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梅尔森谈新结构经济学：中国的成功发展亟待“建模”
今天“佳话亚非啦‘小公号继续国际专家和学者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点评系列。
在2018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请到了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中包括2007年获奖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杰·梅尔森（Roger Myerson）先生。
2007年，罗杰·梅尔森与其他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因“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机制设计理论研究的是如何以定量分析手段，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这一理论通过个人动机和私人信息，很大程度地扩展了我们对于最佳配置机制的理解”，“使我们得以辨别令市场运转良好或相反的各种情况，帮助经济学家、政府以及企业确定有效的交易机制，管理方案和投票程序，从而超越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 梅尔森教授在获奖之后不久访问中国的时候曾表示他最想了解的国家就是中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经济这么快速地发展。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很多人在将来会更加致力于研究中国，他们都想了解中国发展到底有什么秘诀，梅尔森认为“中国在将来毫无疑问会有产生诺贝尔奖得主的前景”。
那么，梅尔森教授这次来到北大参加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他是如何评价林毅夫教授创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
梅尔森教授表示，“今天我们在庆祝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之时，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场合之下最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问一下中国的经济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的事件比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要更重大了，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要求我们解读中国成功的原因”。
但是，梅尔森教授认为解读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发展的成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在1980年之前的一百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不成功？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它应该放到整个发展理论的框架当中来研究。
梅尔森教授特别强调理论建模，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任务”，因为这和人类的发展太相关了。但是针对发展这个问题做模型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针对不发达国家来进行建模。因为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可能出现一个理论能够放之四海皆准，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的模型是把重要的因果关系进行简化，我们也需要不同的模型来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梅尔森教授说，“我最喜欢的模型也有一些缺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这个模型没有用了，而是说我这个模型适用于某一些问题，对于一些政策制定方面有用，而其他的方面可能需要别的模型，我们今天学校的学生应该被鼓励去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在谈“建模”的时候，梅尔森教授还谈到了数学的重要性。他说经济学与数学有很多的联系，数学给了我们一个大的框架，告诉我们有一种语言可以把抽象变得具体，把不同的可能性进行具体化。人们对于重大问题的解释都基于某一种假设，我们只是用数学的方法把这个假设变得更加清晰了。数学也是很中立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测试一些好的假设，也能够测试不好的假设；能够了解我们过去的假设是什么样的，也能够更清晰地分析过去的假设。而且它让我们变得更有信心，如果说有新的思维方式，我们也能够通过数学更好的了解这个新的思维方式，这个是通过数学语言能够得以实现的。
最后，梅尔森教授也谈到了中美贸易争端这个全球热点话题。他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现在的关系让我很不安”。“美国的一些政策是挑战中国的，在全球的贸易问题上进行挑战，背后的动因我不是很确定。美国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似乎是要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特朗普总统在贸易方面的顾问前两天在电视上说过，美中贸易逆差是由不公平贸易的操作造成的。他可能认为中国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让美国的公司很难卖一些东西给中国，这就造成了对中国某种东西的出口减少。这听上去似乎很有逻辑，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建模分析。你仔细想就会发现，如果说现在确实有贸易壁垒，贸易壁垒移除之后打开了新的市场，美国贸易逆差会不会转好呢？并不会的，只要美国从全球不断地借钱，不断地发债，这个情况就不会变化。“ “实际上对于债券的出口并没有计算到出口额中，所以我们才有贸易逆差，我们的政策是更多的向全球各国借钱，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也决定了外国人愿意持有这样的债务，因为这个债务是一个优良的债务，他们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投资。如果用建模来分析这个问题，可能会找到更深刻的解释。”
不论是发展问题还是中美贸易争端，梅尔森教授的结论是，“我们需要专家、政府能够基于最仔细、最谨慎、最有逻辑的分析的基础之上，去做政策的制定。我的大学，你们的大学，还有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都应该致力于考虑这些问题，仔细去想想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更好的讨论，通过对数据的分析，通过有逻辑的建模测试我们的假设，不管是在北大还是其他大学，更好的去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未来有一天能够影响到政策制定层面，造福于人类“。
确实如梅尔森教授所言，现在正是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上周我们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开学团建经过三天紧锣密鼓的会议、团建和学术论战，林毅夫教授在最后一天总结时提到，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归纳有三：
一是要从重要现象出发，再层层找到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很多大牌经济学家，比如本文的诺奖得主梅尔森，每次交流更多的也是他观察到的现象，他对中国经济感兴趣，他多次来中国看，他去读中国的历史，他来中国和中国学者交流时问的也都是那些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的各个有趣的现象。记得特别清楚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的那天，他每次谈话时的表情都是流露着好奇和能量，经济学研究对他而言，真的是观察世界的莫大的兴趣！
二是要保持“常无”的心态，不要先入为主地对号入座。很多经济学者容易看到一个漂亮的模型，就想尝试加入一些或者改变一些变量去解释新的问题，其实，模型都是建立在现象的基础上，研究问题时，把脑袋放空，不加任何思维定势，才能够更客观更有意义。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背负着太多过去的包袱甚是荣誉，永远陷在过去的轨道里，反而见不到新的天地！
三是要把现象的特殊性上升为一般性。研究中国问题，有些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如何能够把中国经验上升为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一般性结论，是更大的挑战。只有看到足够多的现象，才可以从特殊性中提炼出一般性。洋务运动时我们提倡“东学为体，西学为用”，鲁迅也曾经说“拿来主义”，那个时候的现实中国只能引进先进的理论，而现在，就像2月14号人民日报刊登的林毅夫教授的采访“伟大时代是我的底气”，中国真的迎来了可以自主理论创新的时候，更要好好把握，不辜负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