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误国：除了万岁爷，天下谁人不误国？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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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我们老祖宗的历史，那么所谓的“兴亡周期率”大概是逃不掉的东西，而历朝历代也确实没有一个能逃得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

西洋人为罗马的衰落而惋惜，他们总结罗马灭亡的原因，统共210个，比如铅中毒，气候变化之类，倘若总结我们历朝历代的衰亡，其原因估计到不了这么多，无非就那么几个，有说天道轮回的，有说气数已尽的，再加上财政破产，甚至小冰期，诸如此类，而越到近世，朝代衰亡的原因当中就愈发有一个因素凸显出来，那就是“文人误国”。

◇ 电视剧《武林外传》中吕秀才形象更贴近人们脑海中“文人”

这词并不新鲜，随着历史时期的改变，这句话可以换着各种方式来，比如“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等等等等，其共同点都是在说文人无用无能，而这些当中最严重的说法自然是“文人误国”。

看上去这个说法有非常靠谱的历史证据，比如大明亡于党争，那些东林党的文人既党争又无能，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这就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所以，跟东林党相比，魏公公简直就成了大明最后一位忠臣，所谓“崇祯临死前给魏忠贤厚葬”，“魏忠贤不死，大明不亡”这样荒唐的说法也都出来了。

◇ 到这些人嘴里，真成了“天不生魏阉，我大明万古如长夜”，九千岁要是知道还有这么多人念他的好，在地下也能笑醒了

◇ 电影《绣春刀》中的魏忠贤形象

而大明之后，大清似乎又在重蹈覆辙，晚清的那些清流党看上去很有精神，在大清和外界交涉时主张不顾现实地强硬，而光绪皇帝听了他们的话，选择跟日本开战，结果就是大清彻底战败，从此之后国运一路走衰，直到最后的灭亡。

倘若观者不自觉地把自己代入朱明皇帝视角或者爱新觉罗皇帝的视角，而且只是“有选择性地看这些”，很容易就得出“文人误国”的结论。这话对不对一会儿再表，而中国传统的文人们也的确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自己的知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其实不能（不仅是跟西方打交道之后不能，事实上，那些圣贤之言在传统社会中也似乎没怎么好使过），即使如此还非要抱着这些所谓的圣贤之言不放，这种情况下指望文人治国去治好，本来就不切实际。

即使如此，站在逻辑的角度讲，说“文人误国”本身其实是非常不严谨的。这句话表示的是一个因果关系，而一个严格的因果关系确立，本质上是要排除其他可能的因素，这么看来，所谓文人误国，至少要排除掉别的选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文人，其他在权力体系中有话语权的人，难道就不会“误国”了么？恐怕未必。

◇ 武将误国么？宦官误国么？

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中，除了文人之外，很容易接近权力中心的还有几个团体，比如世家大族、武将、宦官。世家大族的历史，在唐末朱温把那些大族杀光之后也就终结了，这里且不说他。

那么武将是否误国呢？猛一看这个答案似乎很难回答，毕竟在许多人眼中，武将大体上总是“精忠报国”的，有问题冲到第一线的都是武将，背锅的都是武将，武将怎么会误国呢？要不是搞重文抑武，没准儿后来的朝代就会很有精神，很有武德，遇到什么事儿也就不至于那么窝囊地灭亡了。

◇ 侯景之乱

其实这么看是对历史的无知，在中国历史上，武将误国是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南北朝的侯景，算不算误了梁武帝的国呢？这不仅是误国，整个南方都被祸祸得不轻，史载六朝古都南京是“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劫难，一点都不为过。

当然，侯景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并不是“非常突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因为彼时正是乱世，而这样的乱世在很大程度上是“武人祸国”造成的（注意这都不能用“误国”来形容，只能说是祸国，比误国更甚）。

倘若看官们自己代入司马家皇帝，刘宋家皇帝，或者兰陵萧氏皇帝的视角，大约会对“武人祸国”有很深的体悟。再到后来的隋唐，看上去“国家强大了，中央集权好起来了”，这所谓的“大唐盛世”至今还是很多人怀念的对象，但武人祸国还是悬在空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诸位难道忘了安史之乱么，所谓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次祸国的难道不是武人？再往后，唐朝衰弱的因素，难道不该是武人首当其冲么？

待到残唐五代，每一个中原的朝廷为什么如此短命？难道还不是所谓的“武人祸国”么？甚至都不要将领，可能几个小兵通过一系列连锁反应，就足够把一个看似不可一世的英雄打倒在地。

◇ 后唐庄宗李存勖画像

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很短的时间内打下了自己的江山，后来是怎么没的呢？邺城的一个戍卒赌博输了钱，招呼乱兵，局势失控，到后来，甚至连前去平叛的李存勖亲戚李嗣源也都“被迫且忍痛”地称了帝，并干掉了李存勖。

后世的欧阳修写过一篇《伶官传序》，针对李存勖“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故事，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所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此言其实是一个错误归因，李存勖的败亡，不是因为自己沉迷戏剧享乐，本质还是因为没办法控制住军队所致，此所谓“武人祸国”也。

其实到了五代，不光李存勖，当时几乎所有的君主都没办法控制住军人，所以，“武人祸国”数次发生，地处中原的小朝廷也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最夸张的是后汉，它的存续年代是公元947年到951年，只有短短四年。而纵观五代，延续最长的后梁也就只有十六年的光景。

◇ 这两位哪个不是行伍出身？

可以说，此时的军队已经完全失控。等到北宋建立，为了防止自己的朝代再被武人颠覆，于是搞了“重文抑武”（后周太祖郭威，北宋太祖赵匡胤哪个不是行伍出身，有如此榜样在先，后世武将必然会被重点关照），这当然也会带来问题，但比起“武人祸国”来说，已经是后来的皇帝相对而言可以接受的后果了，而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所谓的“文人误国”。

需要指出的是，站在现在看历史，对“武人祸国”会认识的很模糊，尤其是相比较“文人误国”，这也不难理解，武人祸国时不像文人，会留下大量的文字资料。

◇“元祐党籍碑”融水真仙岩沈刻碑刻 (1211年)明毁后重刻

文人嘛，干什么都会留下很多的文字，比如党争留下的“元佑党籍碑”之类，至于武人嘛，顶不济也就是被同时代或者后世的文人给记上几笔，杀了多少人，当时有多惨，寥寥数语，根本不能概括“武人祸国”的惨烈于万一。所以也就难怪“文人误国”被很多人痛恨，而大家可能有意无意忘了，这文人治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防止“武人祸国”的无奈罢了。

◇ 图为十常侍之乱

当然啦，除了文人，能接近权力中心的还是有别人的，比如宦官。宦官误国的历史不必多言，从东汉的十常侍到唐末的宦官，再到大明。当时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是谁的责任呢？如果魏忠贤魏公公真的如许多人说的那般英明神武，挽狂澜于既倒，那么为什么后世的满清还要严防太监干政呢？

所以，如果这么看的话，误国的可以有很多，不独文人，武人和宦官危害更甚。而在中国传统教化里，皇帝是至圣至明的，是不可能犯错的，皇帝做什么都是为了天下苍生黎明百姓，哪怕杀人盈野，背上千古骂名，也是如此（这样的价值观不独古代有，现在还有不少人是这么想的，君不见网上有几多人为隋炀帝唱赞歌么）。但是，需要指出，那就是真正误国的，本身是制度设计下的皇权帝制。在帝制年代，这样的话当然不能讲，如今大清已经亡了一百多年，有些常识还是指出来的好。

◇ “秦二世悖论”——制度上的缺陷才是祸根

有一个需要反复提及的常识，那就是自秦至清，根本不是所谓的“封建社会”，而是帝制社会，或者说是秦制。

在这种社会的大部分历史中，没有相对君权独立的封建领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这还不够，秦二世当时发给李斯的诏书里写得清清楚楚——“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翻译成现在的话，我既要权力无限，又想享乐无限，对天下毫无责任，可以做到么？

◇ 电视剧《楚汉争霸》中的秦二世胡亥

秦二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悖论，那就是权责彻底分离，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这可能么？其实是不可能的，这违背规律（详见鄙人拙作：“枪口抬高一寸”为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循迹晓讲），权责总要对等，要么以正常的方式对等，所谓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要么，就以不正常的方式对等。

遗憾的是，从秦之后，每个朝代，毫无例外地，都在试图走出一条权责分离之路，而这样违背规律的行为，也就注定了每个朝代的命运都不会太好。当年面对秦二世的诏书，李斯的答复是《行督责书》，轻罪重罚，让大家都害怕，秦朝最后什么下场大家也都看到了，再往后，历代君主们常怀秦二世之志，绝不肯揽责任，能力稍微强一点的亲力亲为一些事情，能力弱一点的就会把很多事情推给别人去做，如此一来，所谓宦官干政，武人祸国，文人误国，也就在所难免了。

讲到这里，文人误国的问题可以来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结论——皇帝总要找人办事，总要找人背锅，贵族死了，武人废了，宦官不可靠，那么到最后，找来找去，也就只有文人了。

◇ 明代的藩王如同种猪，而供养这些种猪的日常吃喝，就已经让明朝财政不堪重负

如此这般，这才有了所谓的“文人误国”的印象，可是再往历史中看看，大明财政破产，难道不是太多的银钱用来养吸血藩王了么？是谁给了藩王那么高的待遇呢？是文人还是朱重八呢？大清到后来失去民心，难道不是因为皇族内阁出尔反尔，胡作非为么？这皇族内阁的成员，是其中的文人说了算还是爱新觉罗家说了算？再退一步讲，就算有不少的文人见识有限，瞎出主意，最后的决策权还不是皇上的么？怎么？至圣至明的皇上难道连坏意见和好意见都分不清么？

所以，只要秦制之下“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皇权继续存在，就总会有XX来误国，而文人误国，只不过是寻找背锅侠的游戏进行到了某个阶段而已。人们常说以史为鉴，但遗憾的是，如果带着这样的认知看历史，那还不如不看。

◇ 不是结论的结论

写到这里，该说的也都说清楚了。末了，仿着周树人的话来个结尾好了。

中国的皇帝，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明君，可惜全被文人毁掉了。宋是文人党争闹亡的；明是东林党弄坏的；清……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文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煤山上吊的朱由检，最后的确说是“天下文人皆可杀”，于是张献忠也就学了去，搞了个所谓的“七杀诗”，这大约就是“毅种循环”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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