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事件”毛泽东指示：走外交途径，不能通过电话商谈！
来源：《世纪》，2016年第4期
原题：《“珍宝岛事件”中苏交锋回眸》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开始。中苏两国面临跌入战争深渊的危险。面对危机，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方拒绝与苏方电话商谈，而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经过两国总理的机场交锋后。危机暂时化解了。
苏联根据苏共中央形成的关于解决珍宝岛事件的基本思路，处置中、苏两国间出现的严峻局势，积极寻求与中国联系。
关于中、苏之间的联系渠道，毛泽东批示：
“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1969 年3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通了通往北京的国际线路，准备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直接联系。北京电话局接线员拒绝为他接通电话。柯西金又转而通过高频通讯设备，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我受政治局委托，要亲自和毛泽东同志或者周恩来同志商谈几句。我们想要通过高频保密同他们取得联系，但北京的电话局里坐着个下流家伙，说话粗鲁，拒绝为我和他们接通。大使馆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吗?”
叶利扎维金回答：现在不同中国外交部提前约好就要同中国领导人联系恐怕不可能。根据本国政府指示，苏联大使馆立即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请求安排。当日23时，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会见叶利扎维金，并告诉他：“苏联一切联系都应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不能通过电话商谈。”
3 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阐明苏联政府关于政治解决中、苏两国关系及边界问题的立场，并建议恢复1964年在北京开始的、已经中断的边界谈判。中国政府没有回应。直到5月24日，苏联政府才听到中国政府关于历来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声明。
1969 年9月3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作为两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团长，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柯西金提出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的可能性问题，在河内得不到中国方面肯定的答复，就起飞回国。
9月10日晚，中国外交部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告知：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柯西金。此时，返国途中的柯西金已抵达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柯西金在征得苏共中央同意后，于9月11日折回北京，在首都机场大楼与周恩来会晤。
略作寒暄后，柯西金首先说：
“双方积累了这么多要讨论的问题，而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又需要不少时间。西方报刊和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势力都在不遗余力地促使苏联和中国发生冲突，并把消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这点上。因此，苏、中相互关系问题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于是我们想就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同你们交换意见。……我们苏联觉得，应当找到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这无论对我们两国人民来说，还是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来说，都有着利害关系。因此，我想同您，周恩来同志，就一些最近切的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同意柯西金对中苏关系重要性的评价，说：
“中心问题是边界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停止边界上的武装冲突，双方军队都必须撤出争议地区。”
然后，周恩来阐明中国政府的态度：“我们不想打仗，我们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我们试验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并且我们已经声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现在，正在流传着有可能对中国的核武器生产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传说。我们不希望事态如此发展并建议召开会议，以便禁止这种武器。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通过谈判，通过和平途径加以解决，并且我想能够找到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
柯西金同意把边界问题放在首位加以讨论，对周恩来提出的“传闻”问题，不置可否，然后阐明：“在苏联，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无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一份文件中，都没有号召人民进行战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告诉人民：勒紧裤带，准备打仗！而是相反，总是讲要和平。
两国总理回到此次会晤的中心问题：边界问题。
柯西金同意周恩来关于在中苏之间现存的边界问题上，既没有中国人民的过错，也没有苏联人民的过错；研究边界问题要从现存状况出发的态度。对于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提出应通过谈判来解决，在此之前，双方共同采取三条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严格遵守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承认存在争议地区，并从那里撤出双方军队，避免面对面对峙。
柯西金表示赞同，补充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商量。经过会谈，两国总理终于就遵守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军队脱离接触，维持居民的生产活动等方面，达成协议。
在给这次会晤作总结时，柯西金表示：“苏联方面将给自己的边防军人下达指示，要求他们在解决边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时要谦恭、有分寸，照顾到双方的利益。……这是我们诚实的、真诚的愿望。我感觉到，中国方面也有这种愿望。”
周恩来在会晤结尾时说：“最近，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积累了许多困难。……曾经有许多行动把我们引向冲突，引向对峙。你们表现出了很好的主动精神，来到这里，并且我们的会晤产生了某些成果。当然，我们关系中的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应当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两国总理商定：在报刊上发表他们会晤的消息，并同意如此行文：
“1969年9月11日，根据双方商定在北京举行了从越南民主共和国返回莫斯科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晤。会晤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
双方商定于1969年9月12日发表协商一致的新闻稿。协商完稿件，柯西金表示：对所举行的会晤非常满意；如果周恩来能到苏联来，他将很高兴。
两国总理会晤，从上午11时，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出于对柯西金的尊重，周恩来在机场设便宴招待柯西金。
柯西金刚刚飞离北京，在同一天的北京时间下午7时，中国外交部就打电话给苏联驻华大使馆，通知说：“明天（即9月12日）中国报刊要刊登两国总理会晤的稿件，协商一致的文稿要有一些改动。‘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从消息中删去。”
苏联大使叶利托维金说：“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单方面是不能这么做的，更何况新闻稿是得到国务院总理同意的。”
对话人对此避而不谈，宣称：明天将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删掉上面那句话的文稿。我把此事通知了莫斯科，我们不得不刊登与中国一致的稿件。稍后一些时候，我询问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对话人意味深长地向上一指，暗示说，在中国，没有最上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
10 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在副外长一级重开同苏联的边界谈判。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复会。中国政府的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联政府派出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中、苏两国都明白，这样的谈判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只是两国都需要这种马拉松式的谈判。
中、苏两个存在着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系的社会主义大国，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僵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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