所提示出的正是这样一颗心灵的惶惑：它在暴力的时代主张丢弃暴力，在欺诈的时代执着于对善良意志的信仰，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固执地赞颂着理性高于一切。”到1938年，哪怕是胡适已经“主战”并且出任驻美全权大使了，仍被反胡派揭老底式地批评，有一篇文章就说：“胡适教授的话，时常是不妥当的。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会主张，等待五十年再收回东三省，此后又不断地主张中国对日妥协，因此胡教授失去了全中国青年的信仰。到1936年，胡大教授出席泛太平洋会作过几次主要演讲，对日本侵略中国大声疾呼的抨击，于是全中国的青年，对胡教授的信仰又恢复了。……胡教授一返本国，好像‘橘逾淮而为枳’那样，又一再发表勇于内战，怯于对外的怪论，一直到‘七七’抗战时止，还是依然不脱此种作风，颇使爱胡教授者闻之痛心。”
然此说还算客气，不客气的言论甚或谩骂，除了国共两党以外，主要来自一些京沪两地主张武力抗战的青年知识人。北平通俗教育馆1933年创办的《对抗》半月刊上就有不少文章直指胡适的“没落”。署名“屏群”的《没落的胡适博士》一文就指责胡适1932年10月9日在《独立评论》第21号上发表的《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是没有认清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欺骗弱小民族的工具，和分赃的机关”。而在上海，像《社会与教育》、《涛声》等杂志亦刊文批评胡适的“和谈”主张。《社会与教育》第4卷第8期“时事短评”栏中题为《胡适博士的勇气》的短评就批评胡适在《独立评论》第5号上《论对日外交方针》提出的与日本的交涉方案，谴责胡适是“亡国博士”。同一刊物上，周木斋的《因噎废食论》则说胡适的《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是“因噎废食”。而《涛声》杂志编辑部干脆策划“胡适批判”专号，公开征文，其征文启事说“胡适是中国士大夫中的奴才，思想界的败类”。后来所刊征文罗列胡适的“罪状”，其主编曹聚仁则将胡适喻作秦桧，甚至声称“假如日本占领中国，我要用手枪先打死胡适，再打死自己”。在这些青年知识人看来，胡适不仅“过时”，且已经成了“高等华人”兼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和买办的“忠仆”。
胡适此时经受的委屈，实不足与外人道。因为他在公共领域和私下的议论及表现上的反差，只有与之亲近之人才可能觉察到。在公共领域中，他不仅提倡“和”，亦激烈地批评中国传统、现实状况和国民党政府，特别反对唱高调，而私下里，却抱有最坏的打算，且不乏自我牺牲的勇气。1935年6-7月间“何梅协定”签订后，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致信胡适表达了对其在北平安全的担忧，胡适在回信中说：“至于我个人的安全，我毫不在意。我活了四十多年，总算做了一点良心上无愧作的事，万一为自由牺牲，为国家牺牲，都是最光荣的事。我决定不走开。”他甚至做好了北大成为一战时比利时鲁文大学的心理准备。王世杰晚年说胡适“是一个绝对临难不苟和见危受命的人”。他举例说，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后，南京亦岌岌可危，蒋介石希望胡适去欧美作宣传工作，但胡适不愿意离开南京，他的理由是：“战争已经很危急，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南京，我们愿意与南京共存亡。”
实际上，在1935年6月27日致王世杰的信中，胡适已经表现得相当慷慨激昂，其情状更是不输激进的“主战派”。胡适分析说，世界上对日本“最容易发难者为俄国。但苏联是有组织的，有准备的，所以最能忍耐，最能弯弓不发。其余为美、英，他们更不愿先发难，这是很明显的。”但现在“日本早已发难了，因为我国不抵抗，故日本虽发难了四五次，而至今不曾引起国际大波澜，欲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故“今日我们决不能梦想坐待别国先发难。”而发难需要有“绝大牺牲”，“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得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
胡适曾明确说，他自己不喜唱高调，无论是主战与主和。1935年11月22日在致吴世昌的信中，他说：“凡为国家设计，决不可‘把事情看的太容易’。……在这几年中，主战的人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只有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的人，或者还需要一点道德上的勇气。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
在疏远汪精卫之后，胡适逐渐将希望寄托到蒋介石一方，但他的那些满怀理性兼具热情的建议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蒋的积极回应，即使回应也要么是没有任何结果，要么则是达不到胡适的期望。1935年年中，胡适给王世杰的信中向蒋介石提供的三个方案中，第一案因为有不惜承认伪“满洲国”的内容而倍受争议，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亦无人敢于承担此丧失领土的责任。其实，这个为了保全华北而代价甚大的权宜之计都是基于胡适对于华北的现实以及国民党在华北表现的观察。用1935年6月16日胡适日记中附录英文文章《What is Happening in North China？》（华北正发生什么？）中的话或可以解释，胡适说：“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已有两年，华北再次面临日本的威胁。最近三周，日本驻天津和北平的军方没有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向中国当局提出许多要求，他们称之为‘希望’。由于没有官方的公告，一般民众至今还不知道这些要求的具体内容。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在按日方要求行事。”
胡适的这个方案是“有代价的公开交涉”而不是像国民党政府在华北那样，在秘密外交下不断地丧失领土和机会，他是要让中国先做一战时意大利或比利时，以赢得十年的“喘息时间”。实际上，这个做最坏打算的方案针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上的鸵鸟政策或不作为，即在胡适看来，既然已经让步至此，既然当下的现状已经比签订《二十一条》时更加严峻，既然不能有效阻止侵略，那就先做出牺牲，卧薪尝胆，以便东山再起。胡适的三个方案中，第一案是顺着国民党政府表现而提出的“正面设想”，故他会称第二案为“反面设想”。胡适的第一案没有考虑到民意和政治上可能带来的负面反响，他似乎也有所察觉，随后提出的第二、第三案对这个大幅度退让的第一案进行了修改和更正。
实际上，无论是“正面设想”的第一案，还是“反面设想”的第二、三案，都潜存一个有关行动或者说作为的希望。也就是说，在胡适看来，不论是“战”，还是“和”，都要有切实地行动。因为有此内心希望，胡适亦在走极端，希望以此来唤醒不作为的国民党政府以及蒋介石。故无论是第一案妥协的“和”，还是第二、三案的强硬的“战”，都是极而言之的。第一案的“和”毋需赘言，在提出第二案的信中，胡适极端起来比蒋介石还极端。蒋介石的“等我预备好了再打”，在他看来，根本上是缺乏“‘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决心。”他真耿耿于怀的是蒋介石总在那里等待。如果说，胡适1933年在保定见蒋时，蒋强调“我们现在不能打”还情有可原，但让胡适无法容忍的是，三年过去了，蒋介石不仅没有作战，甚至连个“对日本作苦战的计划”也没有提出来。这个“准备好了再打”很可能成为不准备或不作战的托词。胡适说：“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作战场，一切文化中心作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诸公甘心抛弃北方，而天天整饰南京，好像南京是没有危险似的！此种气象真使全国人部感觉难受”。又说：“总而言之，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项：（一）我们如何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气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气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火，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痛苦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这是上面提及的胡适关于“战”、“和”观点的内与外反差的另一次体现。
1935年8月3日，胡适所写《苏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页及其教训》，这是接着丁文江的同名文章而写。此文虽详说布列斯特和约一事，但更强调苏俄为作战进行的准备。其实，胡适在此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不管是让步，还是作战，都必须有积极的作为，即使是让步，也必须以积极的作战或为之做准备，才可能达到最终的目的。他和丁文江一样，要政府有所作为，不是等待。这里也不完全是要强硬到非作战不可，而是说，牺牲的同时，也要以作战为代价，以换取最终的胜利。
但失望之中仍要寄托希望，这是彼时胡适及其自由主义同人的无奈，他们早已步入中年，不可能丢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上前线与日军拼杀。他们只能抱定“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关注和影响现实。
其实，蒋介石也不是完全不听从胡适的建议，胡适将中日问题放到国际背景中看待，蒋介石所见亦同。1934年3月5日，他在演讲中就将中日问题当成东亚问题、太平洋问题。 而胡适上述致王世杰的信，以及后来因王世杰考虑胡之所见并不符合蒋之所愿而未予转交，又再次请罗隆基转告蒋，这对蒋后来提出的“持久战略”的影响也是肯定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决定对日作战后，胡适仍希望“外交路线不可断”，他推荐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与日本交涉，蒋介石也确实在私下里差遣高与日方秘密接触，无效果后遂停止。
不过，这一切似乎总是达不到胡适的期望，而中日之间的形势，却在急转直下。作为和平主义者，胡适直到全面抗战既开，还在强调和平，其中的原因，时人未必理解，故有蒋介石在国防会议讥讽胡适，参谋总长程潜甚至斥其为“汉奸”， 而实际上，这不过是在听见蒋介石所谓一旦开战，只能支持六个月的说法后的即时反应。
客观地看，胡适并不理解国民党复杂的党内斗争，故所谈“团结”一事，更多的是指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对于国民党及其政府内部的团结只是单纯地希望，并未看得那么重，且在他的理念中，为国家的利益牺牲党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此点在致王世杰信中谈及，他要国民党为更大的团结牺牲其利益。这自然是蒋介石无法接受的。
王世杰在1937年8月7日日记中说，胡适为作战一事“极端恐惧”。此应是彼时胡适最真实的心理，这个心理需与《我们可以等五十年》一起观之，它亦是公开与私下表现反差的体现。即在公开场合或公共领域，胡适往往表现出信心、决心和乐观，面对眼前的艰险往往表现出理性。这和英雄主义无关，而是在遭遇可能的失败和牺牲面前的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简言之，胡适预测到一旦中日全面开战，在战争初期，中国会遭受巨大的困难和损失。他希望通过和平的努力，尽量避免战争的扩大，退一步说，也是为中国的备战多争取时间。
反过来看，蒋介石、汪精卫也知道胡适不明白现实政治的复杂性，而更擅长于宣传，又怯于胡适的自由主义言论的影响力，故都以发挥所长为名，一石双鸟，分别希望任命胡为驻德和驻美大使，也让胡适有一种人不能尽其才的悲悯。这也是为何胡适先是婉拒了汪精卫之“好意”，又在面对蒋介石之“好意”时，有一种“过河卒子”的无奈，且再三犹豫，直到弟子傅斯年力劝，晓以大义，才勉强答应出使美国的原因。
当然，知识人对国家方针和政策贡献智慧，无需、亦不可能考虑到政争和党争，只需秉承理念和考虑各种可能性中最有利的一面。胡适非内闱（府内，体制内）中人，一些文件、密电、私下谈话或日记所记的相关情况也非他所能知晓。他只能根据自己的对国内外形势的了解和判断来发表评论和提出建议。然彼时蒋介石等人受各方制掣肘，未能完全照胡适之见办理，亦有其无奈。这种无奈是双重的，既有来自当政者的，亦包括民间的知识人，是一种深刻的时代性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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