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丨重铸“天下”一统的洪业：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一　蒙古帝国的兴起与分裂

蒙古帝国的建立者，是蒙古人心中最伟大的英雄成吉思汗。1206年，四十五岁的铁木真统一蒙古草原的绝大部分，建立大蒙古国（Yeke Monggol Ulus），称“成吉思汗”（Chingis Khan），即“英武之汗”的意思。到1280年，尽管蒙古帝国在那时已分裂为好几个国家，但若将它们的疆域合在一起看，则要比亚历山大帝国的五倍还多。这是蒙古不断地西征和南征的结果。南征对象主要是金统治下的汉地社会，但也包括建立在今宁夏—甘肃地区的西夏、云南的大理国和藏地各部等。西征最远到达亚德里亚海东岸，以及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为什么蒙古的征服、对外的扩张会这样所向披靡，就像是一个神话？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蒙古人西进的路线，也就是从蒙古草原向西进入欧亚草原带的中部和西部，通常称为哈萨克斯坦草原和南俄草原，再从那里向南，进入中亚和西亚的绿洲农业地区，包括今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这是北亚游牧人早就熟悉和采取过的行动路径。蒙古人并非这条路线的开拓者。在这方面，他们是蒙古草原上一代游牧人群——突厥人最好的学生和继承人。突厥人最初建立的汗国，重心在蒙古高原，但它的势力很快发展到阿尔泰山之西的草原和邻近绿洲，这就是西突厥汗国。东、西突厥汗国之后，从伽色尼突厥王朝到塞尔柱帝国，再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我们看到，被突厥人统治的农业人口及其社会的所在地域越来越向西扩展；与此同时，突厥人，包括进入城市—农耕社会的突厥人和留在草原上的各大游牧突厥部落在内，也大都先后皈依伊斯兰教。所以蒙古人并非是在向西方未知之地盲目进军，他们对蒙古草原以西辽阔世界的了解，看来远比现代一般人想象的要具体得多、详细得多。

其次，蒙古西征时代的中亚，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当时除伊拉克以外的大部分中亚地区，都刚刚被一个叫作花剌子模的突厥人的政权征服。蒙古人差不多是紧跟在比他们稍早的这个前任胜利者的身后进入那片地区的。这对他们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形势。因为花剌子模虽然征服了中亚诸国，却还来不及消化自己的征服成果，也就是还没有充分的时间去赢得人心，从而巩固自己对新征服人群的统治。由于未能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解决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它无法充分、有效地动员统治地域内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对抗蒙古入侵。那些刚被征服不久的各国人民不仅不肯全心全意地为花剌子模国家打仗，有些人甚至还把蒙古人看作帮助他们推翻花剌子模统治的救星。花剌子模拥有的总兵力大概是蒙古人的三至四倍，却不敢将占据优势的兵力集中起来使用，而宁愿采取分兵防守各地的战略来应对蒙古入侵。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么在击败蒙古之后，那支为抵拒蒙古而被集中起来的庞大军队很可能就会调转矛头，形成一股尾大不掉的针对花剌子模的反抗力量。所以总兵力居劣势的蒙古人，在几乎每一处的个别战场上，都反而拥有着某种相对优势。他们虽然也在某些地方遇到一城一池的顽强抵抗，但它们终究不能改变这场军事较量的最后结果。

第三个原因也很重要。我们知道，蒙古高原上有两大片非常肥沃辽阔的草原区，一片从呼伦贝尔向西南，一直伸展到大青山南北，我们今天叫它内蒙古草原；还有一片在今天的蒙古国。在这两片草原中间是一块大荒漠，古代汉语文献称它为“漠”“幕”或者“瀚海”；蒙古人则把它叫作戈壁。汉语里往往把戈壁和沙漠连称，但其实戈壁并不完全是沙漠，而主要是由大片裸露在地表的黑色岩石构成的荒石滩，再加上少许的沼泽和沙漠。从内蒙古的草原到蒙古国的草原，要穿越的就是这样一片荒漠。穿越它的路途异常艰苦，几乎无法避免要经过一段无水地带。依路线选择的不同，穿越无水地带的路程可能需要三天，也可能要花五天或者七天。大部队行进，未必都选择最短的路线；这里更关键的因素，是选择一条在越过无水区之后能觅得为大部队提供足够水源的路线。因此古代渡漠的行军路线就这么几条，从匈奴开始一直到明清，少有改变。

渡漠对一般人来说是极其艰苦的，但蒙古人变得很习惯走这样的路。这种跨越严酷自然障碍的能力是他们的一项极大的优势。蒙古军队无须辎重。农耕国家出兵，往往“军马未动，粮草先行”，不确保后勤补给就没有办法打仗。但是蒙古人不用粮草先行，他们每人有两匹以上的骑乘，备用马又名“从马”，行军时轮换骑乘。士兵只需带点马肉干、牛肉干、奶酪，然后就地取得补给。因为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机动性和顽强地跨越艰险地带的耐劳力，蒙古军队往往会出人意料地现身于农耕国家认为敌方难以逾越而弃守的天险地段，从对方防守最薄弱处实施军事突破。这也是蒙古人当年能够所向披靡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也许有不少人会纳闷，蒙古人为什么能如此容易地征服在经济实力、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比他们更具优势的南宋和中亚、西亚穆斯林各国？其实，他们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多半是因为忽略了火器时代与冷兵器时代的军事较量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差别。如果说在火器时代，经济、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可以直接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那么在双方靠军马对军马、刀枪对刀枪的肉搏厮杀来决定胜负的冷兵器时代，不仅以科技赢得军事优势的空间很有限，而且经济上享受着富足的一方，反而经常会因为精神上的柔弱细琐而在作战意志和战斗力方面居于劣势。

以上就是蒙古人在军事扩张中所向披靡的几个主要原因。那么，一个庞大的史无前例的蒙古帝国，为什么又在它停止扩张后不久便陷入瓦解？

这里有两个年代十分重要：1206年和1260年。从在蒙古草原上建立帝国的1206年直到1260年，中间不过五十多年时间，这么大的帝国就无可挽回地瓦解了。这是为什么？答案极其简单：导致蒙古帝国瓦解的最主要原因，是它太大了。

面对越变越巨大，并且经济基础、语言文化都完全不同的被征服地区，蒙古人最初采用的是“间接统治”方式，即谁能带着一片土地和人口来投降，就把治理该地的政治权力交给谁。汉文史料称为“北人能以州县下者，即以为守令”。无论是率领一个小县份，或者甚至是整个国家（如高丽）来投降，都按这个原则来处理。当然对当上“守令”的人们还有几项约束，归纳起来就是入觐、入质、入贡、从征和置监。

入觐，就是每一年或者两三年要去蒙古草原朝见大汗。维持这个帝国，最初完全通过大汗和各地方统治者之间的个人关系来实现。入质，就是地方统治者把自己儿子交给大汗作为人质。与今天落入恐怖主义集团手中的人质非常不一样，当时的人质其实是大汗加强与投降者之间个人关系的一种方式。人质中有很多人被选入大汗个人的侍卫部队，叫“怯薛”军。这支亲卫军的最高层不仅轮番入值，服侍大汗的个人生活，同时也作为大汗亲信参与决策军国大事，并不断地根据需要被派往各地，执行大汗的特殊差遣。进入“怯薛”若干年之后，经受过一定程度历练的那些成员就会被指派到各种职位上，成为帝国官僚。入贡，就是每年呈缴定量的贡赋。投降者往往沿用该地区在被蒙古征服前实行的税赋体制，从中提出一部分作为贡赋交给蒙古人，剩下的则用于维持本地统治的经费，或变成统治者的私人收入。当然，除入贡外，还需要满足蒙古人的“不时需索”。这种无规则的临时征派，不仅出自大汗政府，还出于各级军事贵族的命令，对被征服地区是一项很重的负担。从征，即率军参与蒙古军队的战争行动。置监则是在每个地方派一个蒙古人或“色目人”监临本地，叫“达鲁花赤”，意思是“镇守者”。若满足这些承诺，举地迎降的人就能世代继承对该地的统治权。因为他们的职位可以世代承袭，所以当时的文献称他们为“世侯”。

 “世侯”里有少数是从过去的统治者转变而来的，但更多地来自原先政治地位不高的地方豪强甚至地痞无赖，汉文史料用“由鼠而虎”来形容他们。蒙古统治时期是一个社会对流非常剧烈的时期。不仅汉地如此，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世界也是这样。波斯文史料写道：“个个披罪恶衣袍的市井闲汉都成了异密，个个佣工成了廷臣，个个无赖成了丞相，个个倒霉鬼成了书记，个个败家子成了御史，个个歹徒成了世库官，个个乡巴佬成了国之辅宰……个个马夫成了尊贵显赫的侯王。”两种说法繁简不同，意思完全一样。

然而，随着蒙古人对被征服地区的控制从军事管制逐步向正常的统治秩序过渡，这种间接统治的体系慢慢就发生变化了。当大汗政权越来越多且更直接地卷入地方治理事务时，间接统治便不可避免地逐渐向直接统治方式过渡。这时候，按原有社会文化传统的不同在不同地区建立层级式的统一治理，就成为保证正常统治秩序所必须遵行的法则。于是蒙古政权开始尝试对占领地区进行更系统化的政区划分，并且在各个大区派驻专人和专门机构，担负全方位行政治理的职责。在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治下，蒙古帝国的领土就明显呈现出四分化的趋势。大汗直接治理下的中央兀鲁思（“兀鲁思”意为“人民”“国家”），包括蒙古草原和藏区。华北按汉语习惯划为“中州”，通常由熟悉汉地文化的高级官僚管理。处在汉地之西的整个西域，包括当时还崇信佛教的畏兀儿部，以及更西面的穆斯林世界划为一块。南俄草原及其周边地区划为另一块，属于成吉思汗长子术赤诸子的势力范围，较早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术赤的血统有一点问题，他出生在成吉思汗的妻子被敌对部落抢走后的近将一年上下。那他究竟是不是成吉思汗的儿子？这个问题始终悬浮在他的弟弟们心头。下面我还会提到，蒙古帝国第一次显示分裂迹象，就与术赤的出身问题有关。因为术赤早就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族里很难获得最高领袖的地位，所以他在随父亲西征以后，便滞留在南俄草原未曾返回。建立在那里的“术赤兀鲁思”，后来发展成四大汗国里的“金帐汗国”。

在第四代大汗蒙哥的时期，蒙古帝国进一步被分为五块来治理。中州政区有了一个正式的汉语名称，叫“燕京行尚书省”，首府在今北京。西域被分割成两块：新疆及其以西，直到阿姆河为止，由“别失八里行尚书省”负责管理，阿姆河以西则属“阿母（姆）河等处行尚书省”。此外再加上中央兀鲁思和术赤兀鲁思。

分区治理的历史进程，逐渐酝酿出两种互有关联的演变趋势。一是各个地区的统治制度越来越快地朝着不同的地方化方向发展，使蒙古帝国治理不同地区的各制度体系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很自然地就会出现第二种趋势，即想要在整个蒙古帝国内部维持一种统一的制度体系，于是变成一种越来越力不从心的努力。正是这样一种潜在的结构性危机，成为撕裂蒙古帝国的根本性原因。

同一性质的问题也发生在经济层面上。中国有句老话，叫 “千里不贩粮”。如果要把粮食这样的日常消费品运到一千里以外去卖，运费成本就会远远超过粮食本身的价值，以致贩运者从中无利可图。有一个美国学者提出，前现代帝国的经济运行也应当有一个距离极限。蒙古帝国的历史表明，一个统治中心能够有效地向四方吸纳经济资源的最远距离，也许不超过900英里。超过这一极限，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财政运行的经济成本就会高于财政收入本身。以蒙古帝国的首都哈剌和林为圆心，位于天山北麓的别失八里和华北的燕京，都处于900英里半径的范围之内，再往外就有些鞭长莫及了。所以帝国必须有另外一个中心去治理更西面的地区。这个地方叫作阿力麻里，位于今新疆边界之外不远的地方。从那里到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著名的绿洲城市撒马尔罕，距离是800英里。再往西到南俄草原，则必须有另外一个中心，可以控制咸海西南的花剌子模，乃至东欧的莫斯科。它就是术赤兀鲁思汗的金帐所在的撒莱城（在伏尔加河畔）。在阿姆河以西的中亚和西亚地区，需要有一个新的治理中心，那就是阿姆河行尚书省所在的徒思（在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伊利汗国建立后又移至桃里寺（今译大不里士，在格鲁吉亚）。可见不论是从政治制度还是经济运行的角度，国家的控制都有一个限度。太多地超越这个限度的帝国幅员，导致了蒙古帝国在结构上的潜在危机。在政治斗争的层面上，它以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争夺、权力妥协与权利分配的形式表现出来。

成吉思汗家族的内部纷争，在成吉思汗西征前夕讨论军国大政的统治集团核心会议上，已经再明白不过地暴露出来了。《元朝秘史》用十分质朴生动的笔调描写这件事说：

其后太祖征回回。……临行时，也遂夫人说：“皇帝涉历山川，远去征战。若一日倘有不讳，四子内命谁为主？可令众人先知。”太祖说：“也遂说的是。这等言语，兄弟儿子并博斡尔等皆不曾提说，我也忘了。”于是问拙赤（术赤——编者）：“我儿子内你是最长的，说甚么？”拙赤未对，察阿歹说：“父亲问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篾儿乞种带来的，俺如何教他管？”才说罢，拙赤起身，将察阿歹衣领揪住说：“父亲不曾分拣，你敢如此说？你除刚硬，再有何技能？我与你赛射远，你若胜我时，便将我大指剁去；我与你赛相搏，你若胜我时，倒了处再不起。”兄弟各将衣领揪着。博斡尔、木合里二人解劝，太祖默坐间，有阔阔搠思说：“察阿歹你为甚忙？皇帝见指望你。当您未生时，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贤明的母，不幸被掳。若你如此说，岂不伤着你母亲的心？”……

术赤西征以后不肯再回蒙古，其中的缘由，从这场争吵中就可以看得很明白。“术赤”一词在蒙古语里是“客人”的意思。成吉思汗为什么会给自己的长子起这么一个名字？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永远的谜。按当时蒙古人的习俗，在小孩出生前后，家中如碰到很神秘奇异的事情，就会选择一个与此相关的语词来做婴儿的名字。比如说父亲或母亲走路踢到一块大石头，让他们产生一种神秘感，于是给小孩取名为“赤老温”或者“塔失”，即蒙古语或突厥语“石头”的意思。根据蒙古人后来的传说，成吉思汗出生后不几日，有一只黑色鸟飞到他家帐幕顶上，“青吉斯”“青吉斯”地叫个不停，因此他后来称“成吉思汗”。这当然是根据“后见之明”的一种事后追述，但它仍反映出其渊源所自的那种习俗的历史真实性。也许在术赤出生前后，家中确曾有过一位重要客人来访，所以新出生的孩子被起名为“术赤”。但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成吉思汗认为这个婴孩是偶然来到他家里的客人，所以才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呢？

从政治斗争、最高权力集团内部斗争的层面看问题，蒙古帝国的瓦解确实与成吉思汗家族成员对汗位的争夺密切相关。但实际上，历史运动在由最吸引人眼球的权力政治所支配的短时段变迁的层面之下，还有社会——经济结构，乃至生态地理环境等支配下的中时段和长时段变迁，在综合地影响或不同程度地决定着不同人群及其社会之历史命运的走向。对比一下四分化或五分化时期的蒙古帝国与蒙古帝国分裂后形成的元帝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金帐汗国之间的版图划分，就很容易发现两者所呈现的地理“板块结构”惊人地相似。这表明蒙古帝国的瓦解，并不纯粹是由成吉思汗家族内部的权力冲突与分割导致的。

1259年，蒙哥汗病死于四川攻宋前线。这时候，他的大弟弟忽必烈正在淮河一线的征宋途中，二弟旭烈兀远在西亚与玛姆鲁克埃及交战，幼弟阿里不哥则留守漠北大营。发生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的争夺大汗汗位的战争，以及不久后爆发在旭烈兀和金帐汗国之间为争夺高加索山岭以南牧场的战争，成为蒙古帝国瓦解的历史性标记。被纳入蒙古统治之下的华北、云南和藏地，于是从中国历史上被蒙古帝国占领和统治的时期，进入作为中国历史上诸多王朝之一的蒙元时代。在讲述中国历史时，把蒙古帝国时期（1206—1259）和元王朝时期（1260—1368）区分开来，在我看来是很必要，也很重要的。

二　真正大一统的中国

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蒙古帝国的历史是否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蒙古帝国是横跨当日旧大陆的一个世界帝国。日本有一个叫杉山正明的学者写过一本书，名叫《大蒙古的时代》。其中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成吉思汗的遗产”。他所枚举分述的大蒙古国遗产，几乎没有一项与中国有关。蒙古帝国版图如此之大，包含了南俄、高丽、伊朗、伊拉克等诸多国家在内。把蒙古帝国的历史看作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个世界帝国曾有一度将今日中国的某些部分，比如华北、西藏、云南、宁夏等地纳入其中。因而在中国这部分领土的历史上，曾经历过一个蒙古帝国占领时期。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把蒙古帝国的全部历史视为中国历史一部分的理由。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那么，元朝历史还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吗？

这里就涉及应该如何界定“历史上的中国”的问题。它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尺度去界定。两种尺度不完全一样，但相互间又是有联系的。第一种尺度，是以当代中国的版图去界定历史中国的空间范围。凡是在今天中国版图以内的任何一个地区的任何时代的历史，无论它有多么久远，也无论它在远古时是否属于当时称为中国的政权所有，都属于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如吐蕃、南诏都并不在当时自称中国的唐朝疆域之内。那么吐蕃、南诏的历史还算不算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呢？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历史上的中国”还可以拿另一种尺度去界定，就是历史上自称，并且也被同时代的邻邦们称为“中国”的那一系列政权，如汉、唐、宋、金、元、明、清。按此种尺度来界定的“中国”，它的疆域范围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不仅随不同朝代变化，而且也在同一王朝的时间幅度内随不同时期而变化。总的说来，这个意义上的“中国”，随着时代由远及近的推移而在越变越大。

为了正确理解这两种不一样的有关“历史中国”的概念，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一是当历史上某些自称“中国”的王朝疆域未能覆盖今日中国版图的时候，与该“历史中国”同时属于今日中国疆域内其他地区的历史，还属于中国历史吗？其实这个问题刚刚已经谈过了。中国历史的空间范围是拿今日中国版图去界定的，所以对那些在历史上并不称为“中国”，但位于今日中国版图之内的地方，它们自古以来的全部历史，当然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是在有些时期内，可能有不止一个政权自称中国。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双方都以“中国”自居，北方政权把南朝骂作“南蛮”，南方政权则把北朝贬为“北虏”。南宋和金对峙时期的情况也差不多一样。在今天的历史讲述里，我们只能说，这时候有两个“中国”。甚至两个“中国”也没有包含全部中国在内，还有包含在今天中国版图之内但是并不自称中国的区域。

第三个问题更复杂一些。历史上自称“中国”的那些政权的版图，有时会在某些方向上超过今天中国的边界，而在另一些方向上又没有把今天中国的版图范围完全包纳在内。未纳入“历史中国”的那部分地区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点已经明确了。那么，发生在“历史中国”超越了今天中国边界的那部分疆土上的历史，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去认识？它还属于中国历史吗？我认为这里需要明确两条原则。第一条，我们必须十分肯定地承认，超越今天中国版图的那一部分领土的历史，是今天其所在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条，在声明和承认这条原则的前提下，我们讲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时还不得不把它们放在一起讲，因为那个时候它们是由一个叫作“中国”的政权来治理的。讲中国历史，还不能不连带讲到它们。想绝对地按现代国界的区划来讲中国史，是根本不现实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元朝。与作为世界性帝国的大蒙古国不同，元朝疆域的几乎全部核心地区，包括它的政治统治中心，在它治理之下的人口主体，几乎全都位于今日中国。连元朝的最高统治者自己也宣布，它继承了汉、唐、宋、金的法统，把本政权看作自汉、唐延续下来的正统谱系的接续者。有什么理由说元朝历史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当然元朝有一个和林行省，是以今天的蒙古国为其核心的。我们应当承认，和林行省的历史乃是蒙古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讲元朝历史还是得讲和林行省，因为它是元代中国的一个行政区。

所以，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在元王朝并没有中断。当然，元朝有点特别的地方，是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是一个蒙古人。这个蒙古人是从草原搬来的。蒙古大汗最初是坐在用几十头牛拉的大车上面，大车上搭了一个帐篷，皇帝和他的太太就坐在帐篷里，门口有一个大的酒瓮，几个人站在旁边服侍。但是最后皇帝把草原的大车拉到了北京，做了坐在北京城里的皇帝，虽然每逢夏天他还得北徙到位于内蒙古草原之中的“上都”去避暑。

从元代社会的顶端往下看，在上层统治圈内，你的确会看见很多蒙古人，还有很多被归为“色目人”的来自中亚、西亚的人们，他们讲阿拉伯语、波斯语，或者突厥语，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可是处于它统治之下的绝大部分的人口，还是汉地社会的人口。所以如果你换一个视角，从下层往上看，那你就很难在元代中国看到多少异乡情调。蒙古女人多戴罟罟冠。不只皇后戴，一般蒙古妇女也戴。但是即使是在江南非常热闹的城镇里，一直到元末还很少有机会看见戴着罟罟冠的蒙古妇女。所以元末有一首诗描写城里人争看罟罟冠的情景说：“双柳垂鬟别样梳，醉来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

因此，我们怎么能因为中国的皇帝宝座上坐着一个蒙古人，就说这不是中国？在皇帝宝座上坐的是汉人的那许多王朝，也曾统治过很大一片非汉族地区。对此，我们全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正常。为什么情况倒转过来，就会变得一无是处了呢？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既有汉人的皇帝统治其他民族的时期，也有非汉族的皇帝统治汉地的时期。把后者看作乏善可陈、漆黑一团的年代，甚至把它们革除出中国历史的合法性谱系，是一种毫不足取的非历史态度。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绝不仅仅是靠着汉民族、汉文化缔造出来的。元朝创造了唐以后又一次大一统的局面，而且这个大一统的规模和深度远远超过唐。真的，如果中国仅遵循着唐、宋、明的国家建构模式一路发展下来，中国就不可能有它今天这样辽阔的版图！

我们最熟悉的唐朝地图是唐版图最大时期，即以总章二年（669）为标准年代的地图。但这张地图也很容易对阅读者产生某些误导。正如有人曾经注意到的，在唐的边界之内采用完全相同的主题底色，当然很醒目地凸显出唐代政治势力所及的全部地域范围。但与此同时，这样做也抹杀了唐政权在针对不同区域和人群的治理目标与国家权能实施方面一向存在的、性质截然不同的多样性差别。与对郡县制体系之内各州县的全方位治理相反，唐对处于光谱另一端的东、西、北三方最边远地区的那些羁縻府州所能实施的主权，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的程度。可见带着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图，只会使人产生很不健康的妄想。

还不只如此。普通的读图人还常常忽略历史地图上注明的标准年代。总章二年的地图所反映的，大致是从7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四十年间唐代疆域的基本状况。简直就好像是故意为了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仅仅将它的标准年代推迟两三年，唐代的版图就不再是本图所呈现的那个样子了。几乎从70年代一开始，由于吐蕃和西突厥结盟反唐，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疆以及北疆的相当一部分即长期沦为双方拉锯和争夺的地段。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度南下投唐的东突厥逃归漠北，复建第二突厥汗国，唐因此失去间接号令整个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后相加，唐维持对西域的间接统治，总共大约一百二三十年；而它拥有蒙古高原，则只有四十年而已。从这一事实出发，杉山正明把唐朝界定为“瞬间大帝国”的说法虽稍嫌夸张，但它对中国人普遍持有的“大唐三百年天下”这种模糊而僵化的传统观念，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到了宋，尤其是南宋，被历史上不少人认为是中国正统所在的政权，已经不得不偏安于南方。金与南宋同样自称中国。如果不承认它是中国，那当时中国才有多大？明的版图大约相当于宋、金、西夏、大理合在一起，没有蒙古，也没有新疆。明朝为什么会比宋朝，尤其是南宋大一些？这是明朝继承了蒙古人遗产的结果。是蒙古人征服了西夏、征服了大理，明朝把这些成果接受过来了。明朝为什么没有元朝那么大？因为它没有能力接受元王朝的全部领土遗产。如果说你只认唐、宋、明是中国，那今天的中国会有多大？所以，说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不是一句空话。中国有今天的版图，有两个王朝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们一个是元、一个是清。它们都不是汉族人做皇帝的王朝，这不是偶然的。

我在这里要强调元的统一，因为它的意义远远不只是重现了唐的统一，甚至也不只是因为它在比唐更大的疆土规模上实现了统一。更重要的是，它的成就还体现出另外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开拓中国疆域方面的重大意义。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或者经历从宋元土官、明清土司和清代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最终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不过，中央王朝遵循这一途径完全“消化”边缘势力，具有两个必需的前提条件，就是它们必须位于紧贴汉地农业社会沿边的可垦殖地区，并且规模不能过大，因而可以在那里培育出数量足够的由汉族农业移民和被汉化的当地人口构成的编户齐民，以便偿付治理该地区所必需的经济成本。而长期停顿在朝贡或册封关系层面上的附属者，则趋向于最终脱离附属关系，甚至与原先的朝贡接受方形成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国与趋向于演变为“外国”的诸地区之间的界线，就位于土司建制地区和只能维持羁縻—册封建制的地区之间。直到清政府瓦解前夕，尚未完成改土归流的土司地区的最大范围，除在西南方向上超出了今中国国境线外，它远远没能将辽阔的西部和西北部中国包纳在内。这就是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国家建构模式所能囊括的可以有效地加以治理的最大国土范围。可见单凭上述国家建构模式，无法单独地解释中国何以能形成如此广袤的疆域。因此也就必然存在着另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其中发生作用。这就是从汉地社会边缘的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它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

清朝当然也受“天下中国观”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朝贡体系的影响。但它把传统的朝贡地区、人群和国家分置于三个不同的治理空间。一即传统的土司地区，这属于被它所继承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国家建构模式的内在成分。一称“外藩各部”，包括内札萨克（内蒙古各盟旗）蒙古、察哈尔（内属蒙古各旗）蒙古、喀尔喀（外札萨克）蒙古、青海、西藏诸地域，以及新征服的金川土司、南疆回部各伯克头人属下等部。凡有关对这些地方进行具体治理的政令、刑事、军旅、屯田、邮传、互市等方面的最高管辖权均属理藩院。另外一类，则称“域外朝贡诸国”，清朝对它们完全不负国家治理的责任，处理与这些国家之间交往的职责，由类似外交部功能的礼部鸿胪寺来承担。非常有趣的是，当清政府力图从传统体制中为它的每一项机构设施寻找合法性依据时，它不得不承认，除了元代管理西藏地方及全国佛教的“宣政院”以外，在明代和宋代的国家机构中，根本找不到类似理藩院那样的建制。这正是内亚边疆帝国才具备的特别管治体制。它不像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那样，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各要其所归，而不见其为异”，也就是把用汉文化来覆盖全部国土当作理想中的治理目标，而是恰恰相反，力求把有效的国家治理与保持疆域内各人群的文化多样性最大程度地统一起来。可见元和清这两个王朝在缔造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体制方面，具有何等重要的历史地位。设想如果没有元和清，继承了宋、明版图的中国与今日中国的疆域面积之间将会有多么巨大的差别！

三 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壮丽图景

元王朝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它的国家建构体系能够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以及内亚边疆帝国这样两种来源的国家建构模式结合在一起，用它来统一和治理已经分裂了很长时间的中国。“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虽还维持着所谓统一政权，但它既小又弱。从五代、北宋到南宋，不仅汉语人群分布区之外存在许多不同民族的大小政权各自为政，汉族地区也分成互不沟通的区域。元代中国的大一统，与位于它西部的出于同一个成吉思汗家族各支后裔统治之下的四大汗国，构成了一个贯通旧大陆的世界体系。拿着元政府颁发的“驿牌”，官员、技术人员和商人就可以使用由“驿站”，即官方维持的长途交通体系所提供的马匹、食宿等服务，从今天的北京安全远行，西北一直走到伏尔加河畔的金帐汗国首都萨莱城，西南可以抵达今巴格达或格鲁吉亚的大不里士。至于在中国国内走南闯北，因为除却了分裂国家之间的此疆彼界，就更比从前便利得多了。所以元朝人用“适万里如履庭户”来形容经济文化交流的畅通和繁荣。

元代文化，就是由这样一个局面所造就的。刚才我们说到驿站制度，其实在元以前，汉语只称“驿”或“驿传”，而没有“驿站”这样的叫法。因为“站”在元代之前只有立、久立的意思。只因为在蒙古语把类似“驿道”的大路称为jam，汉人要找一个汉字来记录jam这个音，于是选用“站”字。那时候的汉语里还没有演化出zh-、ch-、sh-这样的词首声母，“站”的词首声母与j-的发音十分接近；另一方面，元代汉语里还保留着以-m来结尾的字音。“站”字的尾辅音正是-m。因此用汉语“站”字的读音来记录蒙古语的jam是非常合适的。“站”字除了立或久立之意，又有了中间停靠点的意思，就从元代用它来音译蒙古语的jam开始。

那时候的蒙古帝国已分裂成好几个不同的国家，虽然它们之间有时候也打仗，或互相不那么和睦，但它们的统治者毕竟出自同一家族，所以大多数时候道路是畅通的。旧大陆上的大部分地区不再被各个国家的国界所隔离。因为蒙古人创造的这个奇迹，所以才会有从13世纪50年代延续到14世纪50年代的旧大陆世界体系时代。在此之前，从欧洲到远东，中间被很多个商业贸易圈所分割。各种物品必须经由很多个中介贸易圈，才能从一端的西欧间接地到达另一端的远东。蒙古人的统治把这些间接的环节都打通了。14世纪50年代之后，各蒙古王朝即使没有很快瓦解，也变得极其衰落，已不再能维持横贯旧大陆的霸权。西欧受到黑死病的打击，也一度丧失了向东探索发展的雄心与实力。长达一百年之久的旧大陆世界体系于是不再存在。等西欧从黑死病的灾难里恢复过来，一个由大航海构筑起来的世界体系的时代差不多也就开始了。一般地说，世界体系是到了近代才有的。但在此很早以前，已经产生过一个一百年的旧大陆世界体系，那是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元代历史文化要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去解读。元代作为一个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也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去感知和认识。

元朝与基督教文明多有往来，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就是作为教皇的使臣来东方的。还有基督教流入亚洲的一个被教廷视为“异端”的东方教会，即聂斯脱里教派，在元代也重新传播到中国内地。这个教派，唐代曾称为“景教”，在唐德宗时期遭到禁止，从中国内地消失。但中国西北边区或周边若干民族对它的信仰，似乎仍时断时续地存在。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进入内地的边疆民族便把这种信仰又带到各地。景教教堂出现在镇江、泉州等不少繁荣的城市里。

元代的犹太教徒称为“术忽回回”。当然，所谓“回回”人的主体，还是伊斯兰教各派的信仰者。元以前，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商人们已有不少人常住、定居甚至世代定居在中国。但他们的人数毕竟不多，其分布也主要集中在沿海若干城市而已。这与所谓“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完全不同。中亚和西亚绿洲城乡和草原上的各种穆斯林信仰者，说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各种方言的突厥语的人群，出于自愿或受蒙古统治者的调遣，以从商（包括作为与蒙古人合伙的经商者，即“斡脱”，以及包税人）、官员、科学技术人员、专业的宗教传播者、军队、工匠等等不同身份，大批地进入并分布到元代中国的城乡各地，成为遍布中国的一个群体。除北京、杭州、开封这样的大都会以外，“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这批人众成为后来在中国形成的一个民族，即回族的祖先。中国因此也有了一个大面积分布的宗教——伊斯兰教。

与穆斯林信仰一起传播到中国的，还有伊斯兰天文、医学、数学、军事器械制造技术、各种穆斯林饮食等科学技术和文化财富，以及经由穆斯林世界的中介而传来的西方古典世界的科学文化。欧几里得的几何书最早传入中国，就是在元代，那是一个经过阿拉伯人翻译的文本。托勒密的地理学知识，则十分清楚地反映在出自元末江南文人之手的世界地图里。这幅图原来的名称叫《声教广被图》或《声教被化图》。原图虽然没有完整流传至今，但它的主要内容，被保留在现在可以看见的经朝鲜人于1402年增补改绘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里。本图相当正确地表现了非洲南端好望角的形状，尽管图上整个非洲的面积被缩得太小了。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正确表现出好望角形状的最早一张世界地图。不过，这一项知识显然不是来自托勒密体系，它应当曲折地反映了穆斯林地理学家们自己的成就。

图 |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中国制瓷业在宋代已达到极高的技术水平。在元代，以釉下彩方式烧制的青花瓷，成为享誉中亚和西亚的最著名中国产品。生产这种瓷器所需要的原料之一，即主成分为钴的化合物染料，是从西亚进口的“苏麻里蓝”。这个词在波斯语里写作lājavard-i Solaymānī，译言“Solaymānī，天蓝色”。在波斯语里，“天蓝色”一词读为lājavard，钴的颜色正与天蓝色相近，故名。所谓“苏麻里”，其实就是以“苏”“麻”、“里”三字分别记录solay-、-mā、-nī等音素组合的发音。汉语不少方言里的l-与n-常相混淆，所以用“里”字音写-nī，这是可以理解的。

图 |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

五花八门的新文化元素与中国原有文化的碰撞，就这样组成了一幅色彩缤纷、气象宏伟、令人振奋的壮丽画卷。这是在蒙古人主导下搭建起来的一个世界性舞台；旧大陆几乎所有的人群中，都有人借着这个舞台到中国来，和中国演员同台演出了一场壮美的历史剧。

多元文化的交相辉映，还不只体现在元代中国与它各邻邦的交流互动的层面上。由于元代所造就的，是一个打破了几百年“天限南北”格局的大一统中国，使国内各民族及其文化之间也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互相交往、学习、融合的机遇。我举几个具体实在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的认识变得更加感性。

居庸关位于燕山支脉的一条很险要的山沟地段，大约有三百米长。元代在山沟的北面和南面都筑起大红城门把这个山沟截断，由此形成扼守长城、来往大都和上都之间通道上的一个要隘。到元后期，在居庸关的南口红墙内加筑了由三塔组成的过街塔楼。塔楼以汉白玉为台，基座门卷南口城门洞壁上刻有六种文字的陀罗尼经咒文，包括梵文、八思巴字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汉文，还有西夏文。此前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一个王朝有过这样的气派，肯同时行用那么多种具有相同地位的不同文字？元之后的清朝也是这样。清朝有一部官方发行的工具书，叫作《五体清文鉴》。因为它同时以满文、蒙古文、藏文、汉文和维吾尔文作为官方语言。

除陀罗尼经咒语采取六种文字书写外，门洞上还刻有记录捐资修塔人的功德记铭文，用除梵文之外的上述其余五种文字书写。因为梵文已是一种死文字，没有人用梵文讲话，所以未用它来写功德记。五种文字的功德记，说明建造过街塔楼的人们，来自许多不同的民族。

这里存留的西夏文最有意思。蒙古灭西夏是1220年，造这座塔的时间大概是1340年。西夏亡国以后一百二十年，仍然有人使用西夏文。说明西夏人群，直到元代结束之时，仍然还作为一个拥有自己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人群，生活在当日中国。

图 | 妙应寺白塔

藏式的白塔不仅建筑在居庸关。从现存资料判断，出现在汉地社会的最早一座覆钵型藏式白塔建立在北京，现在叫“妙应寺白塔”。白塔的样式源于佛教徒的净瓶，就是佛教徒拿在手上的一个盛水瓶，以备随时洗手之用。这样的白塔在北京造了不止一座，而且还不只建造在北京。藏传密教在汉地传播的最重要据点，是五台山。五台山成为藏传佛教的圣山，现在常常被追溯到宋代；但其实恐怕还是从元代开始的。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就是上述“妙应寺白塔”的设计者，曾在五台山上设计过一个类似的白塔寺，可惜现在没有保留下来。他还在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主持建造护国寺，并塑“摩诃葛剌”（译言“大黑天神”）像于其中。直到今天，存留在杭州飞来峰石刻群里的，也有藏传佛教的四手观音，莲花台下面还有已经磨损的藏文。另一个非常有名的，是雕刻在一龛里的九尊藏传佛教风格的菩萨像。西湖东岸的宝成寺，曾有元中叶官府派人雕造的大黑天神龛像。

元大都也体现出多种文化交融汇合的特点。它的城门有十一座，设计者叫刘秉忠。据说此人精通遁甲之术，所以把城门数安排为十一座，意喻哪吒的三头六臂，再加两个脚。皇城内大部分建筑是汉式的，但是也有非汉式，比如畏兀儿殿、棕毛殿等。还有一个召见大臣的“茶迭尔”殿；“茶迭儿”即蒙古语“帐篷”的意思，所以是一座意喻为“帐殿”的建筑。皇帝和皇后举行重大典礼的时候要一起坐在玉榻上面，也是蒙古旧制。召见群臣的大明殿上，安置着装马奶子酒的大酒瓮，蒙古语称为“古鲁额”，又可以译为“酒海”。今存团城公园里的酒海，是原来广寒殿内用的，据说能装三十多石，也就是三百多斗酒。所以大都城本身也是由蒙古文化、汉文化等多种文化拼合起来的。

元朝的统一也为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被分割为南北两半、不能充分沟通的汉文化提供了重新获得大规模交流和整合的条件。因为时间关系，这里只在北向传播和南向传播的例证里各举其一。

若以朱熹和陆九渊的出现作为理学发育成熟的标志，那么它是在南宋获得最完备的形态的。金代文人在汉语精英文化几乎只剩灰烬的北方苦苦摸索，直到金末，才重新走回到北宋一代怀疑以汉、唐经典注疏之学为主要内容的儒学，并试图以某种形式的新学去取代它的阶段。这时候的金代儒学，还未曾摆脱依存于佛教势力来求得自身发展的状态以及“三教合一”的观念。从南宋传来的理学，直到蒙古征服华北二三十年后，依然是零星而不系统的，既不可能被北方士人完整地了解，更谈不上被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理学向北中国的大规模传播，正发生在元朝。元朝科举制度的设计者主要是北方的汉族知识分子，可就在他们手里，理学变成了中国科举考试最主要的标准和内容。这是北方接受来自南方文化整合的一个最鲜明的例子。

反过来，也有南方接受了来自北方的重要文化元素的例证。杂剧就是其中之一。元杂剧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中国最早的戏剧形式，戏剧作为有别于说唱、歌舞、杂耍的综合表演形式的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后者采取的是以第三者叙事为主的“讲述”故事的形式，而前者则是若干演员以各自所演的剧中角色为“我”来展开的对故事实况的再现。北宋、南宋和金有没有这样的戏剧，因为留下的材料太少，无法知道得很明确。但我们可以很确切地知道，元杂剧肯定是这样的。它于金元之际在北方形成，自元初一直到大约14世纪初，北京是元杂剧的中心。那时候南方有南戏，但它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当时好像没什么人关心这个问题。此后杂剧的中心南移到杭州。南下后的杂剧刺激了南戏。到元末，才涌现出属于南戏的最经典、最成熟的剧目，即《琵琶记》。而《琵琶记》又为明清传奇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果说中国戏剧的早期历史上有两个黄金时代，一个是元杂剧，一个是明清传奇，那么这两个高峰靠什么联系起来？二者间互相联系的线路是很清楚的：北方的杂剧南下，推动了南戏的发展，然后才会有明清传奇。

关于北方文化对南方的影响，在元代文人画派的崛起中间，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宋朝有画院，那时候文人画只能是一个初起端倪的涓涓支流。元朝没有画院制度。画院画派这样一个艺术人群和艺术形式所赖以维持其存在的特权与优势被消解了，文人画于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另外，文人画要发展，儒家思想的约束不能太强烈。

宋元之际，理学还没有完全变成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在理学和北方儒学不同传统的夹缝中间，文人画才得以在元代完全成熟，并在明清延续下去。可见即使就汉文化传统的发展而言，元的大一统也给予它很好的刺激和促进。

所以我想用下面这几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

元代的统一，给中国带来了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伟大成就。对这样一种辉煌的成就，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元代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相比，是一个毫不逊色的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它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既不应该被抹杀，也是无法被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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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追寻“我们”的根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插图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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