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里的旧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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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之二
人生是一条巷，儿时的我在小巷那头玩耍，半百的我在小巷这头凝望，中间可有一位丁香般打伞的姑娘？可有背我的老外婆？
流年里的旧巷
卢向阳(小毛），北京大学无线电系86级，现居广西南宁，就职于海通证券。
电台街
一个没写过小巷的诗人，不是一个好诗人。
唐人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寥寥数词，勾勒出一幅荒凉而凄美的画面，令人叹息。
宋人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清幽淡雅的江南春意扑面而来，湿润而温婉。
民国戴望舒，年方二十二，仅仅是撑着油纸伞，在小巷等待丁香般结着愁怨的姑娘，便写尽了多少人满腹的纷杂心事。
那个行走在小巷的顾城，用旧钥匙敲打着没有门窗的厚墙，他的绝望与倔强，又勾起了多少人理想幻灭的共鸣？
古往今来，有多少幽远静谧的小巷，唤起了文人墨客的诗意，成为他们笔下的意象，寄托着他们各式各样的情感？
在我记忆的深处，也有一条故乡的旧巷，与浪漫幽怨无关，却能让我瞬间回到童年。
这条名叫电台街的小巷，在贵阳很有名。如果你不知道它，恐怕仅仅是因为你不是贵阳人。北高南低的电台街，长不过四五百米，宽处无法会车，窄处仅能过人——所以，它名为街，实为巷。
这样一条名字很文艺的旧巷，几十年如一日地隐藏在闹市深处，没有小桥流水，没有柳丝烟雨，并不令人惊艳，甚至一点都不美。
也许它曾经美过，只是岁月沧桑风雨飘摇之后，只剩下斑驳裂缝的水泥路、两侧陈旧歪斜的民房，以及天空中杂乱无章的电线，很破败的样子——唯一的亮点，是小巷里的华家阁楼。
清末民初的民族资本家、贵州首富华之鸿，遵义人，其父华联辉为贵州最大的盐商。华联辉之母喜饮茅台酒，他有钱任性也够孝敬，就在茅台镇买下一间毁于战乱的旧烧坊，修复后重酿茅台，起名“成义烧坊”。烧坊在华之鸿手中发扬光大，成了后来组建茅台酒厂的三家烧坊之一。
在军阀混战的时代，华之鸿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晚年皈依佛门，在此修建了私家佛堂，命名为大觉精舍。从此潜心向佛，不问世事，而华家阁楼便是大觉精舍的俗称。
抗战初期的1938年，华老先生已经作古，贵州创立广播电台，向其后人租用了大觉精舍作为台址。新政权成立后，更名为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电台街因此得名，沿用至今。
说起来，电台街至少有八十年的历史，巷子里的一砖一瓦，见证了多少悲欢离合、斗转星移？
儿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些历史典故，只是因为电台街离家很近。而隐藏在小巷深处的华家阁楼，白墙灰瓦，古色古香，院子里曲径通幽，古木参天。这种遗世独立的神秘和幽静，总是吸引着我和小伙伴们反复前往探索。
彼时的华家阁楼，已经没有电台，变成了文化局的办公地。院子里不时会出现某个嫌弃我们这些顽劣儿童的大人，令我和小伙伴憎恨和畏惧。这种时候，我们总是偷偷溜进去，迅速跑进院落深处一个死胡同——胡同有点阴森，地上长满了苔藓，大人一般不进来。我们躲在里面，仿佛藏身山洞，轻言细语地谈天说地，或者蹑手蹑脚地在地上寻找一些莫名其妙的宝贝，也许是几张纸片，也许是几个机器零件。这种探险的童趣，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消失殆尽。
胡同里长着紫色的喇叭花，我经常会采摘紫黑色的种子，如获至宝地拿回家，找个瓶瓶罐罐，盛满泥土，很虔诚地把种子埋下去，想像着某一天它们破土而出。然后就忘了，也不记得后来是否变成了花苗。
文化局不上班的时候，我们便自由得多，可以在华家大院里到处走动。
古老的院落里，曲栏回廊，雕梁画栋，仿佛置身深山古庙，这种寂寥冷清的感觉让我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很多时候我就坐在台阶上，仰头看天上的云来云往，或者眯着眼，看阳光穿过老树的枝隙叶缝。
眼前那座二十五米高的五层阁楼，我从未上去过，据说是藏经楼，闲人免进。但大人们又说，很久以前曾经有个千金小姐住在阁楼上。以至于我常常盯着阁楼的窗口，猜测着那个小姐姐到底是幸福还是可怜。望了很多次，窗户始终紧闭，我下了结论：小姐姐没有小朋友，应该很孤独。想像着这些传说，我觉得很神秘，似乎还有点恐怖。
后来听说华家确实有个孙女，去了美国，再没回来。
华家阁楼的旁边是邮电医院，医院有个我父亲的熟人，我常常会在巷子里和他偶遇，我叫他袁伯伯。袁伯伯和我父亲是发小，但我在十一二岁时认识他，之前他从未出现过。
袁伯伯不时会来我家做客，按说很熟悉，但我在巷子里碰见他，总是有点害怕，害怕他的眼神，有点呆滞，有点闪烁，总让我觉得不正常。
后来才知道，袁伯伯是个苦命人。
二十岁出头的袁伯伯借了几十元给朋友。朋友起了歹意不想还，便捏造袁伯伯破坏十年大庆。袁伯伯被捕后，死活不交代问题，因为确实没什么好交代的。在特殊的年代，抗拒从严的袁伯伯就这么被判了二十年。他到处喊冤，上面也确实屡次派了工作组复查案件。但袁伯伯命苦，每到节骨眼上，总有新的运动开始，工作组撤回去忙别的事，便无人过问。
坐满了二十年牢的袁伯伯，在八十年代初终于平反昭雪。作为补偿，让他挑选工作单位，已经四十有余的他，选择了医院一个最不起眼的岗位，与世无争地了此残生。
苦命的袁伯伯已经死了好些年，每次我走到邮电医院的大门口，都会想起几十年前的他，穿着白大褂，想和我打招呼，毕竟我父亲是唯一不嫌弃他坐过牢的朋友，而我总是喊一声袁伯伯就跑得远远的。
现在我懂了，他那让我害怕的眼神，其实是他对人类的恐惧。
邮电医院对于我意义重大，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年幼多病，隔三差五就感冒发烧，那时我父母都在郊区工作，不可能频繁请假照顾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外婆带着我，或抱或背，爬坡上坎，再穿过长长窄窄的巷子，到医院打屁股针。一路上我昏昏沉沉哼哼唧唧，外婆则絮絮叨叨地安慰着我，也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有一次，我肺炎住院，陪床的父亲中途有公务，换外婆来陪守。我躺在床上睡醒了睁开眼，看见外婆正盯着我流眼泪，我问外婆你哭什么？外婆说你生病了外婆难过。
外婆身体也不好，受不得风寒，长年戴着一顶帽子。我常常在巷子里碰见她去看病，走几步就要歇口气。那时我小，背不动她，最多只能牵着她。
等我能背得动外婆的时候，她已经去了天堂，那里再没有病痛的折磨。
电台街的另一头，是贵阳的文物古迹文昌阁，从华家阁楼到文昌阁这一段，狭窄的巷子两侧，就是一排排高高低低的民房，灰砖黑瓦，几十年不变，仿佛被城市遗忘了一样。
我童年时，生活在这些民房里的人，似乎都是没有正式工作的“干居民”，也不知道他们靠什么谋生。偶尔经过，能吸引我和小伙伴的，好像只有一户人家，一个和我外婆一般苍老的奶奶，坐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卖我们最馋的酸萝卜，或者带着米香味的爆米花，贴补家用。
现在虽然民房还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巷子里的“万家烫菜”和文昌阁下的“杨婆婆烤肉”，远近闻名，生意极好。
而一分钱一片的酸萝卜，以及五分钱一包的爆米花，反倒没了踪影。也许，杨婆婆其实就是当年卖酸萝卜的白发老奶奶？
每次回家探望父母，我都会重走一遍电台街，巷子里行人很少，大多数时间就我一个人。几十年的时间仿佛停止了一半，巷子的格局没有太多的变化，依稀还是从前的模样。只是有几家民房改造成了咖啡馆，外面变化不大，里面别有洞天，小资而有腔调。
有一次我特意选了一家咖啡馆小坐。老板在楼顶安置了遮阳伞和座位，旁边就是华家阁楼的屋顶。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那些似曾相识的飞椽翘檐、灰砖红棂。正是黄昏，夕照阁楼，落叶纷纷扬扬地在空中飘洒，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光，回到了那些眨巴着眼睛看白云苍狗的日子。
风，缓缓地在旧巷里流动，吹动着墙角的野花野草，就如那些流年里的光阴，似乎不留痕迹。但流转的岁月，都镌刻在那些被风雨侵蚀的红砖黑瓦和锈迹斑斑的铁门上，像一本破旧发黄的古书。
靠着斑驳的墙壁，往巷子的另一头看过去，仿佛还能看见我外婆，佝偻着身躯，背着年幼的我，走过去，或者走过来。
一把年纪了，还是会眼热。
往期回顾
《石舫塔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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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编：李革 | 图片提供：卢向阳
2018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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