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族劣根性 」真的存在吗？|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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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颜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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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不唯柏杨，很多学者和民间人士都喜欢使用“劣根性”一词。
一派人认为，中国人确实有劣根性，比如素质低下，要面子等，这主要是因为“穷”，随着共同富裕的实现，就会逐渐消失。
另一派人也认为中国人有劣根性，主要是不团结、不关心社会事务等，并不完全与经济水平挂钩，这一点与柏杨的看法类似。
就第一派的看法而言，他们把国人的负面表现大大缩小了范围，仅限于“素质低”这一层面，并且以经济归因论解释一切。这倒很符合第二派所总结的劣根性的一大典型特点，那就是“见利忘义”，一切都以利益来解释衡量，企业只关心利益，对外交往依靠利益，有人的不满只因为不能满足利益，非常符合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
这倒不是说第二派的观点正确，以柏杨为代表的这一派人，从近代以来就不乏大家巨擘，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无一不认为国人有一种叫做“劣根”的固有缺点。
民族是一个想象共同体概念，并不是什么生理性的集群，所以某一个民族的人是否具有天生的共同特点，是一个玄学问题，很难解释清楚。
不过，仅就中华文明而言，表现在国人身上的看似共同的特点是否能认为是一种基因，或者至少是“文化基因”，也就是“劣根”，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至少，那些倡导“劣根”的学者们从来没有真正提出过严格的论证，以证明“劣根”确实是先天的。既然不能证明其先天性，也就不能说有“劣根”。
1872年，一位名叫阿瑟·史密斯的美国人来到了清国的天津。他是基督教公理会的一名传教士，受命到清国传教，同时也负担着一些慈善方面的工作，还兼任《字林西报》的通讯作者。
1880年，史密斯离开天津，到更需要他的广大农村地区，居住在山东恩县的庞家庄，长期从事传教、教育、慈善、医疗等工作，并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明恩博。
▲明恩溥（英语：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年7月18日－1932年8月31日），原名阿瑟·亨德森·史密斯，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 图源于网络
此后，直到1926年离开，明恩博在中国生活了54年，期间与中国各阶层人士，尤其是底层的农村百姓有过深入而广泛的交往，非常熟悉中国的民情。他把他所知道的中国人，总结成文，出版了《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观察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中国文化的特质。
日本人将这种行为方式和特质转译成“根性”。
在日本人内山完造著《活中国的姿态》一书中，有《三类根性》一文。“根”取自佛教用语，指人类的感官，如眼、耳、鼻、舌、身、意合称“六根”。引申开来，就变成人类感知佛法的能力，领悟佛法智慧的能力，就叫“慧根”，领悟佛法信仰的能力，就叫“信根”。
所谓“根性”，意至人在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世界的固有反应。
这一词汇深深影响了一批曾经留学日本的中国学者，鲁迅、陈独秀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字豫山，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图源于网络
陈独秀写道：“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鲁迅发展了陈独秀的观点，他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写道：“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
陈独秀和鲁迅等人，都没有直接使用“劣根”一词，但也都表达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以改造固有的“国民性”的态度，从含义上看，他们的说法与“劣根”是相同的。
二战结束之后，兴起了前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一批民族纷纷脱离殖民地地位，取得完全独立，前殖民时期流行的民族歧视思想退潮，“国民性”、“根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再被提起。
直到七八十年代，冷战行将结束，两大阵营胜负已分，更多的国家寻求融入现代国际贸易体系。
此时不同民族、不同制度的发展程度不同，再一次引发了一批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性”的思考。在此背景下，柏杨写成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将“劣根性”一词广布给了中文世界的读者。
在很多人看来，明恩博似乎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看中国人。其实《中国人的德行》并不是对中国的全盘否定。
在《柔顺固执》一章中，明恩博写道：
“中国人好比竹子，没有比这更贴切的比喻了。竹子优雅，用途广泛，柔软易折，且中空。东风吹来，它弯向西；西风吹来，它便朝东。没有风时，它挺立不动。竹子是禾本科植物。禾本科植物容易打结。竹子虽然柔软，却难以打结。”
类似的总结在《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中比比皆是，读过此书，完全不会认为这是一种贬低，反而会让人认为其中的描写十分准确贴切。
▲ 图源于网络
1908年，在明恩博等人的推动下，美国宣布退还“庚子赔款”，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同时还推动建立了清华大学和协和医学院。
如今，清华大学已经自称建成了“世界一流大学”，所有清华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位美国人明恩博的贡献。也正是因为明恩博熟知“中国人的德行”，他才如此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努力，也坚信在中国发展教育一定能让中国发展成一个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与明恩博类似的，陈独秀、鲁迅等人，虽然屡次提及所谓民族的“根性”，但都是为了革除积弊，改造社会，达成民族复兴的目标。
虽然他们并没有论证“劣根”究竟是不是先天的，但对于“劣根”的总结，其愿望是好的，对于未来中国的社会改革，有很强的启示性。
▲ 柏杨（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汉族，初名郭定生，后改名郭立邦、郭衣洞，中国当代作家 图源于网络
而系统论述“劣根性”的柏杨则有所不同。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柏杨十分笃定地认为，华人在文化和性格上有缺陷，而且是固有的，难以改变的。
其实，柏杨并非第一个系统总结“劣根性”的，在柏杨之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乃至毛泽东、戴季陶、蒋介石等人，都有过系统的研究和探讨。
所不同的是，柏杨在台湾政治开明、经济腾飞，以及大陆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却依然写出《丑陋的中国人》，其中包含了很深的民族成见，甚至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如果把写作的时代背景考虑进去，这本书实则是柏杨对自身遭遇的回顾，和对现实世界的失望。
“劣根性”，曾经在清末民国时期十分流行，当时中国的现代文化尚处于启蒙时期，“劣根性”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共识。
彼时欧洲诞生了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人们对于民族兴衰的原因十分感兴趣。欧美国家在全世界拓展殖民地，对于被殖民地区的人民有心理上的优越感。
“民族性”成了欧美人解释殖民合法性的有力武器。
在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曾经具备天然的文化优越感，但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和屈辱之后，优越感荡然无存，转而产生了文化自卑。
▲日军登陆朝鲜 图源于网络
在近百年之后，本来“劣根性”，乃至“民族性”的问题已经随着世界的风云激荡而淡去了，随着柏杨的巨著重又回归人心。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发表意见的门槛大大降低，更多人接受了“劣根性”这种说法。
“劣根性”是一个很好的黑箱，非常契合国人擅长的黑箱逻辑，即从一种单一的现象出发，以逻辑黑箱掩盖一切细节和演化过程，直接在黑箱的另一头下结论。从逻辑上来看，黑箱一头的现象和黑箱另一头的结论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直接的逻辑联系。
这也与绝大多数国人长期以来的教育有关系。
在从小学习的历史课中，经常出现如“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等特点，将古代的战争简单描述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旦领导起义的领导人称王称帝，开始骄奢淫逸，就将其描述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或者将辛亥革命之后的南北和谈，看作是“资产阶级软弱性”。
▲简单粗暴的结论 图源于网络
这种论调的逻辑，与所谓“国民性”以及某个民族的“劣根性”何其相似。所谓的“劣根性”，更多是人类本身固有的弱点，与文化、民族其实并没有关系。
很多人强调所谓“劣根性”，不光是针对本国、本民族，更多是针对其他族群，比如一些肤色比较深的族群，把曾经帝国主义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屈辱再转给其他族群身上。似乎，把自己曾经遭受过的屈辱转嫁给比自己更弱的人，也算是“劣根性”的一部分。
所谓“劣根性”，一言以蔽之，是欺弱和媚强。
比如公共场合不讲卫生的人，他们只不过认为被污染的这个环境，以及被污染的人群没有能力追究污染者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污染者就是强大的，被污染者——公共环境就是弱小的，既然弱小就可以欺负。
而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法者对于污染公共环境的人进行惩处，同样的人会立即停止污染，甚至努力帮助执法者揪出其他污染公共环境的人，以向执法者“邀功”。
▲ 图源于电影《阿Q正传》
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如果从文化上来看，中国古代内生出的儒家文化，描述了一种亲亲尊尊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并不是欺弱媚强的社会，如果一定要把“欺弱媚强”归结为先天的、生理的、文化的原因，纯属种族主义思想。
表现在国人身上的缺陷，应该从制度层面来分析。
一本《商君书》，道出了两千年来统治国家的奥秘。其提出的弱民、疲民、怯民等思想，是中国君主政体能够维持两千多年的根本奥秘。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民众被固定在土地上，成为君主耕种的工具，他们被打成原子，无法建立横向联系，只能直面强大的权力，不得不被驯化为欺弱媚强的人。
但是一旦脱离了这种社会体系，人就会出现变化。
▲ “历史性胜利” 图源于网络
比如近日一些在美华人针对美国政府对微信的禁令提起了集体诉讼。这些华人诉称，政府以美国安全为理由禁用微信，影响了微信用户的利益，这一诉求赢得了联邦法官的支持。
法官认为，无论微信如何可能威胁美国的安全，但维护美国安全和维护用户利益必须有所平衡，于是判令暂缓执行对微信的禁令。
这一事件就直接证明了，在美国的华人并不畏惧美国政府，并不畏惧权力，只要制度不一样，同样的人就不再有欺弱媚强的缺点。如此，还能认为有所谓的“劣根性”吗？
在现代人类文明环境中，种族主义言论是过时的极端言论，应该被每个人唾弃。
我们不能证明，一个族群是否存所谓先天上的“劣根性”，但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同样的族群，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就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和文化特质，这是否能说明，不存在“劣根性”呢？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人类社会是人的集群，要让一群有缺点的人相安无事，就必须形成一套社会机制，能够抑恶扬善，社会就能达成良治。
而如《商君书》所描述的治理模式，完全是抑善扬恶，也许可以一时削弱民众的反抗力量，却不可能永远维持社会的稳定，最终只能逼出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人来，反过来也葬送了统治。
一代又一代同样的统治者，一代又一代类似的社会制度，让生活在其中的人，表现出劣质的行为和文化，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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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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