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沃土到瘠壤：淮北如何沦为牺牲品的？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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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存在各种地域歧视，其中以“黄泛区”歧视尤甚。

近现代以来的所谓黄泛区，范围大概为皖北苏北鲁西南再加上豫东，这么四块地方组合起来的地域，当然，黄泛区是1938年花园口决堤后对这一地区的形容，在此之前，这块区域还有个称呼——淮北，也就是淮河以北，黄河以南的平原区。

◇ 黄河频繁的改道在历史上形成的幅员辽阔的“黄泛区”

从历史上来看，淮北这块地方最开始并不差，至少在南宋以前算不上差。而从南宋以后，淮北的情况可谓是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各种层面上），兵乱水灾饥荒瘟疫，再加上马贼盗匪横行，可以说一直闹腾了近千年，不论乱世还是大一统，淮北都是一锅粥，别人乱它更乱，外面都统一了它还是乱。

以至于直到现在，人们对淮北还有偏见，觉得淮北出身的人一定是奸诈滑头，鸡鸣狗盗之辈。

淮北地区在隋唐之前不算多出众，最有名的无非是沛县出了个刘邦。虽然算不上什么沃土，但是由于整体地理位置靠东，而且连接南北，在陆路占主导的年代算是交通通达之地。而真正为淮北日后问题埋下伏笔的，还是隋唐时期开凿的大运河，大运河的作用无需多言，基于它，古代中国才有了上千年的漕运经济和南方的经济繁荣。

大运河带来了繁荣，但是这个繁荣也是需要代价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征发了几十万民夫，累死无数，惹得天怒人怨，最后把自己都搭了进去。几十万人命还有一个隋朝，都算是开凿大运河的祭品。

开凿大运河需要代价，维持大运河也一样需要代价，而淮北就是维持大运河被牺牲的那一块。

◇ 隋炀帝巡幸江都

维护一条运河，最大的问题就是水患，大运河也不例外，自从大运河建成，最大的一项隐患就是黄河水患问题，大运河连接黄淮水系，黄河一旦发水，洪水会沿着大运河蔓延到整个淮北地区。唐一朝修建了各种堤坝，下了本钱治水，此时的淮北相对比较安生。

等到北宋，由于北宋定都开封，高度依赖漕运，所以淮北成了北宋的核心地带，一度非常兴盛。但是经历完这段巅峰期，淮北就开始了上千年的苦难之路。

淮北由盛转衰的关键起于宋金之争。

这里就得提到一个关键人物，宋将杜充，此人作为将领名声很差，被人评价“人有志而无才，好名而无实，骄蹇自用而得声誉”，意思就是眼高手低，一天到晚就想着自己那点名声。

但是随着大将宗泽去世，北宋与金的战事吃紧，就算是杜充这种人也得以重用，负责镇守北京大名府，这个北京和现在的北京不一样，位于现在的河北邯郸市大名县。

金军第二次南进，派完颜宗望率东路军进攻大名府，这下自称运筹帷幄的杜充慌了，不敢和金军硬碰硬，带着人就开始跑，不仅跑，还下令掘开黄河南堤，引黄河水阻挡金军追兵。

结果金军没挡住，反倒是洪水直接把淮北一带毁得七七八八，仅淹死的百姓就有几十万之多，因饥荒与瘟疫而死更是数倍之多，一度繁华的淮北地区就此毁于一旦。

但是杜充对于淮北的祸害还远不止于此，杜充同时抛弃了反金起义的河北一带，使得宋完全丧失了河北的控制权，而紧邻着的淮北成了南宋与金之间的冲突区。

◇ 杜充画像

两国上百年的兵乱基本都在淮北一带，几经易手，连年的兵荒马乱使得这一带更加民不聊生，等到元灭金灭南宋的时候，淮北已经从北宋的繁荣彻底变成了一块荒地。因为控制权不断易手，没人顾得上治水，这使得淮北的经济与社会从南宋开始再无中兴之日。

而等到元开始管理淮北时，一看淮北这都已经这么烂了，也不怎么愿意管理这块地方，明朝更是如此，一直不肯下大力气治理淮北水患，有时候洪水大了，才会拨款治水，而且治水的目的往往不是为民，而是为了保护朱家在皖北的祖陵不被洪水波及。

就这么一个态度，明朝还出了个水利专家，名叫潘季驯，他是使淮北的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关键。

潘季驯曾经四次负责治理黄淮水患问题，他倒是看到了问题本质，指出黄淮之间以运河连通，整治的关键是黄河，而黄河的问题是水中泥沙甚多，“急则沙随水流，缓则水漫沙停”，基于这个特点，潘季驯提出了束水冲沙论，而要使水流湍急，必须束水归漕，而为了保证黄淮之水集中冲沙，潘季驯选择以洪泽湖作为水库，修高家堰，计划靠高家堰阻挡黄河水继续往东，按照他的“理想”，黄淮水应合为一处，冲掉入海口的河沙，保证下游畅通。而后世则非常忠实地继承了他的理论和“理想”。

   ◇ 潘季驯画像

然而潘季驯所谓的理想，在现实里完全就是另外一副景象。

1579年，高家堰完成，而从1579年至黄河1855年改道期间，淮北的水灾频率明显增加。未修高家堰的15世纪，水灾仅4次，虽然已经很成问题，但还尚能控制，而修筑高家堰之后的16世纪，淮北水灾22次，17世纪23次，18世纪，淮北更是有多达35次水患，平均不到3年就会闹一次水患。

从古代到民国，黄河共迁徙46次，明占15次，清占14次，足足占了一半还多。很明显，潘季驯所谓的“治水”，完全就是一个陷阱，让本来就破败的淮北雪上加霜。

那这个所谓的“水利专家”潘季驯为何会提出如此荒唐的建议？

其实从他留下的一句话就能看出其中端倪，潘季驯就曾在上疏中直言：“祖陵水患为第一义，次之运道，又次之民生。”就是说，淮北治水，最重要的是保护朱家的祖陵，其次是保护漕运不受阻碍，民生是最后才要考虑的事。

高家堰就是在这个思路下诞生的产物，在祖陵和运河面前，淮北的老百姓只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多几次水患，淹死几个人，和祖陵被淹，运河被毁，对潘季驯还有后世的历代治水者而言是个简单的抉择。

潘季驯修的高家堰也是这个抉择下的产物，实际上高家堰自修成第二年起便发生了溃坝，淮河水患之所以多，十之八九都是由高家堰溃坝引起。高家堰并没有在实际上缓解任何黄淮地区的水患问题，而是把水患变本加厉地引向了泗州。

等到清朝康熙年间，15年里泗州城六次被淹，地方官员甚至被逼到城楼上办公，最终，在康熙十九年，也就是1680年，泗州城永沉湖底，被永远放弃，乾隆四十二年曾裁虹为泗，将虹县的版图民赋全部并于泗州，但后来就连虹泗这块地方都沉进了洪泽湖里。

      ◇  曾经的泗州城，现在已成“水下庞贝”

频繁的洪水给淮北带来的恶劣影响，除了淹死人，还会让土壤盐碱化，不再适合耕种。这对于依赖农耕的古代社会而言简直就是致命的打击，这意味着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的农耕模式被打破，本来可以耕种的土地有相当一部分无法再耕种，而仅有的一些耕地被富户把持，自耕农与佃农的生存空间被极大程度地压缩。

没地的怎么办？那就只能落草为寇了。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为了防流寇，这些富户往往屯兵自保，时间长了，就成了地方豪强，屯兵的目的也不再是自保了，各方豪强之间开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互相打成一团。例如元末农民起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些人在打，朱元璋哪里人？皖北的凤阳，也就是淮北这一块的。早在他起事之前，凤阳已经是个穷困潦倒的地方了，其中原因，除了元末的横征暴敛，还要在加上这一条。

除了耕田和流寇，淮北还有一项产业，盐业，这也是淮北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导火索。

早在晚唐，淮北的私盐就已经成了规模。而晚唐最有名，做的最大私盐贩子黄巢，便是淮北出身，从少年起便组织武装盐帮对抗官府，后来一路做大，甚至打进长安。

◇ 黄巢：从武装盐贩到长安屠城

唐以后，在宋元明清几朝，随着农业的衰落，淮北地区开始将盐业作为主业，但是制盐可没让淮北富起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古代的食盐专营。

除了极少数和官府有往来的大盐商，大部分食盐贸易都是非法的，这就导致淮北盐业跟现在的南美制毒业一样，制盐的人捞不到什么好处，也就是靠制盐勉强活着，还动不动就惹来杀身之祸，反倒是卖私盐的贩子，赚了个盆满钵满，而靠卖盐赚钱的，甭管是私盐贩子还是盐商，第一选择往往都是脱离贫瘠混乱的淮北，举家定居富裕的淮南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扬州苏州南京一带。

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实苏杭一带之所以能发达，除了海外贸易，和淮北的盐业也离不开关系。只不过一条淮河，往南就是天堂，往北就是地狱。留下来的不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底层百姓，就是琢磨着扩大自己地盘的富户和私盐贩子。

纵观淮北衰落的历史，不难发现，淮北从大运河开凿以来，就是作为代价被持续消耗的。

无论是杜充掘堤放水，还是潘季驯治水，还有南宋以来历朝历代的经营理念，无一不是把淮北当成了代价，受益的是淮南，甚至是整个朝廷，但是淮北就这么被推上祭坛，成了所谓“盛世”的牺牲品，也难怪，马俊亚先生在研究淮北生态变迁的时候，会给书起名“被牺牲的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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