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石大精神最值得珍惜（下）
档案馆于2016年11月启动了 “石大记忆”工程项目，邀请老专家、老领导、老同志从不同视域、不同角度对“亲历、亲见、亲闻” 的史实进行回顾与讲述，再现学校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袁祥忠教授的访谈录分上下两篇，今天我们推出下篇。
时 间：2017年10月13日
地 点：校史馆
人 物：袁祥忠
访谈人：陈建
摄 像：曹刚 张魁武
文字整理：刘政发（学生助理）
文稿撰写：陈建
文稿审核：姚明淑
袁祥忠教授
陈：您曾说，在教学中，要做到不只为“教”而备课，还要做到为“学”而备课，从“学”的角度研究教的问题，尽力使学生不仅有所知，而且还要有所思。您的这个观点很让我们感兴趣，能否给我们谈谈？
袁：学生的培养是通过各个环节来进行的，课堂教学是一个主要渠道，但是其它的环节如二课、课外科技活动、社会活动和来自家庭的教育等等，对学生的成才都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教师来说，要把自己主要的岗位职责履行好。
对于上课来说，中国有句古话：爱则专，专则成，成则善。你首先要让学生爱这个课，怎么爱？老师爱了学生才会爱。老师也是，爱教师这个事业，就会去钻研，钻研之后就会越来越擅长。教师在备课时，不能只考虑怎么把课时讲完，按照大纲要求把内容讲完，而不考虑怎么把课讲得生动。所以备课时就要从学生的角度去考虑，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讲法。比如我教一门课对于不同的学生，讲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人都有个体差异，81级和80级绝对不一样，所以你要去了解81级的学生，根据学生的情况、发展的情况来讲，而不能全套80级的讲法，要以发展的情况来改善你的教案。不同专业上同一门课，讲法也不一样。比如我给钻井专业讲“扭转”，除了一般的计算原理之外，还特地讲了在钻杆遇到卡钻时需要倒扣套铣时，如何计算钻杆的极限扭转圈数的问题。你这样一讲同学们就感兴趣了，因为他自己就就是学这个专业的，以后一定要遇到卡钻的问题，那我就要好好学这个极限扭转圈数的计算。而在地质专业，就变为 扭曲”了，弹性材料与脆性材料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教师要根据不同的专业引入不同的东西来激发学生的热情。教学如同打仗，兵无常势、教无定法，打仗时不是一个阵型一成不变。
陈：您可否具体地讲讲教无定法吗？
袁：这是很多老先生说的，意思是说教学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适合这个班的学生，但不一定适合另外一个班，可能适合这个老师但是不一定适合其他老师。比如，我们说课堂讨论是个好方法，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课程都用课堂讨论呢？不能这么简单化，有些课程的某些部分需要讨论、值得讨论的，我们才来讨论，而不是每堂课都来进行讨论，所以说教无定法。但是反过来，教要常新，要把新鲜的东西吸收进来。要做到教无定法、教要常新，就只有多流汗水，多看资料，多接触学生，还要善于向周围的人和事物学习。
有人会说这是不是太累了？我说啊，虽然累，但是只要你乐在其中就不累了。没有入门的老师，就照本宣科，教材怎样写的就怎样照着念。好老师一定是吃的是桑叶吐出的却是丝。所谓乐在其中，就是要因学生而异。我教矿77时有这样一个学生，叫关祥杰，他对什么课都不上心，唯独对力学课很上心，而且作业做得很好。我就把这个学生找来了，他给我说：你讲了用重积分的方法来解决梁的变形，我可不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说这个很好，你有这个志气就很不错。我发现这个学生的力学和数学都很好，后来我就把他的作业量减少，叫他可以不用做我布置的作业，专心研究“Z变换来求梁的变形”，同时又告诉他偏科不好，其它课程也很重要，看起来有的课程与你喜欢的课程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提供另外的帮助，能够开拓你的思维，如果学不好就相当于你只有右手没有左手。这个学生后来在我的课上写了一篇有一定水平的论文《Z变换求梁的变形》发表在了学报上。还有个学生也一样，爱超越你讲解的知识去探索，最后这个学生也写了很好的论文。后来这个学生考取了重庆大学的研究生，我还专门给他的导师写了一封推荐信。
袁：教无定法、因材施教不仅仅是老师教学生，反过来学生教老师的也有很多。当时我们讲一个关于矩形截面剪应力计算的公式，一个学生就提出了任何书都没有说的问题，当时学生在课堂上提出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准备，我就说对不起，两天之后我再给你回复。
陈：出现这样的情况，您有没有觉得脸上无光和很尴尬，下不来台？
袁：这没有，我完全没觉得学生让自己下不来台。教学中最讲求的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可强不知为已知。反过来说，如果你讲错了，那么你一定要勇于承认你自己的错误，那么学生会更加尊重你。当时我说你容我下去想一下，这无损教师的尊严。其实这个学生现在是我们学校的教授，就是侯季康老师，当年就是她问的我的问题，我记忆很深刻。这个问题后来我到西安参加一个教材审定会的时候，很多老师也都还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搞清楚这个问题是一个学生教我的，他不问这个问题，我就不会有这个新的发现，所以我说学生也教老师啊！从此以后我给同学讲的时候就有了新的思维。
国外名校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我去过国外一些大学，他们说“宁愿要三分错误的创想，也不要百分之百的因循守旧”。这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要是没有创意，就完全静止了啊！课堂上不注意启发学生思维，这种教学是陈旧的，没有活力的。只有启发学生，让他们敢于发现问题，他们才能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讲课时指出来某个研究还没做完，那么学生可能跟着你的指引就去发现，可能就会改变他的人生。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学生思维要活跃，这样才能成才。当我遇到我的学生，最希望听到他们讲在哪个方面有突破性的东西，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陈：您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是结合石油工程实际，在计算模型和讨论解法方面作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工作，并且在基础理论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被美、日和苏联的技术文献收录或摘录。而我们注意到，89年时，您还是纯教学型的老师，应该说您的科研起步是比较晚的，请谈谈是什么促使您开始搞科研的？
袁：对教师而言，应该既有教学水平，也有学术水平，做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搞好教学。所以我认为“科研反哺教学”这样的提法不对，也不赞成把教师分为教学型或科研型，我认为不存在纯教学型的教师，也不应该有纯教学型的教师。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要上好课就不能不搞科研，除非他不想把书教好。因为我们要培养创新人才，教师自己都没有创新，怎么培养创新人才。而要创新，必须搞科研，即使是承担基础课教学任务的教师也是如此，尽管教学任务太重，而且作业量也多，没有更多时间来搞专门的科学研究，但是他在教学中也可以提炼一些东西出来。我在担任基础课教师时，利用“拉普拉斯变换”来解决一些基础和工程应用中的计算问题，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做出来的。
另一方面，如果是不搞教学不给本科生上课，那就是研究员而不能称为教师，哪有教师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我曾去了美国两个大学，他们就很简单，一个教授每年、每学期必须给本科生上多少学时课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不上课，学校就不聘请你为教授，你就只能到研究院所去当研究人员。其实教育部也有类似的规定，只是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科研能够让教师常教常新，要是一个教师只搞科研不搞教学，那他就不是教师；一个教师只搞教学而不搞科研，他就会变成一个“教书匠”，他的教学水平就提不高，他的视野也会受到很大限制。所以说把这两个东西分开，甚至提出“科研反哺教学”、教学型、科研型教师等概念我认为都值得商榷，不赞同这么提。这好比有人问你：是要一只手好还是两只手好？是要左手好还是右手好？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而是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一个教师本来就应该同时做这两件事。
陈：您曾长期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特别是设计了我校学分制的基本框架，能否给我们请谈谈您的心得和体会？
袁：我校的学分制是94年开始调研，97级正式实施的。为什么一定要施行学分制呢？因为我在国外就发现他们的通识教育很好，而且跨系跨专业选课非常灵活，这样子对于促进教学相长有好处。95年，我参加石油部在杭州召开的“八五”国家项目中期汇报会，去参观了浙江大学，他们教务处长接待我，详细介绍了他们实行学分制的情况，我听了之后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
学分制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实施学分制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把教和学双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比如学分制是可以跨专业的，只是同样的课把专业打乱，同一门课程王老师在钻井专业讲，张老师在机械专业讲，但张老师明显比王老师讲得好，那我钻井的学生就可以去听机械的课，这就真正实现了因材施教。
当时罗院长问我实行学分制有多大的把握，我说大概有八成。我们选了一个突破口，就是让学生自己来选老师，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举措。比如《高等数学》这门课，就同时安排了七、八个老师上，先让学生试听两周，然后再决定选哪个老师的课，如果选这个老师的学生达不到三十个人，那么这个老师的课就会被取消。为了防止出现所有学生都选一个老师的情况，我们还设计了一个上限，比如超过了150人就选不了了，但是没出现这种情况，都没有达到150人这个上限。
在选老师这个过程中，老师无形之中就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有可能被选掉。也出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比如在《高等数学》的选课中，被选掉的恰恰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老师，她原本在上概率课，那一年让她上《高等数学》，结果选她的学生不满三十人，没法开课。下来后我就给她做工作，让她上了另外一门课，但是学生选老师这个压力就很大，促进了老师要提高教学水平。
陈：学分制的核心是什么？对学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袁：学分制的核心就是选课制（包括选教制）和弹性学制。最大的改变是激发了教与学双方的积极性。但是我只走了一步，实行了学业学分制，完全学分制还没有实行我就卸任了，有些想法还没有实现。我当时提出“先上车，后并轨”，即先把学业学分制搞起来，因为这个最简单、最容易，不会把专业打得很乱，并且那个时候管理者的素质还没有达到实行完全学分制的要求。所以我说只有八成把握，不敢说百分之百，结果最后还是比较顺利，可以说达到了九成吧，这为后来学校搞学分制打下了基础。但是我不认为现在是完全学分制，因为完全学分制就应该达到弹性学制，这个很困难。
陈：我校进入了国家近期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您有何感受？
袁：看到我们学校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感到很高兴。但是我们要知不足而进取之，要知道哪些地方不行、不够、不对头，要去改进它们。
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就是学校一定要有特色。我感觉坚持行业特色也罢，保持我们石油天然气特色也罢，都是对的。因为一个学校如果没有特色，你就容易被别人边缘化，也会被自己边缘化，因此这个特色一定要保持住。一定要保持石油与天然气学科、专业的发展，要让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成为学校的领头羊，石油工程的学风、教风、科研等都要保持一个前进、上升的势头，带动学校其它的学科专业建设。比如当年我的专业和石油工程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到了我们学校之后慢慢地接触到了石油，后面搞的油建和储运就都是石油工程的东西了，而油建和储运都只是石油行业中一个很小的点，不仅常规的油气勘探开发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还有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等很多前沿领域可以大有作为，因此自己不要把自己边缘化，还是应该一鼓作气、努力拼搏，因为我们学校六十年的积淀，轻轻松松就丢掉，那是搞不好的。
陈：您在我校从教40多年，在建校六十周年之际，您觉得最应该珍惜和传承的是什么？
袁：那就是第三届党委提出的“全院一心，锐意改革，发挥优势，力争一流”，这就是当时的石大精神，是最值得珍惜的！
“全院一心”，就是只要是党委作出的正确决定，全校上下都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党委首先要高度一致，领导、教师要拧成一股绳。比如要扭转学风，领导要深入下去，要率先垂范，各个学院都把学风整好。“锐意改革”就是只有改革才有出路，不改革就不行。包括我们的管理、教学、科研、专业设置、办学理念等等，都要改革、要创新，眼光要长远一点。“发挥优势”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建立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千万不能丢，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自乱阵脚。
陈：您认为我们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保持和发展这个优势？
袁：所谓优势或成果，一方面是显性的，比如说科研论文、获奖、承担的项目，包括大学排名等等；另外一方面是隐性成果——学校的学风、学术氛围和这个学校的精神面貌。当时党委所说的“发挥优势”其内涵有很多，但我认为主要指的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面貌、齐心协力办大事的集体主义、学风端正和学术氛围浓厚……等等，这才是无价之宝，只要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就什么都不怕，只要有了这种氛围，你要的东西就都会来的。比如八、九十年代的“三项工程”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建校后的办学积淀和办学氛围形成的结果，“三项工程”过去带动了学校的发展，今后也仍然能够带动我们一批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上的突破。
一所大学的学风和学术氛围非常重要，是可以感染人的。我们怎样去弊存利，把影响我们的因素降到最小。比如80年代后期，我们了解到有一种照片，叫全息摄影，光波的信息可以全部记录下来。当时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占领这块前沿阵地，全教研室的老师都积极参与进来，没有任何报酬，我们也没有向学校要一分钱。当时要求振动幅度不能超过红光波长的四分之一，我们是用旧汽车轮胎自制了一个隔震台，拍出了全息照片。这个照片当时能够拍摄成功的很少，算是跟踪前沿技术的一次成功范例，这可全是我们自己搞的，这说明了你只要下决心，没有你办不成的事情。比如我自己，并不是说要想提职称才去搞科研写文章，而是你自己想把书教好，要去提高学术水平，我也没想到将来要提副教授，但是我自己就写了。我还保留着当年《石油学报》给我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我连续三年在他们杂志发表文章，但是他们杂志原则上一个作者一年只能出现一次，因此我刚投的一篇文章虽然已经采用和排版，但正式发表只能在一年之后了。为了不耽误论文发表，所以他们建议我改投其他优秀杂志。
回想起来，我校很多研究工作并不是有了条件了才来搞的，成果也不是用物质、待遇等刺激出来的。那时，外面的专家、领导来我校，他们有句话令我们很感动——“没想到在这么偏远的地方，你们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这就是人家对你的评价啊。
当然，发挥我校艰苦奋斗精神并不是叫你还要去吃野菜，所谓艰苦奋斗就是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搞科研，包括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条件永远是欠缺的，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就是要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力争一流，所谓艰苦奋斗指的是这个。搞发展也不是拿钱买东西，不能急功近利，要耐得住寂寞、能吃苦，数据要千次万次地来搞，像屠呦呦，她的实验上万次，有的人说她不是院士，我认为她比院士还院士。
我们已经不是单一的工科院校了，但当务之急是全校一心，把石油天然气工程这个优势继续保持发扬，同时让它带动新的增长点。只要学术氛围很浓，我们自然会有提高，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本文稿已经袁祥忠教授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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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祥忠，男，中共党员，教授，1938年12月出生，重庆人，汉族，中共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毕业于原重庆建筑大学结构专业。曾任系主任、教务处长、校长助理等职务、中国石油教育学会理事、省力学学会理事。
先后讲授材料力学、断裂力学等八门课程并指导研究生；先后在《石油学报》，《LIL&GAS》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美国、日本和苏联的技术文献收录或摘录；在“八五”国家项目“水平井工艺技术研究”专题中任负责人之一，项目通过评审验收；积极组织开展教学改革与实践，成效显著。1989年获四川省首届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中石油石油部教学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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