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苟活，犹太人能和纳粹合作吗？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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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瑞鹤

◎ 编辑：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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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在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的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二战结束时，根据不同的资料，犹太人遇害人数是起码在六百万以上。二战结束之后，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成了历史人文教科书中的必修章节，关于二战，很多细节都可以不去追究，但是这次大屠杀是人们必须记住，并且传递给后代的。

◎ 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此地被作为大屠杀纪念遗址而永久保存

大屠杀的过程，关于犹太人隔离区，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故事，很多历史记述和文艺作品都有反映，这里不再赘述。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如果犹太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死路一条，那这遇害的600万人怎么可能乖乖的束手就擒”。

其实，在大屠杀的过程中，纳粹对犹太人的态度，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绝大多数犹太人一开始没有料到自己将来的命运有多悲惨，等局面渐渐变坏，人们察觉到大事不好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个原因很值得一提，纳粹在犹太人隔离区建立了一个“犹太人自治委员会”，表面上看，这是犹太人自己管理自己，但实际上，这样的自治委员会成了纳粹大屠杀极不光彩的帮凶。

可以这么说，倘若没有这样的犹太自治委员会，纳粹的大屠杀断然不会进行的这么顺利。

 ◎ 犹太人自治委员会的建立

希特勒在上台之前就宣称要彻底消灭犹太人，在其自传《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公然宣称：

“一旦我掌了权，我的首要任务将是灭除犹太人。只要能力许可，我就把绞刑架称排地架起来——比如，从玛利亚广场一直架到慕尼黑——只要交通许可的话。然后，这些犹太人将不分老幼地被绞死，并一直挂在那里，直到尸体变臭为止；只要卫生条件允许，他们将一直被挂在那里。一批被取下，另一批就立即跟上，直到慕尼黑的最后一个犹太人断了气为止。其它城市也要如此效法，精确地统一方式，直到全德国都将犹太人清除干净为止。”

希特勒上台之后，纳粹德国的确是这么做的，一系列的反犹主义运动，诸如水晶之夜，让德国的犹太人惶惶不可终日。有能力的犹太人都逃到了外国，而留下的犹太人则被纳粹严加看管。

 ◎ 1933年4月1日，纳粹上台不到半年，冲锋队员举着反犹标语站在犹太人的商店前

1939年，纳粹德国占领波兰。波兰当地的200万犹太人基本都没跑掉，落到了纳粹的手里。纳粹从来没把波兰当成德国的延申，在他们眼里，这里就是劣等民族流放地。

于是，就在波兰陷落之后不久，纳粹德国在华沙和克拉科夫成立了第一批犹太隔离区，强制波兰犹太人迁居此地，并把德国，奥地利和波西米亚大区的犹太人运到这里。到1939年12月，总计有350万犹太人被送入拥挤的波兰总督府地区。

纳粹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管理犹太人隔离区，于是就让犹太人选出他们的领袖，成立犹太人自治委员会。表面上看，这就是犹太人管理犹太人，但是实际上，这些犹太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在纳粹党的监视之下。

犹太人这个民族，还真的特别相信社区的领袖。他们自古以来就很尊崇有学问的长者，社区里最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长者被叫做拉比，他们要在社区中教化民众，还得负责裁决人群里的冲突，大事儿小事儿都得管。拉比文化绵延几千年，已经成了犹太人的习俗。

所以，纳粹建立犹太人自治委员会，这些组织的头面人物，自然就是过去的拉比和知识分子们。

◎ 华沙的犹太人委员会办公室，代表犹太人的烛台清晰可见

当然，有一部分犹太拉比知道纳粹来者不善，拒绝在这个强行成立的“犹太人自治委员会”当中担任任何职务。不过，相当一部分拉比们接受了纳粹的任命，用经常听到的话说，“如果你觉得纳粹是黑暗的，那你就加入它，让它开始变得光明”（不过这些犹太拉比大约没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

犹太居民委员会在社区里什么都管，他们组织犹太人搬家，维持治安，杜绝走私，分发食物。

当时纳粹强迫所有波兰犹太人都搬进犹太社区，很多人不愿意，这些犹太委员会的拉比们就得给人群做思想工作，确保每一户犹太人都不遗漏。那会儿的犹太人很信任拉比，不管情愿不情愿，拉比们发话了，那就搬进犹太社区。谁曾想，纳粹转头就找犹太自治委员会要这些犹太人的名单，拉比们做事认真，人口普查挨家挨户都做了，往后纳粹进社区抓人，靠的就是这个名单。

◎ 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跟外界连接的通道有限，这座人行天桥是其中之一

随着纳粹德国在欧洲不断侵略，像波兰这样的犹太委员会也被复制到了其他的欧洲城市。而整个1940年，纳粹德国忙着开疆拓土，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这时候，欧洲占领区内的犹太人也不能说过得多好，但纳粹没顾得上针对他们，在犹太委员会的管理下，许多犹太人自治区日子倒也过得去，拥有了乱世之中的“小确幸”。

而有些委员会的头头脑脑们，在自治委员会的位子上坐的挺舒服，也学会了以权谋私。

◎ 在犹太人隔离区，大人小孩都得戴上犹太徽标

德占区的犹太人得戴上表示自己身份的黄色六角星标识，而这些星标是要犹太人从自治委员会手中买。星标分两种，布做的便宜点，塑料做的能清洗，就贵一点。既然犹太人都得戴这样的星标，那这些拉比们光倒腾这些，就赚了不少钱，就更别提倒腾黑市的东西了。

◎ 派遣劳工和捐献物资

1941年夏天，德国开始入侵苏联，战争进入长期化，德国的人力和物资都感到了不足。这个时候，纳粹开始在犹太人身上打主意。

1941年秋天，纳粹授权布达佩斯犹太委员会发表声明，“犹太中央委员会被赋予全权处理一切犹太精神和物质财富以及全部犹太人力资源”。那意思是只要拉比们一句话，犹太隔离区里人随便抓，东西随便拿。除了布达佩斯，其他各大城市，尤其是东线城市的犹太委员会，都被赋予了类似的职责。

随后，纳粹在犹太社区里抓年轻的小伙子，去兵工厂做工，或者去大西洋要塞搬砖。之前，犹太委员会给纳粹制定了详细的名单，纳粹党卫军拿着名单冲进社区抓青年男子，一抓一个准。很多犹太人对此悲愤异常，他们以为犹太委员会可以保护他们，但并没有。经过这一轮洗劫，犹太委员会在社区的声望开始动摇了。

不久之后，德军在苏联战场遭遇了严冬，各种物资奇缺，纳粹又一次打犹太人的主意。1941年圣诞夜，他们在华沙犹太人社区，以寻衅滋事的名义抓了几百个人质，并威胁当地的犹太中央委员会首领塞尼亚考，如果犹太社区不捐献足够数量的冬衣，这些人质就要被带到集中营人间蒸发。

◎ 塞尼亚考直到1942年都是华沙犹太隔离区的自治委员会成员

1941年圣诞夜，塞尼亚考接到德军命令，他必须在四天之内搜集犹太社区里的所有毛皮制品，羊皮大衣，围巾等一切保暖衣物，都得被征用走。光这还不算，犹太人还得上交没有穿过的内衣，还有各种各样的雪地靴。

几天功夫，塞尼亚考挨家挨户做工作，犹太社区人家里的冬装被洗劫一空，甚至塞尼亚考自己的冬装都被德军扒干净了。

1941年12月29日，塞尼亚考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时候奥尔斯瓦尔德和叶旭特（纳粹官员）来到行政楼，他们直到9点时还没收到有关这次征收行动的报告，情绪非常不满。我只得向他们解释，这里的皮毛制品已经可以塞满6辆大卡车，分类和清点的活计是一时半会儿干不完的。中午12点时候他们又让我们在3点时候报数，为此又得将行政楼的全体人员都叫来清点皮毛制品。大家忙乎到下午6点才清点完。昨日一共收集690件男式毛皮大衣、2541件女式毛皮大衣、4441件男式毛皮衬里大衣、4020件女式毛皮衬里大衣、222张银狐皮、258张蓝狐皮、872张红狐皮、5118个皮手笼、39556个毛领子、7205件其他皮毛制品、2201件羊皮大衣，共签发25569张收据。”

塞尼亚考的工作不可谓不努力，德军搜集的几万套冬装塞满了十几辆大卡车，不用说，这些衣服都给运到前线，用来给天寒地冻当中的德军续命了。而那年冬天，华沙的犹太人却因为缺少冬衣，冻死了许多人。

◎ 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内，冻死在街头的儿童

过了三个月，纳粹德国终于将人质放回，塞尼亚考在日记中写道：

“1942年3月11日，下午3点时候，监狱送回151名犹太囚犯，其中5名已经死亡，7名需要入院治疗，30多人需要送往庇护所，其余的各回各家。等待释放的一大群囚犯挤在道路中央，我发表了一个讲话来安抚他们，每个人都深受感动。”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1941年冬天层出不穷。纳粹动不动就抓一批犹太人当人质，并提出要求，限定犹太委员会必须完成。

犹太委员会为了满足这些要求，不可谓不努力，但最后，他们的努力往往归于虚无。就算拉比们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了纳粹的要求，纳粹也总有借口说他们上交的物资不合格，要么不放人质，要么放回来的也半死不活了。

波兰的几个犹太人社区，就以这样的方式变成了纳粹的摇钱树，而社区中的犹太人，也更加怀疑自己的领袖到底在给谁做事。

◎ 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和犹太委员会

对于犹太人来说，1941年的冬天非常苦涩，但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1942年1月，纳粹高层召开万湖会议，确立了彻底消灭犹太人的方针。而这个方针，则把犹太委员会推到了道德上的两难境地。

◎ 万湖会议备忘录副本，正是这次会议确立了彻底消灭犹太人的政策

◎ 1942年德占区犹太隔离区和集中营的位置

有的犹太委员会成员选择拒绝同纳粹合作，甚至为此搭上了性命。刚才提到的塞尼亚考就是其中的一位。1942年7月，纳粹建成了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党卫军向华沙犹太委员会下达命令，要求将华沙的犹太人转移到这里。每天需转移六千人，如达不到这个数量，党卫队就会处决一百名人质。

塞尼亚考知道进入集中营会意味着什么，他出面向德方请求放过犹太区的孤儿们，但遭到了德方拒绝。绝望之下，塞尼亚考回到犹太议会行政楼，留下遗书后吞服氰化物胶囊自杀。

像塞尼亚考这样的官员不是个例，利沃夫的犹太委员会领袖约瑟夫·帕尔纳斯博士拒绝为纳粹编订名单，结果被后者所枪决。1942年10月14日，别廖扎的犹太委员会拒绝与纳粹合作，全体成员自尽而亡。

◎ 塞尼亚考的日记一直记录到他自杀的那一天，这份日记成了研究大屠杀的珍贵材料

而另外一些地区的犹太委员会屈服了，他们的基本策略是将损失最小化，与纳粹合作，接受日益残酷的虐待，恳求更好和更仁慈的待遇。

1942年之后，委员会被要求安排人员，将他们送到灭绝营去，因此，在制定下一批离去的人员列表时，每一位犹太委员会成员都面临着勇气与品质的考验。犹太委员会成员尝试了拖延、贿赂、阻挠、求情、辩论等各种方式，直到逼不得已为止。

有的如哈伊姆·卢特考斯基认为他们的责任是拯救“能够”被救援的犹太人，这也意味着有部分人也将不得不被牺牲掉。

他们就像“在船将倾覆之际，为安全抵达港口放弃大部分珍贵货物”的船长们，就像“牺牲一百人换取一千人的性命，牺牲一千人换取一万人的性命”的营救者。

1944年春天，党卫军开始有计划地清除匈牙利的犹太人。布达佩斯的犹太人社区总共有四十多万人。党卫军给这里的犹太委员会下命令，要求每天必须至少转移几百人到波兰的集中营去。

 ◎ 1944年5月或6月，一列来自匈牙利的火车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守指挥犹太人排队，左列的犹太人要被送去毒气室，右列的要去做苦力，最终大约也难逃一死——这张照片是秘密拍摄的

布达佩斯的犹太委员会负责人卡斯特纳博士每天必须牺牲几百人，以保全四十多万人的性命。卡斯特纳不得不昧着良心做事情，他欺骗犹太社区的人们，说这里人口太密集，需要把一些人给带走“重新安置”，当然这被带走的人就再也回不来了，卡斯特纳心知肚明。

除此之外，他还要每天面临抉择，挑哪些人去集中营送死呢？卡斯特纳战后回忆，这依赖于他自己所谓的“神圣原则”。

这神圣原则听起来挺唬人，但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卡斯特纳要优先拯救那些“为犹太社区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比如犹太长老以及“最杰出的犹太人”，当然，为了让这些精英活下去，就必须有人去死。说穿了，这种东西说难听点就是“死道友不死贫道”，一点也不神圣。

◎ 1944年10月之后，在布达佩斯街头被逮捕的犹太人，他们没有任何罪过，仅仅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难逃一死

即使如此，隔离区中还是有些犹太人为了生存奋起反抗。

1942年12月，波兰东南方的拉克瓦发生了首次隔离区的武装起义。1943年时又有几个规模稍大的隔离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武装起义，例如华沙和比亚韦斯托克隔离区，但犹太人的抵抗很快地就被拥有压倒性优势的纳粹军队所镇压，幸存者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进灭绝营中。

◎ 1943年华沙起义被镇压之后，纳粹德军走过被焚烧的房屋

◎ 1943年，根据希姆莱的命令，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被夷为平地，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送进集中营

到了1944年，包括卡斯特纳在内，许多犹太委员会已经没有威望了。但那个时候，犹太人社区已经被纳粹折磨的千疮百孔，壮小伙子都被抓走，剩下的老弱病残毫无反抗之力，而且犹太委员会背后有纳粹撑腰，他让谁走，谁就必须走，踏上去奥斯维辛的不归路。

最终，大屠杀事件让六百多万犹太人死于非命，要不是纳粹在盟军进攻中垮台，死亡的人数还会更多。

◎ 后记

对于一个犹太人而言，在毁灭本民族的过程中担任犹太领袖，无疑是整个黑暗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页。当然，有人会说，当时在纳粹的逼迫之下，如果不合作，那也是死。一些不服从纳粹指挥，最终自杀或者被枪决的犹太委员会成员，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么说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汉娜·埃伦特提到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叫“平庸之恶”，这个概念最早用来描述对纳粹党卫军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来，“平庸之恶”的概念被用在更广泛的领域——“没有人有权利盲从”，即使是犹太社区中的拉比，也是一样的。

在此去责备这些拉比们的道德，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更应该思考的是另一件事情，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制度，逼着这些平时可能还算好人的拉比，需要每天在同胞当中进行生死抉择？这样的社会制度，它的灭亡竟然不是因为自己的残忍，想想就可怕。

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信哉此言。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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