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抵抗日军，东北还会沦丧吗？

编者按：“张学良寿命很长，活了101岁，但他的政治生命很短。”

 青年时期的张学良

先给出标题的答案：毫无疑问，还是会沦丧。

自第一次直奉战争，22岁的张学良崭露头角开始，到他36岁发动西安事变，之后的历史就没他什么事了。

在这短短的15年间，也是他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15年，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成为东北王，第二件丢掉东北，第三件逼蒋抗日，这是他政治光谱中最显著的三条谱线。

那么，一代东北之王，到底是怎样丢掉东北的呢？

1 “哪怕贼掳逞豪强”

《长城谣》—中央歌舞剧院-世纪歌典

中国东北是张学良的家乡。

近代以来，中国的东北地区始终笼罩在日、俄两个国家的野心之下。1897年，沙俄占有了中国的旅顺口，在此驻军并设立所谓“关东州”；1898年，沙俄修建了哈尔滨到旅顺的“中东铁路”支线。

 中东铁路路线图

不过，当时仅有旅顺是俄国的租借地，其余地区都是在清政府控制下，沙俄表面上看是“帮助”清政府修建铁路，却取得了铁路两侧地带的治外法权，相当于将大清的土地割出了一个长条形的独立地带。

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取得了旅顺和长春以南的铁路路权，并将其改名为“南满铁路”。和沙俄一样，日本也拥有铁路两侧地带的治外法权。

随后日本即设立“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和军政部。后又将民政部改为“关东厅”，军政部改为“关东军”，这就是日本关东军的由来。

关东军司令部门前本庄繁中将

一直到1928年日军发动“皇姑屯事件”为止，东北的局势基本都还在以张氏为首的奉系军阀的控制下。

1924年，张作霖在直奉战争中取胜，将其势力扩张到关内，在背后支持段祺瑞。两年后张作霖又击败了冯玉祥，把段祺瑞赶下台，自己直接控制北洋政府。在张作霖忙着去北京争权时，日本正大张旗鼓地展开鲸吞东北的部署。

日本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

首先，一面加紧对东北地区进行全面的考察；其次，积极扩充关东军的军备。

满铁调查部

通过“满铁调查局”，日本收集了大量关于东北地区地理、环境、经济、人口的调查资料，为日后占领东北作了充分的准备。

随后在1931年4月，由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主持下，就如何“占领满洲”制定了详细计划，而关东军少壮派军官（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则伺机制造事端。

万宝山事件中，日本派来“保护”朝鲜人的警察

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在1931年春夏之际，关东军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为借口向朝鲜增兵两个师团，并同时下令在东北的日侨组织——“在乡军人会”会员迅速在东北各大城市集结。

关东军的兵力（正规部队+在乡军人会成员）从数千人，扩张到三个师团将近2.7万人。

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继任奉系军阀首领，日本希望年轻的张学良能够给予日本人更多的方便和特权。

2 “谁也休想操纵我”

此时，东北暂时还在奉系军阀手中。张学良后来回忆说：“操纵我父亲比操纵我容易，日本人没想到我这家伙是这样的。”

 东北易帜——表面上全国统一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积极响应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政策，想要先收回正被苏俄控制的北段中东铁路。

张学良为什么不先对付日本，而要先对付苏俄呢？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苏俄此时正在搞激进的农业政策，仅在乌克兰就饿死数百万人，而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又遭到西方国家的集体抵制，根本无暇东顾。

1929年7月，张学良在北平会晤蒋介石后，决定强行收回中东铁路。7月14日，双方军队开始调动，18日苏联撤走外交人员，中苏断交。

战争千钧一发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在干什么呢？

蒋介石和胡汉民

蒋介石在召集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等党内大佬开会，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不会出兵。因为列宁早就承诺放弃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归还中东路是应有之义，苏联顶多恐吓，最终会放弃中东路；即使出兵，日本可能也会干预，不让苏联好过。

蒋甚至表示说：“（请汉卿放心）已有全盘考虑，（一旦交战不利）全国军队随时增援”。

然而，事情的发展似乎并不如国民政府设想的乐观。

事实上，斯大林确实忌惮日本的威胁，直到苏联得到了日本人的秘密保证，只要苏联不深入南满地区，日本就不会干涉。

被苏军缴获的东北军督战队旗帜

由此，斯大林决心给中国人一个“教训”。苏军纠集八万兵力，占领了满洲里；由于内战的牵制，国府根本无法出兵增援东北，张学良只能孤军与苏军交战。

而其能调动的机动兵力不过十万，军事装备也远不如苏军。经过几个月的战斗，苏军取得胜利，东北军则损兵折将。

1929年12月，苏中代表签定了《伯力议定书》，规定双方停战，中东路恢复两国合办。

这一次中东路事件，给了意气风发的张学良当头一棒。

他本想借此获得比肩其父亲的民望，捞取在国民党中的政治资本，并巩固自己对东北军的掌控，但结果却让他的目的一个都没达到。

而且，他也深深怀疑国府对局势的判断力，怀疑高层人物们承诺的效力，这也为日后他在东北的作为埋下了伏笔。

3 “我要正式声明”

就在中苏因为中东路开战的时候，日本人没有闲着，整个战争经过他们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东北军到底有几斤几两，日本人早已知根知底。

九一八事变期间，进入沈阳的日军部队

中苏冲突两年以后，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就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按照事先的部署，日本关东军在大连通往沈阳的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制造爆炸和东北军破坏铁路的现场，并立即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发起进攻；并以南满铁路两侧的附属地带为中心迅速出击，一天之内就占领了沈阳、长春等城市。

张学良针对的报告指示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在此命令下，东北军没有抵抗就撤离了东北，致使日本迅速占领东北全境。

多年之后张学良对唐德刚说，“我要正式声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现在很多人都说这是中央的命令，这个绝对不是事实！”对于囚禁了自己多年的蒋介石，张学良没有以个人意气掩盖历史事实，不得不让人敬佩。

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呢？

当时的中日关系，并非简单的敌我关系。中日之间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两国互有往来，并没有到交战的程度。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和日军的兵力对比

以中国当时的实力，断不能自己先启战端，善保和平是正确。张学良即使没有想到这么深，但他应该知道对日的一贯政策。比如：南京事件、济南事件，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张学良语阎锡山）。

当然，想要能“小、了”，乃至最终解决问题的前提，就是日本也不想打仗，只想通过挑衅逼迫中国让步，进而获取更大的利益。

应该说，只要日本不对吞并中国过于激进，这种时间换实力的政策还是可以延续下去。直到“九一八”前夕，国府还是认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尚在可控范围之内。

1931年7月12日，蒋密电张发牢骚：“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蒋与张“兄弟相称”

后东北军军官赵镇藩在《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中回忆说，8月16日蒋给张发电（铣电）说，让东北军“不予抵抗”。相似内容还出现在洪钫、杨正治的回忆中。

但该电并无档案原文记录，张学良本人也否认铣电的存在。我们抛开铣电是否存在的讨论，看看张学良自己怎么做。

在7月6、7日两天，张学良就“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分别指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与周旋”“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

8月24日，张学良电陈群，请示“当此危急之时，我方应用何法以为应付”。9月8日，张学良又电请蒋介石“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

如果已有铣电，张何必在9月连电中央，请示如何处置呢？

此时的张学良和中央的想法基本一致，那就是我方绝不首先挑起战端，使日本找不到全面侵略的借口。

1928年，东北易帜后的国内势力分布图

那么，为什么张学良和国府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如此一致呢？

在蒋介石看来，在国家尚未真正统一的情况下难以与日本决战，所以仍坚持“先安内政策”。而对于“九一八事变”，将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期待国联及“非战公约”国出面对日本施压，提出“以求公理之战胜”。

9月22日，蒋在南京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应当指出，虽然在事发当地的东北，蒋介石并没有明确要求和命令张学良进行抵抗；但是，在处理若干其他地区的案例中，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态度既非坚持抵抗，也不是一味放弃抵抗。

抗战时期，日军甲种师团和国军德械师军力对比

比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9月22日电烟台市长刘珍年，命令他“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

再比如：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军事当局担心日本海军在上海寻衅，曾于9月22日由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请示蒋介石如何应对突然事变，蒋介石即于23日明确复电熊式辉：“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

待到10月6日，面对开进吴淞港的4艘日舰，蒋介石急电上海市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

 1931年12月，蒋介石接见请愿学生代表

可见，蒋介石虽然在东北问题上主张不抵抗、诉诸国际社会，但并非意味着在关内其他地区也听任日军攻占而完全不抵抗。

值得一提的是，国府高层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并不认同，如立法委员邵元冲就认为：“其实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

而张学良后来回忆说：“政府的回答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都是这一套话”。

在长春市街头休息的日本军队

此时的张学良经过中东路事件后，既不信任中央，也不信任自己的军队。

东北军虽然总人数高于日军，但一部分在北部守备苏联，南部能调用的部队不比关东军人数多多少，且装备和战斗力严重落后。

张学良选择在此时保存实力，留待来时，就成为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是31岁的他不知道，日本岂是我不犯人，人便不犯我？

4 “我跟汪精卫闹别扭”

据张学良晚年回忆，他年轻时就佩服汪精卫，曾经跟汪精卫有长期的密切往来。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完全退回关内，将东北拱手送给了日本人。

汪兆铭像

全国舆论沸腾，张学良也被扣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被口诛笔伐，1932年6月，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到北京会晤张学良。

汪精卫要张学良的东北军跟日本人打一仗，以象征性的“抵抗”缓解全国的“舆情”，此时的汪精卫也并没有要跟日本全面开战的意思。

这让张学良再一次感觉到了自己只是一个棋子。

先是国府出尔反尔，在中东路事件上让张学良损兵折将；然后国府又不负责任，缺乏应对日本挑衅的全盘策略，导致张学良背起了不抵抗的骂名；现在又要张学良去平息众怒，让东北军将士去做国府收拾人心的炮灰。

张学良不干了。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谈笑风生

而汪精卫此举则是与蒋介石长期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他希望自己扛起“抗日”的大旗，获取国内反蒋势力的拥戴，还希望年轻气盛的张学良能逞一时义气，答应出兵打日本。

张学良倒是没这么好骗，不仅不答应，反而怒斥汪精卫，俩人不欢而散。

5 结论

张学良将东北“拱手送出”，既是突然事件，也是必然事件。

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统一全国，而实际上全国还是被大大小小的军阀盘踞。而国府对东北的控制力仅仅取决于张学良本人的忠心，对东北军的命令权也完全掌握在张学良之手。

国府和东北必然有所隔阂、相互猜嫌，无法协调一致；再加上日本长期经营东北，早就做好了吞并东北的准备，一旁的苏俄虎视眈眈，也牵制了很大一部分东北军。

鉴于当时的中日实力对比，国府本希望通过绥靖政策换取日本缓进，以待实力足够再与日本开战。这一心态被日本看破并加以利用，日本则希望速战速决，在“九一八”发动突然袭击，施加最大压力，让张学良和国府应对不及。

即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全力抵抗，只是延后了东北三省沦陷的时间，对最终结果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一点，他武断的采取这种彻底的“不抵抗主义”以及后面的种种策略，都说明他在政治上是极为幼稚的，一方面个人权威不仅在东北军中造成动摇，而且国内的政治形象也大打折扣；另一方面，这种政治幼稚病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的爆发。

最终，年轻的少帅不仅丢掉了东北祖业，也丢掉了自己剩下的全部本钱。

（完）

附录：

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过程和结果：

1.1931年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通过法国提出的议案，限日军在11月16日前完全撤兵的决议。

2.国联理事会根据中国的要求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调查团以英国前驻印度总督李顿伯爵为团长，于1932年3月14日抵达中国进行调查。 

3.1932年10月2日，调查团的报告书认定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计划性和占领中国东北的非法性，指出东北伪政权的傀儡性质；报告书主张恢复东北在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

4.1933年2月17日，十九国委员会根据李顿调查团报告书，通过《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坚持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和不承认伪满洲国等重要观点。2月24日，报告书以42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的结果获得通过，日本代表松岗洋右发表了反对宣言后退出会场。

5.1933年3月27日，日本发表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昭和天皇发表了退出国联的诏书，使日本彻底孤立于世界各国，1940年9月27日，日本在柏林同德、意两国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加入轴心国集团。

参考资料：

唐德刚撰：《张学良口述历史》

王家桢：《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片段》

产经新闻编：《蒋介石秘录》

张友坤编：《张学良年谱》

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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