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清流：一群百无一用的“嘴强王者”？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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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晚清政坛，不少人会想到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以及汉族官僚和满族勋贵之间的争斗，而在这政争权斗的晚清政坛中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清流”。
听这名字，清流肯定是品德高尚，对时局有自己清醒看法的一群人，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怎么看都比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吏要强得多，但也就是这样一群人，在晚清的几个关键节点上推动大清做出错误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大清王朝的命运。
那么，清流是怎么来的？他们又是怎么坑了大清？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清流的本质是一群言官，主要职责是盯着官员们去弹劾，这样的言官在清朝皇权鼎盛时期，比如乾隆那会儿，根本不可能有生存空间，因为官员任免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手里，轮不到言官来置喙。
但是到了晚清，中央权力式微，情况开始起变化了。当时大清也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朝中许多言官，看到国家日益颓废，出于自己的道德观，上书言事，评议时政，这样的局面下，使朝廷内外出现“台谏生风，争相搏击”的局面。
而当时掌权的奕䜣和慈禧都做不到打压言官，他们俩又不对付，觉得这种言官的评议能用来打击政敌，于是就明里暗里拉拢这些言官，具体来说是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弹劾自己政敌的人马。而此时的言官当中很快就有了自己真正的领袖，那就是晚清名臣张之洞。
1870年代初，张之洞一度在仕途中消沉，跟这些言官走的距离很近，后来张之洞和宝廷、张佩纶、黄体芳并称“翰林四谏”，当时官场上称他们为“清流”，史称前清流。再往后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并积极主办洋务，做出了一些政绩，这让清流们的声望逐渐走高，而他们抨击朝廷官吏也就愈发大胆。
不过，这一切到了1885年的中法战争也就戛然而止，一方面在中法战争之后，慈禧太后势力全面压倒了奕䜣，权斗事实上已经结束了，那么清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另一方面，中法战争时一些清流派推荐的官吏被委以重任，结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比如清流核心之一的张佩纶，指挥马尾海战，结果大败亏输，自己的仕途就此终结（详情参见：中法战争：大清明知打不赢，为啥还要打？ | 循迹晓讲）。
这么一来，看上去清流党就要彻底走入历史，不过此时大清面临的环境进一步恶化了，东邻日本在琉球，朝鲜等方向对大清是不依不饶，一部分坚决主张抵抗日本侵略的言官和名士，纷纷投靠户部尚书翁同龢门下，他们力主朝廷对日本强硬，并对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弊端痛切陈词。由于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所以这群人也被称为“帝党”，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后清流派”。
跟前清流不一样，这后清流基本都不办洋务，对具体的内政外交认知严重不足，仅是凭着自己从儒家经典当中读到的道德观来判断是非。
在他们看来，“华夷之辨”大于天，日本历来都是东瀛小国，大清作为天朝上国，面对日本怎么能畏首畏尾呢？所以，后清流在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状态下，一味主张大清对日强硬。
来到1894年，中日因为朝鲜问题已经关系极为紧张，大战一触即发，北洋水师能不能打，朝堂上李鸿章和清流们起了争论。
当时的清流派官员纷纷上书，称日本“岛夷小丑，外强中干”，而与之对比，“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海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炮台轮船坞一律坚固”，面对“区区一日本”，应“决意主战，大加驱剿”。甚至有人建言献策，“中国可趁此机会，剿灭日本，建立奇功”，如此，既可除卧榻之患，又可借以震慑西夷。
当时李鸿章对中国陆海军的现状可谓是心知肚明，北洋水师多少年没添新船，甚至买炮弹的钱都不够，至于陆军，训练作战水平更是一塌糊涂，指望这样的军队跟日本决战，他自己实在是没多大把握，无奈光绪帝当时刚刚亲政，年轻气盛，他自己能听得进去的，也就是清流派的主战之言，于是甲午战争，就在清流派的怂恿之下开始了。
等真的打起来，清流派才发现战场形势满不是他们以为的那样，大清从陆上到海上，那是输了个彻彻底底干干净净，而清流派的领袖翁同龢，还有心情在中秋赏月，等失利的消息传来，他们想的也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继续诋毁李鸿章他们。
甚至有三十五位翰林上《请罪李鸿章》折，轰动一时，一时间，朝廷对李鸿章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但由于李鸿章正负战争指挥之责，慈禧力保其不倒，清流们非常失望，甚至不惜无中生有，捏造事实。
有人说北洋水师指挥丁汝昌在大东沟海战时安坐蓬莱阁，喝酒享乐，光绪帝为此火冒三丈，甚至差点将丁汝昌立刻正法。还有清流在奏折中称李鸿章儿子李经方议聘明治天皇女为儿媳。虽然这一“故事”连翁同龢都看不下去，说这是一派胡言，但李家出了个“日本驸马”的谣言却广为流传，极大地败坏了李鸿章的名声。
当然，这样的清流派不管在后方如何说的天花乱坠，大清还是一败涂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李鸿章不得不赴日求和。
李鸿章自己清楚，此去求和，割地赔款那是免不了的，必然背上骂名，既然如此，他就要求当初力主开战的翁同龢跟自己一起去日本，但翁同龢拒绝了，还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来，大概意思是我自己不办洋务，啥都不懂，当然不能去了。敢情就是自己在整个过程中啥责任没有，骂名都是李中堂的。
等到合约签下来，清流们又开始不安分了，甚至要求拒和毁约，迁都再战。话说得慷慨激昂，但完全不具备可行性。凡此种种，毕竟他们不是办事之人，说话不用负责，谁也奈何不了他们。
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翁同龢在政治上也彻底完了蛋，附庸于他的后清流也就作鸟兽散，到此为止，清流的历史，才算画上了句号。此时的光绪皇帝被困于瀛台，遥想当年，深感翁同龢把国家和自己坑惨了，后来翁同龢死了，光绪连个谥号都不肯给，直到溥仪即位，他才被追谥“文恭”。
这清流的历史，相信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认为这就是书生误国的典范，其实这话不完全对。的确，清流骨干都是旧式读书人，对于世界发生的变化全然不知，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言论，也的确让大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这事儿往深处看一层的话，就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既然这些书生没什么负责任的意识和能力，那为何还要让他们建言献策，为何还要让他们担当重要职务？说到底这还是大清权力斗争的需要，所以说，误国的不是书生，而是大清的祖宗之法罢了（详见：文人误国：除了万岁爷，天下谁人不误国？|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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