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前的南京，有一个德国“活菩萨”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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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哈尔德根艇长

◎ 编辑：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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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辛德勒的名单》，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这部1993年上映的电影在海内外拥有极好的口碑，主人公辛德勒一开始抱着发财的目的来到波兰办工厂，凭着优秀的社交能力和雄厚的财力，他和驻波德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的工厂还雇用了不少犹太人，随着战事发展，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也在不断升级。

◎ 奥斯卡·辛德勒，连姆·尼森饰

在金钱和良心面前，辛德勒选择了后者，他利用自己积攒的人脉和金钱去拯救生命，无数犹太人得以存活。

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位和电影中的辛德勒经历非常相似的人，他就是约翰·拉贝。

◎ 1904年的拉贝先生

生于1882年的拉贝在南京的德国人中威望极高，早在1909年他就已经来到中国，在中国打拼了20多年，先后在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南京分公司工作。

为了获得创办供南京德国孩子读书学校的资金，拉贝在1934年加入纳粹党，这个身份将在未来令他又爱又恨。

◎ 灾难前奏

在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初，拉贝曾认为，这只不过是小小的摩擦而已，事情很快就会结束。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5日，日军航空兵又轰炸了南京。

直到此时，拉贝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上流人士纷纷撤离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请留下的外国人，决定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躲避战火。

◎ 杭立武（1904—1991年2月26日），男，安徽滁县（今滁州）人。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2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受聘为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转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达十数年。其间并创立中国政治学会及中英文协会。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美国联合援华会会长。1944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两年后调政务次长。1949年出掌教育部。1991年病逝。

于是，位于南京市西北角，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一块西积3.86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成为这场残酷战争中供难民免受战火荼毒的安全岛。

◎ 南京安全区示意图

在这块小小的安全区内，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其范围内，国际委员会希望这些西方机构财产能使日军有所忌惮。

由于德国是日本的盟友，拉贝被推举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西方人士深知设立安全区，需征得交战双方同意，以保证安全区的安全，国民政府对成立安全区完全支持，国民党元老张群将自己在南京的住宅交给拉贝，南京市长马超俊也积极配合安全区的工作。日本政府则在12月1日正式否决设立安全区的申请，但为了避免与西方列强的冲突，同时又声称：“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 1937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合影

◎ 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总部内的难民

在得到日本政府答复后，委员会将总部搬进宁海路5号办公。

为向日军表明安全区的边界，国际委员会制作了许多小旗，小旗上印有南京安全区的图标，插在各主要路口，这一面面小旗将成为南京市民的希望。

◎ 南京难民涌入安全区 图为电影《拉贝日记》剧照

12月8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主力进抵南京近郊，同一天，国际委员会发布《告南京市民书》，正式宣布启用难民区。拉贝在日记中记载：“成千上万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进我们这个所谓安全区。”

◎ 古都劫难

12月13日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在庚子国难37年后，中国的首都再次被异族攻陷。

当天侵华日军攻破南京多座城门，南京沦陷，由于撤退命令下达仓促，很多部队都未接到命令。不少中国军队被困在城内，还有一些部队试图在城北下关渡江北撤，日军追杀至江边，许多中国官兵穿上便衣进入安全区避难。

◎ 进攻南京的日军装甲部队

可惜，与“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的原则相冲突，日军对这些进去安全区的中国军人当然不会手下留情，例如日军士兵增田六助写道：“今天我们即使拔开草丛，也非要把他们搜出来不可，为阵亡战友报仇。”

而在南京沦陷前一天，拉贝还对德国的盟友日本人抱有幻想，认为日军会在平静中接管南京。

◎ 朝香宫鸠彦王是伏见宫邦家亲王之孙、久迩宫朝彦亲王第八子、昭和天皇的叔父，被明治天皇赐与朝香宫的宫号，1981年4月12日病死，终年94岁。图为： “南京入城式”当天的朝香宫鸠彦王

日本皇族朝香宫鸠彦亲王此前于1937年12月2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12月7日他暂时接替因病在苏州疗养的松井石根，出任攻占南京的临时总指挥官，期间他签署了一道“机密，阅后销毁”的密令：“杀掉全部俘虏！”

本来在南京沦陷前，日军为了快速推进已经将辎重部队甩在身后，采取就地征收的办法解决补给问题，他们在抢到补给后往往后将村民全部屠杀放火烧村，以至于日军辎重部队都难以征集民夫。

现在南京终于到了，大多数日军官兵已将南京军民当作自己发泻的目标，连续的作战已经令他们麻木，人性良知对他们来说既遥远又陌生，朝香的命令无疑起到火上浇油的恶果。

12月14日，在南京街头驱车寻找日军高级指挥官的拉贝看到了极其恐怖的情景:

“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200m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

◎ 南京大屠杀主要场所示意图

除了死难平民的尸体，拉贝还目睹日军有组织地洗劫城内店铺，甚至德国人开的基斯林糕饼店也未能幸免。

事实上，拉贝在14日看到的惨状只是南京中国军民悲惨境遇的冰山一角，在13日日军进城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中国军民惨遭毒手。

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写道：“这一天正是日军进城的日子......任何人天黑以后在街道或小巷被流动巡逻兵抓住，几乎都会被就地处决⋯⋯而文雅的(日本)官员演说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简直令人作呕。”

事实上，“安全区”在兽性大发的日军面前，也变得愈发不安全。12月16日，日军闯入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将5000余名难民带走处决，一名幸存者回忆：“那个招待所原本有个洋人牧师，我们就是奔着他去的。想着有洋人在，日本人不敢怎么样。谁想到，那些个日本人进来就抢人，那洋人看不惯就上去阻拦，也被人带走了，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有西方人保护的地方尚且如此，南京其他地方的状况可想而知。

除了集体屠杀，一些日军下级军官还展开了极为变态的杀人竞赛，比试谁杀的中国人更多，如野田毅、向井敏明的“百人斩”竞赛，日本媒体还对这个竞赛追踪报道，把二人当成英雄来宣传。

◎ 报道“百人斩”的日本报纸

◎ 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博士（图有误，实为佐尔格）

当时身处南京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一封电报中这样总结：“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是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 活菩萨

面对这副野兽机器，以拉贝为首的国际委员会毫不退缩。

早在12月13日，得知日军入城消息后，拉贝立即驱车去寻找日军指挥官，希望日军能够尊重安全区，一名会德语的日本军医告诉拉贝，日军将领过几天才会入城。还有一名日军军官向拉贝承诺：“请放心。”拉贝对盟友的话信以为真。当天有许多中国官兵携带武器试图进入安全区，委员会将他们缴械后安置在司法部大楼里，这批人总数约为1000左右，拉贝认为日军会仁道地对待他们。

◎ 约翰·拉贝与朝香宫鸠彦王交涉对峙 图源《拉贝日记》剧照

14日，日军闯入司法部大楼，将400-500名中国官兵带走枪杀，此事让南京的西方人士认清了日军的真实面目，委员会成员费奇写道：“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在此事件之后，只要力所能及，国际委员会会尽力保护中国军人，坚决不把他们交出去，如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女土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南京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部长金诵盘先被藏在美国大使馆，后被转移到金陵大学美籍教师宿舍楼。

拉贝深知，南京现在是日军的天下，想守护安全区这个孤岛，外交手段也是必要的。

在寻找日军高级指挥官失败后，拉贝在15日找到了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德康。福田态度良好，通过福田，日军指挥官原田熊吉以书面文件形式向委员会承诺：“您可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同时表示会尽快恢复安全区水电供应，允许中国警察在安全区内巡逻。

◎ 原田熊吉（1888—1947），日本大阪人，陆军中将，曾任驻南京武官，驻上海武官代理，侵华日军关东军参谋，近卫步兵第四联队长等职。1940年任侵华日军第三十五师团长。1940年4月，该部于开封附近与中国军队作战时，施放窒息性毒烟罐，致我方万余人伤亡。1945年4月任第55军司令官兼四国军管区司令官。战后被新加坡军事法庭指名为战犯。1946年被南京国民政府列为南京大屠杀战犯。1947年5月被绞死。

讽刺的是，在原田许下的承诺数小时后，日军又强行闯入安全区抓走1300名难民，德军顾问的住所也遭到抢劫。而5年后的1942年，本间雅睛也向巴丹半岛美军最高指挥官金少将承诺：“我们日本人不是野蛮人。”

在此后的数十天里，以拉贝为首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向日本外交官递交抗议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文件。这些文件记录了大批经过核实的日军屠杀、强奸、抢劫、纵火等暴行。

面对这些禽兽行径，拉贝除了不断与日方交涉外，还四处奔波，尽自己所能保护难民。

◎ 拉贝在南京的住所一一现小粉桥1号，曾有600多难民避难于内。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拉贝的家是南京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他的家4角都插有纳粹旗帜，日军军官也命令禁止所有日军士兵骚扰拉贝的住处。在日军暴行不断发生的情况下，难民们纷纷来到拉贝的住所寻求保护，这个不大不小的院落容纳了600多名难名。

拉贝曾说道：“他们大家的希望是，我这个洋鬼子能驱赶走凶神恶煞。”除了难民，拉贝还将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龙应钦、周上校以及飞行员王汉文藏到住宅的二楼。

毫无疑问，此时的日本政府对欧美国家还十分忌惮。之前在淞沪会战中，日军就竭尽全力避免让战火波及西方租界，拉贝也成功地用纳粹旗帜让日军航空兵对他的家敬而远之。

◎ 为了免受日军轰炸，约翰·拉贝在安全区拉起巨型纳粹旗帜

◎ 马吉与福斯特轮流看守的德国产业南洋路17号，这里也成为难民避难之所。门前竖有德国纳粹的旗帜，用以抵挡前来骚扰的日本兵。

然而战场之上枪炮无情，国际委员会成员也时常遇到危险。例如金陵大学教授魏特琳女士、美国医生威尔逊都曾被日本士兵扇耳光、殴打，威尔逊医生在21日还差点被日军枪杀。

至于拉贝，他既是德国人又是纳粹党员，大多数时候日本人对他都十分客气。

但日本士兵用行动告诉我们，在1937年底的南京，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安全的。

有一次，一名日军士兵居然拔出刺刀冲向拉贝，当他明白自己面前是一名德国人后迅速跑路。次日，拉贝又被一名日军士官用手枪威胁。除了被直接危胁，他的汽车也曾被日军士兵偷走。

尽管拉贝遇到过生命危险，但他还是经常亲自制止日军暴行，日军曾想抓走一批难民处决，拉贝佩戴着纳粹党袖章出面为这些人做保；面对一名正在强奸女孩的日本士兵，拉贝用各种语言将他赶走；20名日军士兵抓住2名中国男人准备处决，拉贝驱车将2人救下.....如此事例数不胜数，对于翻墙溜进安全区的日本士兵，拉贝也从没有怕过，日本兵往往也会在拉贝的喝斥下逃走，有一个倒霉鬼甚至被来拜访拉贝的日本军官扇了两耳光。

◎ 拉贝的身份成为安全区的一种保障

12月25日是西方的圣诞节，拉贝却没有太多心思去庆祝，这一天他正忙着接待来清查登记难民的日本军官，看着难民们的生活环境，这名军官说了一句话：“日本士兵中也有坏人。”

1938年1月1日，多灾多难的古都南京迎来了元旦节，在拉贝家避难的难民们向他献上了新年贺信，信中这样写道：“拉贝先生，恭贺新年吉祥，亿万滚滚而来，您收容所难民。”

拉贝被难民们视为救命恩人，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像供奉神祇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 由美国人明妮·魏特琳保护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为学院内难民营部分难民合影之一。由于金陵女子学院收容的绝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在南京沦陷后，院内的难民屡次三番遭到日本兽兵的侵害。图源：《日本侵华图志》，张宪文主编。

◎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的职员与工作人员。前排左四为魏特琳。图源：《日本侵华图志》，张宪文主编。

南京迎来的不只是新年，还有希望。日本政府不得不允许西方国家外交官重返南京，这些外交官对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望着满是残垣断壁的南京，他们也十分愤怒，立刻将安全区委员会的报告和自己的报告发给本国政府。

日本人的盟友，德国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在报告中指出：“日本人之所以拖延我们返回南京的日期，就是怕进城的官方人员会亲眼目击他们所犯下的残酷暴行......外国代表打算返回南京的消息公布后，城里边开始了紧张的清理工作。忙碌着要把在大屠杀中无辜被杀害的平民、妇女儿童的尸体清理干净，这些尸体中的一部分横七竖八暴露于街头。”

在西方国家政府收到本国外交官的报告后，日本政府遭受了巨大压力，美国政府甚至就日军暴行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在一片声讨中，南京大屠杀也逐渐接近尾声，日军军医甚至开始照顾中国伤兵，当然，已经没有多少中国士兵能活着接受照顾了。

◎ 难民手书的感谢信：艾拉培先生：济难扶危，佛心侠骨，共祝天庥，俾尔戬谷。一九三八年一月本院难民共献

1938年1月31日是中国的新年，安全区难民找来一块3米长2米宽的红绸写下送给拉贝的新年祝福（即，艾拉培先生：济难扶危，佛心侠骨，共祝天庥，俾尔戬谷。一九三八年一月本院难民共献），拉贝的中文不好，不太理解这些文字的意思，一个中国翻译告诉他：“你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拉贝表示：“这种赞誉我可受不起。”

事实上，拉贝近30年的中国之旅即将走到尽头，尽管他的善举为德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但德国政府决定将他召回国。

◎ 拉贝临行时的电影复原 图源《拉贝日记》

1938年2月21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为拉贝举行欢送会，人们送给拉贝一封感谢信，感谢他在南京所做的一切，该信的副本同时寄给德国西门子中国分公司和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博士。

2月23日，拉贝登上英国炮舰“蜜蜂”号。

与1919年不同，这次离开中国将是永别，他再也没能回到这个生活近30年的地方，再也没见到他的中国朋友，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英雄事迹“但谁要是也见到过这里的悲惨情景，就会理解我们给予这些穷人的保护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从我们方面而言，它与某种英雄品质并无任何关系。”

◎ 归国生活

1938年4月15日，拉贝夫妇抵达柏林，他受到极高的礼遇，纳粹党高官国务秘书、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授予他红十字功勋勋章，不久后他又被授予国外德侨功勋锒质奖章。同时，中国政府也授予他一枚采玉勋章。

但这些荣誉并没有让拉贝感到愉悦，遥远的南京人民依旧令他忧心忡忡。为揭露日军暴行，拉贝在柏林四处奔走，他先后作了多场相关报告，并在国防部、西门子公司办公大楼电影厅、外交政策局等处放映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据说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也是影片观众之一，他直接当场吐了。

拉贝并不满足于做报告、放影片，他希望伯勒能带他面见希特勒，让希特勒对日本人施压，然而未能如愿。

为实现愿望，拉贝在6月8日致信希特勒，一起寄去的还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

◎ 拉贝夫妇合影 图源：《日本侵华图志》，张宪文主编。

几天后，拉贝等到了回复--被盖世太保逮捕审讯，他的日记和影片也被没收。在审讯中盖世太保非常客气，他们要求拉贝不得再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交好日本是德国的官方政策，不会因他的报告而改变，思想教育结束后拉贝被释放，他拿回了自己的日记，但影片还是被没收了。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虽然遭受牢狱之灾，拉贝仍感到欣慰：“我曾答应过中国政府将我在南京看到的和经历的向元首报告。这样我就完成了我的使命。”

出狱后的拉贝再没有往日的高管荣光，这位西门子公司元老沦为下层普通职员，直到二战结束，他都没能重新成为公司高管。

◎ 晚年生活

二战结束后，德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拉贝一家的生活也十分困难，因为他纳粹党员的身份，不能在半官方或私人企业担任职务，并且要接受审讯和甄别。

1946年6月3日，盟军法庭终于将他划为非纳粹分子:

拉贝在日记中写道：“精神折磨终于到了尽头，谢天谢地，很多朋友和西门子公司的领导人都来祝贺我，公司还给了我几天假期，让我缓解一下疲劳。”

尽管拉贝的就业限制消失了，他的生活还是很艰难，好在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的义举。在听说拉贝一家生活艰难后，南京市民自发捐款损物。

从1948年6月开始，南京市政府每月都会给拉贝寄一大包食品。中国政府还表示，如果拉贝愿意来中国生活，他们会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1950年1月5日，拉贝先生与世长辞，享年68岁。

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30多万同胞惨死在侵华日军的屠刀之下。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拉贝先生等20多位西方友人与日军斗智斗勇，用鲜血和汗水救下数十万南京难民，战后他们的报告、影片和证词也成为给松井石根、谷寿夫等人定罪的重要证据。

◎ 贝德士( 1897 ~ 1978)；在华美国传教士和宣教学学者。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指出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魔鬼罪行。

◎ 约翰·马吉，美国传教士，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期间，马吉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设立难民伤兵医院，参与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

◎ 乔治·费奇，1883年1月23日出生于中国江苏苏州，中文名费吴生。1937年他留在南京，参与南京安全区的组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1938年2月，费奇先生登上从南京开往上海的日本军列，他将马吉牧师拍摄的南京大屠杀胶片秘密缝在大衣里。到达上海后，他火速赶往柯达公司，将这些胶片制作拷贝。之后，他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并放映影片。

◎ 明妮·魏特琳（1886～1941） 美国传教士。在日本屠刀下南京难民的“保护神”。女，美国伊利诺州司考尔镇人。魏特琳努力保护进入金陵女子大学校园的两万多中国难民，特别是广大妇女的人身及生命安全。

除了约翰·拉贝先生的义举之外，还有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拍下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影像资料），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明妮·魏特琳，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将胶卷缝在大衣衬里带出南京)，丹麦人辛德贝格（送抗日名将廖耀湘过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

这些人为南京难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和保护，他们的义举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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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贝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