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 | 所信的道你们已经守住了

我认为，除了极少数人，从整体来说，武汉的知识界做到了问心无愧。用胡适先生的话说，他们做到了“不降志，不屈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为中国知识界赢得了尊严。

所信的道你们已经守住了：致敬武汉的知识人

整理 | 马国川

这次公共卫生危机，最大的受难者是武汉。作为文教重镇，大疫期间的武汉知识人或写文章记录真实历史，或接受采访发出声音，有理性，有勇气，有担当，以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赢得了国民的尊敬。在历史关头，文天祥曾扪心自问：“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我认为，除了极少数人，从整体来说，武汉的知识界做到了问心无愧。用胡适先生的话说，他们做到了“不降志，不屈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为中国知识界赢回了尊严。

方方在最后一篇日记里引用《圣经》里的话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同样，对武汉的知识界来说，所信的道你们已经守住了！

无可讳言，比起上世纪80年代来，许多知识人的思想倒退了。因此人们常常感慨，现在的知识界瓦釜雷鸣，斯文扫地。但是大疫期间武汉知识界就像暗夜里的灯光，虽然微弱，但是令人倍感温暖。世道艰难，但是仍然有不少知识人在追求心灵自由与思想独立，仍然在为民族前途而忧思由此。可见，中国知识人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道统”未坠。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敬意，笔者将个人在浏览手机时随手收藏的有关材料稍作整理，奉献给读者朋友。

我期待，这次劫难成为一个起点，一个重建知识人对道统的担当的起点！

刘道玉：武汉大学原校长

2月15日，《新京报》刊出87岁的刘道玉先生的采访。他记述了那些“悲壮故事”，发出了痛彻心扉的呼吁：“只有从源头切断毒源，才能有效根治疫情。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恳切希望有关部门和同胞们觉醒起来，有必要就疫情进行一次全国启蒙，吸取教训，擦干眼泪，继续前进！”

方方：作家

不需要多说。这位身居灾难中心的女作家，她记录了真实的历史，发出来响亮而坚定的声音，获得了广大的共鸣。“武汉日记”是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借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它“不仅暴露了我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问题，不仅‘见出了人心’(各种各样的人心)，也把文学的千古不灭的尺度再一次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

小引：诗人

他的日记可以和方方媲美，成为这场劫难最独特、细微的记忆和文学。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灾难之后，写诗并非是野蛮的，用无耻的言论继续灾难才是野蛮的。而反抗这种野蛮的唯一办法，就是真实，持续且坚定的写作，唯有这样，才能让谎言失去生命，让真相挺身而出；唯有这样，才能让阳光透过雾霾，重新照亮那些干枯的花园，寂寥的人间。”

李修文：湖北省作协主席

2月12日，《新民周刊》发表李修文的口述文章，他说：“我们如何通往自己的现代性，固然跟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关，更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里面具体的人有关。我们每个人都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了，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做好自己这个人，否则就是几千年的悲剧不断循环往复，事实上，像这样的事历史上一再重演过。……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要重新从鲁迅出发，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无论在灾难之中，还是在灾难之后。我觉得经此一劫，它可能成为中国作家重新出发的一个起点。

很多作家在写目前的灾难，但我写不了，就算要写，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静和理智，就像我刚才讲的：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在这样一场灾难中，如何保障人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根本，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戴建业：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戴建业先生是最早站出来公开支持方方的学者。2月23日他在文章《你们，我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愧意》里说：“方方是一位老奶奶级的女作家，在这次人人生畏的疫情中，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蔑视四周的冷嘲热讽，用她朴实而又泼辣的文笔，既不虚美也不隐恶，既不卖弄也不煽情，在这场罕见的灾难面前，写出了武汉人面对生死的豁达坚毅，面对病毒的紧张害怕，写出了武汉人的希望与沮丧，眼泪与欢笑，卑微与尊严。‘方方日记’是难得的日记体散文，更是宝贵的武汉封城‘信史’。”

最近他又写了《方方日记：对风骨最精彩的演示》，高度评价方方日记的价值。

武汉十教授

2月7日，李文亮医生去世的第二天，冯天瑜、唐翼明、於可训、郭齐勇、邓晓芒、李工真、赵林、徐少华、叶永刚等十位武汉教授援引宪法规定，呼吁有关部门撤销对包括李文亮在内的八位医生的处罚，公开道歉。（我把这十个人视为一个群体，其中有两位还向社会发出响亮的声音，下面单列）

唐翼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唐翼明在接受采访时，称赞方方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他指出，这次疫情不仅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他呼吁人们说真话，“凡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敢说话呢？”“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方方那样，敢于说真话，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冯天瑜：武汉大学教授

冯天瑜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呼吁“通过这次公共卫生危机推动社会启蒙”：第一，提高国家和全民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第二，提高信息透明度，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第三，端正掌权者与民众的关系。他说：“我们希望，经历这次生态危机，吾国吾民有所收获，以上三方面的认识和实践能够提升，不致让国家的巨大代价、人民的惨重牺牲付之东流。”

冯黎明：武汉大学教授

冯黎明教授在题为《方方日记，我们在看》的文章里说：“对于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是他获得关于世界的‘自明性’知识的起点，因此在一个人性化的社会中，人们理应获得的第一权力就是‘看’的权力，所以鲁迅宣称，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同理，失去了‘看’的权力或者甘愿交出‘看’的权力，则意味着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当然扭曲和异化的人是不愿意读方方日记的，因为他们不敢且不愿‘看’。”

刘川鄂：湖北大学教授

刘川鄂写文章力挺方方，驳斥那些攻击方方的言论。他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在中国当代灾难史上，方方封城日记，会浓墨重彩，留下特殊的一笔。”他指出，作家方方有批评的权利，每一个公民都有批评社会的权利；方方有满满的能量。批评是更大的正能量。敢于批评的是作家，一味赞美的是庸才；追责没有时刻表，人人都有追责的权利。

梁艳萍：湖北大学教授

在题为《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的文章里，梁教授称赞方方的写作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为人的写作，也是人道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写作”。她直言不讳地斥责那些“挥舞着十八般兵器，喊着骂着”扑向方方者和跟从者“可耻！很可耻！可耻之极！”因为在这些人眼里，人“永远都是可以利用的材料或者工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既是他们的常道，也是他们当下的非常道”。这女教授勇敢地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我们不能留给后代美丽的符号，至少我们可以留给他们可能美好的希望！”

小记：

1）本文所列主要是作家和人文学者，由于视野所限，难免遗漏，尤其是很多专业知识分子没有收录，倍感遗憾。希望朋友们提供更多资料，以待将来增订补充。

2）本文不用“知识分子”而用“知识人”，是受余英时先生启发。他在一次采访时说“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2020年3月24日）

版权声明

文章引自公众号：川上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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