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vs未来：中国人能否把世界工厂搬往非洲？

五一长假，终于可以在西湖边静下心来阅读《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投资如何正在改变非洲》(The Next Factory of the World: How Chinese Investment Is Reshaping Africa)（2017年11月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作者孙辕（Irene Yuan Sun）是一位80后的华裔女性，生在中国长春，6岁移居美国，在哈佛毕业以后曾在非洲纳米比亚的乡间中学任教，现在是咨询公司麦肯锡联合合伙人，负责领导“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投资”研究，是2017年夏天麦肯锡发表的《狮龙共舞》(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说起来，孙辕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来自一次她在纳米比亚教书时的“邂逅”，当时一位朋友请她吃饭介绍她认识了一位在纳米比亚创业10多年但一直没有找到对象的中国年轻小伙子。虽然“相亲”未果，但是这次聚餐的交流使得孙辕意识到，来到非洲“赚钱”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对于非洲的贡献比她作为一个志愿者所能发挥的作用大出很多。

在这本150页的书中，作者以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莱索托、肯尼亚四个国家的投资为样本，从一个个具体的案例出发，描绘了中国在非洲投资的现状与远景。过去20年里，已经有数十万中国人（一般估计是100万左右）到非洲打拼，中国企业在非洲制造业的投资项目已由 2000 年的仅 2 例，上升到统计中的每年 150 余例，而真实的数据可能是这一数字的 2-3 倍。在很多落地非洲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看来，当今非洲大陆的活力和前景有点像改革前的中国。正如一位在非洲投资的企业家所说，“这里就像上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创业可能赚大钱，那样发财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可能了。”

从更深层次上来看，本书作者认为中国企业家实际上是正被“推入”或“拉进”非洲：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优势面临结构性压力，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的劳动力储备减少，因此造成沿海制造业中心的劳动力短缺。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也大幅上涨：自 2001 年起，制造业的时薪每年增长 12%。而从 2004 年到 2014 年，经过生产率计算调整后的制造业薪资增长了近三倍。

而正是这些被推入非洲、力图为自己“赚大钱”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体力行用自己的投资，为数百万非洲人提供了第一份体面的工作，培养了新一代非洲企业家，助力了非洲建立起有活力的制造业集群，从而正在改变广大非洲人的生活和社会经济。

这本书的一开始讲述了一位来自温州的投资人孙坚（译音）的故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小学毕业后的孙坚就开始辍学打工。1978 年温州成为中国第一个可以开办私营企业的城市，孙坚开办了自己的皮革制造厂。到 2008 年前后，国内生产成本以惊人的速度上涨，孙坚隐约意识到工厂必须搬出中国了。于是孙坚动身到尼日利亚考察了 5 天，在那里他看到了贫穷，也看到了商机。回国后马上给在海关工作的朋友打电话，询问中国出口尼日利亚的货物中，最重、价格最贵且数量巨大的货品是什么？朋友的答案是”陶瓷“。说干就干，孙坚就决定在尼日利亚投资约 4000 万美元，雇用了 1100 名左右的工人建起一家瓷砖厂。当时在这个行业尼日利亚需求旺盛且缺少竞争，所以孙坚工厂的利润率能达 7%，而在中国只有 5% —— 对于投资者来说，由于制造业的利润都很薄，能增加2个百分点是本质区别。（北大新结构国际团队2017年5月调研尼日利亚园区时，确实也看到很多中国企业投资陶瓷，利润可观，而且质量越来越好，深得当地权贵阶层的喜爱，但是由于供不应求，主要还是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

作者这样描述了她与故事的主人公孙坚一起在位于尼日利亚西南部大型陶瓷工厂办公室喝茶聊天的场景：

茶过数巡，孙坚的话开始变得很有哲理：“如果把发展比作火车的话，哪里是第一站，之后需要经过哪些车站，我们中国人确切地知道路径。所以尼日利亚需要向中国学习！” 

从中国老板的这句话，作者适时引出了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概念：“雁型理论”（flying geese paradigm）。这一概念本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提出，得到了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进一步拓展和广为传播。按照雁型理论，制造业企业就像远飞的大雁，随着各国成本和需求的变化在不同国家间迁徙。制造业发达的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压力，选择去制造业落后的国家投资，帮助落后国家发展高生产率的制造业。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以活生生的雁型模式为世界展示了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

雁型理论不仅描述了制造业企业在国家间的移动，而且可以解释各国产业升级的过程。随着某一领域制造业企业的增加，竞争变得激烈，使得利润变得稀薄，于是一些企业将会尝试生产更为复杂、更难复制的产品。例如，以山寨产品和模仿起家的公司，在若干年后就开始创造与生产高附加值的独创性产品。随着非洲国家的发展，我们可以预期在10 年或 20 年后，非洲的工厂将会开始大量生产计算机这样的产品，而不仅是陶瓷和纺织品。

但是，非洲毕竟不是中国，中国的投资者在非洲也会有种种挑战和水土不服，有的是当地营商环境的问题，也有很多是投资者的问题，比如环保措施不力，已造成非洲空气与水资源质量的下降；对工人权益和社区居民的权益保护不力等问题都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

尤其是非洲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都与中国不同，所以中国“雷厉风行”的政策和执行力度不能照搬。比如在尼日利亚，企业运作常常受到“多元化媒体”新闻导向的影响，在莱索托受到工会组织的强大压力，在肯尼亚则受部落及种族因素的限制；而类似这样的影响因素在中国基本不存在。

那么，面对众多严峻挑战，中国在非洲投资如何“解套”，让企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作者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企业如何积极帮助非洲培养建立良好制度的能力。中国企业与非洲机构合作时，一般倾向于接受现状，而非提出更高要求，这也许会人为地助长当地政府无能或不负责任的行为，从而会固化现状而非改变现状。不过，保持与当地机构的良好沟通，也是促进它们改进的机会。这就需要投资者与当地政府反复交流，与不同的合作伙伴对接，共同进行制度创新，这其实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时的做法类似。中国投资者与非洲当地的工人、供应商、经销商、政府、媒体接触的过程中，会产生新型的组织、伙伴关系以及权力结构。在这里，作者又引入了另一个理论术语进行概括：“自助式发展”（bootstrapping development）。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社科学者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的阐述，自助式发展的含义是通过不断学习以适应市场情况，不完美的机构也能产出良好结果。

在《下一个世界工厂》这本书的最后，作者特别使用了“Feeling the Stones”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式英语”概括全书的内容，她认为非洲经济发展的过程较近似中国的发展模式，虽不完美，但可以灵活地摸着石头过河试验转型，与西方严格的市场成本效益分析模式（反而会打击当地的产业）不同。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以自身年少在中国历经穷困生活的体验，较能以同理心愿意在非洲国家辛苦打拼，不像西方大企业常因市场不够大、基础设施落后而不愿意投资。因此，雁行理论仍适用在非洲的经济发展，中国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非洲承接中国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大有可为。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非洲能借鉴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弊端，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今天，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家们丝毫不怀疑非洲发展的美好愿景。正如其中一位正在尼日利亚建立经济特区的中国投资人对本书的作者孙辕所说：“这里跟我 30 年前的家乡一模一样，当时我们能做到，那么这里也可以。”

总之，孙辕这本书不是一部学术书籍，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对话并配以分析，可读性很强，传播效果应该很好，受众也会更加多元化。我们新结构国际智库团队在调研时也会积累不少这样的小故事，甚至是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以及最后的解决方法，这些都很有意义，我自己和我们的团队也一直在记录着，等到时机成熟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会尝试汇编出版这样一部生动的“案例集”。

补记：孙辕的这本书刚刚在台湾出版了繁体中文版，书名译为《下一座世界工廠：黑土變黃金，未來全球經濟引擎與商戰必爭之地 ——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