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靠「后发优势」就能完成“弯道超车”吗？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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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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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一个被全世界所叹服的事实。
对于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取得再大的成就除以十多亿都很小，出现再小的问题乘以十多亿都很大，任何人都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这数十年有发展也有问题，而很多问题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正在越来越成为阻碍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很不好的思潮，一味地认为过去只有成就而没有问题，或者问题都是任何国家都经历过的，不需要特别的去解决。
这些人将成就总结为某种“优势”，在经济学界称为“后发优势”。
▲依靠后发优势“增长潜力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潜力” 图源于网络
“后发优势”论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后发展的国家具备某种追赶先发展国家的客观条件，可以很容易实现“弯道超车”。
反对“后发优势”论者的观点也十分明确，那就是既然一个国家在当前是比先发展国家落后的，那就必然是一种劣势，如果后发展国家反而具备优势，那先发展国家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大家比赛落后不就行了吗？
这个简单的逻辑推演，让“后发优势”四个字立马变得暗淡无光，甚至还有些可笑。
我们探讨问题，当然不能仅仅从逻辑冲突的层面进行辩论，否则辩论就会变为诡辩，既不能说明问题，又不能说服对方。“后发优势”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言，还是需要进行系统的分析。
第一个提出“后发优势”的是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1962年，他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俄国、意大利等国的发展经验作为分析基础，发现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会影响发展的进程，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其增长速度反而越快。在此基础上，他创造了后发优势理论。
1986年，阿伯拉莫维茨将格申克龙的理论进行了引申，提出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与其经济增长速度呈反向关系的追赶假说。
他指出，这一假说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只有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才能成立，限制条件包括作为外在因素的技术差距，作为内在因素的社会能力，以及一国历史、现实及国际环境的变化。
特别是他关于社会能力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后进国能够成功赶上先进国家而大部分后进国与先进国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的历史现实。
20世纪90年代，赫尔希曼、南亮进、金泳镐等通过对巴西、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分析，将后发优势论应用于对拉美、东亚经济发展实例的解释。
▲在知网上搜索关键词，关于蛙跳型经济增长理论的论文只有四篇（2003-2017年） 图源于网络
为了进一步解释后发优势理论，伯利兹、克鲁格曼、兹东等于1993年提出蛙跳理论，认为先发国基于原有技术的沉淀成本、资产专用性及技术转换的高机会成本，可能会延滞对新思想新技术的采用，被锁定在原技术水平上。
而后发国因为选择性政策干预，更愿意采用那些最初效益不高但潜力很大的新技术，通过更好地把握新技术和机会，可能会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
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不仅体现于跟随性的模仿创新，而且体现于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有一定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后进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实施技术赶超。
▲ 图源于网络
虽然一众经济学家相继研究并完善了后发优势理论，但这当中有一些最基本的前提需要理清。
首先，后发优势理论最早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国家，当时的技术条件、社会条件、历史条件都与今日世界有天壤之别，以当时为例并不能推而广之，解释当代。
其次，后发优势理论所谓的“优势”，并非指在发展水平上，而仅仅是指后发展国家在某一特定阶段的发展速度上，可能会高于先发展国家，在大致同等水平时段的发展速度。
最后，后发优势理论所研究的对象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在最后真正达到先发展国家的发展水平，日本是唯一一个大致达到顶尖发达国家水准的，但也没有实现超越，其余的巴西、韩国等与老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都还有差距。
前一部分解释了什么叫后发优势，但经济学界所说的“后发优势”，与中文网络环境中常用的“后发优势”，还不完全是同一个意思。
2000年开始，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和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曾经就后发优势开展过一场著名的学术论战。
这场论战不仅仅是两人之间的思想交锋，也是对于国家改革路径和绩效的一次回顾与反思。杨小凯坚定地反对后发优势理论，明确指出后发展国家与先发展国家相比，显然是具有劣势的。
▲ 关于两人的辩论可以再网上找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看 图源于网络
落后国家发展比较晚，客观上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但是国家发展程度低，模仿的空间太大，使得落后国家在尚未来得及建立一个优良社会秩序的条件下，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模式进行简单模仿，甚至恶性模仿，最终难以取得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就。
他还特别指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总是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即使落后国家单凭技术模仿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可能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的失败。
杨小凯教授的论述，主要论据就是发展过程中发现的种种问题。能够正视问题并思考如何解决，是一个优秀经济学家最可贵的品质。
▲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图源于网络
为此，林毅夫回应说，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
他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制度先行是否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制度先行是不是必然能够将一个落后国家变为发达国家？是不是没有制度先行，经济发展就必然会有很大困难？
林毅夫的论述主要着眼于改革至今的成就，而杨小凯则着眼于其中缺陷。
但林毅夫并没有特别的改变“后发优势”这个词汇本身的含义，他所指的“优势”依然只是表达后发展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的发展速度，要快于先发展国家处于同样阶段时的发展速度。
▲ 林毅夫 图源于网络
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十多年过去了，社会人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处于舆论场前端的人物也从杨小凯这样的优秀学者变成了经常出现在网络，自称“专家”、“教授”，表情自信，侃侃而谈，但说出来的话总是很不像有学问的人。
在他们的口中，“后发优势”已经变了味道，原本特定发展阶段发展速度具有优势的含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发展程度上的“优势”，把经济总量的排名当作国家发展程度的排名，甚至认为现阶段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某些顶尖发达国家。
这就是具备当代特色的“发展优势”论述。
以真正的经济史上的“后发优势理论”来说，后发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特色的“后发优势”论述，并不是事实。
我们从提出后发优势理论的经济学家们所研究的对象出发，分析一下后发优势到底存在不存在。
▲ 1961-2016 期间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图源于网络
我们先以巴西和日本为例，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在某个阶段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整个20世纪下半叶，巴西的经济发展总体而言都是比较顺利的，虽然每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稳定，但是在很多年份都达到了百分之十以上的高增长。
其中，1961年增长率就达到10.28%，后来经历了六年的5%以下增长率，到1968年增长率冲高到11.43%，此后直到1980年，连续13年经济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最高达13.98%。
进入90年代后，巴西经济增长放缓，时快时慢，进入一个平台期。
巴西曾经很早就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此后增长失去动力，长期无法从中等收入国家提高到高收入国家，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1961 -2019 期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图源于网络
从发展水平来看，巴西最终没有能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作为一个后发优势理论的实例，她最终没有达到后发优势理论所描述的水平。
日本的发展比巴西要强劲得多，从二战之后就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直到20世纪70年代渐趋平缓。
但是，即使经历了经济泡沫破灭的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也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滑坡，总体还是平稳的，尤其是当日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后，依然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低速度增长，目前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22，排除资源输出国卡塔尔之后，排名21。
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法国、英国都排在日本之前。
由此可见，后发优势理论赖以建立的主要例证——巴西和日本，其发展水平都没有真正达到后发优势理论所说的“优势”的程度。
▲1992 -2018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图源于网络
从发展速度上看，由于统计数据的不足，我们无法获知19世纪的美国、英国在同等发展阶段的增长速度，巴西、日本是否快于美国和英国在同等发展阶段的发展速度，是存疑的；从发展程度上看，巴西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短期内没有可能赶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日本虽然已经是发达国家，但只是发达国家中的中下水平。
不管是学理上的后发优势理论之本意，还是特色的后发优势论述，世界上都不存在真正能够印证后发优势理论的实例。
更不用说经过改革开放40年，依然仅仅达到了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水平了。并且，尽管只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发展速度已经在十分显著地逐年稳定降低，“优势”逐渐成了一句空口白话，连最起码的事实支撑都没有了。
我们还是以日本为例。日本在发展初期，曾经被称为“仿制大国”，“made in japan”就是仿制品的标志。
日本在工业发展初期，处处对标美国的产品，曾经仿制过的商品包括但不限于汽车、摩托车、照相机、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电脑等等。可以说，凡是如今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购买，并以“好品质”、“高质量”、“黑科技”著称的日本商品，几乎都经历过仿制这个发展阶段。
▲1931年东芝山寨通用电气公司的电吸尘器 图源于网络
但是日本的仿制也遵循一定的规范，不仅仅是仿制欧美商品的外观，更着重仿制欧美商品的功能和品质。
对于产品的制造技术，日本人主要通过书本研习技术原理，再购买欧美产品进行拆解，对每个部件彻底研究，吸收其设计思想。
此外，日本技术人员还研究制造产品的机械装置，不仅弄懂产品本身，更弄懂制造产品的工艺流程。
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模仿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对技术原理的研究，尤其是看起来与实际应用距离比较远的基础科学，在基础科学不断取得突破的前提下，日本才能真正掌握材料技术、化工技术、电子技术、机械技术，做到消化吸收。
在此基础上，再对已有的技术进行创新突破，掌握完全属于日本的新技术。
▲尼康不止机型，连LOGO都山寨德国蔡司，但尼康后来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图源于网络
日本的发展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兼顾模仿和学习，不仅仅学习技术，而是从根本上系统地学习最基础的基本原理。
日本式的模仿不仅可以掌握真正的西方技术，更能最大限度的规避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因为日本的技术并不是通过直接剽窃西方技术资料而来，而是通过对科学原理的充分掌握，借鉴西方技术思路，自行研发而来。
▲全球各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排名（截止到2018年后，排除和平奖）图源于网络
科技方面是如此，在社会管理方面更是如此。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注重学习西方的制度，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打破封建主义的牢笼。
日本科研人员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科研成就，不断对技术改进创新，是因为他们能够获得较大的科研自由度，研究不被长官意志所左右。
相反地，如果科研被长官意志主导，科研人员没有足够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开展研究，只能根据上级需要对某一方面急需的技术进行钻研，这样的结果就是不仅最基本的基础科学受到影响，急需的技术也很大可能研究不出来，最后为了交差只能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其他国家的现成技术。
尽管日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日本依然没有能够真正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如此，其他国家更是如此。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取得过巨大的发展成就，快速发展并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专利。
如果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八千到一万两千美元左右当作中等发展水平国家的一种标志，那么达到这个水平，并且具备较大体量的国家还有有巴西、土耳其、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俄罗斯等。
▲世界各国人均GDP数据（全球前10） 图源于网络
这些国家都曾经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因而成为新兴的大经济体。日本和新加坡、韩国等早先就取得了巨大成就，曾经以增长快速瞩目于世界。
所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既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更不是什么奇迹，也不存在什么“弯道”，让后发展国家具备优势，实现对先发展国家的超车。
发展是有规律的，只要达到了客观条件，遵循了客观规律，任何国家都可以去的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专利。
▲世界各国人均GDP数据排名74-82名 图源于网络
自古以来，不同文明之间就有竞争、超越、替代的现象发生。苏美尔人发展出了发达的早期高度文明，最后被亚摩利人击败，亚述人又打败亚摩利人，伊勒姆人后来打败亚述人。
在东方，中原文明不止一次被来自西北和东北的部族击败，甚至屈辱亡国。而一般认为中原政权最为强盛的时期，却与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的文化融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后起文明之所以能够击败并取代先起文明，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学习、模仿，总结先起文明的经验教训，继承其优秀的方面，摈弃其低劣的方面，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最后达成取代。
但是后起文明的这种取代，并不总能达到先起文明曾经达到过的高度，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优秀的古代工艺失传，人们才会在后世感叹伟大的古典时代和黑暗的中世纪之间鲜明的对比，或者直到如今也在政治制度上取法于遥远的古罗马。
▲“弯道超车” 图源于网络
这就好比一条笔直的赛道，前面的赛车速度逐渐慢下来，后面的赛车趁机加速超越，但超越的后车，未必能达到前车曾经达到过的速度。
发展从来没有捷径，更不存在什么“弯道超车”，超车就是超车，要么是后车更快速，要么是前车慢下来。
但对于人类来说，虽然总体上文明在不断进步，但并非每一次更迭和取代，都是进步，开倒车的现象屡屡发生。每一次征服之后反而导致文明倒退的历史，都是人类文明的灾难。
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很多关键技术上，后发国家总是难以真正掌握，需要依靠从外国引进现成产品来填补产业链。
这本是正常现象，即使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先进发达国家之间，他们也不是各国都能做到面面俱到，也是在很多方面都高度依赖从他国引进。
这就是现代国际贸易的互补优势，可以让每个国家都分工协作，达到更高的效率。指望所有的关键技术都自己研发，自己组成完整产业链，是十分低效的愚蠢做法。
▲荷兰ASML光刻机是靠全球顶尖科技企业合作产物，如：光源来自美国的cymer，镜头来自德国蔡司 图源于网络
但总有一些人指望什么都是“自己的”，从他国引进技术，就想着如何复制、模仿，侵犯知识产权，他国因此而作出的保护性应对，却被解读为“与我为敌”，获取不到的关键技术，就被外国“卡脖子”。
不是说好“弯道超车”吗，为什么一到关键的地方就“卡脖子”呢？
很多关键技术，光靠模仿是模仿不来的，比如材料技术，把现成的产品买回来逆向研究，也很难弄清楚材料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因为材料技术这样的基础技术，先进国家往往并不是刻意为了实现某种材料功能而定向去研制，只是科研人员在进行例行的基础研究时，无心插柳。
这当中，关键点就在于，为什么先进国家的科研人员有这样无心插柳的空间？这就是先进国家在整个社会制度、管理体系方面的先进之处了。
▲C919飞机零部件供应商一览 图源于网络
后发国家如果要追赶，光组织一帮人，封闭起来，按照命令式的行动模式，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定向研究，往往是很困难的，可能一万年都搞不出来，反而白白浪费宝贵的社会资本。
这就是先进国家之所以先进，所具备的制度优势，后发国家如果不模仿这一点，就永远成不了先进。
不唯科技领域，为什么外贸兴了又衰，外资来了又跑，归根结底还是市场经济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营商环境没有真正好起来，没有真正做到对被管理者的信赖利益保护，管理上有太大的随意性，任由管理者本人看法的转变而转变。
这样的环境，还谈得上什么“优势”、“超车”吗？
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与速度，取决于其内部条件和国际环境两方面因素：前者是现代化的内因，后者是现代化的外因。
在现代文明条件下，后发展国家要发展，必然要受到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及国际格局的强烈影响。而随着科技的大爆发，国际贸易的空前扩大，也让后发展国家能够很方面地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模式，改进自身的发展。
但如果不能真正化解国家内部阻碍发展的因素，就很可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难以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如果真要说什么“优势”，那就是后发国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依靠人力资本的低廉，发达国家的援助，在国际贸易中受到发达国家的让利，进而抓住机会实现高速增长。
但如果要真正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必然要经历一个系统性的变革过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后发展，也必然是本身的体制、机制具备一些实实在在的劣势，不革除它们，不要说“超车”，车能否一直保持向前行驶，都是个问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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