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西书入华：大明为何错过了“天下无敌”的机会？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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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那篇文章中讲到（详情参见：马戛尔尼使团眼中的“乾隆盛世”长啥样？| 循迹晓讲），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自从明朝海禁以来，有三次机会可以赶超欧洲，马戛尔尼使团是第三次。”留言里有朋友问：前两次是哪两次？

今天我就讲讲这所谓“第一次错失的机会”，这次事件史称：西书七千部来华。

明帝国自朱元璋开始，奉行海禁政策，所谓“片板不得下海”，说白了就是不让出海贸易了。到了嘉靖朝，海禁政策发展到顶峰。不少人听说过的倭寇，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被海禁逼的。后来，隆庆帝放开了海禁政策。倭患得到解决的同时，也让新的一批人接触到中国，这就是欧洲传教士。

隆庆帝和万历帝时期正好是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也是欧洲科技文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欧洲人一手追逐物质财富，一手热衷宗教文化输出，他们认为世界各地都处于陈旧落后之中，需要他们带去先进文化。传教士就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 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南海岸。大西洋和印度洋航路联通，奥斯曼和威尼斯控制的欧亚商路被突破。欧洲经济贸易中心逐渐转向大西洋。

◇ 地理大发现路线图

大量传教士来到大明，发现这片土地不仅幅员辽阔，更重要的是当地人不信上帝，这哪行？于是乎他们开始传教。方式方法效仿其他殖民地，试图让中国人信奉上帝。看见中国人祭祖，他们就上前阻止，拿着圣经十字架过去念福音。看见中国人拜孔子，他们觉得太落后，举着耶稣圣象就过来叨B叨。

中国人虽然没有欧洲人那种强烈的宗教信仰，但你要妨碍我拜祖宗拜孔子，那就跟你拼了。于是在中国各地，爆发了不少跟传教士的冲突。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本来当地宗族文化就很盛行，更是跟传教士发生了很多矛盾。双方为了各自信仰大打出手，欧洲人势单力薄，不少传教士被驱逐，甚至被杀害。

以当年欧洲人的脾气，你敢弄我传教士，妨碍我传教，那还不跟中国人拼了？他们确实想，但是苦于路途遥远，加上当年的欧洲还没明显的实力优势。只能换种方式解决传教受阻的问题。

◇ 利玛窦（1552年—1610年），字西泰，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传教士之一。

当时在大明担任耶稣会会长的利玛窦就提出，所有来大明的传教士必须学习中国文化，至少会说中文，还得入乡随俗，跟中国人攀交情套近乎，减少冲突。至于传教，不要急于求成，慢慢来。

利玛窦说到做到，自己把欧洲人的衣服一脱，穿上明朝服饰。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人家原来有名字叫：马泰奥·利奇，利玛窦是自己起的。他甚至还学中国人，给自己起了个字：西泰。跟中国人同吃同住，学习中国文化。那中文说的，光听声你以为老北京呢。

利玛窦的做法果然得到中国人的认可，后来甚至在宦官的推荐下，利玛窦有机会面见万历帝。要知道万历帝几十年不上朝，不少京官一辈子都没见过皇上，利玛窦能有这机会，简直太难得。

利玛窦见到万历之后，立刻把万历捧上了天，什么“不世出的圣主、英明伟大，欧洲人心中永远的信仰”。基督教怎么说耶稣，利玛窦就怎么说万历。万历被捧得也是特别开心，不仅给利玛窦封了官，还特批他在北京建教堂，允许传教。

◇ 万历皇帝画像

利玛窦之所以在大明广受欢迎，除了放低姿态学习我国传统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的知识对明帝国确实有用。

那个时期的欧洲，科技已经领先大明不止一个时代。欧洲人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地球围着太阳转，月亮围着地球转。而且欧洲人能通过计算，准确算出日食月食发生的时间。别小看这几点，尤其是推算日全食，这对指导中国历法以及命运推算有很大作用。利玛窦也凭借这些手段，在当时的明朝上流社会站稳脚。就在他觐见万历帝后几年，北京就有200多官员，带头信奉天主教。

◇ 拉斐尔《雅典学院》局部中的欧几里得和学生们，欧几里得完成《几何原本》的时候，时值中国的东周末年

◇ 油画 徐光启和利玛窦把《几何原本》引入中国

利玛窦一看时机成熟了，是时候让欧洲更多文化输入到大明了，不过这个愿望没来得及实现，1610年，利玛窦去世了。不过，接任利玛窦担任中国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明(NicolausLongobardi)完成了利玛窦的遗志。

◇ 龙华民（1559—1654年），号精华，明朝末年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人

1613年，龙华民把手下得力干将——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派回欧洲，挑选书籍送回大明，准备建一座现代图书馆。

金尼阁回到欧洲后，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在各国游说，号召大家捐书到大明。在他的努力下，不少人献出自己的藏书，就连教皇保罗五世都捐了500本。要知道，当年就算是大科学家，家中的藏书都不会太多。比如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他的藏书只有40多本，但这个数量在当时已经算很多了。金尼阁受利玛窦的启发，要求这些书一定要包装华丽，以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同时神学书籍一定要少，而且尽量删除众生平等这类说法。

五年后，1618年，金尼阁带着7000本精挑细选的书籍到达澳门，本以为这次传播书籍的活动应该特别顺利，不出意外还是出了意外。

◇ 金尼阁(1577-1628年），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著名传教士，汉学家。图为金尼阁画像 鲁本斯绘

在金尼阁回到欧洲没多久，在华传教士逐渐抛弃了利玛窦的很多做法，比如入乡随俗，学习中国文化，传教时改变圣经说法以符合中国人价值观等等。而继任的传教士们坚守基督教底线，又开始强行给中国人传教。

就在金尼阁在欧洲求爷爷告奶奶募集图书的时候，1616年，南京教案爆发。此案甚至闹到了万历帝那里。万历帝听说传教士又开始作妖，下令禁止传播天主教，几个领头的传教士直接杀了，其他传教士也都驱逐到澳门，限期回国。万历帝还下令，教会带来的书都是禁书，要求地方官搜查，查出来就烧，谁敢私藏就是里通外国，严惩不贷。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金尼阁带着7000本书回来了。

金尼阁刚靠岸，正要搬书下船，就看见一帮幸存传教士火急火燎跑过来告诉他情况很严峻，千万不要把书搬下来。金尼阁听完前因后果，气的想抽这帮人大嘴巴。但情况紧急，先把书藏起来，之后找机会再传播吧。

说到这可能有人不明白了，这些千辛万苦翻译过来的珍贵书籍留在不是等着被烧吗？直接送回欧洲去好不好，干嘛冒这么大险？这就是金尼阁个人修养的问题了。

他是个笃定的基督徒，相信上帝的福音一定要传给那些无知的人。在他眼中，大明是一片不信上帝的蛮荒之地，需要他这样的人来拯救苍生。教是一定要传的，只不过在这片土地上传教，需要合适的方法和技巧。书是肯定不能往回运的，要不10年来的努力不就白费了么？所以，金尼阁把这些书藏在澳门的教堂里，用各种办法向内陆走私书籍。

◇ 为了帮助传教士学习汉语、汉字。1625年，金尼阁把利玛窦等人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加以修改补充，写成一部完整的罗马字注音专书《西儒耳目资》

一开始他们把书藏身上，后来也被发现了，那就藏货物里。大白菜，切开了里面是书，冬瓜，把籽儿掏出来，书藏进去。

这批书在中国辗转流传，历经多次灾难，虽然这批西书囊括当时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最尖端的学术成果，但是，大明的统治者只对西书中的“术”感兴趣，对什么是科学，哲学统统不感兴趣。

而金尼阁携书来华之初曾拟定了庞大的翻译计划，并联系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徽、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但金尼阁逝世后，最终只有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徽等人翻译成中文。因此，这批书影响力相当有限。

◇ 左为明代《远西奇器图说录丛》中的插图，右为拉梅利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的插图

比如传教士邓玉函（负责口译）和士大夫王微（负责笔录）共同编译了七千西书的第一部《远西奇器图说录丛》。这部译作是以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乌斯的《建筑十书》、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数学札记》、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矿冶全书》和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为底本，不过，王微编译此书的目的仅仅限于“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

还有由大明士大夫和传教士（主要是徐光启、李之藻、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合力编译的《崇祯历书》又被称为《西洋新法历书》。此书前后历时五年编译完成，用来替代用了两百多年的《授时历》，但当时没有推行。到了清朝入主中原，传教士汤若望准确推算了顺治元年的一次日食，顺治帝下谕旨将新历定名为《时宪历》，这部历法一直使用到民国初年。

◇ 左为明代火炮专家孙元化的《西法神机》右为汤若望编译的《火攻挈要》书影，理科生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跟着这位科学家学到不少西方科学知识并运用于实践。比如“宁远大捷”中，明军在宁远城头上的十多门大炮和炮台，就是按孙元化的意见修筑和摆放的。他还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葡萄牙雇佣军，专门担任炮手以及帮助他研发火炮。1631年，孙元化手下孔有德发动吴桥兵变，带走这支精锐炮兵部队，由此满清掌握了大杀器，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孙元化受其所累被崇祯下令斩首

此外，还有汤若望和焦勖（明末著名火器专家）编译的《火攻挈要》三卷，又名《则克录》。这本书主要讲当时欧洲各种火器的制作方法以及各种火药的制造机器及各种铳的试放、装置和运用。还有火攻秘要、守城、海战、炮战原则。

◇ 收录于《四库全书》中的《职方外纪》

◇ 毕拱辰校订修润的《泰西人身说概》（左）刊本书影与《解剖学论》（右）比较

还有，1623年，艾儒略以庞迪我和熊三拔两位传教士写的抄本为底，综合金尼阁带来的七千西书中最新的材料，增译了一本《职方外纪》。这部书比利玛窦的《万国舆图》要详细、清晰得多。全书分为五卷，其中，卷二详细地介绍了当时欧洲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卷五则有四海总论，然后分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海道分别介绍海洋知识。还有医学和宗教哲学方面的著作，比如讲人体解剖学的《泰西人身说概》，亚里士多德的《寰宇诠》、《灵言蠡勺》、《修身西学》等等。

这些书本来能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可惜，没有人关心重视这本书的内容。最终大多数西书被束之高阁，成为著名的“金氏遗书”（即北堂藏书）。

◇ 北堂图书馆（所谓北堂，即后来的西什库教堂）的藏书精华就是七千西书的部分遗存。“北堂藏书”大约1300种，其中宗教类图书，仅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有历史、自然史、哲学、文学、几何学及水文学、数学、天文学及日晷测时学、物理学及化学、机械学及工艺学、医药学、语言学、传记、杂类等。图为1887年-1900年期间的老西什库教堂

金尼阁的命运更惨，带着7000本书来到大明后，仅仅过了10年，就病逝于杭州。自文艺复兴后，第一次西学东渐就这样无果而终。

以上就是“西书七千部来华”事件的大致经过。当然了，之后几百年还有两次。其实金尼阁还有这七千本书的结局并不意外。毕竟在四百年多年后，依然还有相当多的人对着“李约瑟难题”这种伪问题唉声叹气。

◇ 某大学商学院资本金融系系主任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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