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是一场骗局
李雪健在《刺秦》中扮演的秦始皇
曾经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诗文后面阐述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古代政法皆是——儒表法里。说实话，这个问题从五四运动后没少说，并不算新鲜，直到现在，思想和学术界还在很熟练的运用这个观点。
但若从问题源头上来讲，我们就要追溯到中国第一个皇帝——嬴政。
自秦国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王族的统治思想和手段，全被《商君书》彻底占据了，到了始皇帝嬴政这里，商鞅的思想更是被他发扬光大，嬴政是一位运用酷吏治国非常典型的古代君主。但是，现在居然会有很多人崇拜他，实在让人无法理喻。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称皇帝，不过此时的始皇帝也已经38岁，他渴望永远统治这个帝国，但是很不幸，就其称皇帝11年后，他在东巡途中驾崩于邢台沙丘。
随后宦官赵高发动沙丘政变，他与丞相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始皇帝长子扶苏自杀，另立幼子胡亥为帝，随后楚汉争霸，公元前207年，胡亥也被赵高杀死，降格为秦王的子婴很快就投降攻进咸阳的刘邦，秦亡。
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年12月28日—公元前195年6月1日）
公元前202年，刘邦成为了乱世中的最后赢家，汉帝国建立了。
在汉代前期，大家一开始是按照周朝的大部分规则来玩的，各地藩王林立，刘氏帝王们也只不过是加强了一些王权，而然，这就导致了帝国无法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匈奴。
但是，到了公元前141年，这个初兴的帝国遇到天降伟人汉武帝刘彻就完全不一样了，面对国外匈奴的不断袭扰，国内实力日增的各地藩王诸侯，他立志要振兴大汉，解决大汉的贫富差距，他要改变这个天下的游戏规则，他要做一个和父辈们完全不一样的大汉天子。
雄心壮志有了，还得需要一套先进理论做支撑，按照汉代的政治规矩，变革之前刘彻得先向朝野上下吹风，然而这个理论刘彻不能亲自提出来，他需要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做他的“国师”。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
于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很快他就发现了属于自己的国师——董仲舒。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理论被武帝所赏识，他在自己这篇文章中这样提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便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开始。
于是，汉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兴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其他不以五经为博士者，皆罢黜。此举似乎进一步凸显出了儒家思想的地位。
可惜的是，此时董仲舒所提倡的儒学思想，是一套根据汉武帝刘彻集团的根本利益进行篡改的版本，是一种杂交后的思想成果。
这套“儒学”中杂糅了先秦各家思想，形成了一套具有汉朝特色的儒学体系。其思想内涵就是礼法相结合，用表面上儒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实行仁政，而其实质的内核皆是法家制度。
这也是后来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其中“霸王道”指的就是维护刘家强硬的手段，防止下属僭越刘家权力。
王志飞在《大秦帝国之裂变》中扮演的商鞅
下面我们就来讲讲一下这种“外儒内法”的实质。
董仲舒在其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曾提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这段话主要意思就是：“如果君主暴虐，上天就会以一些自然灾害为警告或责罚他。”这就是“天人感应”学说的中心观点。猛一看，感觉还不错，天下一旦有大的灾乱，臣子还能以上天的口吻“劝谏”君主，君主也会放下身段下个“罪己诏”意思意思。
然而，一但君主下完“罪己诏”后，就会想办法止其乱，而“治乱”就需要用一些强制手段来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个时候，君主就需要运用法家手段使百姓都能够听从于刘氏家族的领导，两种刚柔并济的手段相辅相成。这样一来，君主就能更好地治理百姓和国家。可见，董仲舒是为了刻意迎合汉武帝的想法，从而把治理天下和管理百姓有机的统一起来。
李福荣油画《天马来兮—汗血马历史的滥觞》中汉武帝的形象-局部
汉武帝欣赏并采纳了董国师的政治主张，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对即将实行政策有效性的预判力。董仲舒思想中不仅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也为百姓灌输了忠君爱国思想的“三纲”，其中“君为臣纲”明确地把百姓纳入这个体系之中。
但孔子和孟子的儒家思想讲求的是“仁政”，而这种思想的核心观点就是“民贵君轻”。汉朝能把这一部分的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原因，就是可以蒙骗百姓认识到统治者的德行广布，而其内部的指导思想仍是秦朝的法家思想。
而汉武帝朝对先秦法家思想继承的乃是其思想中的暴力性或“霸道”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任用酷吏
武帝时，汉朝己对匈奴展开大规模反击，大军远征，多次由定襄郡出塞。而定襄郡吏治败坏，境内秩序混乱，直接影响到武帝反击匈奴的军事战略。为保证战争的胜利，武帝特调义纵任定襄郡太守。
而义纵上任定襄太守伊始，便大开杀戒。凡之前重罪轻判者200余人，统统报杀，犯人们的亲属200余人仅仅因为“私入相视”就被执行死刑，前后一共杀掉400余人。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为了筹措军费，以及增加朝廷财政收入，颁布告缗令，并任命杨可主持告缗工作，鼓励大家揭发检举偷、漏税之人。这个“告缗”法令阴险之处在于，他利用了人类最黑暗的心理，煽动人们之间互相揭发。
《汉武大帝》中的杜周形象
而在杨可手下工作的酷吏杜周就被指定专门办理此类案件。而杜周的执法尤为严酷，尤其是当上廷尉之后，他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有人批评杜周办案“不以法律为准绳，而以武帝的意旨为转移。”他这样回答：“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句话意思就是：“当今圣上的意旨就是法律。”
在杨可和杜周的强强联手下：“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告”，广大中产者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打击。
后来杜周升任廷尉，每年经廷尉审理的案件高达一千余起。每起案件所株连的人数，多则数百人，少则也有数十人。在武帝时代，在廷尉及长安官府监狱中的“犯人”数量最多时达十余万人。
再比如：公元前119年，为了惩治地方豪强，汉武帝把酷吏王温舒派到河内郡。他把在广平郡的“成功经验”直接复制到了河内郡，一上任就建立河内到帝国中心的公文快递，同时，他精心挑选若干名重刑犯充当郡吏开始抓人，随着，这些人在王温舒严刑性拷问下，株连的人数很快就达到了千余家。
影视剧中王温舒的形象
王温舒立刻上书武帝，提出了对这些人的惩罚方案：“大者诛全族，小者杀其身，无论大小其家产统统没入官府。”提前建立的文书快递起到了作用，不过两日，汉武帝的批准诏书就已到达，河内郡上万人成了刀下之鬼。他在河内的“治绩”，很快传到了汉武帝那里，武帝把王温舒视为能吏，予以重用。
自从义纵、杜周、王温舒这样的酷吏受到汉武帝的青睐后，帝国各级官吏都开始以这些人为榜样。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法令越是严苛、越是缜密，百姓触犯法律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这样，天下的“盗贼”反而会越来越多。
于是，面对蜂起的“盗贼”武帝又开始派兵剿灭，有时剿灭的大一点的团伙，处死的竟多达一万多人。即便如此，“盗贼”依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青年刘彻剧照
2.连坐制度再次恢复
汉初虽也有连坐之法，但在高后、孝文两朝被逐步废除。而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一残酷的刑罚制度却再度被恢复。在武帝的授意和批准之下，酷吏张汤、赵禹等人制定了“监临部主”之法。
陈宝国在《汉武大帝》中饰演汉武帝
所谓的“监临部主”之法是指：当犯罪发生后，包括监督检查法律执行情况的官员（监临）和犯人所在部门的官员（部主）在内的相关人员都要连坐。在此严酷的制度下，如灌夫、主父偃、李陵、公孙贺等重臣因犯罪也都惨遭灭门之刑。
由此可见，汉武帝虽继承了一部分法家的思想，却在诸多方面背弃了先秦法家的法治核心思想及原则。
背弃“明白易知”的原则
第一，法令不仅严苛，而且多如牛毛，除君主外臣民根本无法掌握。武帝时的法令到底有多少，《汉书·刑法志》统计如下:“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类型之丰富，条文之繁多，实在让人咋舌。为何会在一个识字率及其低下的国家，实行如此繁苛的法律呢？因为只有这样，识字的人懒得翻看，而广大百姓也不会知道，只有这样，绝大部分人就会动辄得咎，在无意之中便可能触犯法令。而只有一个人人陷入惶恐和自危的社会，武帝才会易于管理，他的理想抱负才会得到贯彻。
第二，法律规定互相冲突，破坏了统一固定的立法原则。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各郡和诸侯国所接受的法律混乱不一，罪同而论异的现象时有发生。这造成司法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奸猾的官吏们趁机司法腐败，生杀予夺。
晚年的武帝及时止损
第三，法律规定不详尽，官员可以随意进行司法解释。武帝朝的酷吏们往往以舞文弄法为能事。这种现象在武帝朝相当普遍。如:“吏用法，巧文寖深”、“汤辩常在文深小苛”、“刀笔吏专深文巧诋”等，都是史家对酷吏们舞文弄法的记录。这足以证明武帝时的法律规定是不详尽的，正是不详尽的法律规定为酷吏们的深文周纳开启了方便之门。
变“依法治狱”为“君主主观决狱”
先秦法家反对君主以智治国。即便智如尧舜，也不应如此。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
韩非子就明确说过:“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这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杜绝决策失误的可能，真正可保无虞的是法律。韩非子还将私心自用、任意刑戮的君主称呼为“暴者”。他们“心毅而易诛”，很容易造成“民将背叛”的政治危机。
而汉武帝却偏偏以个人意志干预司法，案件审判往往无视法律与事实，唯汉武帝个人意志是从。
比如：魏其侯案。魏其侯因无法举证景帝曾下诏于他，按罪当弃市。可是在武帝干预之下，魏其侯被免除死刑。魏其侯还没高兴两天，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又上达天听，于是武帝又改变主意，将他弃市于渭城。
再比如：主父偃案。主父偃被人以劫迫齐王自杀的罪名举报，但调查发现，主父偃只有私受贿赂的罪行，胁迫齐王自杀事情和他无关。按照法律程序，应判主父偃受贿罪。然而，武帝为了平息诸侯的众怒，判了主父偃族灭之刑。
“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
由以上两个案件可知，法律在汉武帝那里不过是一个夜壶：“合其心意则用，不合心意则弃。”
综上，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不过是一场愚弄大众的骗局，是武帝对天下人的一种政治姿态，他真正想要的是：“儒家中的君权至上，法家的酷吏政治。”而其独尊的“外儒”并非真正的儒术；“内法”也非真正的法家，武帝的治国之道完全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弗兰肯斯坦。
汉武帝死后1700多年后，“蜀中三杰”之一的唐甄在其唯一传世著作《潜书·柅政》中这样写道：“虽有仁政，百姓耳闻之而未尝身受之。”
（完）
参考资料：
1.崔欣欣《汉武帝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中国民族博览
2.郭帅帅《先秦法家法治思想与汉武帝朝的法律实践——兼谈对“外儒内法”的质疑》文教资料
3.刘伟杰《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反思》南京社会科学
4.宋冰《汉代统治思想的更替》秦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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