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战备驱动型经济”与“民生驱动型经济”，谁是历史主流？

北方“战备驱动型经济”与南方“民生驱动型经济”，谁是历史主流？

文|陈志武，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

我跟博士生王万达等通过考古数据研究表明，自一万年前到中古，北方的战争一直远高于南方（这里的北方指的是长江沿线和以北），因此，一直到唐中期以前，北方因为战备而成为中国的发展重地，包括经济、科技、治国官员精英和文化艺术精英的主要源泉都在北方，都可追溯到战争的催化效果。

但是，唐初开始，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来到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沿海地区，把海洋贸易推向新高，并以此刺激沿海腹地的内陆贸易，给中国带来斯密式“民生驱动型”经济增长，也就是史书所歌颂的唐宋元商业大繁荣，从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一直到元朝末年造就了中国的沿海经济与社会，也由此带来“南蛮”之地的南方崛起，让默默无闻的南方从此站起。

遗憾的是，明朝朱元璋将这一过程停下来，使南方的崛起停顿下来，一直等到鸦片战争之后再重新启动南方的复兴；1949年后南方的“民生驱动型发展”又停顿，让步于“战备驱动”；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再次重启“民生驱动型发展”，过去40年让南方靠贸易和民生驱动的崛起走向顶峰。

为了看出南方何时开始崛起、如何崛起，我把从广西到上海的沿海各府（地区）的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计算出来（史前到秦之前都以考古遗址数量作为人口数量的代理变量），然后画成图。

从中看出，在唐朝之前，南方沿海人口一直不到4%，但从唐初到明初的七百来年时间里，南方沿海人口占比从4%以下一直上升到21%。

自那以后，朱元璋的海禁等政策停止那个“民生驱动型”历程，让南方沿海地区的相对发展水平再也没有回到元末的境界，再没能回到过那个水平。（当然，关于海洋贸易和南方崛起的历史，我的《文明的逻辑》第九章有过更细的讨论）。

后来，1842年鸦片战争逼迫中国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出现第二波斯密式增长（即民生驱动型市场主导的增长），南方沿海人口占比重新回升。第三波民生驱动型增长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变迁见于文末图）

从历史看，1978年以来的世界和平秩序（即“只谈赚钱，不问三观”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中的例外，远非常态。而战备驱动型经济是绝大多数时候的“常态”。所以，重回战备驱动算是回归常态？

当然，我坚信人类的长久历史演变肯定会越来越和平，会重回过去四十年的世界状态，但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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