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如此残酷，为何还要讲人道主义？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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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乌冲突里，有一个词被反复强调，就是人道主义救助，各国援乌的物资里，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人道主义援助的名义给出的。

◇ 从2月24日至3月27日，美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提供了总价值76亿欧元的援助，所有欧盟国家加在一起提供了约29亿欧元援助，英国提供了7.3亿欧元，欧盟机构提供了14亿欧元、欧洲投资银行援助了20亿欧元。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国家，私人募捐已经超过了政府支持，比如截至3月25日，德国的私人募捐的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到达6.31亿欧元。注：蓝条为军事援助、橙条为人道主义援助、紫色条为经济援助。

◇ 6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和2.25亿美元的额外人道主义援助。

人道主义救助的对象比较广泛，有两边被俘的士兵，也有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难民。参与的组织也有不少，有专门过来提供医疗的，有专门负责难民安置的，甚至还有专门过来做饭的。而其中最大的一号组织，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十字会。

今天就来讲讲红十字会的历史。

即使是作为最早也是相对最权威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红十字会创立时间也在19世纪中叶。

这意味着，在这个时间段之前，除了极少部分人，基本不会有人关注战争中的伤兵，俘虏和难民问题，尤其是在近现代以前糟糕的战场医疗条件下，在战场上负伤都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尤其是战争规模扩大以后，大量伤兵都会被抛下等死。

◇ 亨利·杜南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59年，一个名叫亨利杜南的瑞士商人去找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谈生意，当时拿破仑三世并不在法国，而是正在意大利和萨丁尼亚王国联合对抗奥地利，亨利杜南来的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不是时候，当时双方在一个叫索尔费里诺的小镇附近激战。

这里说句题外话，这场索尔费里诺战役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场国王亲自带兵上阵的战役，同盟这边有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和萨丁尼亚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奥地利则是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也正因为两边都是国王御驾亲征，打得都非常卖力，战况异常惨烈，9个小时内双方的死伤足足有三万多人。

而作为战役的见证者，亨利杜南震惊于战争的惨烈程度，前线士兵连最起码的医疗都没有，一旦受了伤只能靠自己撑着回后方，要是伤重就会被丢在前线等死。

◇ 反映索尔费里诺战役的油画

◇ 亨利·杜南剧照

震惊之余，杜南连事都不谈了，开始组织当地居民对受伤士兵的救助，而且由于杜南瑞士人的身份，他提出“全部是兄弟姐妹”，救助不分阵营，不管是法萨联盟还是奥地利的士兵，都能得到医疗援助。他不仅搭建医院救助伤兵，还从中斡旋，救下了一名被法军俘虏的奥地利医生。

经历完战争，被刷新完三观后，杜南回到瑞士就开始着手建立一个中立的战场救助组织，1863年2月，杜南联合日内瓦当地的几个名人建立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红十字会的前身。

只不过在创建之初，杜南和另一位创建者古斯塔夫·穆瓦尼埃在组织的发展方向上起了冲突，穆瓦尼埃认为建立一个专门提供服务的中立性组织是不可行的，得去找一条更现实的路，但是杜南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

不过在杜南的努力下，他的理想在确实一步步成真。

1864年，在瑞士议会的帮助下，委员会出台了《日内瓦第一公约》，也就是现在《日内瓦公约》，公约包含10项条款，第一次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为武装冲突中的伤兵、战地医护人员和特定人道机构提供保护并保证他们的中立性。而参与公约的国家有12个，巴登、比利时、丹麦、法国、黑森、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普鲁士、瑞士、西班牙和符腾堡。

◇ 亨利·杜南剧照

同时，委员会引入一个战场医务人员普遍使用的独一无二的保护性标志，即将瑞士国旗的颜色翻转而成的白底红十字臂环，现在红十字会标志里的红十字就是来源于此。

随着委员会越做越大，杜南和穆瓦尼埃的矛盾也越发尖锐，两人到了一个水火不容的地步，无论是1864年出台日内瓦公约的外交会议还是前一年的讨论会议，杜南都被穆瓦尼埃架空，发配去干一些杂活。

到1876年，两人的矛盾迎来了总爆发，由于常年专心委员会的经营，杜南自己的公司产业遭遇了巨大挫折，同一年，杜南还被卷入了日内瓦信贷公司的丑闻，穆瓦尼埃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大肆攻击杜南，最后逼迫他退出委员会，去巴黎隐居。

◇ 古斯塔夫·穆瓦尼埃（1826年9月21日——1910年8月21日）瑞士法学家，亨利·杜南的宿敌

把杜南赶出委员会还不够，穆瓦尼埃还尽可能地阻止一切外界对于杜南的赞誉与援助，与杜南私交甚好的拿破仑三世曾提议在杜南的亲友承担杜南一半债务的情况下由自己承担另一半，但被穆瓦尼埃从中阻挠而作罢。

只不过穆瓦尼埃的各种阻挠始终没有让世界忘记杜南，1901年，杜南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而当时仍任委员会主席的穆瓦尼埃却未获奖，算是当时社会对于杜南的肯定，也是对他名誉的恢复。

不幸中的万幸，穆瓦尼埃虽然在对杜南的态度上极其小心眼，但是他对于红十字委员会的运营还是值得肯定的。截止到一战开战前夕的1914年，红十字委员会已经在45个国家建立了救助协会，其中包括当时刚建立不久的中华民国。

◇ 亨利·杜南墓地

进入20世纪后，红十字会凭借着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在两次世界大战里都有不少活动，就在一战开战后不久，红十字会就成立了国际战俘局。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负责收集联络战俘与后方，当时的通信条件可跟现在不一样，人一旦上了前线，立刻就是音讯全无，尤其是被俘虏的，家里人连生死都不知道。而国际战俘局则是一个重要的联络渠道，通过国际战俘局，家属至少能知道人还活着，被俘的士兵也能靠家信慰藉自己。

为了让战俘的家属了解情况，红十字会甚至特制了一批明信片，上面印着战俘营的景象，大多都是比较让人安心的场景，比如分发家信或者运输物资。

◇ 1916年1月，摩洛哥，一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正在探视一处德国战俘营

除了信件联络，国际战俘局还是战俘交换的中间人，经过国际战俘局的调停，一战中共有20多万战俘得以通过交换回国，战后又有40多万战俘通过国际战俘局被送回祖国，不至客死他乡。也因为在一战中出色的表现，在1917年，一战结束的前一年，红十字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是一战四年里唯一一次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而到了二战，随着战火扩大到全世界，红十字会则开始面临巨大的难题。其中最大的一项问题就是纳粹德国拒绝遵守《日内瓦公约》，并且把大批犹太人丢进集中营搞屠杀。

红十字会始终没法和纳粹德国在集中营的待遇问题上达成一致，而且红十字会为了避免其他工作受纳粹影响，官方也不敢给纳粹施压，只能对于集中营和屠杀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手段。

这也成为了红十字会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不过即使如此，红十字会内依然出现了几个敢下判断的英雄。其中最大的一位名叫路易·黑夫利格尔，1945年3月，党卫队通知红十字会，同意红十字会探视集中营的要求。前提条件是这些探视代表必须留在集中营直至战争结束。红十字会则派出了10名代表，其中路易则是被派往毛特豪森集中营，随着美军攻势逼近，负责守备的党卫军想直接炸了集中营，毁尸灭迹。

为了保住集中营里的六万多人，路易打破了红十字会的中立原则，主动向附近的美军发出警报。虽然最后集中营里的人被及时赶到的美军救下，但是路易却因为擅作主张并且违背红十字的中立原则而被谴责并被除名，直到1990年，红十字会才为他恢复名誉。

◇ 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总部

实际上，由于红十字会的国际声誉，就算纳粹德国不受规矩，但是碰上红十字会还得给几分面子。

所以红十字会的工作尽管看起来非常危险，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受各国保护的。而随着二战，尤其是随后冷战的结束，红十字会的工作反倒危险了起来，20世纪90年代红十字会一共有29人因公殉职，也是损失最多的十年，二战那几年都没有这么多人殉职。

其背后主要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很少，大多都是地区冲突或者反恐冲突，这种情况下经常有违背原则的势力出现，比如恐怖分子或者地方的土匪军阀，这种人可不认什么红十字会。

◇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前军官的阿里克谢•波捷金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采访时表示，在1996年的车臣战争中，俄罗斯安全部队曾误杀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并且伪造现场，将责任推给车臣武装分子

最恶劣的一起案件发生在1996年12月，西班牙人费尔南达·卡拉多、挪威人英厄堡·福斯、加拿大南希·马洛伊、挪威人贡希尔·米克勒比斯特、新西兰人谢里尔·塞耶以及荷兰人汉斯·埃尔克博特，在车臣城市新阿塔吉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战地医院中于凌晨时分遭到近距离射杀。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作案动机不明。

现如今，大部分人生活在和平里，经常会觉得红十字会没啥用。

但是对于身处战火的难民和战俘，红十字会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望，就拿这次俄乌来说，亚速钢铁厂里投降的几百乌军士兵就接受了红十字会的登记，后续的战俘交换工作也会在红十字的会的协调下展开，在这方面，纵使俄罗斯想整点啥花招，也得掂量掂量。

在子弹纷飞炮火连天的战争中，红十字会依然是弱者最后的希望，也是我们人类尚没有抛弃人性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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